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雜談

精神分析雜談――曾奇峰2009年12月29日 星期二 10:09****當你關心他人的時候，你就在關心著你自己；當你幫助他人的時候，你就在幫助著你自己。精神分析雜談――曾奇峰一、翻譯的問題在中文裡被譯成「移情」的德語單詞übertragung，其實只有「轉移」的意思，而沒有「情」的內容在裡面；在英語里，übertragung被譯成 Transference，後者實際上也只有「轉移」的意思。「移情」曾經被認為是很天才的翻譯，因為它巧妙地利用了成語「移情別戀」的前半部分，但是現在看來，這不是一個好的翻譯，因為它無中生有地增加了「情」，同時又間接地否定了被轉移的其它內容，如衝動、幻想、看法等等。所以，德語的übertragung和英語的Transference，直接譯成中文「轉移」應該是最恰當的。 「移情」這一翻譯所隱含的「別戀」的意義，導致了對這一術語的原意的曲解。特別是對羞於談情、樂於談理性的中國人來說，這種翻譯上的疵瑕，容易阻礙對這一術語所表達的理論體系的理解和接納。曾經跟中國的同行討論過這一問題，有人認為，這個翻譯已經很深入人心，成了漢語體系里精神分析話語的約定俗成的一部分，改變它可能遇到相當的阻力，並且可能造成混亂。而我個人卻認為，精神分析在中國的傳播才剛剛開始進入實質性的階段，還遠遠沒有到家喻戶曉、「積重難返」的程度；而且，從推動精神分析在中國的傳播的整體戰略上看，改變這一翻譯所遇到的困難和可能產生的問題，會大大小於錯誤的翻譯本身製造的困難和問題。路還長得很，所以起步時的偏差還有機會被糾正，如果不糾正，這些小的偏差可能會導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後果。 不良的後果實際上是已經造成了。一些心理學的科普作者，也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刻意地把「移情」描述為「治療師不能承受的來自病人的愛情」。這種 「愛」當然也是「移情」的一種類型，但作者們卻沒有從精神分析的角度進一步闡明作為「移情」的愛情跟現實生活中的愛情的本質區別，從而導致了公眾對心理治療過程中的醫患關係的巨大誤解。甚至一些身居高位的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專業人士，對「移情」也有很多不恰當的理解，如認為「移情」是心理治療中應該避免的、即使出現了也應該及時地克服的東西，很顯然，這些看法極可能是受到了「移情等於愛情」的影響。如果把這一術語直接譯成「轉移」，被誤解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跟「移情」相對應，德語的Gegen-übertragung或英語的Counter-Transference，被翻譯成「反移情」。這樣的翻譯，除了 「移情」本身所可能導致的歧義之外，「反」字也可以增加該術語被誤解的可能性。一位在精神分析領域內閱讀甚為廣博的學者在一次討論病例的時候說：「反移情」的意思就是，病人的「移情」出來了，你就要去反對它。很顯然，這是對這個術語的極大的誤解。我個人認為，這個術語被翻譯成「逆轉移」要好得多，「逆」 更接近原文的形容詞所表達的「方向」的含義，而沒有隨意增加原文本來就不具有的「反對、反抗」等動詞的意思。二、什麼是「移情」和「反移情」？ 以下是一個具體的案例。 案例編號XXX：男性，18歲，高二學生。因嚴重的強迫癥狀影響到學習和人際交往來武漢中德心理醫院就診。癥狀和癥狀學診斷略。來訪者的父親是一位大學教授，人品和學問都很好，在同行中享有較高聲譽。父親對來訪者各方面都要求很嚴格，來訪者印象很深的事件是，從他四、五歲的時候開始，家裡來了人，他很高興甚至很興奮，說話和動作就特別多。每當這樣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會當著外人的面嚴厲地指責他，說他是「人來瘋」、「嘩眾取寵」、「裝瘋賣傻吸引別人的注意」 等等。從十、四五歲開始，偶爾會攻擊父親，說父親搞科研、寫論文，也不過是為了「嘩眾取寵」。來訪者自己讀過很多書，由於人際交往上的困難，他很多的時間都是靠讀書來打發的。交談中醫生感到自己在來訪者那個年齡的時候雖然也是無書不讀，但限於時代的條件，讀書的數量遠不如他。 在了解了來訪者的一些基本情況之後，醫生試著教來訪者「自由地說話」，也就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要管說的對還是錯，有用還是沒用。醫生舉了一個例子說，《尤利西斯》這本號稱最偉大的英文小說，就是用這種自由的方式寫成的。醫生還花了幾分鐘的時間講述該書的內容和寫作特點。