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這十年｜觀察家

巴黎七大文學博士 程小牧 為《觀察家》撰稿

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發生「史無前例」（法國總統奧朗德語）的恐怖襲擊事件。這樣說不僅是因為傷亡慘重，更是因為這次系列襲擊沒有具體攻擊目標、完全針對普通市民。巴黎這座自由、和平、歡愉的城市，在這個血腥之夜被拖入前所未有的恐怖之中。而這，已是今年法國境內發生的至少第五起恐怖襲擊。

法國總統奧朗德在第一時間發表了講話，稱此次恐怖襲擊是「戰爭行為」，由境外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策劃實施，得到了法國國內勢力的協助。之後，對此次恐怖襲擊的反應圍繞著法國對伊斯蘭國及敘利亞、伊拉克政策問題展開，包括具體的軍事打擊計劃。法國國防部在11月15日晚發表公報稱，法國當天出動12架飛機，對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境內的軍事目標實施空襲，進行了多輪轟炸，摧毀了該組織一個指揮所和一個訓練營。

就在11月12日，此次恐怖襲擊的前一天，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扎卡（Yves　Charles　Zarka）應邀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場題為「歐盟的理想與危機」的講座，其中特別談到了威脅歐洲的「一種新形式的恐怖主義」。扎卡指出，歐洲某種程度上已經內化了新型恐怖主義襲擊。

在歐盟，內在的恐怖主義正在悄然興起。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在法國出生和成長，也有法國國籍，但卻對他們生活的國家懷有一種無理性的仇恨？在遇到困難時，他們會把什麼視為「自己的」（歸屬、價值）？

扎卡認為，一方面，極端思想在社交媒體的宣傳教導，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一种放逐；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關注物質幸福、社會權利、購買力和社會保障。誠然，這是合理合法的，但它沒有給出生存的理由。傳統上伴隨歐洲而生的理想光芒不再，道德危機（更不用提虛無主義）蔓延等，都使得年輕人對其生活的歐洲國家產生仇恨。扎卡又從歐盟的視角出發，特別指出了歐盟政治基礎和價值基礎的空洞。歐洲近代啟蒙價值的不斷受到挑戰以及政治意志的喪失，是歐盟危機的原因及表現。

法國近年來應對恐怖主義問題的後知後覺，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對形勢認識的嚴重不足。確實，問題並非僅僅是伊斯蘭國和敘利亞危機那麼簡單。本土伊斯蘭主義極端化和恐怖分子本土化是更為深刻的癥結。

《查理周刊》案的主犯、34歲的薩義德·庫阿什和共犯、32歲的弟弟謝里夫·庫阿什都在法國出生，父母是阿爾及利亞移民，居住在巴黎市內。兩兄弟都一直是警方的監視對象：謝里夫曾因10年前試圖前往伊拉克伊斯蘭極端組織作戰，被監禁18個月；薩義德曾在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分支(AQAP)接受過數月的培訓。今年6月26日，工場斬首案的兇犯薩利同樣是北非裔法國人。而「大力士」火車恐怖襲擊的主犯名叫阿尤布·卡扎尼也是長期在歐洲定居的來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

11月13日發生的這次恐怖事件，參與襲擊的八名恐怖分子中已經被確定身份的殺手阿米莫爾和穆斯塔法伊是在法國本土出生，巴黎近郊長大的移民二代。目前在逃的阿普戴斯蘭姆和他已經在

自殺襲擊中死亡的弟弟雖然此前並不居住在法國，但他們所持有的也都是法國護照。阿普戴斯蘭姆兄弟居住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近郊說法語的的小鎮穆朗貝克（Molenbeek）。這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移民社區——貧窮、混亂、暴力事件不斷。穆斯林移民佔一半以上，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聚集地。這次恐怖襲擊的軍械庫就在這個鎮上。

為什麼恐怖分子有法國籍和歐洲本土的年輕人？為什麼這些法國青少年、移民後裔，狂熱地加入聖戰組織，渴望去中東恐怖主義營地受訓，再對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街區和鄰人發起襲擊？這是法國社會內部的癌症，比外在的敵人恐怖得多。若不談移民問題和青年問題、不談伊斯蘭極端主義本土化、不談阿爾及利亞戰爭及殖民歷史，就無法認清法國新形式的恐怖主義。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青年與伊斯蘭國發生關係是結果而非原因。

