倪樂雄：宗教、制度和文化帝國主義――美國崛起之偶然與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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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樂雄：宗教、制度和文化帝國主義――美國崛起之偶然與必然發布時間:2013-01-07 15:39 作者:倪樂雄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574次

　　論文摘要：宗教信仰培育出美國「上帝選民」的自我感覺，由此衍生出強烈的「救世」意識，再進而體現為對最合理的社會制度和國家政治制度的執著追求和設計，並對國家產業進行最合理的規劃、布局和調整。宗教、制度、產業三個層面的優勢轉化為超強的軍事優勢，再輔以成熟的外交藝術和天然優越的地緣政治條件，五大要素的具備成就了美國獨一無二的世界霸主地位。

　　關鍵詞：宗教信仰、民主制度、地緣政治、文化帝國主義、產業結構　　倪樂雄：上海政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美國始終是帶著基督教信仰和理想來到傳統的現實世界中的，美國強大的歷史不僅是同外部搏鬥的歷史，也是一部同自身搏鬥、不斷拯救自身的痛苦歷史。它在理想與現實、高尚與卑賤、利他和利己、世俗原則和宗教信仰的衝突中完成了強大。　　宗教信仰與美國的崛起　　西方文明在經濟上是商業性質的，通過商業活動來追求、實現個人和社會幸福是其特徵。商業活動追求最大利潤，並有一種瘋狂追求金錢、物質利益和享受的極端傾向，這種資本的原始罪惡對社會是一種毀滅性的破壞力量。商業生活原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但也可變異為摧毀幸福的手段。為抑制商業生活帶來的不平等、貧富懸殊、由此造成的社會衝突，以及金錢財富帶來的靈魂和精神墮落，基督教便成了拯救資本主義社會、平衡商業社會物質主義生活方式的有力手段。基督教的許多教義，如由柏拉圖和斯多噶派提倡的謹慎、節制、堅忍、公正、信仰、希望和仁愛等七種美德，神學上的七種嚴重罪惡，以及整套成熟的儀式程序，使人們能夠產生敬畏感、道德感、理想主義、博愛、贖罪意識，能夠凈化人們的心靈，使人產生向善的慾望。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世俗生活中資本的貪婪所導致的人性貪婪和墮落，從而使商業社會獲得和諧，減少了社會的衝突和內耗，從精神源頭築起了防範社會衝突的堤壩，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普遍和諧最基本的條件。　　美國除了享有上述歐洲基督教社會的惠處外，還享有超越歐洲基督教社會的優越。基督教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也會墮落，中世紀歐洲教會的墮落是中世紀黑暗的表徵之一，而美國的創建者們恰恰是一群堅決與墮落的歐洲教會劃清界限的「清教徒」。1620年9月6日在北美登陸的「五月花號」上的定居者們是為尋找按《聖經》原則締造的理想生活，來到了新世界。他們為了擺脫舊世界和墮落的教會來到了美洲並簽訂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協定」。起源即本質，這使美國建國之初就在宗教的「純潔性」上獲得超越歐洲的優勢，宗教本質的高揚、神聖的「救世」使命感和創新的勇氣，給美國打上最初的濃厚底色，他們以西方的實踐方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事開太平」。「五月花號」的定居者已在精神上將美國立於不敗之地，也是美國強盛的第一塊基石。　　基督教的天國意識在世俗社會轉化為一種理想，這就是信仰產生理想。理想使人們成為有「靈魂」的人，於是人們的物質生活便上升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有「靈魂」的民族和沒有「靈魂」的民族差異明顯，歷史證明，一切有著偉大成就的民族都是具有「靈魂」的，正如我們生活中所見到的現象：一個有理想的人和另一個沒有理想的人在同一個地方「混」了幾十年後，結果完全不同。17世紀，全世界的民族有很多人陸續去北美定居，「五月花號」運載了一群有「靈魂」的人，他們集合了宗教、信仰、理想、救世、契約、勤勞、冒險等創造偉大國家的一切精神和品質要素，正是他們，在新大陸打下第一根樁的地方，締造了現在強大的美國，而不是另一個移民國家。　　宗教的「救世」意識使美國人在世俗生活中保持著持久的使命感，具體體現在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核心價值體系在國內外進行堅持不懈的推廣，他們在國內事務中尋找最理想的途徑去解決各種具體問題，從而贏得國內的和諧。