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二）

[摘要] 各種事實表明，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已經被嚴重邊緣化。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內部原因。我們在充分認識各種外部原因的同時，更應該著力反思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和問題是方法論上的教條主義和學術上的不規範。因而，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出路在於徹底摒棄教條主義，大力倡導科學精神，努力建立學術研究規範。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危機 教條主義 規範

一、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已經被嚴重邊緣化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高校教學中和學術期刊界的主流地位逐步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取代。在高校中，政治經濟學曾經幾乎是所有大學本科生必修的課程之一，而現在，不僅由於課程改革使絕大多數理工科學生不再研修政治經濟學這門課，而且甚至一些文科類的專業也不再開設政治經濟學，相反，西方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卻是所有文科類大學本科生的必修課。從學術期刊來說，有些號稱一流的經濟學期刊幾乎不再或很少發表政治經濟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從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入學考試來說，政治經濟學已經很少被列入經濟學類專業的考試內容。從專業資師和研究隊伍來看，從事政治經濟學專業教學和研究的人員也大幅減少。從專業設置和學生的選擇傾向上來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政治經濟學本科專業改名為經濟學專業，只有碩士研究生專業還保留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並列為理論經濟學下的二級學科。雖然許多大學都開設有經濟學本科專業，但這些學校不僅連《資本論》不再開設與教授，而且真正屬於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課程也是少得可憐，因而，雖然名為經濟學專業，實際上已變成西方經濟學專業了。由於各種原因，經濟學專業畢業的本科生，在選擇碩士研究生專業時，大部分而且比較優秀的學生都傾向選擇西方經濟學或其他專業，而政治經濟學專業則需要從其他專業調劑一部分學生的現象。

以上情況表明，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已經是嚴重下降了，甚至是過度下降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已經被嚴重邊緣化了，並且仍然處在進一步被邊緣化之中。這樣的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根本的扭轉，不僅政治經濟學本身不能得到健康發展，而且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也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二、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

產生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內部原因。大體說來，我們可以把整個世界的發展、中國社會的轉型、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學科性質、西方經濟學的競爭與泛濫等理解為產生這一結果的客觀原因，[1]而把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本身存在的缺陷或問題理解為產生這種結果的主觀原因。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隨著整個世界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轉型，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被淡化甚至被邊緣化，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這是因為，其一，由於政治經濟學本身具有抽象性和批判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越來越與作為個體的學生具有距離感。對於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更多地只是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而沒有給他們提供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具體工具和方法。對於許多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更像是政治或哲學，而不是經濟學。其二，由於中國也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許多經濟現象上比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更加接近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正是發達國家經濟實踐與經驗的總結，那麼自然地，在許多人看來，我們中國人就更加需要學習與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正是基於這兩個基本原因，無論是高校教師還是學生，越來越多的人遠離了政治經濟學，而皈依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其三，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劇變，被許多人解讀為社會主義的失敗，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一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其科學性也自然受到人們的懷疑。其四，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泛濫本身在主觀和客觀上起到了邊緣化政治經濟學的作用。其五，一些高校經濟學學院或經濟學系以及學術雜誌在主觀上存在著一定的片面認識和有意排擠政治經濟學的某些錯誤做法。

上述各種客觀原因是導致政治經濟學在中國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進一步加劇了自身被邊緣化的格局。從總體上來說，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存在著兩大根本的缺陷和問題：

第一， 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在方法論上仍然受到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嚴重束縛，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方法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貫徹。

無論是從歷史起源還是從現實需要來說，政治經濟學都是一種「經世致用」的、並且具有歷史性的學科。這樣一種學科性質，要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緊跟歷史與現實的發展，能夠滿足時代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凱恩斯的《通論》等等這些經濟學的經典名著，無一不是因為具有強烈鮮明的時代特徵而被載入經濟學發展史和人類發展史。然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雖然在口頭上、在文字上廣為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但是，在研究與教學中，在整個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上，卻並沒有很好地貫徹這一惟一科學的研究方法，仍然被教條主義所支配和束縛。

