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記錯了，你們哪裡吃過那麼多肉

端午節，大象公會和各色科技做了一個粽子口味偏好的調查。調查結果很符合一般人對粽子的咸黨和甜黨的分布印象。

在將「偏好甜」計為 0，「偏好咸」計為 1，「無所謂」計為 0.5，分省計算平均分後，各色繪製了中國人的甜咸地圖，並得出了以下十個結論：

1.在粽子這件事上，「南咸北甜」是靠譜的；（見圖1）

2.年齡不會影響口味，即使成長的環境中能吃到各種口味的粽子，各省 00 後的偏好和 70後的偏好沒有顯著差異；

3.最喜歡甜粽的是山西人民，5 個人中就有 4 個人喜歡甜粽；

4.最不喜歡甜粽的是海南人民，61 名參與者中只有 3 名選擇了甜粽；

5.最「包容」的省是安徽和雲南，選甜和鹹的人接近1:1；

6.蘇北和蘇南是典型的同省不同味，有口味偏好的人中，蘇北四市甜口佔了 66%，蘇南則是咸口佔了 70%；

不過，參與者都是年輕人，我覺得調查結果應該與事實會有所偏差。

比如，這個調查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我和同齡人大概都會填咸粽子，因為只要吃過本地老字號的肉粽，估計都會覺得它要好過普通粽子。但以當時的消費水平，它顯然太貴，大家只是嘗個鮮，端午節並沒重要到去買一大堆鹹肉粽回來吃的程度。

也就是說，一個地方整體上偏好鹹肉粽，但實際可以是平時都吃甜粽子的。

順帶說一句，粽子並不只是咸甜兩種口味——也許北方人會這麼認為，兩廣、福建、湖南的許多地方，是甜粽子與鹼粽子平分秋色（豆沙、花生、紅棗之類都可歸為甜粽子），而鹹肉粽則是較奢侈的食物。

下面，你可以認為我寫這篇文章是純粹在抬杠，但我是認真的。

在我看來，其實中國人對粽子的咸、甜的偏好差異，與其說是飲食口味偏好的差異，不如說僅僅是因為吃粽子習俗普及早晚的區別，我的看法如下：

一、無論南方北方，傳統上粽子普遍是甜口味；

二、南方普遍吃咸粽子，是因為咸粽子取代了甜粽子；

三、北方普遍吃甜粽子，是因為咸粽子沒來得及取代；

四、咸粽子必然戰勝甜粽子，是因為咸粽子普遍更貴更高級；

沒錯，鹹肉粽的普及推廣，其實是最近十來年的事，而且主要是在城市。它的複雜程度決定了它幾乎只能是店鋪里專業生產的商品，而非鹹肉的粽子，則家家可做，農村尤其如此。

所以，在鹹肉粽普及度已經很高的地方，譬如調查中熱愛咸粽子的蘇南，即使今天，堅持老派習慣的人依然會認為，清清爽爽的白粽子才是正宗，咸粽子則被視為外來俗物。

也就是說，即使在鹹肉粽的大本營福建，二十年前它也不是主流。

我在微博互動時，一大堆年輕人出來說，他的父輩甚至爺爺奶奶當年就是吃鹹肉粽的。我想，如果這不是成心跟我抬杠，就是常見的記憶偏差。

所以，這裡我得講一個可能更違背我們經驗的事實：當代中國人端午節吃粽子，其實是1978年之後的事。它根本就不是一個延續的傳統習慣，而是一個中斷後，又重新發明出來的傳統。

在改開之前，傳統節日中，只有春節才是重要的，當時完全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除了春節之外，傳統節日只有中秋節能被記住，因為那天月亮確實圓——但是，它不是一個節日，那天被稱為八月十五或中秋，而不是中秋節——除了春節，當時所有傳統都不是節日。

八月十五變成中秋節，是因為具備了吃月餅、發補貼、放假等要素之後，而這些要素，是在1980年之後，才開始慢慢湊齊，然後才變成我們熟悉的中秋節的。

至於端午節，當年幾乎就是不存在的。年輕人能從眾多傳統節日中記住它，實在與老百姓的傳統意識強弱無關，大背景是1989年後官方不斷強化傳統，它才逐漸成為「四大傳統節日」之一。

千萬不要高估「傳統」二字在中國的時間長度。

猜猜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被欽定與春節一起成為四大傳統節日是什麼時候？

是2007年12月，大概定下這個調子和意向則是在2004年。

而這四大傳統節日法定休假，當初的重要考慮是因為，當時照搬西方經驗的五一和十一「黃金周」，確實如經濟學家所說，有強烈的「假日經濟」奇效，但給交通造成的壓力太大，所以假日要分散。

在改開之前，端午節其實是不存在的，一個既不放假，也不吃粽子，更沒錢發，而且政府也不提起的傳統時令，它怎麼會是存在的？就像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重陽節、寒衣節、臘八節是不存在的一樣。

不要高估真正的傳統的抵抗力。在湖南，吃粽子、吃鴨子變成端午節標準民俗的同時，還有一個「三月三，雞蛋煮地菜」的民俗，它的普遍程度絲毫不遜於粽子，但是，今天堅持自己爺爺當年就只吃咸粽的人，估計有些都忘掉這個習俗了。