在國際事務中，美國常常能高屋建瓴地從全人類利益的角度去著手，並經常佔據著道德倫理的制高點，從而在世界範圍贏得人心和號召力，同時也贏得許多國家的尊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六點建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總統的「爐邊談話」，要讓美國成為「民族世界的兵工廠」等等。當然，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也可以作為美國外交的一種策略來解讀，甚至指責美國「假仁以霸」，但必須承認的是，在國際事務中，美國人從來沒有把宗教層面的救世意識和世俗價值觀層面的實現民主自由的歷史使命感僅僅看成是政治技巧。當然，美國人畢竟生活在現實世界裡，世俗生活使美國社會也不可避免地產生著自私、貪婪、腐敗、國家利益至上等等嚴重缺陷，美國自身也經常處於崇高與卑賤的衝突中，不過，「救世」意識是美國與生俱來的，從這一宗教信仰中衍生出來的歷史使命感，從來沒有被自身的缺陷戰勝過，儘管美國在現實中把「救世主」扮演成「世界警察」。　　同樣我們看到其他一些國家，他們也曾有過某種堅定的信仰，也試圖進入宗教狀態，但不像美國那樣幾百年「一以貫之」。他們經常地變換信仰，如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最終成為沒有「靈魂」的國家。亨廷頓把近代以來的一些失敗的國家稱為在歷史中迷失方向、找不到歸宿的國家。其實，沒有固定信仰的民族是沒有「靈魂」的，「靈魂」多邊的民族必然行為錯亂，他們註定會在歷史中迷失方向。　　還有一些存在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國家，在他們的國度里，人們普遍以功利主義的方式對待宗教，僅僅把宗教信仰當作個人祈求今生今世發財致富、官運亨通的工具，僅僅考慮把宗教信仰中的理想境界實踐於世俗生活，作為激發改造世界、完善現實的原動力和參照物。這些民族和國家若要成為強國，首先要學會如何對待宗教和精神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民族有無精神信仰，類似於普通人是否有人生境界和理想。　　民主制度——執著於世俗制度的合理性　　從古至今，無論是雅典的民主還是美國的民主，目的都是為了減輕和消除內耗，一致對外。這是人類迄今為止從所有糟糕的政治制度中選出的相對不糟糕的一種。每種制度的社會內部都存在貧富差距、權利不平等，存在著階層或階級鬥爭，因為社會具有將人們分類從而產生利益衝突的天然傾向。而民主制度本質上卻有促使人人平等、消除差異的天然基因。專制社會之所以不能避免崩潰的命運，是因為制度本質具有的分類力量和社會天然分類力量合二為一，從而造成社會無可避免的災難性失衡。　　所以，自古以來，我們很少看到民主制度的社會裡爆發民眾武裝暴動和大規模流血革命。民主制度下衝突的激烈程度和對社會的整體破壞程度，遠遠小於專制社會。相反，民主制度下可控的社會衝突往往成為社會穩定的「安全閥」，有助於社會改良、進步、完善，使得民主社會更趨合理、更加團結，而在對抗外部威脅時，產生自信和強大的力量。民主制度具有極強的糾錯機制，能夠制止錯誤走到極端，從而把國家的內耗降到最低、把力量發揮到最大。民主國家的人們把國家當作「自己的國家」，專制制度下的人們多數人不認為國家是自己的國家，而認為是「他們的國家」(一小撮權貴們的國家)。在對抗外部威脅時，民主國家註定是強大的，而專制國家註定是虛弱的。因為在專制國家，絕望的人們希望藉助外部勢力推翻自己的統治者，這也是美國敢於對抗專制國家的重要因素。　　美國不僅獲得宗教方面的優勢，而且進一步又獲得了制度方面的優勢，形成了國家繁榮富強的第二塊基石。宗教和民主的相對徹底性使美國社會比歐洲各國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因而變得特別胸襟開闊，吸引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心嚮往之，神馳騁之。最明顯的例子是，當整個歐洲在迫害猶太人的時候，美國卻對猶太人開放。一批歐洲最優秀的科學家來到美國，使美國的科學技術處於領先地位，在二戰後期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也使得美國在二戰期間擁有了在歐洲和亞洲同時開闢兩大戰場的雄厚實力。　　美國選擇民主制度，發動南北戰爭、廢除農奴制是他們作為「救世」和「創造新世界」的清教徒宗教信仰必然的政治選擇。民主制度是清教徒實現「救世」的世俗途徑。因此，與其說支撐美國民主制度的是軍隊、警察、司法制度等國家機器，不如說是深深根植於他們精神領域的宗教信仰。　　