大量的事實表明，時代的發展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提供一種有別於馬克思經濟學的新的政治經濟學，但是，在中國，這樣一種歷史的聲音和客觀要求卻被大多數、特別是那些掌握著話語權的政治經濟學家們所迴避和漠視。從我國改革開放31年來的實踐來看，中國學術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於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貢獻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重大關頭，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研究往往總是比實踐的發展還要慢半拍，在關於市場經濟、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在發展私營經濟等等問題上都是如此。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並沒有充分地發揮出理論和政策上的指導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被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所束縛，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所困惑。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來說，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究竟是什麼」?究竟什麼叫「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些都始終是說不清楚和達不成共識的問題。例如，部分地否定了馬克思的理論而又堅持了馬克思大多數理論，這是算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還是算髮展了馬克思主義呢？否定了勞動價值論而堅持剩餘價值理論，這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還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到底什麼叫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呢？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否定或發展馬克思的某個具體理論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堅持馬克思主義究竟是否意味著必須堅持馬克思的所有理論呢？等等。對於這些重大的基本理論問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不僅沒有達成一個清晰的共識，而且許多人不僅在潛意識裡，而且在實際上是持一種教條主義態度的，雖然從來沒有人公然說不要創新與發展馬克思經濟學，但是對於究竟怎麼樣才叫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卻缺乏一個大體一致的認識。於是就形成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範圍內的、自言自語式的、低效率甚至無效率的所謂「理論爭鳴」。[2]另外，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來說，研究經濟學的最終目的究竟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揭示客觀的社會經濟運動規律？也是一個看似清楚實則模糊、說起來清楚做起來不是那麼回事的問題。

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上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產生，是有許多原因的。首先是緣於政治經濟學家們在心理上存在著創新與發展的障礙。就心理層面來說，由於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不僅是一個理論學科，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因而，學者們始終很難對學術問題與政治傾向問題做出明確的區分，這是妨礙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在理論上大膽創新與發展的深刻原因之一。例如，在如何認識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問題上，對於許多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經濟學家來說，他們對於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的態度，不是源於對於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系統的實證研究，而是從「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和「社會主義必須以公有製為基礎」這一理論命題中推論出來的。雖然從政治立場上來看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由於沒有深入研究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中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從而對於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也就不可能提供切實可行的理論研究成果。然而，就國家發展的需要來說，作為經濟學家，僅僅在原則上支持堅持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是遠遠不夠的，是不能令黨和政府滿意的。

產生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上的教條主義的另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人們對於馬克思主義本身還缺乏應有的、足夠的科學態度與認識。在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中，雖然「發展與創新」的口號不絕於耳，但是，在實際上，人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現實發展的關係的認識，仍然存在著許多「盲點」，從而使許多理論與現實的巨大矛盾被擱置。例如，在關於如何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中國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上就存在這樣的問題。眾所周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全部經濟學理論表明，社會主義，只能以發達的資本主義和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為前提。然而，中國並沒有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那麼，為什麼中國要搞社會主義？顯然，「簡單地照搬」或「直接套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這個「範式」，並不能從理論上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並不能科學地解釋中國現代以來的歷史，特別是31年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現實。這樣一個理論上的重大「疑難問題」， 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官方的」還是「學界的」）卻都沒有很好地予以回答，甚至根本沒有回答。正像馬克思曾經批評過古典經濟學以私有製為前提卻沒有對它進行說明一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也是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前提，卻沒有對它進行一個理論的解釋。要解決這一理論難題，惟一的出路在於重新科學認識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本身，並以此為基礎，重新確立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邏輯結構。[3]

總之，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是阻礙中國政治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併產生危機的最大病因。不徹底解除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自我束縛，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就無法得到實際的貫徹與運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創新，也就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從而也就無法「掌握」學習政治經濟學的學生，也就必然被淡化和邊緣化。

第二， 由於受到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束縛，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第二個主要缺陷和弊端是，缺乏科學精神與不規範。「不規範」產生了「無發展」，而「無發展」又進一步加劇了「不規範」。

任何一門學科，只有把它作為科學來對待，並按科學規範來研究，才能不斷取得進步與發展，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都是如此。這裡說的「科學規範」，就是指必須嚴格按科學的精神來進行研究，必須充分尊重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必須遵從本學科的「發展軌跡」來設定自己的研究課題，從而使整個學科的發展具有明確的「發展線路」與「標誌」。