法國曾經是一個殖民帝國，在近百年的歷史中，出於各種原因，從前殖民地接納了大量移民，這些移民中最大的群體是來自北非馬格里布地區的穆斯林。所謂馬格里布地區，是指非洲北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等沿海地區的前法屬殖民地。近二三十年以來，穆斯林社區在法國社會日益邊緣化和貧困化，大量年輕人無法進入主流社會。這種狀況伴隨著經濟危機、失業率的攀升而日益惡化。近幾年，隨著「伊斯蘭國」等極端原教旨勢力的崛起，這些極端思想通過互聯網在穆斯林移民社區的青少年中一呼百應，肆意蔓延。

早在十年前，2005年的郊區騷亂就集中反映了法國日益尖銳、無法調和的移民社區的社會矛盾，揭示了法國社會的癥結和嚴峻的未來。近年的恐怖襲擊與郊區騷亂屬於同一個問題的延續。對這一縱向歷史的回顧，比僅僅橫向地談論坦伊斯蘭國和敘利亞危機，更能為讓我們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

郊區，城市邊的孤島

巴黎的郊區距繁華之都只有一二十公里之遙，然而兩者的差別比外省與巴黎、農村與城市的差別更為明顯。法國的外省，特別是中小城市，人們說著更純正的法語，擁有相對同一的傳統、觀念和習俗。雖然仍有富裕和貧窮、職業和階層的差別，但仍保持在中產階級社會的和諧範圍之內。

而法國的農村已經消除了和城市之間的貧富差距，只是產業類型的差別。作為農業大國，法國在歐盟的籌碼之一就是要求建立統一的農業補貼政策，像德國這樣的工業化國家並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好處，而法國的農村則獲益匪淺。依靠歐盟的政策與基金，他們避免了在全球化時代被淘汰出局的命運。法國農村對生態與環境、區域特色和文化身份的保護比城市更令人稱道。廣闊的田園、工藝精湛的葡萄酒窖，中世紀的教堂和城堡，連乳酪和麵包都比城裡地道得多，似乎鄉村更能代表法蘭西的歷史與文化。

但郊區則截然不同，它構成了法國社會異質性的存在。法語的「郊區」（ban-lieue）是指附屬於封建主的領地、歸領主統一管轄的外圍區域，這一概念隱含了明確的中心與模糊的外圍之間的關係。巴爾扎克曾在他的小說里稱巴黎郊區為「巴黎周邊」（environs　de　Paris），並寫道：「巴黎讓它的周邊挨餓，像一棵大山毛櫸不讓任何東西生長在它的蔭蔽下。」當時磨坊場聚集的蒙馬特高地、葡萄酒集散市場拜爾西都屬於這些地區，現在它們已經變成鬧市。

近代郊區的迅猛擴張和城市化是工業社會的特徵，這源於城市外圍工業帶的發展，城市人口的激增和外遷。郊區依附於城市經濟，佔有著鄉村資源，而它的生活方式則非城非鄉。法國的郊區由一個個小鎮（cité）組成，它們通常方圓幾公里，人口數量在一兩萬左右。幾條穿越巴黎市的郊區輕軌將這些小鎮和巴黎連接起來。和紐約等大都市一樣，巴黎郊區的一部分小鎮是城市中產階級的別墅區，中產階級主動選擇遠離鬧市的更好的居住環境，比如西南郊的凡爾賽地區，西郊的布勞涅森林帶，東邊剛出城的凡塞納城堡附近。