同樣，美國真正的對手不是科學技術發達和武裝力量強大的國家，而是同樣有著持久的精神信仰、以精神信仰作為世俗生活源泉的種族和國家。強大的前蘇聯在美國面前轟然倒塌，而在貌似物質力量薄弱的伊斯蘭世界面前，物質力量佔有絕對優勢的美國卻一籌莫展，這一事實已足以說明問題。也許有人問，前蘇聯為何曾經能和美國不分伯仲?那是因為前蘇聯曾經暫時地用共產主義信仰來指導世俗生活，在社會凝聚力方面達到了與基督教同樣的功效，當這種信仰被他們自己踐踏否定後，前蘇聯社會就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強大的物質力量失去精神支撐，衰弱就變得不可避免。　　從「邊緣到中心」的輪迴　　宗教信仰和民主制度是歐洲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它們是國家崛起的必要條件，但不等於必然崛起的事實，崛起還需要得天獨厚的其他條件才能成為事實。美國崛起恰恰有著歷史上多數崛起國家的地緣政治優勢。　　從地緣政治的發生規律來看，美國的崛起同英國、荷蘭、西班牙乃至古代的奧斯曼帝國、羅馬帝國、馬其頓帝國和東方的秦帝國一樣，都是由相對強勢文明中心的落後邊緣地帶發展起來的。在古代希臘半島上，文明的強勢國家是雅典和斯巴達，當這兩個國家率領各自實力範圍內的「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主宰著希臘世界命運時，馬其頓還是個混雜著其他種族血液在北部邊緣艱難生存的無名小邦。當雅典和斯巴達互相征伐、精力消耗殆盡之時，亞歷山大繼位後的馬其頓乘勢統一希臘半島，亞歷山大開始了他帶有王道色彩的征服事業。這一點與東方的秦帝國十分相似。春秋戰國前期，主宰中原的是齊、魯、晉、楚等諸侯國，而秦國乃「西戎之一支」，也是血統混雜的邊緣地帶小邦，當中原大國爭鋒趨於疲憊不堪時，秦國卻在西部邊陲地帶悄然崛起。羅馬帝國同樣也崛起於當時的邊緣地帶——蒙昧半開的亞平寧半島上，那時主宰世界舞台的是歐亞的希臘和波斯，以後聚焦點是雅典和斯巴達，亞平寧半島尚處於邊緣地帶。英國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還屬於蠻荒之地，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成為歐洲主旋律時，不列顛群島在歐洲邊緣默默無聞，爾後幾個世紀在海上貿易刺激下，歐洲中心轉移至大西洋沿岸國家，在同西班牙、荷蘭、葡萄牙的競爭中，英國獨領風騷，在歐洲邊緣迅速崛起。　　工業革命發生後，英國逐漸成為主導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爭奪世界殖民地時期，英國戰勝了法國拿破崙，建立起「維也納體系」的世界秩序，成為世界霸主。這時，美洲大陸還處於世界文明的邊緣地區。在後來的近兩個世紀里，後來居上的德國與英國在兩次大戰中同時消耗元氣而衰落，美國趁機在遠離歐洲的世界邊緣地帶發展自身，為未來的崛起積蓄力量打造基礎。　　從地緣政治看，美國的地理位置太理想了。東西面臨太平洋和大西洋，幾乎不需投入像樣的國防成本，就已獲得兩道天然寬廣縱深的安全防禦屏障，將歐洲和亞洲紛爭有效地隔開。退則足以自保，進則問鼎世界。美國在地點和時間選擇上享有充分自由：美國無需像歐洲強國那樣相互比鄰而居，國防成本投入巨大尚不能排除威脅；遠離歐洲的地理便利又轉化為美國富強所需的時間上的充裕，美國可以從容不迫地解決國內的經濟和制度上的問題，有條不紊地以最小的代價崛起而擁有霸權。戰敗或失利可回到美洲休養生息、以圖東山再起；戰勝則可跨出美洲布控全球戰略要地。　　只要和德國崛起作一比較，美國崛起過程的地理優勢就十分清楚了。德國的崛起得益於巧妙利用英法和英俄衝突的間隙，正如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所說：「當人們還沒回過神來，普魯士已經從炮彈里孵了出來。」但德國緊緊靠著充滿敵意的法國和俄國，且被夾在兩國之間，無法抵消地理空間位置的天然缺陷。法、俄兩國東西夾擊的戰略勢態成為把兩次崛起中的德國扔下深淵的地理魔障。歐洲地緣政治的逼仄，強強相鄰的地緣環境中的大國崛起，往往是你死我活、非贏即敗，沒有迴旋的餘地。雖然，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倡導的全國鐵路網的建成，讓德國在戰略上獲得內線作戰的優勢，但遠不能克服地理上致命的缺陷。所以相對德國來說，美國的崛起不僅能夠獲得時間方面的優勢，而且還獲得了比時間更重要的空間優勢。美國有兩洋掩護，遠離世界矛盾衝突中心，還可利用強國的惡鬥掩護自己的崛起，在崛起時不驚動他人，受挫時從容做戰略退卻，繼而休養生息、捲土重來，這就是邊緣地帶崛起的好處。