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在當代的傳承和發展

中華文化在當代的傳承和發展

李勇剛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教師

課程前言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中華文化在當代的傳承和發展這個問題。20世紀初，在清朝滅亡，民國剛剛建立的時候，有幾位史學大家，像梁啟超、王國維這些人，他們都曾經在不同的場合有一個感嘆，他們感嘆他們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在我們現在看來，這個大變局在他們那個時候才剛剛拉開帷幕。如果說中國近現代史是一波瀾壯闊的歷史的話，那中華傳統文化在這段歷史河流中的境遇可謂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一、百餘年來傳統文化的歷史際遇

（一）解放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鋒

下面來看第一個問題，百餘年來傳統文化的歷史際遇。讓我們暫時把目光推到170年前，在鴉片戰爭前後，以魏源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觸西方文化，他們看到了西方船堅炮利，於是就提出了「師夷之長以制夷」的主張，也可以稱為「師夷長技以自強」，所以當時他們就幹了一個事情，設立了各種製造局和工廠，要拚命地去造船、造槍炮，來抵抗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就形成了洋務運動。

在洋務運動的過程當中有一位代表人物張之洞，他提出了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其意為，我們要學習西方的器物文化，而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是絕對不能動的，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洋務運動一搞就進行了30年，其主要成果是建立了北洋水師，可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北洋水師卻戰敗了，今年正好是甲午中日戰爭120周年，今年也是甲午年。

在1895年，嚴復就發表了一張文章，我們光學習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還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然後嚴復就批評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他就舉個例子說，我們看牛和馬，牛可以背重東西，牛可以負重，馬跑的速度很快，但你們要求這是一個牛的身體，但是要有馬的作用，不能是牛的樣子而讓它跑得像馬一樣開，意思是說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體，要有西方的用就一定要有西方的體。這個比喻看似有理，但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畢竟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比喻就能夠說清楚的，比如現在用的電腦，電腦它用起來很方便，但我的思維不一定要變成電腦二進位的思維。

所以，其實當我們提出中體西用的口號的時候，當時日本也提出了一個口號，他們也在西方提出，他們提出「和魂洋才」，「和」是「大和民族」的「和」，即大和民族的魂，但可以把西方的東西拿來用，稱為「和魂洋才」。人家學西方，到最後學的效果也還不錯。3:09

但在當時，在甲午戰敗之後，最終我們發生了只在改變政治制度的戊戌變法，但戊戌變法最後也失敗了，有人說戊戌變法最後就留下了一個成果，那就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是今天的北京大學，這個北京大學後來也就屢屢成為新舊文化交鋒的一個重要場所。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我們就考慮我們之所以比西方落後不僅僅是器物層面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制度層面的問題，而且在這兩者背後更深層次的精神層面的要素，這就有了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要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來引進西方的思想文化。

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跟傳統政治結合得最緊密的是儒家思想，所以當時人們又提出一個口號叫做「打倒孔家店」，當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四川學者，名為吳虞，他寫了好幾篇文章，就認為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是因為長期以來頑固的宗法血緣制度和觀念所造成的，這也同時形成了中國長期以來的封建專制制度。他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所以胡適就稱吳虞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這裡我們不妨盪開一筆，看一下這位風光無限的老英雄在他自己身上其實也出現了某種人格分裂。吳虞的日記已經出版了，從他的日記當中可見，孔家店打倒以後，吳虞的內心其實也是很空虛的，因為他從小讀儒書長大，現在孔家店，孔子那套東西被他自己打倒了，他自己內心空虛，怎麼辦？去接受西方文化，因為他沒有生活在那個傳統當中，他也接受不了。所以，他還是只能到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再打轉，儒家他是不好拿來填補了，那就信佛，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吳虞的書房裡還建了一個小佛堂。另外在現實生活當中，因為這種傳統的風俗習慣在吳虞身上已經內化得很深了，他雖然批判專制，但他自己卻還是很專制，比如他的女兒要談戀愛，要自由戀愛，自由結婚，不行，還要遵守老爸，要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其實還有一些五四先賢也差不多，如魯迅對傳統批判得很激烈，可是魯迅本人卻對孝道非常地尊崇，在他媽媽過80大壽的時候，他還特意出錢找人刻了一部佛教經典《百喻經》，來給他媽媽祈福。而胡適他也是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個小腳女人過了一輩子，相互之間據說還很恩愛，他也沒有再去談自由戀愛。而且據胡適的學生唐德剛講：胡適還曾經表示過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以及十二世紀新儒學的開山宗師朱熹，對他們表示的一種尊敬之情。

其實，在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的時候，人們對於傳統文化還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新文化運動主要是反傳統，把封建禮教試圖給請走，請走之後要給「德先生」和「賽先生」挪地方。但在新文化運動出現之前的一些年還有一個派別，它恰恰是把傳統文化和保存國粹、保國保種給緊密聯繫起來了。