然而巴黎北部、東部、東南部等更廣大的郊區，則是移民人口佔了絕大部分，不少小鎮幾乎全是北非裔的阿拉伯人和黑人。這些移民大多是工業人口，從事低收入的體力勞動。他們子女繁多，疏於教育，很多青少年早早便輟學，有的甚至以盜竊、搶劫、販賣毒品為生。這些地區被稱為「ZUS」（zoneurbainesensible敏感城市帶），與「ZUS」相聯繫的總是貧困、暴力與犯罪。2005年郊區騷亂前後，被法國內政部列為「ZUS」的小鎮在全法國多達751個。這個現象不是法國獨有，荷蘭、比利時、英國、德國等幾乎所有歐盟大國都有著類似的郊區問題。

當通往北部和東部的小火車駛出巴黎市三五站，乘客的構成就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有色人種成為絕大多數。車廂里到處是塗鴉，窗戶被硬物劃得滿是深痕，座椅面的絨布顏色還新鮮，但已斑斑駁駁。車窗外是些灰色的廠房，大片空曠的綠地，以及它們所串起的一個個小鎮，方盒子般的水泥樓或密集的簡易別墅。這裡的東西差不多是巴黎大區最便宜的。周末，父母去採購一周的生活用品，孩子們則乘輕軌列車去巴黎城裡玩。周五、周六的午夜時分，香榭麗舍大道與平時顯得非常不同。由於法國的舞廳和夜總會有權選擇自己的顧客，黑人或阿拉伯男孩常常被拒之門外。街上一群群青少年，叼著捲煙，握著啤酒瓶，操著郊區口音，漫無目的地遊盪著。

二十世紀以來，法國的移民潮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一戰之後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內部大量拉丁裔和東歐的移民來到法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匈牙利和波蘭人等。這一批移民由於有著相對一致的文化、宗教傳統，比較好地融入了法國社會。2005年郊區騷亂中的焦點人物、強硬派的代表、後成為法國總統的薩科齊就出身於匈牙利移民家庭。

第二次移民潮出現在二戰之後，法國高速發展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戰後急需工業勞動力的法國，以極其寬鬆的移民政策吸納了大量來自馬格里布地區以及其他原法屬殖民地的黑非洲移民。之後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和北非民族獨立運動，使得大量親法的、參加法軍的本土人逃往法國。這批移民數量巨大，主要是阿拉伯人和黑人，大部分是穆斯林。在戰後資本主義的又一個黃金時期里，他們為法國工業資本的高速積累提供了理想的廉價勞動力。也正是他們的後代，構成了2005年底郊區騷亂的主體。而今天，他們中的一些年輕人又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組織聯繫在了一起。

第三次移民潮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亞洲移民，來自紅色革命的越南、柬埔寨等原法屬殖民地，法國政府以政治難民的身份接受並安置了他們。八十年代以後，來自中國的移民數量也開始激增。目前法國的移民人口已經達到10%以上。

郊區逐漸形成的移民聚居狀況多少有點種族隔離的意味。雖然政府從來沒有有意為之，但幾十年來的移民政策和社會發展造成了這種種族隔離的事實。

最初移民還居住在城裡比較便宜的區域，與法國人雜居一處。城北的18、19、20區有黑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聚居點，東南方的13區是著名的中國城。隨著巴黎房價的暴漲，很多低收入的移民家庭無法再負擔巴黎市內的生活開銷，紛紛遷到郊區更便宜的地方。新的移民又源源不斷地湧入，法國政府迫切面臨著安置他們的問題，於是在各大城市的郊區集中修建高密度的居民區。這些小區的房價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稱為「廉租房」（HLM），收入在一定限度以下的人經過申請、審核才有權租住。（巴黎城區也有廉租房，但每個區只有一兩處，數量極少）這原本是法國政府在二戰後開始實施的福利措施，政府花費巨資建設和貼補貧困家庭的住房，然而最終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這些城郊的居民區慢慢發展成與主流社會隔離的移民社會貧民窟，像一個個漂移的孤島，與法國社會形成巨大的離心力。

「我們不是法國人，我們是郊區人」

很多移民家庭完全靠救濟度日。他們往往人口眾多，特別是穆斯林家庭，通常有五六個以上的孩子。由於人口持續負增長，法國政府為了鼓勵生育提供優厚的補貼金。一個家庭如果有三個孩子以上，靠補貼金父母就可以不工作而維持基本生活。這些家庭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法國政府的稅收之高一直讓納稅人怨聲載道，然而其中的淵源仍需要歷史去說明。