相反，如果一個國家近鄰強國，它的崛起必然造成大的動靜而受到聯合壓制，崛起就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半途夭折，近現代中國的「洋務運動」就是例子。　　高明的「文化帝國主義」政策　　斯賓格勒說過，「戰爭的精華卻不是在於勝利，而在於一種文化命運的展開。」美國參與戰爭固然和其他國家一樣，有著自私的國家利益的考慮，但它比以往和同時代的多數國家有著更深遠的考慮，如傳播一種觀念、一種社會秩序、一種道德價值觀、一種文化樣式。這樣一來就產生兩種效果：一是在國際政治層面，屬於很高明的外交藝術，堂而皇之地掩蓋了自私自利的國家利益追求；二是能夠獲得道義制高點。　　這種為「人類理想而戰」的「文化帝國主義」在古代的偉大帝國曾發生過，曾經也是這些帝國成功的要素。比如亞歷山大懷著「四海一家」的崇高目標進行東征；西周崛起時有一套「禮制文化」，戰爭僅僅是「敬德保民」的工具；羅馬人向迦太基宣戰是為了維護和平、自由、正義；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理由是維護比利時中立、保衛歐洲和平。　　美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領土擴張後，開始重視文化的擴張。歷來眼光短淺的國家僅僅把戰爭視作奪取物質利益、尤其是擴張本國領土的手段，一種征服其他民族的最有效的暴力方式，殊不知，徹底的征服是文化和文明的征服。美國也許是近代第一個重視文化征服的國家，在「義和團」運動結束後，美國是唯一一個把《辛丑條約》規定的「庚子賠款」用於在中國辦學，幫助中國培養現代化人才的國家，而日本用「庚子賠款」發展自身國力，包括軍工企業，幾十年後美國打敗了日本。美國是近代以來最早超越「軍事帝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而實踐「文化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美國在「救世」信念之下，把戰爭作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工具，這種普世價值雖因美國謀求自身利益而打了折扣，被認為是迷惑世界的「策略」，但客觀上多少對於全世界各民族、各種文明都具有終極吸引力，比如伊斯蘭世界儘管對美國沒有好感，但自身也不得不接受民主的觀念，伊斯蘭世界的政治體制由傳統的專制型向成熟的民族型過渡，並形成自己的特點。總之，「文化帝國主義」的軟實力使得美國影響力的擴張比以往傳統的帝國主義擴張顯得棋高一著。　　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常常把人類普世理想和道義原則、自身國家利益、他國利益融合為一體。第一次世界大戰支持波蘭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就敦促英國放棄殖民主義、允許殖民地國家獨立，征服日本後對其社會制度進行改造，1956年第二次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反對英法入侵埃及，以「自由世界」領袖自居並同前蘇聯東歐集團變異的專制國家在世界範圍對抗等等，都使美國處於高屋建瓴的文化優勢地位。美國人懂得，戰爭的目的不止於軍事的勝利，而在於文化的傳播和改造。美國的這種做法與古代中國對待周邊落後鄰國的方式十分相似，軍事是偶爾用之的手段，主要是靠儒家禮制文化的傳播來贏得外部的安全和文明的領導地位。　　美國民主制度也是其對外政策的一種優勢，它佔據制度的制高點，指責別國是專制國家、或者是假民主國家，以便獲得外交的最大砝碼，被指責國家被迫以「做賊心虛」的心態和弱勢地位同美國進行各種利益上的討價還價，當然儘是吃虧。民主制度的美國可以打出「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軍事干預」等等旗號，不僅佔據了道義制高點，而且能夠造成專制國家內部分裂，形成裡應外合的有利對抗局面，並且扮演了「解放者」角色。可能連美國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國利益，還是人類道義和理想，好像都是，也好像都不是。無論怎樣，在現實的國際政治衝突中，動機是否純正已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佔盡了優勢，美國是真正把戰略上升到文化層面的國家，也是在文化層面駕馭戰爭的國家。　　生存條件與戰鬥條件的高度一致　　美國存在壟斷產業和壟斷利益集團，但民主的政治制度絕不允許某個產業或集團藉助公共權力畸形膨脹，更不會讓消費型產業(如房地產)和利益集團排斥關係國家強盛的製造業。美國的民主政治保證了美國產業結構按最佳方案進行布局和調整。