在100年多年前，1906年7月15號那一天東京下起了大雨，章太炎他冒著雨對兩千多名中國留學生髮表演講，當時他剛剛從國內出獄，被孫中山請到日本去主持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在現場，章太炎他自稱是「神經病」，為什麼稱為「神經病」？因為他說，「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所以他就號召在座的各位，希望他們都有一、兩分鐘的「神經病」，這個「神經病」的內容是什麼？原來章太炎他是要發出一個呼籲，在當時那樣一個歷史前提下，呼籲大家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

後來，他還在民報上對於「國學」二字作了一番論述，他說：「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矣。」這段話聽起來有點拗口，但也很有文采。其意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國學是立國的基礎，在當時的情形下，確實需要學習西方文化，但光靠國學雖然是不行的，但沒有國學卻是萬萬不行的。

在晚清的國粹派看來國與學是密不可分的，學是國的基礎和靈魂，中華民族想要救亡圖存，要在西方的夾縫當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就必須以國學為基礎來重塑國魂。

針對「國粹」的提法，1909年有一位名叫宋恕的學者，他認為不存在完美無瑕的國學，就跟這幫人抬杠，針對「國粹」他提出了一個「國糠」，「米糠」的「糠」，是指渣子的意思。

而在1918年的時候，魯迅在《新青年》上對保存國粹也表達質疑，他說：「一國獨有的未必就是好事。」他舉了一個例子說，「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他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其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另一方面，在辛亥革命之後又發生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的逆流，而在這個過程當中，這些人又是提倡尊孔讀經的，所以這些情況，當時的人們對國粹主義，乃至傳統文化都產生了厭倦和反感，這也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一個客觀背景。所以在1918年歲末的時候，在北大紅樓圖書館，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師長的指導下，北大的一些青年學生，主要有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顧頡剛、俞平伯這些人，他們就發起成立了一個社團，叫「新潮社」而且還在1919年創辦了《新潮》月刊，他們大力提倡白話文和學術解放，介紹西洋的近代思潮，反抗傳統禮教。

幾乎是在與這個新潮社的前後腳的另外一波人黃侃、劉師培、薛祥綏、張煊、羅常培這些北大的師生就在劉師培的宅子裡面成立了國故社，並且也就在1919年3月創立了一個《國故》月刊，其宗旨為「昌明中國固有的學術」。這個刊物跟新潮刊物爭鋒相對，發表文章全部用文言文，而且不用新式標點。一新一故兩個社團，兩份刊物同在一個北京大學登場，可以說是相互大擂台，也是巍然壯觀。而「國故」這個詞在這個過程當中已經傳播開來，逐漸代替了之前「國粹」的概念。當代歷史學家對於「國故」這個詞有一個評論，他認為「國故」這個詞在價值上是中立的。中國過去的老東西不一定是粹或者渣，不一定要有這麼強烈的價值色彩，用一種中立的態度去整理它，研究它。

1923年胡適就創辦了《國學季刊》，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他以托古改制的立場和實用主義、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傳統文化。要對過去的傳統文化遺產進行認真的清理和重新的評估，採用西方的學科體制和學術文化思想對傳統的經、史、子、集進行重新的分類。我們就很奇怪，胡適按理說他是一個倡導白話文的學界領袖，為什麼又突然研究起國學來了？胡適有一個說法，他說：「我研究國故的目的是要從國故裡面去找那些垃圾，把這些垃圾給找出來，然後把它徹底地給清除掉。」這背後的用心確實比較奇怪。儘管如此，他整理國故的運動仍然促進了國學思潮的興盛。當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還有中央研究院都是國學研究的重要陣地。清華大學當時的校長曹雲祥他在清華國學門的開學典禮上就提出了一個主張，說國學研究要「尋出中國之魂。」要傳承中國文化的精神命脈，而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提出來一個觀點，說國學院「非為某一校造就師資」，它不是為某一個學校來培養師資的，「來為中國培養通才碩學」，是要為整個國家培養一些大人才的。

在那時候，吳宓還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來擔任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後來是著名的四大導師。在短短的四年時間之內，清華國學院一共招收了74名學生，這當中人才輩出，比如陸侃如、王力、謝國楨、蔣天樞等後來的名家都是清學國學院的學生，是一個學術神話。

但無論如何，相對於第一次國學思潮較為濃厚的政治意義而言，這次國學思潮主要是從文化的角度批判舊文化來發展現代中國的新文化，而整個社會的主要潮流仍然還是主要向西方學習。

所以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爭論就比較激烈了，當時就有一些學者公開舉起了「全盤西化」的大旗。這個口號提出來的時候是在1933年，中山大學有一名教授陳序經，他在《中國文化之出路》這本書中，把中國當時的學術界分成了三派，第一派是復古派，主張保存中國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中派，提倡調和的辦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洋務派，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陳序經稱他自己是屬於第三派，他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中國文化唯有徹底西化才有出路。至於這個理由，他舉出了兩點。第一，他認為西方文化無論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們也沒有西方人那麼講究。第二，他說，在西方文化里可以找到中國的好處，反過來，在中國的文化裡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處。根據這兩點，他就覺得我們應全盤西化。