就經濟學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之所以在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就確立了在中國教育與學術上的主流地位，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具有科學規範的形式是分不開的。相反，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被邊緣化，與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規範或缺乏規範也是分不開的。撇開理論上的實質不說，西方經濟學從古典學派到當代主流經濟學，存在著一條明顯的發展線路和軌跡，並具有一些明顯的理論發展上的「路標」。之所以如此，與西方經濟學家們具有一定的科學精神，並注重科學研究的規範性是分不開的。發展到現在，無論是在西方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還是西方學者們撰寫論文，提供一個「文獻綜述」都成為必不可少的部分與論文展開的前提。而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規範最明顯的表現是，缺乏自覺的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拒絕承認從而不尊重他人和前人的科學勞動，一切都從「引經據典」開始。這種研究上的失范，導致的結果就是：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仍然停留在許多基本概念和理論問題的層面上，大量的重複勞動與無效勞動，並使許多真正是問題的重大問題被忽略了，進而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出現了幾十年「有增長而少發展或無發展」的嚴重後果。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一個缺乏明確的發展軌跡與線路的學科，怎麼可能不斷吸引青年人加入其中呢？不能不說，長期以來存在的研究上的無規範和無序，是導致中國政治經濟學後繼乏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說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呈現出一條明顯的向上的直線，那麼，幾乎可以說中國學術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幾乎是在一個封閉的圈圈裡一轉就是幾十年。對於任何一個有志於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後來人來說，當他面對一個有著明確的發展軌跡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另一個缺乏明確的發展線路的政治經濟學時，他將會做出何種選擇，結果也就是不言而喻了。

毫無疑問，不徹底改變研究上的不規範或缺乏規範，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也不可能取得應有的進步與發展。

三、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前途與出路

認識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現狀和分析研究與教學上存在的主要缺陷，不是自殺式的自我否定，相反，是為了探索與尋求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與發展方向，使政治經濟學獲得新生。也只有正確估計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面臨的形勢與自身的地位與狀況，實事求是地、準確地找出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與問題，才能夠尋找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和發展方向。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前途問題，有相當一部分人存在著悲觀失望的看法與態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看法與態度是短視的，不可取的。這是因為從根本上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也並不是什麼科學的經濟學，它只不過是具有科學的形式罷了。當西方經濟學在中國越來越普及之後，終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它的偽科學的一面。到那個時候，將會發生一種新的逆轉，正像人們曾經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態度發生的轉變那樣。現在許多年輕學生之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趨之若騖，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熱愛或信仰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於西方經濟學的數學化形式便於學生掌握和應付各種考試。另外，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也不可能成為官方認可的主流經濟學。無論如何，西方主流經濟學與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之間是存在根本矛盾與衝突的。當西方經濟學的負面作用逐步顯現出來之後，不僅國家將會採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予以糾正，而且廣大經濟學學子和學者也終將自我覺醒。

另外，我們還必須看到，近30年來，我國政治經濟學界也在不斷地進行著各種理論上的探索，力圖實現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4] 並且取得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研究成果。從研究對象、理論內容、體系結構和理論觀點等各方面來看，中國政治經濟學已經突破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範式」。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經濟學界的創新與發展意識尤為強烈與突出，並進行了更加積極的各種理論上的探索，例如，在政治經濟學教材建設上，推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版本，例如程恩富教授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5]、蔣學模教授主編的新版《政治經濟學教材》[6]、衛興華、張宇教授撰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7]、逄錦聚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第四版[8]、榮兆梓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新編教程》[9]等。越來越多的人試圖通過突破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傳統理解來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10]還有學者試圖通過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範式來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邏輯構架。[11]也有學者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的命題和任務，並試圖通過引進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成果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2]另有一些學者希望通過數學化的方法使政治經濟學「現代化」[13]。等等。所有這些理論上的探索正是最終實現政治經濟學的真正變革的一種準備和前奏。因此，我們在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處在危機之中這一事實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的另一個方面的事實。雖然我們可以強調政治經濟學的自我危機意識，但是，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悲觀絕望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當然，我們還必須進行更大膽的創新，還必須通過政治經濟學自身的「涅磐」來重獲新生。

撇開那些深層次的外部客觀因素不說，僅就中國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與建設來看，如上所論，最根本的出路，就在於徹底摒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束縛和不規範或缺乏規範的研究模式。