後來在自由聯想中來訪者說，在醫生介紹《尤利西斯》那本書的時候，他明顯地感到醫生在賣弄學問。面對這樣的「指責」，醫生感到一陣難受。 後來兩人一起討論了醫生的「賣弄學問」，來訪者認為，自己對賣弄的敏感和對賣弄的嚴厲態度，是跟父親學會的。再後來，醫生和來訪者在治療室里做了一次「賣弄」比賽：看誰講的笑話更好笑。 這位來訪者說醫生「賣弄學問」就是「移情」。他把對父親的攻擊性轉移到了醫生身上。最開始他是認同了父親對自己的攻擊，然後「以牙還牙」，說父親做學問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嘩眾取寵，在治療室里就說醫生介紹《尤利西斯》是賣弄。從時間的維度上來說，他是把過去跟父親的相互攻擊關係帶到了現在跟醫生的關係之中。所以說，「移情」是過去在現在的重現。 醫生被指責後感到難受，在一段時間裡不知道該說什麼和做什麼，這樣的情感體驗是醫生的「反移情」的一部分。醫生通過反省意識到，自己的這種難受恰好跟來訪者在受到父親嚴厲指責後產生的難受是一回事，這就增加了醫生對患者的童年處境和心理狀況的理解和共情。而且，醫生不知道該說什麼和做什麼，跟來訪者的強迫癥狀幾乎也就是同一回事。所以說，「反移情」是理解來訪者內心世界的很好的工具。套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詞就是：通過「反移情」我們可以「痛著你的痛，愛著你的愛，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這當然也是一切人之間能夠相互同情和理解的基礎。 緊接著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假如醫生真的是在賣弄，那以上對來訪者的判斷豈不是全無根據了？這樣的假設當然是成立的。這就需要我們分清楚醫生賣弄到了什麼程度，以及來訪者對這一程度的估計到底有多少真實性。我們可以把這一點「數字化」：假設醫生有兩分的賣弄，而來訪者認為是八分的賣弄，那多出來的六分就是 「移情」製造的。另外，醫生的賣弄也不應該在治療室里被討論，治療室里的時間是來訪者付了錢的，不應該用來討論醫生的問題和促進醫生的成長。醫生應該在治療室之外、或者在他的督導那裡討論自己的問題，以便清晰地知道自己「賣弄的程度」或者別的什麼毛病的程度。這就是為什麼做心理治療師應該先把自己搞清楚的原因：不把自己搞清楚，你就不知道哪些東西是來訪者的，哪些東西是自己的。假如真的是一位過度喜歡賣弄的醫生給這位來訪者作治療，他就無法判斷來訪者有多大程度是「移情」。比如在這個例子中，醫生覺得自己18歲時讀的書沒有來訪者讀的書多，這種「自卑」情感，稍微不注意，就會變成用行動來表達，比如醫生可能會賣弄現在的學問、說話增多、跟來訪者競爭、打擊來訪者，等等。 由於來訪者的很多東西都被理解為「移情」，所以精神分析師經常會給人「我沒錯、都是你的錯」的印象，有時甚至有「誣陷」來訪者的嫌疑。現在這一點已經被澄清了：不是因為分析師沒問題，而是因為他不應該在給病人做治療的時候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應該在另外的時間和另外的場合去解決。 醫生與來訪者之間的「賣弄比賽」，也是很有動力學意味的干預措施。很多人會以為，精神分析的干預就是說一些讓人聽不懂的話，如什麼欲期、什麼情結等等。其實不然。比如對兒童的精神分析治療形式，可以是跟兒童一起做遊戲或者畫畫。對這個來訪者來說，他的「移情」導致他把醫生視為一個會嚴厲打擊賣弄的人（跟他父親一樣），那麼醫生跟他一起「賣弄」，就讓他體會到了對賣弄的另外一種相對來說寬容一些的態度。用精神分析客體關係的話說，就是：醫生的這一態度可以置換他內心裡的那個嚴厲的客體，重新內化他的超我。當他以這樣的「新移情」在生活中間跟別人打交道，他就不再會對自己和他人的「嘩眾取寵」那麼敏感和苛刻了。 賣弄這一說法本身當然是帶有貶義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沒有必要直接去除它的貶義，最好不直接說賣弄一點有什麼不好。因為僅僅通過顛覆一個辭彙的語義來製造好轉，這樣的好轉是不能夠持久的；而且，需要顛覆語義的辭彙也實在太多了一點，比如驕傲、狂妄、自我表現等等，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來說，每個詞都該被重新審視。更好的辦法是，我們促進賣弄欲的升華，也就是在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面、並且以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式賣弄，就像這位來訪者的父親所做的那樣。