美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高科技佔據很大比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生產效率處於領先的地位。美國工業體系完整，部門結構齊全，重工業在整個工業中占絕對優勢，輕工業也很發達；主要工業部門包括製造業、採礦業和煤氣、電力等，其中製造業是工業的主體；橡膠與塑料工業、電子與電器工業、儀器儀錶工業、化工、電力等發展迅速，以計算機、複印機、電子通訊設備、醫療設備、宇航等為代表的新技術產業不斷創新，在尖端技術和工業方面，美國仍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航空、航天工業是美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和最具有競爭優勢的工業，其產品不僅與民用航空有密切聯繫，同時也是美國軍事裝備的重要生產部門。它包括民用和軍用飛機、導彈、人造衛星、宇宙飛船和太空梭等。美國的航空工業歷史悠久，發展速度快，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原來生產軍用飛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民用飛機的生產，目前年產飛機約1.7萬架。美國的飛機製造高度集中於波音、洛克希德、麥道三大公司，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波音公司，產品的質量和產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宇航工業是美國政府大量投資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部門，以最新的科學技術為基礎，主要為國防、軍事服務，也有相當部分為民用事業服務。　　機械工業是美國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之一，門類較齊全，包括機床、農機、電器設備、電機、動力設備、家用電器等。機床工業不僅技術先進，產量也大，約佔世界總產量的25%。機床工業中心主要是辛辛那提、芝加哥，電機與電器製造中心在芝加哥、紐約、費城、洛杉磯，而芝加哥也是最大的農機製造中心。造船工業也具有較高的水平，能生產最先進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和核潛艇等。　　美國的高科技工業包括微電子、軟體、機器人、通訊設備、纖維光學和生物工程等工業部門。美國政府把這一部門作為提高經濟增長率、穩定物價、保證長期就業人員的數量和質量及軍事工業發展的主要手段。美國的計算機技術、電子電信、生物工程、化學等大多數高技術部門都居世界首位。　　民國大軍事學者蔣百里曾說過：「我於世界民族興衰，發見一條根本的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1]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來源於高端軍事技術，而高端軍事技術來源於工業社會的高科技生產技術。從南北戰爭以後，美國人的生活踩准了工業社會發展的每個關鍵節點，始終處於工業技術領先的地位，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裡，高端技術實現了軍民兩用最佳結合，不僅把制度優勢、也把產業優勢轉化為軍事優勢，與所有現在的國家相比，美國真正做到了「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　　總之，宗教信仰培育出「上帝選民」的自我感覺，由此衍生出強烈的「救世」意識，再進而體現為對最合理的社會制度和國家政治制度的執著追求和設計，並具體顯現為對國家產業的最合理規劃、布局和調整，最後，宗教、制度、產業三個層面的優勢全部轉化為超強的軍事優勢，再輔助以成熟的外交藝術和天然優越的地緣政治條件，五大要素的具備成就了美國今天獨一無二的強盛。　　美國是當今最強大的國家，這點毫無疑問，但並非永遠最強大，只是比它強大的國家暫時還沒有出現。美國並非不可戰勝，只是暫時還沒有戰勝它的國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超越美國的國家一定是在精神信仰、社會制度、高科技產業、軍事技術和外交藝術等全方位超越美國的國家。　　注釋　　[1]蔣百里：「導言一」，選自蔣百里著《國防論》，上海大公報刊本，1937年。

來源: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 來源日期：2012年8月上 | 責任編輯：黃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