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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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迷局本文來源於《財經網》　 2010年11月08日 15:31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還未形跡的新形勢下，中日兩國如何在戰略上取得共識，真正實現相互信任、共贏發展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財經》記者林靖發自越南河內兩個月來，中日關係因日本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中國漁民和漁船事件受到嚴重傷害。時至今日，釣魚島爭端已經成為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0月30日，正在越南河內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日本首相菅直人舉行非正式會談。在短短10分鐘的非正式會談中，雙方再次確認將共同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儘可能避免觸及兩國的「痛處」。

　　這是繼10月4日，溫家寶和菅直人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第八屆亞歐首腦會議期間，進行交談後的第二次「短暫會面」。

　　進入2000年以來，受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一再參拜靖國神社等的影響，中日兩國政治關係陷入低谷，中日高層互訪中斷。在過去的四年，中日之間從戰略互惠關係的提出到中日正式締結第四個政治文件，經過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四個階段，中日關係也由冷變暖。

　　但中日之間的「堅冰」非一日之寒。中日雙方修復裂痕，消除不信任依然任重道遠。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還未形跡的新形勢下，中日兩國如何在戰略上取得共識，真正實現相互信任、共贏發展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難破僵局

　　10月30日下午，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河內舉行的記者會上就日中關係表示，儘管發生了各種事情，但兩國基本的戰略互惠關係沒有發生改變。「我確信兩國將以有意義和友好的形式繼續合作關係。」

　　事實上，自9月中日釣魚島風波發生以來，日方一直在積極尋求通過兩國高層接觸來修復中日關係。只是，以首相菅直人為代表的對華「溫和外交」並不是日本政府對華外交的全部——以「鷹派」外相前原誠司為代表的對華強硬派在過去的兩個月中，圍繞釣魚島主權之爭接連推出了「歇斯底里論」、「中日密約論」、「一毫一厘不讓論」，並熱炒「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論」，為中日關係的改善設置了重重障礙。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劉軍紅對《財經》記者指出，菅直人政府一柔一剛兩派人馬的對立是目前中日關係難有突破的癥結所在。這一狀態又是日本外交呈現明顯內政化趨向的必然結果。

　　民主黨在接替自民黨執政的一年中，已出現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下台、參議院選舉慘敗、黨首選舉導致黨內對立的三大動蕩。劉軍紅說，這顯示首相官邸缺乏政策決策機制，以致出現「首相管不了外長」等現象。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佐佐木智弘則對《財經》記者表示，民主黨政權不穩定也導致日中關係處於不穩定狀態。中國漁船船長在日本被逮捕的事件又進一步升級了日中間的緊張關係。「我認為短期內很難改善兩國關係。長期來看，重要的是日本想如何處理對華關係。重新構築與中國的傳統式關係，還是構築基於利害關係之上的合理關係。此時，對於日本來說，應該仔細思考對華關係的定位」，佐佐木表示。　

　　而就中日首腦未能在河內實現首腦會晤一事，日本輿論又將矛頭指向中國。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大慧對《財經》表示，中日領導人沒有實現正式會晤「比較遺憾」，會晤前不和諧的氣氛是沒有實現會晤的原因。

　　日本國際問題評論家河信基對《財經》記者分析說，此次在河內無法實現日中首腦會晤的原因，可能也出在外相前原誠司身上。前原赴河內之前，在夏威夷與美國國務卿柯林頓會見，意圖確認釣魚島適用日美安保條約，此舉令中方頗感不快。

　　一位日本知情人士在河內對《財經》記者表示，外務省堅持要求先進行外長會談，再進行首腦會談。「如果沒有日中外長會談就好了。」

　　本月將在日本橫濱舉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首腦會議，黃大慧表示，在會議期間，中日首腦實現正式會晤非常重要。雙方應從中日關係大局考慮來緩解僵局。否則，僵局越長期化，對兩國關係的影響越大。

內政作怪

　　9月17日，菅直人成功連任首相併組閣，少壯派、親美「鷹派」前國土交通大臣前原誠司轉任外務大臣，這一人事變動被看做新內閣的關鍵性調整。「鷹派」一躍成為新內閣核心，並主導日本對外政策。