當然，這位父親在對待孩子的賣弄上做得不好，他不知道孩子是沒有能力像他那樣把賣弄升華的。他的孩子既不能按照孩子的方式直截了當地賣弄，又不能按照成年人的方式間接地賣弄，所以就生了病。 把「移情」和「反移情」搞清楚了，就相當於把精神分析搞清楚了一大半；如果再加上阻抗，就可算是基本上搞清楚了。精神分析的其它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都是為這三個概念服務的。也許有人會問，精神分析就這麼簡單？回答是：當然就是這麼簡單，我恨不得說得更簡單一點。我個人認為，精神分析應該是每一個都應該而且能夠掌握的促進自己了解自己和他人的一門學問。它不應該只存在於書架的故紙堆里或者大學的講台上，而應該深入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我的一位學心理學的來訪者說：「我父母怎麼對我，我自己就會怎麼對自己，也會怎麼對他們，因為他們教會了我這樣做，或者說我只學會了這樣做；在你的治療室里，我還是我，不是別人，所以我也會用對自己、對父母的方式對待你，這就是你們說得移情。」這是我迄今為止聽到的對移情的最為簡潔精彩的解釋。但要明白這些平淡話語的驚心動魄之處，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三、精神分析是什麼？ 上面已經多次說到精神分析在中國的傳播和推廣。就這一點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我們首先要明確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麼。首先我們需要旗幟鮮明地指出精神分析不是什麼：它不是宗教，不是哲學，不是任何意識形態，也不是任何與信仰有關的產品；不管是誰，如果他用維護或者反對一種信仰的方式和態度來對待精神分析，那他不是過於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精神分析是一種人格的理論，一種研究的方法，一門學科，一種治療的方式，或者按照肖澤萍教授的說法，它是一種探索人類浩淼內心世界的工具。精神分析是很多這樣的理論、方法和工具的一種。過分地抬高或者貶低它的價值都可能是偏頗的。 像其他理論和方法一樣，精神分析也有其獨到的地方，尤其在理解人的心靈的深度方面。家庭治療大師李維榕博士說，家庭治療可以幫助病人解決許多問題，但是如果家庭治療師沒有精神分析的基礎，就不可能理解病人出現問題的個人的深層的原因，從而會削弱他幫助病人的能力。精神分析這一工具可以深入到人的潛意識層面。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創造物，大自然造物的秘密，群體對個體的影響的秘密，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秘密，人類自己知道得還並不多。換句話說就是，對人類自身，對每一個人類的個體，一定有什麼東西是我們所不知道的，這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構成了精神世界裡巨大而神秘的那一部分，這一部分就是潛意識。承認潛意識的存在，可以使我們在大自然面前、在他人面前、具體地說在病人面前，保持我們應該保持的基本態度，那就是敬畏與謙卑。 把精神分析定位在工具這個層面，很多的爭論就可以平息了，或者說爭論時的火氣可能要減少很多。打個比方：如果把人的精神等同於人的身體，那麼精神分析、行為主義等等就像是解剖用的手術刀。手術刀有很多種，大的小的、長的短的。精神分析大約像是較長的那一種，用於較深部位的手術；行為主義則用於較淺部位的手術。用法不一樣，卻都是刀子。這種情形下，沒有人會無聊到挑毛病說長刀子在做表皮手術時不太好用的程度。因為大家都知道，每一樣工具，都是為特定目標而設定的，所以每一樣工具都會有先天的局限性。經常聽到有人用攻擊的態度評論說，精神分析不是萬能的，這句話強烈地暗示著，這些人堅信有萬能的東西存在。遺憾的是，他們一輩子都不可能找得到這樣的東西。 從精神分析百年的歷史看，它一直都處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之中，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隨者通過不太多的觀察建立了一個假設的理論框架，後來這個框架被不斷地修正，到目前為止，也還在不斷地修正之中。而最重要的是，觀察本身變得越來越精細、觀察的時間跨度也越來越長，所以這一理論的假設性質的部分所佔的比重也就越來越小了。按照比昂（Bion）的說法，精神分析已經成了一門「觀察的科學」。 