全盤西化的主張提出兩年之後，到1935年有十位教授聯合署名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些教授包括王新命、何炳松、薩孟武等人，跟前面陳序經的主張是爭鋒相對的。這十位教授認為，所謂本位文化，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他們的宣言開頭的一句非常地驚人，他們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裡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就是在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沒有了中國人。」這個主張跟全盤西化主張一樣有些絕對了，有些矯枉過正。但其基本主張是「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肚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要「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在這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來之後，就給堅持全盤西化的人扣了一個帽子，認為他們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翻版，這是解放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交鋒的一個情況。

（二）新中國成立後傳統文化的際遇

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學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肯定，特別是5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政治上「左傾」思潮的泛濫，加上厚古薄今的思想在當時也是甚囂塵上，所以文藝界原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也被打破了，政治批判代替學術爭鳴的世界也是時有發生，本來應該屬於思想文化領域的問題，很多也被嚴肅地政治化了，以粗暴的行政干預來壓制文藝界的自由與爭鳴的做法，在當時也興起來了。

到了1966年6月1號，《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有些駭人，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個社論當中提出一個口號是「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也是我們後來所熟知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都要被破除。在這個口號之下，當時的紅衛兵就衝擊寺院、一些名勝古迹，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燒書籍、名家字畫等，給傳統文化造成很大的破壞。如當時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在這個過程當中，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節日、慶典，還有流傳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至今都沒有辦法恢復。文化包括四個方面，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樣式和信仰習俗。風俗習慣是傳統文化最深厚的根，前面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它其實主要的還是在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這樣一個層面。對於生活樣式和信仰習俗其實並沒有多大的觸動。但「破四舊」最終要指向舊風俗、舊習慣，試圖要將傳統文化連根拔起。

不過在這一時期，海外新儒家卻得到蓬勃的發展。就在1958年元旦的時候，流寓港台的當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四個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這「四君子」在香港聯合發表了《為中華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此《宣言》當中，他們感嘆中華文化當時已是花果飄零，就呼籲要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之後就形成了後來非常著名的港台新儒家或海外新儒家這樣的一個思潮與學派，直到現在都還非常有影響。

我們再回來看國內的情況，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又出現了一個文化熱，因為「文化大革命」之後，大家對之前的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都失去了過去信仰的堅定性，產生了很多的懷疑，很多人不知所措，於是有些人就認為當時出現了一些信仰真空、信仰危機，有了真空、有了危機要找什麼來填補？就像我們前述的吳虞打倒孔家店之後，他要找一個東西來填補一樣。80年代的時候，信仰真空要找什麼來填補？可選的選項無非是兩個，一個是西方文化，一個是傳統文化，一開始人們是抱著飽滿的熱情，大量引進西方文化，比如尼采、薩特他們的思想，這時候也發生了中國文化何處去的這樣一個爭論。在這個爭論當中有很多對於中華文化批判的意見，認為中華文化不具有開放性、創造性等，那使得後來就出現了一個「河殤」現象。河殤認為要打破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回歸，他們認為當時一些中國人還純粹陶醉於自己所謂優秀的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當中，而河殤就在說明所謂優秀的傳統文化給它定了一個性為「黃土地文化」，而不是藍色的海洋文化，西方是藍色的海洋文化，中國是黃土地文化。他們認為正是這種專制文化導致了「文革」的悲劇，所以我們應該拋棄黃土地文化，去擁抱蔚藍色的海洋文明，對於這種極端的看法，當時很多學者提出了反對意見。

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學話語也逐漸進入前沿媒體，開始有一次傳統文化熱，從一開始人們學習西方的思想文化，到後來又有一個傳統文化熱。那時候就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1992年北大成立了一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在1993年又出版了《國學研究》第一卷。傳統文化被打倒了很多年，被冷漠了很多年，它的復興恰恰又是在這個北京大學，這個戊戌變法留下來唯一的成果，之前的新舊文化總是交鋒，總是鬥來鬥去的一個地方。

在1993年8月16號《人民日報》有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這個文章認為，在社會上商品經濟大潮的拍擊聲中，北京大學一批學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即國學。他們認為研究國學，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這個文章還說國學的再次興起是新時期文化繁榮的一個標誌，並呼喚著新一代國學大師的產生。隔了一天還是在人民日報，在「今日談」的欄目當中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名字依然還很感性，為《久違了，「國學」》，在這篇文章當中，作者以積極的心態說，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的含義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是國學熱興起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這之後《光明日報》、《文匯報》也發表了類似的報道和文章，中央電視台也做了一個專題報道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很快，《中國文化》、《學術集林》、《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東方》、《尋根》、《原道》等一大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思想的刊物雜誌也紛紛刊行。而像《北京大學學報》、《文史哲》等重要學界刊物也開始開闢了國學專欄，還有很多出版社也策劃國學叢書或國學大師叢書。1995年，我們啟動了《大中華文庫》，1996年還啟動了《東方文化集成》，2003年《儒藏》工程也開始啟動。國學思潮在這時候以一種輝煌壯闊，無可阻擋的氣勢再次在中國學術界興起起來。這是第一個內容，百餘年來傳統文化的歷史際遇。