就克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須恢復對於「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的科學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條，而是方法，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方法。[14]馬克思自己說過，「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這是馬克思的一種謙遜，但是，也深刻地反映出馬克思對於一切理論包括自己的理論的真正科學的態度。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尤其需要這種科學的態度與方法。

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世界觀和方法。唯物主義要求我們研究一切問題必須從實際和實踐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從現有的理論出發。馬克思自己說過，辯證法是批判的，是革命的。在世界與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在面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窮凶極惡」式的「圍剿」中，如果不能徹底擯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束縛，不能真正堅持一切從實際和實踐出發的唯物主義原則，不能用辯證法的原則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如果仍然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所有理論本身當成不再需要證明的絕對真理，那麼，要實現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突變與新生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歷史的經驗值得記取。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形勢，與當年以李嘉圖代表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所面臨的形勢何其相似乃耳！當年李嘉圖的那些弟子們，面對馬爾薩斯等人的詰難，雖然出於維護李嘉圖理論的主觀動機和目的，但是，由於李嘉圖理論本身存在著矛盾與缺陷，結果，在回答那些詰難的時候，李嘉圖的理論被弟子們解釋得面目全非。後來，由於發生了「邊際革命」，資產階級經濟學才獲得了「新生」。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面對實踐以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詰難時，難道不是也存在類似的尷尬與局面嗎？難道我們不應該認真吸取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史上的這一重大經驗與教訓嗎？難道我們不需要來一場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本身的認識上的飛躍嗎？難道我們不需要來一場政治經濟學研究範式上的革命嗎？可以預言，如果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仍然抱著一種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心理與態度，要實現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涅磐」，要實現所謂創新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能根本就是一句空話。當然，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我批判與反思，絕不等於毫無根據的隨意的和全盤的否定，即便有個別這樣的別有用心的企圖，那也是沒有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內容本身，並不是由哪個理論家來加以判定的，它們存在於現實的歷史發展之中。毫無疑問，一切科學只有通過發展才能證明自身的價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需要通過創新、發展甚至革命，才能得到堅持。不管口頭上喊多少次、文字上強調多少次「堅持」，也不能保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真的被堅持了，事實已經再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就克服教條主義與本本主義來說，中國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真的需要向偉大的中國實踐家們學習，需要向中國社會的發展本身學習，真正需要「直面」當代世界與中國實踐，而不是被那些抽象的概念、範疇和教條所束縛。

其次，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急需回歸科學的軌道，急需確立規範的研究範式，急需大力提倡尊重知識產權，急需突破「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研究套路，急需大力開展各種重大現實經濟問題的實證研究，急需深入展開各種屬於「應用經濟學」研究的那些課題的研究，自覺地將研究的觸角更多地伸向實踐，主動地伸向各種「應用經濟學」。 從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發展的關係來看，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嚴重地滯後於應用經濟學的快速發展，結果產生了政治經濟學日益自我孤立的現象。作為一種基礎理論學科，當政治經濟學理論日益脫離應用經濟學的發展和需要時，它自身存在與發展的空間自然也就日益萎縮了。在當代中國，應用經濟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已經幾乎不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影子，這也是中國政治經濟學危機的另一個重要的表徵。[15]這種狀況急需得到改變。

政治經濟學回歸科學的軌道，要求我們必須具有科學的精神與氣質，必須把政治經濟學當作科學來對待和要求；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好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影響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健康發展與創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們都是「自覺的」、「天然的」馬克思主義者，而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因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對於意識形態就懷有一種天然的、神聖的敬意，並心甘情願地充當了意識形態與政策的「傳話筒」，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這樣的態度以及無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學，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相反，卻被人民大眾和廣大學生在無聲無自息中拋棄。事實也是如此，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現狀，不僅人民群眾，大學生們，可能甚至連黨和國家也是不滿意的。正像任何人只有自尊才能獲得他人尊重一樣，政治經濟學如果不能保持科學上的獨立性，也就不可能被社會所尊重和接受。從根本上來說，人民大眾和廣大大學生需要的是科學和真理，而不是教條與教訓。