1978年之前當然會有人端午節吃到粽子，但那是極少數人。

對今天的多數人來說，恐怕都忘掉這樣的常識了：城市裡沒有包粽子的材料，國營副食品店和單位食堂不會出售粽子，市民就很少有機會吃到粽子。如果你沒有養成每天早上聽《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的習慣，你連端午節都不知道。至於農村，具備自己做粽子的條件，但能捨得這麼浪費糧食的人家實在不多。

有些人說，爺爺奶奶年輕時就吃鹹肉粽子，這話說對了一半。我年輕時也吃過鹹肉粽子呢。但是，計劃體系下肉類供應享受最優先供應的北京上海，是八十年代初才解決你即使有錢也有可能買不到肉的問題，而憑票供應體系則到了1990年代初才終結。

最早解決食品計劃體系配給問題的，是廣州、深圳等城市。1980年代中期的中國人認為，只要賣的是動物身上的組織，服務員大爺想給你切哪塊你就得買哪塊，天經地義，所以，1984年上映的電影《雅馬哈魚檔》里，買魚的敢不要魚頭，而賣魚的還真把魚頭剁掉，聰明的外地觀眾會認為，這對廣州人民生活水平的「藝術加工」，未免高於生活也太多了。

但是，即使是走在中國最前沿的廣州，也就是魚類等水產品供應較為豐裕，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不但肉類始終短缺，而且糧食也是如此，當然，它表現為市場價大大高於鄰省。

當時，糧食還分牌價糧和議價糧，前者是只能靠戶口本（糧本）在糧站購買的官方定價糧，而後者則是自由市場上價格貴出一半的糧食——糧食市場價其實低得驚人，但中國人當時的收入更低，如果吃飯要靠買議價糧，普通人的工資往往難以負擔。

我一個親戚，父親是地質隊的工程師，母親沒有工資，三個兒子都是城市戶口，這種收入結構的家庭當時常見，但是，父親和三個兒子異常高大，糧食定量不夠，只能買議價糧。因為伙食支出過大，這個極度節約的家庭，1980年代末，唯一的電器是一台吊扇。

廣州是中國省會城市中議價糧最短缺的一個，因為它出現了第一批流動人口。而深圳更甚，最早的深圳人大部分戶口還在家鄉。它只能靠高價購買鄰省的議價糧，而基於一些我們今天無法理解的原因，鄰省紛紛設卡攔截。而深圳1984年第一個取消糧票，其實是政府被迫放棄了計劃體制。

1980年代末廣東有一年糧食大幅減產，糧食缺口大到整個湖南幾乎都捲入到糧食偷運與禁運的攻防戰中。我印象較深的是，由於公路偷運難度極大，糧食販子竟然把糧食化整為零搬上旅客列車，據說，有列火車糧食裝載過荷，司機拒絕發車。

但是，廣東肉類的供給問題，比起糧食解決起來難度就大得多——我發現，這個問題非常有趣，值得單獨開一篇文章，但願我明天能有時間寫它（寫到今天第六篇之前，我一直在努力找感覺，現在終於有漸入佳境的突破感）——總而言之，肉票的取消，在深圳要大大晚於糧票的取消，它其實就必然意味著供給不足。

——如果看到這裡，居然沒有人打算問一句：「為什麼廣州的魚可以敞開供應，而且真是質優價廉物質極大豐富，而肉類卻不行？」我只能自己提問自己回答了，原因其實很簡單：

我國各級政府為人民服務的KPI考核中，魚類沒有被列入KPI考核，而豬牛羊之類，則是KPI考核的最重要指標，所以，魚類質優價廉，而肉類供不應求質次價高。

如果你還要問為什麼，我只能這麼回答：

凡是政府努力想提供的東西，一定都會短缺，凡是政府不管的東西，都會充裕。不用問為什麼，因為這是公理。

總而言之，當我們開始著手解決我們自己製造的問題，中國人民突然就不挨餓了，解決的越多，老百姓就過的越好。

在南方，粽子是在老百姓能吃飽後才開始逐漸復興的。還要再過十年，他們才會逐漸接觸到好吃但價格昂貴的鹹肉粽，這個時候，北方人才真正開始接觸粽子，在他們的心中，粽子當然是甜的。

我絲毫不懷疑，在領導們還在為解決糧食價格雙軌制犯愁時，廣州這樣的城市就開始出現了鹹肉粽——我從不否認它是一種傳統食物。

但是，吃到它，和只吃鹹肉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香港，燒臘對普通人來說是一種奢侈享受，以至於它大量進入俚語，把這種集體記憶忠實地保留了下來。如果香港市民還吃不起燒臘的年代，珠三角人民就吃的是鹹肉粽，肯定是香港人跑過來，而不會是咱們這邊往那邊跑。

所以，肯定是記錯了，你們哪裡吃過記憶中那麼多的肉啊。

我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留意社會演進的時間刻度的人，我習慣留意觀察的細節，會按照年份像裝進仔細分好格子的抽屜一樣記憶留存。而衣食住行又剛好是我能觀察注意到的部分，所以我會很自信記憶的準確性。

但是，前天看到諶旭彬寫的《夢想1987：越過長城，抵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篇講外資餐飲業對中國服務觀念影響的文章，讓我猛然意識到，原來我的記憶也存在明顯的時間錯位，竟然也會大大高估我們熟悉的東西存在的時間。

時間把握上的認知偏差，也許是深植於我們心智的程序。三十年這個時間尺度，對將來的人而言，只是短短一瞬，但它剛好可以讓身處其中的觀察者認為，眼前這美好的一切，都是永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