二、盤點近年來的國學熱

（一）國學熱的表現

下面我們看第二部分，盤點近年來的國學熱。如果說第一部分我們重點是歷史回顧的話，那這一部分主要是講大概近十年來的事情。先看近年來國學熱的表現。按照文藝批評家肖雲儒的一個說法，說目前的國學熱已經成為僅次於股市熱、麻將熱的中國第三熱。這次國學熱其實是官方、民間、媒體、社會、學界共同推動的。有人這樣總結說：「學者來積極倡導，媒體在推波助瀾，高校設院辦班，民間積極行動，官方傾向支持。」

而最近一次國學熱或傳統文化的升溫，如果我們要追溯的話可以追溯到2004年，因為這一年很多跟傳統文化相同的事件是呈噴發之勢，這一年甚至被命名為「文化保守主義年」，如果我們要說的話，這一年有三個大事情值得一說。

第一個是大陸新儒家浮出水面。這一年有一個叫蔣慶的學者編寫了《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這個誦本在2004年出版的，它只收錄儒家的經典，排斥其他的學派，就引發了大量的爭議。當時耶魯大學歷史學系的博士候選人薛涌就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這個文章就在各個媒體上引發關於讀經，關於文化保守主義的一個大討論，正反雙方都發表了很多文章，最後這文章還被人集結在一起形成一本名為《讀經：啟蒙還是蒙昧》的書。

2004年7月，蔣慶還邀請陳明、盛洪、康曉光等人到他開設的貴陽龍場陽明精舍作了一個會講。蔣慶其實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就自己退休到了貴州的龍場，即當年王陽明悟道的地方自己辦了一個陽明精舍，一開始都是寂寂無聞，但到2004年是風光佔盡。在這個會講當中，這個會講的題目是「儒學的當代命運」，他們試圖在這個會講當中研討中國大陸新儒家的學理和教義。這次會講也被媒體稱作「文化保守主義者峰會」，在會後，陳明在教授採訪時表示：「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政治也應該成為中國今後政治制度的重要資源。」蔣慶說，他們最大的訴求便是政府能夠認同他們所倡導的儒家價值觀，並且給予行政上的支持，這是第一個現象，大陸新儒家在2004年浮出水面。

（2）《甲申文化宣言》的發表

第二個是《甲申文化宣言》的發表。2004年9月5號在「2004文化高峰論壇」的閉幕式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學者發表了這個《甲申文化宣言》，這些學者中帶頭的有以下幾位：許嘉璐、楊振寧、季羨林、任繼愈、王蒙，都是在學術界的泰斗級的人物。還有72位論壇的成員共同簽署了這個宣言，這個宣言聲稱，「我們願與海內外華人一起為弘揚中華文化而不懈努力，願與世界各國人民一起為促進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共同奮鬥」，這個《宣言》的內容顯得有些平實，但因為它是由一些有影響力的文化精英所共同發布的，所以就在政府和民間都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這是第二個現象。

第三個現象或事件是央視《百家講壇》的改版。《百家講壇》在2001年開播，到了2004年改版之後就通過易中天、于丹、閻崇年等學者的講述，讓孔子、老子、曹操、清朝十二帝都進入到人們的視野，相關的書籍、音像視頻暢銷一時，這些主講人還成為了一些學術明星，在這個過程當中，掀起了人們對於國學的巨大熱情。總之，從2004年開始新一輪的國學熱是方興未艾，一直持續到現在。

我們再來看一下，到2005年5月份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也宣告成立，其目的是為了接續文脈，弘揚國學。2005年北京大學還成立了一個乾元國學教室，它希望宣揚國學知識，希望面向全社會廣泛地招生。2006年《光明日報》又專設了「國學專號」，每月分兩期出版，同時還有一些網路媒體，像新浪網也開始推出乾元國學博客圈，希望通過網路的力量來宣傳和普及國學的知識。這當中也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學者深度地參與進來，比如湯一介、龐朴、余敦康、李學勤等先生。湯一介先生最近剛剛去世。

新一輪國學熱不僅局限於學術層面，還進一步延伸到信仰習俗等方面，比如2005年9月28號在孔子誕辰2556周年的時候，全球首次聯合祭孔活動在世界各地的孔廟同時展開，中央電視台還與海外多家電視台合作，聯合推出大型直播特別節目「2005全球聯合祭孔」，進行長達了四個多小時的直播。近年來各地在祭祀皇帝、炎帝、大禹等活動當中，這些活動也逐漸從民間走向官方。這是國學熱的一個大體的情況。