城東的塞納—馬恩地區，曾是法國機械製造業的一個中心，象徵著巴黎大區工業時代的輝煌。然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由於高科技的發展、生產模式的改變和機械工業的分散，這一地區逐漸衰落，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這些工業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他們確實為二戰後的法國創造了巨大的剩餘價值，但現在，他們被時代所淘汰。

在這樣的家庭中，父母無力管教子女，孩子們時常曠課乃至輟學。雖然從制度上說，法國高等教育已經普及，公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幾乎全部免費，然而大量的移民子女卻連初中都難以畢業。因為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上學無用，出身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前途。由於學習情緒消沉、教學計劃難以完成，導致郊區學校的教學質量越來越差，與正常的學校完全不在一個水平上。薩科齊曾提議以停發家庭補助來懲罰子女不上學的家庭，然而立即遭到左派的否決。

郊區人口的增長速度驚人，素質卻難以提高。與此相伴的一個可怕現象就是低齡失業人口數量巨大。這些賦閑在家的青少年不願返回學校，也根本找不到長期穩定的工作。

有一天人們應該停止叫他們「移民後代」。這些孩子僅僅屬於法蘭西郊區，不曾有別的故鄉，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們還沒有明白什麼叫學習，就已經輟學；還不知道什麼是工作，就已經失業。這些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有一種深深的隔閡，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是什麼人，不知道他們來自何方，不知道他們曾經歸屬的文化，不知道他們怎樣艱難地離開馬格里布的小村子在法國紮根。

一個郊區的少年曾在電視採訪中說，我們不是法國人，我們是郊區人。

2005年郊區騷亂的導火索是10月27日，北郊小鎮克里希蘇布瓦（Clichy-Sous-Bois）的三名少年為躲避警察的盤問追查而誤入變電站，兩名少年被電死，一名活了下來但嚴重燒傷。兩個死去的孩子一個17歲，一個15歲，分別來自茅利塔尼亞和突尼西亞的移民家庭。事發一周政府都沒有向受害者家屬作出任何解釋，該鎮開始抗議遊行。警方迫於壓力提交了事件經過，但他們撒了謊，聲稱只是按章辦事、查證件，並沒有追趕這三個少年。抗議規模進一步擴大，並出現燒車、砸商店等暴力事件。

這樣的事件本來很快就可以平息。但出現暴力行為後，時任內政部長的薩爾科齊視察了事發地區，其間與示威的青少年發生了衝突。這個著名的強硬派人物盛怒之下表示，「一定要清除郊區的『渣滓』和『匪幫』」。這句話深深地刺傷了郊區民眾，特別是受害者的家人。很快，騷亂擴展到全法國。郊區青少年長期積聚的怨恨和絕望情緒毫無理性地爆發出來。兩周後，總統才遲遲表態，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發表了一番關於「身份認同」的講話。

整個騷亂期間，近萬輛汽車被燒、千餘所建築被損。參與者沒有宣言、沒有理論、也沒有統一的組織，只是以最原始的方式發泄他們的憤怒和仇恨。這種簡單的暴力或許只是為了提醒這個社會他們的破壞能量。

2007年，郊區騷亂平息兩年後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兩份內容完全相同的求職簡歷，只有名字和家庭住址不同，向200多家企業投寄，結果家住巴黎市、法國姓氏的青年接到的面試通知有70多份，而家住郊區的、非洲或阿拉伯姓氏的青年只收到20多份。最普通的進入正常社會的願望對於小鎮青年來說都是難以企及的，厭學、逃課、販毒、襲警，或許是一種最消極的反抗，從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深深的絕望。