回歸科學，要求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必須「直面」現實，而不是一再重複前人的理論。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即使是資本主義部分，也沒有能夠像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樣，在闡述理論的同時還提供大量的實證材料，而僅僅只是各種概念與範疇的堆砌。之所以如此，說到底，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像馬克思當年那樣，在大力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材料的同時，全面收集與研究現實的各種經濟材料。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現實的經濟運動本身，而不是各種經濟學著作。作為一門科學，正像其他一切科學的研究一樣，既有的所有理論和文獻，不過只是一種參考而已。可是，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把主要的精力用來研究各種文獻本身。如果我們把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文獻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文獻進行一個數量上的比較，那麼，可以明顯地看出，前者主要在討論各種抽象的理論問題，存在大量「我注六經、六經注我」式的研究，而後者則主要在進行各種現實問題的實證研究。缺乏對現實問題的著力研究，這恐怕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缺乏真正的創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也存在同一個問題。這樣的研究與學生培養模式顯然是存在嚴重缺陷與弊端的。

回歸實踐，就要求政治經濟學不能自絕於「應用經濟學」。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學科分工，理論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下的一級學科，而政治經濟學又成為理論經濟學下的二級學科，這樣的學科分工與分類有其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本身絕不能受制於學科本身的分工及其劃分。雖然我們不贊成「經濟學帝國主義」，但是，如果政治經濟學把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就固定在「生產關係」這樣一個層面上，那麼，除了把自己懸在了半空中，也不可能有別的結果。本來，屬於當前學科分類名稱中的各種應用經濟學都是從政治經濟學中衍生和劃分出去的，但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卻自願放棄研究這些應用經濟學所涉及的現實經濟內容。顯然，這不能怪罪那些應用經濟學以及學科分類本身，而只能怪罪於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家對於政治經濟學作了過於狹隘的甚至是錯誤的理解。雖然政治經濟學不必重複應用經濟學，但是，毫無疑問，如果政治經濟學像現在這樣，很少研究那些「應用經濟」方面的問題，那麼，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改變。事實表明，「應用經濟」屬於理論經濟學的「城池」，政治經濟學自覺放棄了對於「城池」的佔領和保護，而任由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中馳騁，誰勝誰負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因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必須大力開展「應用經濟」研究，必須將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搶佔的「地盤」重新奪回來。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最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育必須實現規範化，必須革除每篇討論基本理論問題的文章都從解釋經典作家的原著開始的舊習，必須強調尊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後的一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成果，必須在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確立新的「問題」。不僅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教師在撰寫論文的時候必須做到這一點，而且中國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的培養也必須貫徹這一原則。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走出「原地踏步」的怪圈。另外，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必須進一步加強對於政治經濟學發展史的研究與教學，必須清楚地描繪出全世界範圍的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軌跡，從而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最近的基礎」並廓清發展的方向。[16]

參考文獻：

1. 劉國光：《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

2. 程恩富、王朝科：《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領應用經濟學創新》，《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2期。

3. 邱海平：《論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邏輯起點》，《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3期。

4. 于光遠、董輔（礻乃）主編：《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5. 程恩富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

6. 蔣學模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衛興華、張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8. 逄錦聚等主編：《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9. 榮兆梓主編：《政治經濟學新編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 吳易風：《論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

11. 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12. 程恩富主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五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

13. 張忠任：《數理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

14. 張宇主編：《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1期。

15. 孟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

16. 紀寶成、張宇主編：《論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

[1] 2005年，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教授就已經全面地分析了我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說，劉國光教授更多地是從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的外部原因來看待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現象的。參見劉國光：《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

[2] 必須指出，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界圍繞馬克思經濟學基本理論所展開的討論或爭論，一方面標示了理論研究的活躍與生氣，但另一方面也是產生許多理論與思想混亂的直接原因。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界需要向「主流經濟學家」們學習，即對於許多基本的原理性的理論，不再公開爭論，而更多地是運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必須具有高度自覺的學科意識，加強內部團結與互相尊重，徹底擯棄相互攻訐的不良習氣。

[3] 參見邱海平：《論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邏輯起點》，《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3期。

[4] 于光遠、董輔（礻乃）主編：《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5] 程恩富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

[6] 蔣學模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衛興華、張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8] 逄錦聚等主編：《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9] 榮兆梓主編：《政治經濟學新編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 吳易風：《論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

[11] 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12] 孟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演化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載於《論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

[13] 張忠任：《數理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

[14] 《資本論》書信集，第575，人民出版社，1976年。

[15] 參見程恩富、王朝科：《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領應用經濟學創新》，《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2期。

[16] 參見程恩富主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五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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