另外，我們可以再看一個，也許不是特別引人注意的一個現象，在2010年的時候，中組部在部分國家部委當中實行幹部培訓制度改革，試圖改變司局級領導幹部培訓，主要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來承擔的現狀，讓他們自主選擇，包括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高校的課程或專題講座，完成40到60個學時的培訓，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報名數前三位的課程都在北大，它的名字是「周易的智慧」、「道家思想與老莊智慧」、「佛教禪宗與人生」，而清華大學在八個入選的講座當中有七個題目也都與國學有關，叫「國學概論」、「道家智慧」、「儒家文化」、「古代修身智慧」、「傳統音樂」、「《大學》、《中庸》」和「國史概要」。而在北師大于丹主講的「傳統文化與治國之道」在初次報名的時候就達到了155人。而中央黨校當時準備了36個講座，只有一個講座達到規定的報名人數，也是跟國學有關的，叫「紅樓夢與中國文化」，這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國學熱的一個現狀。

當然，可以納入這一輪國學熱的現象還有很多，比如中華文化標誌城的建立以及圍繞其相關的討論，清明節納入傳統法定假日，還有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再過一些年，當這個國學熱進入一種恆定的狀態的時候，我們再去看待會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上面是關於國學熱的一些表現。

（二）國學熱的原因

下面我們談論國學熱的原因。國學熱第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經濟相關的。因為經濟是文化的基礎，它也是我們探討國學熱原因的時候絕對繞不過去的一個因素。首先，經濟的發展它為國學熱提供了一個基礎。一句古話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但如果你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時候，飽食暖衣、吃飽穿暖是最重要的，而到近三十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們日漸富裕，腰包也鼓起來了，就有了學習國學的需求和條件，而且隨著國家的強盛，我們的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也越來越被激發出來，我們也有越來越強烈的復興中華民族的願望。所以我們就試圖從傳統文化當中尋找能夠代表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的價值。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經濟的發展它本身證明了傳統文化的作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為什麼發生這麼大的經濟奇蹟，到現在中國GDP已到世界第二？這裡面是否有文化的因素？有位經濟學家將經濟發展的原因歸結為兩個字——「家庭」，為什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改革開放最開始時候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而儒家學說也恰恰是圍繞這個家庭展開的，這並不是復古，而是面向中華民族未來的一個文化問題，如果我們再把眼光往外看也是一樣，在70年代以後，就出現了「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港台地區）經濟的騰飛，出現了一系列經濟奇蹟。然而我們探討其背後原因的時候，也發現它們是以儒家的價值觀為主的。他們認為這種經濟奇蹟就來源於儒家倫理在精神上的支持，日本有一位學者有一個很形象的說法，認為現在的企業應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算盤+論語」，這是第二個方面。經濟的發展證明了傳統文化的作用。

第三，我們也要看到是經濟的發展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促使人民到中華傳統文化當中去尋找精神的慰藉與支持。我國經濟確實快速地發展，但速度實在是太快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也連帶著發生，包括信仰問題、環境問題等。這些年來拜金主義、信仰危機、超前消費、貪污腐化、公款吃喝、環境惡化、污染嚴重等問題都困擾著我們的生活。有的人用了一個很形象的說法，說中國人把孔夫子驅逐走了，把孔方兄給供起來了，那怎麼辦？我們很疑惑怎樣去解決。國學當中或許會有答案，這是經濟對於國學熱的第三個方面的因素，經濟發展導致的問題使人們到傳統的國學當中去尋找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除了經濟之外，政治也是國學熱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我們後面還會涉及到，不多講。此外國學熱背後還有一些其他的相對外部性的因素，比如海外華人的積極推動，因為海外華人不管他在外面漂泊多久，他的根始終在故土，故土難離，他們會非常強烈地表現出對根的尋求。所以，這些華人每年可能都回來舉辦各種祭祀活動，甚至祭祀中國的人文始祖，如皇帝、炎帝、伏羲這些人。第二個要素包括海外新儒家的反哺，因為這些海外新儒家在西方強盛文化面前，他們認為應保持中華文化的自主性和尊嚴，所以他們著書立說，四處講學，在世界很多國家有非常大的影響，當80年代的時候，他們的著作流傳到大陸，很多學者研究了之後也就掀起了研究新儒家的熱潮，這也成為國學熱的一個促進因素。又比如說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的交流與溝通，也促使我們尋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因為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民族文化的消失，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是對於國學熱原因的一些分析。

（三）對國學熱的反思

國學熱，現在很熱，我們也沒有必要盲目樂觀，還需要對它進行反思。中央黨校的王傑教授有一個說法，他說：「現在的國學熱是相對於過去的冷來說的。」過去國學是冰點的零度，甚至是零下好多度，現在也就是十幾度、二十幾度的樣子。嚴格來說，它還不是熱，它只是一個溫，它離真正的熱還有很大的距離。這個距離有多大？許嘉璐先生有一個說法，他說國學要真正熱起來，至少還需要五十年。

在當前的國學熱當中還有兩種傾向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種是功利化、市場化的傾向。因為國學熱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市場經濟，所以國學強調人們要走出書齋，要經世致用，這個故事當中要與管理相結合，就充滿著商業氣息，甚至有些地方將國學當做文化產業來經營，這也無可厚非，但如果過於強調商業因素的影響的話，就容易把國學當做噱頭，國學與管理、與商業的結合，也只是一種淺表的結合，這種傾向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第二個值得警惕的傾向是消費化、娛樂化的傾向。現在人們提倡國學要與現實生活聯繫在一起，讓他變成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國學就以時尚的名義走進當下的生活，從廟堂走向民間，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一個好事。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走過頭了的話，國學就容易淪為一種消費的對象。對於國學的世俗化、大眾化當中出現的這樣一種傾向，我們也值得警惕。這二大點，盤點近年來的國學熱。

