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媒介知識分子與媒介的可能性關係

　　上個世紀30年代，義大利馬克思流派思想家葛蘭西(1893:422)提出了「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概念。在他看來，對於知識分子的最好表述是與社會的有機聯繫。知識分子是在與社會的關係中發揮作用，成就自己的特殊價值的。 「有機」的含義是指，知識分子是社會組成的一員，同時也可以能動地作用於社會。當我們今天再以這種有機的聯繫為認識基點的時候，依舊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仍是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根基，具有認識自我及解析思想觀念，對社會現實進行批評實踐的作用。然而，對於今天的知識分子而言，情況有些不同的是，當今社會正在成為一個被高速發展的傳播技術與媒體所籠罩的網路世界，並不斷地把知識分子培育成一群更有權威性的人物。在這種媒介化生存的空間中，在這種不得不面對的環境中，媒介知識分子被喚起，開始觸及一個知識分子本當思考的與社會的關係和傳播的問題。 　　　　何謂媒介知識分子？從廣義上說，當前以大眾傳播為主要交流方式，以大眾媒介與新媒介為主要交流手段，在媒介化的生存狀態下，人類傳播越來越來趨於媒介化的過程中，對人類交流的現實進行思考，感到懷疑、焦慮、批評、甚至有些絕望的，身在智識階層的人。從狹義而言，媒介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與媒介關係最靠近，能與大眾媒體和網路媒體共同工作，通過大眾傳播的訊息生產與傳遞，對社會產生可能性影響並與媒體發生直接關係者。這樣的媒介知識份子從何而來？我以為，正是由於人類用於交流的傳播媒介不斷地經過進化、分化與異化，加之人類交流的變態發展，從而給人類社會與日常生活帶來愈來愈大的影響等原因，形成了知識份子群體因傳播媒介力量的增強而必然出現的一種相應的思考的群體。也就是說，媒介知識分子的出現不是表面上知識分子看似獨立的個體行動方式，而是通過與媒體這種更大力量的社會機構發生關聯而得以形成的。 　　　　在大眾傳播學家丹尼斯?麥奎爾(2006:12)看來，雖然傳播科技不斷變化，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大眾傳播現象依然存在於傳媒機構的框架之內。這個框架包括媒介組織及其活動，同時也反映公眾與社會其他機構的意願。大眾傳播所從事的正是一種通過大眾媒介進行公共傳播的活動。從這層意義上說，大眾傳播具有這樣一些特點：傳媒是在一個公共領域運作；媒介提供社會所依賴的信息與處理公共事務；而且可能形成輿論和影響。在大眾媒介潛在的社會意義面前，我國媒介知識分子與媒介機構的關係既非自由的，也非控制的關係，更多的則表現為一種使用的、滿足的與潛在影響的關係。 　　　　由於發生一些關聯，我國媒介知識分子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協助媒介生產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媒介信息方面；在研究領域觸及一些與技術性相關的，以信息傳播策略與效果為核心的所謂傳播學知識的建構；或者以知識分子的名義，接受各種有影響的大小媒體的採訪，成為在媒體上發表各種評論、意見和看法的專家。然而，媒介知識份子並不是單純掌握大眾傳播與媒介知識的人。 　　　　愛德華?薩義德被視為世界上頗有影響力和創造性的評論家。他對知識分子身份與作用的思考發人深省。他認為：「20世紀愈來愈多的人士屬於所謂的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團體（經理、教授、新聞從業人員、電腦或政府專家、遊說者、權威人士、多家報刊同時刊載的專欄作家，以提供意見受薪的顧問）。不由得使人懷疑，作為獨立聲音的個體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愛德華?薩義德,2007:61)多年來，薩義德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經常拒絕回答這樣一種提問：「你認為美國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他說：「我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絕不回答這樣的問題。」也許，我們有興趣這樣問，他為何對媒介擺出這種強硬態度？對於大眾傳播，他意識到那些在廣播、電視、印刷品和互聯網上源源不斷地貢獻思想與話語的知識份子正在被看作是具有統治的力量，而這些經常在媒體上活動的知識分子也正在依靠這樣的活動，獲得自己具有統治觀念的良好感覺。顯然，薩義德的拒絕一方面是自覺地放棄這種統治的觀念，另一方面也是喚醒我們對「媒介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意涵的一種警覺。他把這些經常通過媒介對社會隨意發表意見的人稱作具有統治觀念的「政策知識分子」。這些人通過媒體所製造的公共言論與利益、權威和力量密切相關。 (愛德華?