遭遇恐怖主義：伊斯蘭信仰與極端化

在啟蒙價值與世俗化為主導的法國，伊斯蘭信仰與文化的獨特之處一直顯得不太協調。法國的移民群體多種多樣，比如中國人、印度人，並沒有給當地居民帶來太多不便，但穆斯林聚集的地方情況則大為不同。穆斯林在宗教習慣、社會生活等方面會遇到各種問題。例如，法國通過了禁止虐待動物的法規，規定只能以電擊方式屠宰牲畜，而穆斯林堅持根據經文要求放血屠宰。還有孩子在學校要吃清真食物、女性在公共場所要蒙頭巾、男女不能一起游泳等，這些習慣，會讓其他的社會成員不以為然，多少會造成事實或心理上的衝突。不僅如此，法國在行政法規上常有一些看似針對伊斯蘭教習慣的規定，比如「禁止在公共機構如中小學佩戴明顯的宗教標識」，其中包括女生不能在學校蒙頭巾。這些規定當然是出於法國憲法中有關公共機構要遵循世俗化的原則，卻立即遭到伊斯蘭群體的負面解讀，被視為是反伊斯蘭的舉措，總是遭來激進分子的強烈反抗。

歐洲經濟危機以來，巴黎郊區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某些伊斯蘭極端宗教團體所鼓吹的平等及互助行動，吸引了大批看不到前途的年輕人。社交網路使得他們的佈道宣傳及聯絡組織活動極為高效，亦躲避了很多麻煩。即便有運送槍支、為組織洗錢、海外受訓等實質性罪行，也往往服刑一兩年就被釋放。

而法國的監獄，更是穆斯林佔大多數的地方，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聚點。隨著阿拉伯之春的巨變，敘利亞戰爭的爆發，伊斯蘭世界的局勢空前混亂，「伊斯蘭國」等極端原教旨勢力迅速崛起。所有這些，都直接地影響著與這些地區有著斬不斷的文化血緣關係的法國穆斯林移民群體。極端思想通過互聯網在無所不在的清真寺、寄宿學校中蔓延。處於社會底層，對處境感到絕望，原本對伊斯蘭教的認識也極為有限的青少年，輕而易舉就被煽動起來。

這次恐怖襲擊之後，政府和媒體再次頻頻談到S名單（Fiche　S），這是一份法國警察局和國防部刑偵部門掌握的危險分子名單，其中涉及極端恐怖主義的，目前有11500人在冊。這份名單現在也為歐盟安全部門共享。幾乎近年所有的恐怖襲擊兇手都在這份名單上。但既然如此，為什麼恐怖襲擊仍無法避免？

法國的安保系統確實存在巨大的漏洞，但這只是表面的問題，這還與整個法國社會的管理理念所造成的低效率有關。這個問題很大，無法一一展開。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法國去年通過了管理者和僱主晚上八點之後不許給員工打工作電話的法規。整體管理效率低下，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受到諸如此類名目繁多的勞動法規的牽制。再進一步看，這種法規背後的價值理念是法國社會模式賴以存在的基礎，人性化、自由、保障、權利等等。

同理，明知是危險分子也不能隨意剝奪他們的自由，因為這樣做違背憲法和法律。11月15日晚，前總統、目前的在野黨主席薩科齊在接受法國一號台新聞聯播的訪談時專門談到，必須對S名單中的人採取行動。他甚至說，「一個人看聖戰組織的網站，就應該被視為聖戰者，就像一個人看戀童癖網站，就應該被視為戀童癖者，我們完全有理由限制他們的自由。」這樣的言論，除薩科齊外，恐怕沒有任何法國領導人敢說得出口，而薩科齊之所以能夠這樣說，也是由於他現在處於在野黨的位置。但毫無疑問，這種說法與法國一貫堅持和維護的言論自由原則是格格不如的。