三、政府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引導和推動

（一）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文化的論述

下面我們看一下第三個部分，政府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引導和推動。首先，習總書記對於傳統文化的一些論述。2013年11月26號習近平同志在山東曲阜考察孔府時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談的時候，習近平一進門就說：「我到這裡來，到曲阜，到孔子研究院，就是體現中央弘揚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決心。」在座談結束的時候，他再一次強調，說：「我這次來曲阜就是要發出一個信息，要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習總書記是言之諄諄、語重心長。

前人大委員長許嘉璐先生對於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講話有一個評論，他說，習近平同志到曲阜考察的意義就相當於當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南巡講話是開啟了一個經濟改革的浪潮，而習近平同志到曲阜視察可以說是開啟了一個文化復興的道路。

2013年8月19號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指出：中華文化祭奠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滋養。他這個提法當中有一個說法讓我們眼前一亮，叫精神基因，這個說法很傳統，也很現代，用一種很現代的方式將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給表達出來了。

習近平同志還進一步作了下面這一個表述，這一個表述又被我們後來稱為「四個講清楚」，很重要，也需要我們仔細地來研讀一下。他說：「宣傳闡述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這段論述，「四個講清楚」的說法把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習近平同志還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聯繫在一起。他這樣說：「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他主張要繼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

而在今年的3月27號，習近平同志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當中還將中國夢與中華文明再一次緊密相連，他這樣說，「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先人們早就嚮往人們的物質生活充實無憂、道德境界充分提升的大同世界。」這是習近平同志把中華文明與中國夢緊密聯合在一起了。

那我們如何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習近平同志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叫「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他說：「要努力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

習近平同志還進一步概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幾個方面，他說：「要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這一段論述出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在大概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在北京的天橋上就出現了很多紅色橫幅，這個橫幅上寫著「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在天橋的這一面寫的，然後在它的另外一面就寫了這六個方面，「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值得我們深入地發掘和研究。

（二）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

下面我們再講一下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問題。在《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當中就提出，要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這是政府在中華文化傳承發展方面所做的一個系統工程。這個決定指出，要全面認識祖國的傳統文化，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在這個精神的指引下，這個決定從古迹整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統文化教育活動、文化交流與合作等方面論述了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所需要包括的內容。

在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過程當中，有必要來提一個甘肅省的做法。就目前，甘肅省正在全力打造華夏文明保護傳承和創新發展示範區，確定圍繞「一帶」、建設「三區」、打造「十三個板塊」的工作布局，其總題目為「華夏文明保護傳承和創新發展示範區」。「一帶」是指絲綢之路文化發展帶，「三區」是指以始祖文化為核心的隴東南文化歷史區，以敦煌文化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態區，還有是以黃河文化為核心的蘭州都市圈文化產業區。「十三個板塊」包括文物保護、大遺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等內容。甘肅這個做法是舉全省之力要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融入到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當中，這也為我們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方面進行了一個有益的探索。這是第三個問題，政府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引導和推動。

四、民間復興傳統的努力

下面我們再簡要看一下第四個問題，民間復興傳統的努力。在這一次的國學熱當中，其實很多的事情都是民間自發來做的，我們可以選擇幾樣來簡單地說一說。

（一）讀經運動

第一是讀經運動，在介紹讀經運動的時候，我將特別介紹一個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在幾年前，在我做碩士論文的時候，我曾經去訪談過他，那就是湖南平江私塾的朱執中老先生，朱執中老先生生於1923年，在1930年的時候，7歲的朱先生就開始發矇，那時候1930年距離清朝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的1905年是25年，然後從1930年之後再過5年，南京政府就明令各地取締私塾。其實在1930年的時候，在那時候的平江，他們管私塾叫「讀老書」，管新式學堂叫「讀新書」，而讀新書和讀老書的比例也是平分秋色。但朱先生的父親是一位木匠，這位木匠飽受傳統的鄉土文化的渲染，儘管他沒有讀過書，所以他就非常執意地要把兒子送到私塾裡面去讀老書，而且一讀就是十幾年，在這私塾裡面，朱先生除了不作八股文，其他的跟古代傳統的私塾幾乎沒有兩樣，因為八股文不考，所以他沒有作，但其他的吟詩作對、背書這些事情，他都是學了十幾年。到了1942年，朱執中先生所侍奉的最後一位老師叫鍾柳春的生病了，在鍾先生的再三要求下，朱執中先生誠惶誠恐地接過了鍾先生的私塾的教鞭，開始了自己當老師的生涯，當時是1942年，沒想到他這一教，教了60年，一直教到了21世紀。