一直想說的一句話是：精神分析作只是一門學問而已，它不配被過分崇拜，也不配像已經發生過的那樣被過度攻擊。對我來說，它帶給我的好處是，它讓我對自己的和他人的情感更加敏感，是我避免了一些人際關係中的傷害和被傷害，所以我對它心懷感激。至於用它來養家糊口的那些方面這裡不說也罷。四、傳播方式決定傳播效果 在中國傳播精神分析，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一是要避免把精神分析的東西說得太玄，說得大家都聽不懂。用通俗的語言講述精神分析，是我們將來的最為重要的任務，因為精神分析從它最根本的用途來說，是用來幫助人了解自己以便獲得心靈的健康和自由的。跟外科學不一樣，外科學只要外科醫生掌握就可以了，病人只需躺在手術台上，與健康有關的事情都可以交給外科醫生去做。而在獲得心理健康的路途上，病人自己也需要做很多事情。學會一門「觀察自己和他人內心世界的方法」，顯然會極大地促進個人的心理健康。所以，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展應該走一條生活化或者世俗化的道路，從母嬰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這一點來說，「婦孺皆知」這一成語，也許是對精神分析在中國的傳播目標的最通俗和最高形式的描述。 另一點要注意的是，要盡量遠離早期精神分析的過於濃厚的性的色彩。弗洛伊德時代，精神分析曾經被斥為「泛性論」，這也不算是完全的冤案；但後來早在第二代精神分析師那裡，以性為中心的特點就已經被捨棄了。在客體關係學派里，性被置於它應該處的位置----不是不重要，但也不是那麼重要。在目前的中國，早期精神分析的文獻已經被大量翻譯，而現代精神分析的文獻翻譯得還遠遠不夠，所以精神分析還是容易給一般人以「泛性」的印象。這樣的印象，顯然不符合精神分析的真實面目，操作上也會造成傳播的重大阻礙。五、幾點用途 在中國傳播精神分析，目的是要用這一工具來剖析和觀察我們的人際關係和文化。人是被他的關係所造就的，被關係所造就的每一個個體反過來又會影響關係。縱觀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把純粹的「天災」除外，「人禍」多半是由關係引起的，而且這樣的「人禍」具有強烈的精神分析所說的「強迫性重複」的特點。把這一強迫性重複的機制弄清楚，有利於我們子孫後代的安寧與福祉。 不過要弄清楚中國之「人禍」為什麼會強迫性重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的事情是，從一些細小的文化習俗或者習慣入手，來反省我們「此時此地」的關係。本文試圖由此引出兩個可供研討的線索。 第一個線索是所謂婦女產後的「坐月子」。這是在中國持續了數千年的習慣，本以為它至少在城市裡早就銷聲匿跡了，其實卻不然。在我的認識的人中間，有好幾位比我還年輕的女性，在產後就「正規地」坐過月子----當然至少部分地是在他們的父母或公婆的強迫之下坐的。所謂的「正規」是指，在產後一個月內，產婦需絕對卧床；卧室必須封閉；不能見風；除了簡單地洗洗臉之外，不得刷牙、洗澡；等等。還有一些家庭獨門秘方之類的稀奇古怪的規矩，在這裡不說也罷。總而言之，在幾千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母親在產後的一個月內都處在一種人為的、近乎冬眠的抑鬱狀態之中。 這樣的「儀式」會對嬰兒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根據精神分析的客體關係理論，早期的母嬰關係，對嬰兒的人格的形成有巨大的影響，越早影響就越大。出生導致的與母體的分離，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最重大的一步。而這一步成長的結果是母親的「抑鬱」。嬰兒會覺得，我的成長會讓母親不高興。很多的研究顯示，中國人的抑鬱質要高於其他一些民族。這是否直接地與「坐月子」有關係？ 另一個線索是在中國每天都會發生的一種現象。對幾乎每一位中國人來說，以下的對話場景都不會太陌生。 室外，一位男士敲門；室內的女士想知道是誰要進來。 女士問：「誰啊？」 男士：「我。」 「你是誰？」 「是我。」 「你到底是誰？不說我不開門。」 「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聽不出來。」 「我是老三啊。」 「老三？哪個老三？」 「老三就是老三，還有什麼哪個老三。把門開開吧，我有事找你。」 「我還是沒弄清楚你是誰。你不說清楚，我就是不開門。」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我是徐文中。」