薩義德,2006:144)實質上，薩義德的強硬旨在對抗著美國媒介知識分子自認為所具有的那種「縱覽整個世界」的對力量與威權，追逐各利的貪婪。即使身在其中，就意味著擁有合法的代表權？當然，這些人可以從媒體那裡獲得了自我價值的滿足感與簡單地認同媒介的權力，但在他們離開之後，就會全然忘記自己對社會和與媒介的責任關係。 　　　　對於我們也會有這種體驗責任感的臨界狀態。近年來，一方面中國知識界也有一些自覺地放棄包括「統治」觀念在內的所有媒介觀念，堅決不與電視等大眾媒介打交道的人，也有抱持改造社會，傳播文化，與媒體保持密切關係者。另一方面媒介也在加強與知識分子打交道。不僅如此，媒介還不斷地表現出一種專家崇拜的傾向。此時正是知識分子省察真實生存狀態的契機。如果知識分子只有與媒介的使用與自我滿足的關係，沒有某種出入於媒介的距離感，喪失思考能力與反思自我與媒介的關係，那麼終究會有一天，媒介知識分子有可能很快地轉身僅僅成為一些具有媒介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加上自我感覺良好的「媒介人物」而全然喪失掉知識分子的特有性格。 　　　　從傳播視角來看這個問題，有一個最為明晰的道理，這就是，媒介知識分子與媒介的關係並不是一種單向的使用與被使用的關係，而應是雙向的互動與對話性的關係。媒介知識份子一方面可以把媒介作為知識的對象，另一方面也可把媒介視為反思自我與社會現實的對象。進一步而言，生存的現實需要媒介知識分子既能處身於媒介之中，又能身在其外，對媒介的信息生產與社會影響產生清醒的認識，並獲得通過媒介來反思自身的真實體驗。如果缺少這一種能力，媒介知識分子與媒介的關係就會淪為一種道具或工具的關係，就會產生為媒介所使用的道具的感覺。 　　　　只有在意識到一種重要的關係，並在自覺地揭示媒介真相的努力中，知識分子的媒介經驗才能轉化成思想的能源，從而變成促進人類交流與相互理解的動力。如果僅僅滿足於專家的身份，與媒介和社會發生關係，接受並幫助媒介製造現實與流行觀念，那麼知識分子的本色就會模糊。在薩義德看來：所謂的專長到頭來也是與知識不相干的。相反，「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業餘者，認為身為社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於甚至最具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議題知識分子的媒介經驗。因為這個行動涉及到了他或她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公民為其他社會互動的模式。」 (愛德華?薩義德,2007:71) 　　　　處於媒介化生存的時代的人們對大眾媒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個具有普遍性且為焦點的問題上，這就是，大眾媒介製造了社會「現實」，構成了人們對「現實」的理解，讓人們獲得了所謂「現實」的體驗與感覺等。這與大眾媒介具有巨大的規模與覆蓋面、驚人的傳播速度與缺少時空感有關；又與大眾傳播的單向流動、不對等的關係與權力、非個人的，匿名的、有目的、標準化的及商業化等特性有關。簡言之，大眾媒介已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了我們自己和「現實」生活的層面上來了。媒介已經成為將我們與社會組織、事務、日常生活聯繫起來的重要中介。在這一過程中，媒介知識分子也可以將這種具有廣泛社會過程的大眾傳播作為與社會諸方面發生關係的一個中介。通過這個中介與自我、與社會、與媒介發生互動與對話的關係。對話關係可以賦予人類交流以更高的品質和交流在其中不斷流動的意義。 　　　　所謂互動與對話的關係有一個重要的認識前提，傳播創造人的關係。傳播構成並潛藏著人類的各種關係，而最重要的關係則是一種平等的，充滿人對人的尊重的，以能看到和體現出人類崇高責任感的相遇關係。互動與對話的關係強調交流者與對象之間的積極協商、相互理解與共同創造，也強調在與他人或社會交往中，進行自我的認識與反思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同於知識分子最常使用的以爭論為交流方式的批判式的對立關係。英國對話思想家戴維?伯姆(David Bolm, 1996:6)指出，「爭論」的含義不過是「敲打」、「碰撞」、「衝擊」或「震動」而已。爭論者常持懷疑主義，強調思想分析，但是當每個人都在為堅持自己的思想，否定他人而尋找理由和申明證據時，爭論也就處在思想易於消解於懷疑之中，容易形成雙方對抗的關係，使交流處於中斷的危險之中。可以說，爭論對於人類交流的意義遠不如對話對人類關係的建設具有更多的適用性和建設性。 　　　　總之，知識分子需要以極大的注意力關注於人類的傳播問題。傳播不僅意味著相互影響，使人產生多重的情感體驗，還呈現為一種交流在社會、歷史、倫理意義上的複雜關係。傳播研究中的功能論者常說，傳播創造了這個世界。因為沒有傳播或交流，人們就無法形成與他人和社會的關係，因此也就無法理解周圍的這個世界。因此，對於我國媒介知識分子而言，與媒介保持怎樣一種關係的問題是需要思考的。 （07/09/30） 　　　　——發表於《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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