到了2000年的時候，平江私塾就突然熱了起來，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焦點，因為當時我們都覺得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都過了這麼多年，沒想到在平江那樣一個地方還有私塾存在著，這是一個怪事情，所以有媒體的廣泛關注。但在當時，其實平江的私塾還不光是朱先生這一家，以朱先生這位私塾為代表的還有很多家，這些先生也都和朱先生一樣有著「讀老書」的經歷，好多都就是朱先生的同學。在媒體的描述當中，平江私塾一度成為私塾活化石或是中國私塾教育最後的遺存。然後時間就到了2003年，2003年朱執中先生宣布封館棄教，因為他年事已高。所以這時候各路媒體又紛紛宣布說，「隨著湖南省平江縣五峰私塾朱執中先生宣布封館棄教，中國從孔夫子開始的延續了幾千年的私塾教育終於落幕了。」媒體總希望關注一些標誌性的事件，看到私塾教育好像落幕了，他們忍不住要大書特書一筆，所以一不小心朱執中老先生就成為中國最後一位私塾先生。

但是媒體的這個描述也不盡然準確，傳統私塾在這部分確實落幕了，但私塾教育還是一直延續下來了，而且這個時間點很有意思，朱先生是在2003年封館的，而在2004年就興起了一個國學熱，考慮到這個時間點上的交接意義，我們不禁要感嘆傳統文化的不絕如縷，就算很剩那麼一兩根命脈，一兩根遊絲一樣的傳統，它也還能夠再延續下來。就算「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乃至「文革」時期的「破四舊」，作為私塾這種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還是不僅沒有消滅乾淨，延續了下來，而且還以另外一種新的方式延續了下去。

實際上在朱先生封館的十年前在台中師範大學王財貴博士就開始在台灣推廣讀經，1999年在南懷瑾國際文教基金會的安排下，王財貴來到大陸，一開始他的反響也不是很大。過了幾年，到了2001年的時候，北京師範大學邀請他作了一場講座，這個講座的題目是「兒童經典導讀教育」，他提倡要用一種不求甚解的方式誦讀經典，然後還提出了一個讀經教育的六字真言，叫「小朋友跟我念」，你不理解經典的意思也沒關係，老師只要會讀這個文字，然後能帶著小朋友來讀就可以了，讀著讀著讓小朋友背誦下來，在13歲之前記憶的黃金期讓他把這些古代的經典讀到自己的腦子裡去。王財貴教授的這個演講後來做成了光碟，據說流通有好幾百萬張，可能還不止這個數。有人形容他是一場演講、百年震撼。這個光碟在後來的讀經運動的宣傳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2004年，蔣慶先生編那一套誦本出來引發爭議，讀經教育又成為公共領域的重要議題。到2006年上海市松江區教育局查封了一個全日的私塾「孟母堂」，這個私塾被查封之後也引發媒體的廣泛報道，在網上也有很多激烈的討論，被人們稱作「孟母堂事件」。就在這樣的宣傳和爭議當中，很多讀經機構在各地就紛紛建立起來，許多經典誦讀推廣的講座也在各地紛紛展開，除了王財貴先生也有很多人去講，還有一些讀經交流的會議也在各地舉行，甚至一些公立的中小學也將讀經教育在不同程度地引入教學之中，還有一些經典師資的培訓班也開始辦起來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專家學者基於自己不同的思考點，也對讀經教育進行了反思。一些參與者甚至在各地形成自己的流派，這些流派在讀經的理念和方法上都不同，可以說是千姿百態，各有分化，這些都共同構成讀經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到今天，現在是2014年，讀經運動在大陸已經進行了十幾年，其中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也存在了不少的問題。比如這種不求甚解的方式，到最後孩子長大了之後還是難以理解，比如大量背誦，這些東西背誦了之後很快又忘了，或是就是會背書，到後來有些字都認不全。所以就在前不久，9月5號《南方周末》就發表了一篇文章為《十字路口的讀經村》，它以深圳梧桐山上面的那幾十家私塾為例，對讀經私塾的很多問題進行了報道，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這是民間復興傳統努力的第一個內容是讀經運動。

（二）漢服運動

第二個，漢服運動。漢服運動，今年也有一個相對比較熱鬧的事情，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在2014年6月20號的時候，江蘇師範大學2014屆碩士研究生的畢業典禮採用的是漢服，漢代的禮儀。有報道說，伴隨著三聲金鑼，三聲禮號齊鳴，漢代威風八面鼓隆隆捶響，編鐘箜篌典雅漢樂奏起，然後在典禮上，男生身著朱子深衣漢服，女子身著曲裾深衣漢服，所有在場的領導和老師也都穿上的漢服，然後在贊禮的主持下，全體畢業生作揖，向師長行三拜之禮，然後師長也一一還禮。江蘇師範大學的所在地在徐州，徐州是漢文化的發源地，所以，它在這裡搞漢服畢業典禮也是有其充分特色的。這個活動其實已經連續搞了三屆，為何到今年才受到廣泛關注？因為今年有一個特殊身份的人物參加了他們的畢業典禮，那就是教育部體衛藝司司長王登峰先生，這位王登峰司長他不僅參加這個畢業典禮，而且還是同樣的峨冠博帶，一身漢服。因為他是一個中央級的官員，所以這個特殊的身份受媒體的格外關注，也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其實，如果我們再回顧的話，漢服在復興之路上，到現在已經走過了十年了。它的開始年具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在2003年11月22號，這個日子跟國學復興，我們前面說的一個重要的年份2004年非常地接近，在2003年的11月22號，鄭州市民王樂天他穿著漢服走上街頭，走進花園，甚至還穿著漢服上公交車，引來大量的圍觀，並被媒體廣泛報道。王樂天被媒體認為是「三百多年來穿漢服上街的第一人」，從那時候起就越來越多的人穿上漢服，有的人是為了宣傳推廣漢服，有些只是內心喜歡。