口氣已經有些不耐煩，似乎自己說出自己的名字是一件很痛苦和很沒面子的事。室內女人一聲驚呼，說：「你這個挨刀的，早說啊，早說了不都進屋半天了。」…… 類似的情況也會發生在打電話之類的場景中。在德國，一個德國人即便在自己家裡接聽電話，首先都會直接自報姓名，打電話的人就自然更加需要首先自我介紹了。 無須做熟優孰劣的判斷。需要弄清楚的是我們中國人為什麼會這樣「有趣」。這種「誰-我」的問答模式至少表面上是荒唐的，因為「我」是一個人稱代詞，可以代表任何一個人，所以相當於沒有回答「是誰」這個問題。回答「我」的原因是，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誰，也就是說，「你在我心中，我也在你心中，所以你應該知道『我』是誰」，這顯然是人際關係過近的一種表現形式。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過近，會使個人喪失應有的獨立性。打個比方說，我們的人際關係，有點像是一鍋煮熟了的米飯，人與人之間有很多的粘連，每個人都受到來自他人的過多的制約。所謂人權，只有在人與人之間有著清楚的邊界時才能夠達成。在相互粘連的人群中是沒有人權可言的。人權的剝奪者在剝奪了他人的人權的同時，也喪失了自己的部分的或全部的人權。這中間沒有人是受益者。這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有較高的抑鬱質。雅克布森認為，抑鬱是由於自體表象與客體表象、自體與客體之間缺乏清晰牢固的界限。「我-誰」的問答模式，顯然很符合這一判斷。 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指出，在革命隊伍里，一種危害極大的現象就是一些人容易形成小團體、小宗派，任何一種相似性，如同學、同鄉等等，都可以把一些人凝聚在一起，形成謀私利的小圈子，並對他人利益和大的集體利益構成威脅。如果精神分析是一把手術刀，那它在中國的使命之一就是切割掉人與人之間的那些粘連的部分，把熟飯還原成生米，使每一個個體跟其他個體的界限都乾乾淨淨、清清楚楚；通過增加個體的獨立性、自由度來增加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的價值—--因為只有具有獨立人格的人之間的情感才是最可寶貴的。從更大的範圍說，由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才能夠真正地長治久安。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熱中，對精神分析感興趣的人並沒有多少在臨床中從事心理治療和心理諮詢的專業人員。作為一種治療手段的精神分析，被較大規模地用於臨床實踐，是1997年之後。德中心理治療院（在德國註冊的機構）在中國主辦的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培訓項目，推進了精神分析的臨床應用。我們很高興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作為一種治療手段、而不是對作為一種理論思潮的精神分析感興趣。這對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精神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後想說的是，跟其它的心理治療學派一樣，精神分析作為一個學派最終也會消亡。一種帶有大統一的或者整合意味的心理治療架構的出現，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消亡了的心理治療學派，會以一種略顯悲壯的方式存在，即將自己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留給或者融化到新的架構中去。這部分地有「落葉並非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意味。總有一天，我們在為咨客提供服務的時候，我們不需要說自己是在做精神分析還是在做行為治療。而且，這種整合的架構，肯定也能夠比精神分析更好地服務於百姓的心理健康事業，以及更好地反省、整理和改造我們的文化遺產。 *****當你關心他人的時候，你就在關心著你自己；當你幫助他人的時候，你就在幫助著你自己。我的QQ:3179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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