法國社會在價值的層面上，幾乎已走到了一種悖論的怪圈中。如同扎卡指出，從18世紀的啟蒙運動開始，歐洲就產生了很多理想價值：理性、普遍主義、自由、進步、人權、民主、法治等；進入20世紀後半葉，對這些理想的批評和反思越來越深入。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歷史問題，一是作為啟蒙運動黑暗面的殖民主義，它引發了很多惡果：征服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施加軍事和行政控制，推行奴隸制和等級制，以強勢的西歐文明摧毀了很多傳統的文明體系。二是兩次大戰的暴行，尤其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歐盟的產生就始於戰後的和解和對永久和平的渴望。歐盟起初作為經濟聯合而建立，隨後擴展到貨幣，再之後擴展到人們自由活動的領域（申根地區），但是政治問題不斷地被懸置。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憲法來建立一個政治行動一致的政府，歐盟會出現各民族國家不同利益間的對立。在多數歐洲國家，多元文化主義興起，基督教與猶太教共有的歐洲觀念，正面臨著歐盟內部急劇增加的穆斯林人口的挑戰。由於啟蒙理想飽受質疑，當今的歐洲文明也在變得脆弱：它不再真正相信推動它的理想和普遍主義，並在各個領域都落入了相對主義的泥沼中，無論在道德、文化或宗教領域。

在制度層面，法蘭西的理念與越來越嚴峻的社會現實顯得有些脫節。其表現之一，就是不知寬容為何物的極端主義在一個寬容的社會找到了最易生長的溫床。在這樣的現實中，法蘭西價值理念遭遇著一次次更為巨大的挑戰，其有效性也一次次遭到質疑。這或許就是全球化、多元文化社會必然的癥候。

法蘭西，怎麼辦？

這次恐怖襲擊後，法國最高層的高調宣戰姿態，幾乎讓我們聯想到了美國政府對9-11的反應。法國各派人物都將此定義為一場「戰爭」，沒有人反對法國要向恐怖主義宣戰，他們相互攀比著看誰放出的話更狠。法國地區選舉即將舉行，2017年的總統大選各派也已經開始備戰，讓人很難分清，他們是在向恐怖主義宣戰，還是借著國喪開始了內鬥。

總統奧朗德在恐怖襲擊的第二天就召見了各在野黨派的黨首，想著將全國的輿論團結在他周圍，重溫一次一月份《查理周刊》被襲後，作為法國領袖，挽著幾十個國家領導人，帶領著400萬法國民眾走上街頭的景象。可事與願違，面對十個月之後發生的這次更大規模的，針對無辜平民的屠殺，奧朗德的國內安全政策實在是難辭其咎。

薩科齊批評奧朗德從一開始就低估了事態的嚴峻程度，早就應該拘禁那些已經在情偵部門名單上的被懷疑有極端傾向的分子。奧朗德對敘利亞的政策也存在嚴重的失誤，不應該冒冒失失地就對敘利亞發動空襲，應該更多地尋求俄國的支持，與普京對話。總之，法國的內政外交需要重大調整。

極右派的領導人勒龐更是不留情面，她公開宣稱：「法國和法國人正處在危險的境地，危機時刻要有危急的措施，應該徹底地清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她甚至要求奧朗德加強國內的武裝，關閉申根國之間自由流動的邊境。

面對如此的壓力，奧朗德以及他所在的社會黨要員不得不紛紛表態。奧朗德於11月17日在凡爾賽宮召集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表示，作為對13日殘暴屠殺的回應，他將延長國家緊急狀態，增加軍警情偵人員，盡國家之全力保障人民的安全；將尋求奧巴馬與普京的支持，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框架中儘快達成徹底消滅伊斯蘭國的共識；他還要求總理儘快組織修訂憲法，取消從事恐怖活動、擁有雙重國籍者的法國國籍，迅速驅逐有損法國國家利益的外國人出境……

總理瓦爾斯說，「我們已經在戰爭狀態……我們將對那些企圖摧毀法國，摧毀歐洲的聖戰者宣戰，我們將以與恐怖襲擊相同的力度回擊他們，消滅他們，我們將贏得整場戰爭。」

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這些反應既真實又似乎夾雜著政客的表演。最令人憂慮的是，2017年總統大選之前極右派強硬勢力可能出現蓬勃發展。敘利亞的極端組織在第一時間就宣稱是他們策划了這次系列恐怖襲擊，這是否在有意識地將法國推入保守主義的陷阱呢？就像十四年前基地組織通過9·11將美國拖進陷阱一樣。法國人在今年一月所表現出的冷靜、團結、理性一去不復返了。

（作者系巴黎七大文學博士，現任教於北京大學外語學院）

本文刊於今天出版的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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