　　圍繞釣魚島爭端，日本首相官邸與外務省不斷發出不協調之音。為妥善處理釣魚島衝突，菅直人不得不親自介入外交事務。從釋放中方船長詹其雄，到兩國政府首腦在比利時「走廊會晤」，都由日本首相官邸直接促成。

　　民主黨政權上台後，在外交方面似乎無可圈點之處。對日本來說，目前陷入僵局的不只是對華關係。

　　11月1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視察了實際處於遠東薩哈林州管轄下的南千島群島（日方稱北方四島）中的國後島。這是包括前蘇聯時代在內，俄總統首次訪問該島，引起了日方的強烈反應。

　　日本外相前原誠司隨後在記者會上表示要「召回」大使。有關日俄首腦是否將在APEC峰會期間舉行會談一事，前原表示「目前尚未決定」。

　　有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日本外交正面臨四面楚歌」。先是沖繩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使日美關係深受傷害，且迫使鳩山下台。還有釣魚島海域發生的撞船事件及東海油氣田問題令日中關係出現波折。面對上述諸多難題，菅直人政府未能有效應對，反倒露出動搖之態。

　　該人士指出，「日本外交正在迷失方向。主要原因在於作為日本安全保障之根本的日美同盟關係出現了不穩定。」

　　河信基認為，把日本置於美國同盟者從屬地位的，是自民黨政權時期的保守政治家。「他們沒有感到時代的變化，如今依靠『衰退的日美同盟』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日本為了生存，需要改變思維方式。鴉片戰爭後，日本採取「脫亞入歐」策略，取得了成功。如今，日美同盟日益衰退，日本要面對「脫美入亞」的轉型。

　　劉軍紅對《財經》記者分析，金融危機後，日本社會的焦躁情緒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這種焦躁則使日本外交表現出強硬。民主黨政權內也出現一味迎合民意，甚至將政治民粹化的傾向。因此，日本戰後60年來不常提的概念——主權、國家、領土等，在金融危機後頻繁出現，以期帶來短期效應。反映在政治上，政客由此獲得更多選票，也使民意直接反映在外交中。

　　一位日本企業界人士對《財經》記者指出，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日本坐立不安。「在日益強大的中國面前，已經失去了20年的日本越發感到焦躁」。日本國民非常期盼一位強力領袖，能將日本從低迷中解救出來，以與中國抗衡。

　　　　未來之路

　　日本政治學者田中誠對《財經》記者表示，目前日本對華的信任程度似乎接近谷底。

　　但日本經濟學者平井健表示，日本一部分媒體依然充滿反華氣氛，右派輿論只盛不衰。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以及國際經濟的地位提高，「日本國民心理產生不安可以說是難免的」。歷史問題只是現實問題的表現。平井健認為，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日本近百年來第一次從心理上受到震動，「渾身緊張了起來」。而要建立真正友好的日中關係，需要兩國國民的意識心態的變革，這肯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副教授葛小偉（Perter Hays Gries）則認為，中國因兩年前的金融危機和歐美衰退、中國崛起的地緣優勢，釋放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強國，美國、日本、歐洲都在減弱影響力」的信號，讓國民感到「中國強大，應對外顯示出強勢」，這也為解決中日間的懸案製造了難題。

　　但是，作為東亞地區兩個最重要的國家，中日關係總需向前看。黃大慧認為，中日間更多的是合作，中日攜手將決定亞洲未來。

　　一位觀察人士對記者表示，日本如何自我定位是根本問題。日本真想成為自主自立國家的話，就要想辦法回歸亞洲，更重視與亞洲的關係和與中國的關係。該人士表示，中日關係的理想形式是以法德關係為樣板解決歷史問題，以歐盟發展為樣板重塑亞洲版圖。為此，中國需要具備像法國那樣的外交技藝和文化軟實力，而日本需要具備像德國那樣的明智和器量。在中日真正實現和解、達成互信之後，東亞共同體的設想才能逐步變成現實。否則，決定21世紀亞洲命運的很可能將是一場零和博弈，或者是漫長的時間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