漢服這些年一直在往前突破，在漢服進入體制問題上，推動漢服的民間力量也作過不少的努力，2007年的零點在天涯社區、漢網等20餘家知名網站上聯合發布了一個倡議書，這個倡議書的內容是建議2008年北京奧運會要把我國的傳統服飾深衣作為禮儀服飾，然後要把漢族的傳統服飾漢服作為中國代表團漢族成員的參會服飾。他們還建議華夏人士要行拱手作揖之禮。在簽署這個協議的100多人當中有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學府的一些教授、博導、博士、碩士，也還有來自河北明德學堂、加拿大、多倫多、漢服復興協會等民間機構的人士。但當年的4月27號，官方首度表態說不會用漢服，只是說奧運禮服的設計理念將包含歷史的元素、現代的創意和未來的概念。

在2010年5月1號，上海世博會又正式開園了，所以這也給很多漢服者認為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宣傳和推廣漢服的契機。當時來自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一批學生，他們組了一幫社團名為「崇正雅集漢服社」，這個「崇正雅集漢服社」的社員有十幾個人，就穿著漢服來游世博會，甚至還撐著油紙傘，衣帶飄飄地行走在各個場館之間，引得各國遊人爭相合影留念，成為世博園的一道獨特風景。在愛好漢服的人士看來，這一個世博園開中漢服的亮相可以略略地慰藉一下他們在2007年試圖讓漢服進奧運而沒有成功的這樣一個遺憾。這是民間復興傳統的努力中的第二點，復興漢服的漢服運動。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第三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問題。佛教老講一句話，說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如果從物質的，外在的東西來看，這句話確實是對的。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您帶去什麼呢？赤條條來，赤條條去，但是存在人腦子當中的精神文化的東西它真的還是會隨著人的消亡而消亡的，有些精神性的東西是經過了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積累，而到現在，因為種種的因素，現在都在極個別人的腦子當中存在著的，如果這些東西沒有傳承下去的話，人一死，這個文化也就中斷了。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大多有一個重要特徵，它不是我們記載在書上就能夠將它很好地進行傳承的，它需要師徒之間的口傳心授，手把手地教。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到了1998年就開始實施。在我國已經有好幾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了。包括2001年入選的崑曲，2003年入選的古琴，2005年還有新疆的木卡姆，還有中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一起申請的蒙古長調等。而在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上面，我們所設的項目就更多，我就不一一細講。

我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說在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氣神，這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如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龜齡集和定坤丹製作技藝的傳承人柳惠武，他就說：「藥師必須精心用料，嚴守工序，製藥的工具可以改變，但工藝卻不能改變。」他說：「做中藥需心懷仁德，以良心自律，用誠心製藥，以敬畏心對待產品，用同情心看待患者。不管炮製什麼葯，都是該炒的必炒，該蒸的必蒸，該炙的必炙,該曬得必曬，該夜露的別夜露，決不能偷工減料，決不能苟且馬虎。因為做中藥是一個良心買賣，增一味少一味，多一分少一分，製藥時沒有人看得見。但是對這些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人而言按祖訓說，不憑良心做葯，會遭天譴的。」所以，這是在中藥當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所體現出來的一個傳統文化的精氣神。

不光是中藥，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個小例子。1853年，內聯升在北京開辦，內聯升是非常有名的布鞋，是「中國布鞋第一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何凱英就自豪地說：「在內聯升的鞋裡面，你能夠體會到中國人的精氣神。」何凱英做鞋的時候經常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一針一線都要講究章法。他常常說：「人品和手藝缺一不可，但人品是關鍵，必須行得正，走得直，做人做不好，做鞋肯定也不行。」這當中有一個例子，有一次他有一個弟子在納鞋底的時候接了一個電話，那個錐子就扔在那個鞋底上了，當時何凱英就非常生氣，是要把這個錐子給撅彎了，所以一位叫趙國勝的弟子就說：「師傅教過我們的記憶是機器代替不了的。」這是我講的第三個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在第四個大的方面裡面，民間復興傳統文化的努力。

結語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習近平同志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演講，他在這個演講當中用一種略帶詩意的語言說：「中國人民在實現中國夢的進程中，將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下面這段話很有詩意，他說：「讓收藏在博物館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而言，這一段生動的文字可以作為我們一個重要的行動指南。這一講就到這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