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中年危機的真正根源

　　 喬納森·羅奇 著 吳萬偉 譯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人類幸福具有生物學基礎和幸福感在中年時期的（暫時）下降的方式。

　　 今年夏天，一個悶悶不樂的朋友前來拜訪。他47歲，經過多年的打拚終於獲得終身教授職位，算是在學界找到了安全感。不過，他不但沒有心滿意足，反而覺得落入了陷阱。如今在一門心思地想著逃出牢籠，這種反應令他驚訝無比。顯然毫無道理，他哪兒出了毛病？我知道最好的答案是什麼，我告訴他這都是幸福感U型曲線鬧的。

　　 不是每個人都經歷U型曲線，但包括我本人在內，確實有許多人經歷過。客觀上說，我40多歲時功成名就。家庭穩定幸福，身體健康，經濟無憂，而且還有稱心如意的職業和非常能幹的同事。我還出版了一本書，在各大報刊發文，贏得過新聞界的大獎。如果把我的事當作別人的故事講來聽聽或者大學剛畢業時我能得到這一切，我肯定興奮地高喊「哇塞，我能擁有這一切就好了。」可是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感到失望，頭腦中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失敗念頭。事業無成，光陰虛度，渴望一種莫名其妙的變革或逃避。

　　 我很清楚，自己的悶悶不樂和焦躁不安是非理性的，所以從來不對別人講。想到這些，其實我想得很多，我拒絕接受中年危機的說法，因為我的生活很穩定，沒有任何危機：更像一種不停飄落的失望。最讓我感到惱火的是覺得自己有些忘恩負義，這比失望本身更煩人，因為我最討厭這種人了。我希望理性能夠佔上風，我曆數自己獲得的種種庇佑，真的在心中把它們一個個列舉出來，有時候甚至把我應該感謝的人名一個個寫在紙上。用理性說服自己或許起一點兒作用，但很快失望就會捲土重來。每周如此變成每月如此，再變成年年如此，我的自我形象開始發生變化。我曾經一直覺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如今我似乎成了牢騷滿腹之人，整天為真實的或想像的麻煩所困擾。我認定自己可能真的變成了不可救藥的憤青。

　　 過了50歲之後，我遭遇了若干真正的人生挫折。父母雙雙離世，其中一個親人因為患上可怕的疾病死在我的面前，而我眼睜睜地看著卻無能為力。我因為所供職的雜誌社重組而丟掉了工作，自主創業的努力也遇到麻煩，我想創辦一個新的在線市場專門為有故事的記者和尋找故事的編輯提供合作機會。我的肩膀、肘關節、膝關節都開始疼痛。失望和自我責備之霧開始升騰，最初幾乎看不見，隨後就變得清晰可辨了。到了54歲的當下，我覺得似乎已經走出低谷了。但這個低谷到底是什麼？

　　 很久以前，在我30歲的時候，我認識了偉大作家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他曾經告訴我「中年危機開始於40多歲，你看看自己的人生就會想，我的一輩子就這樣了？大約10年之後，危機就結束了，那時候你再看人生就會想，其實，這樣的人生還是蠻不錯的。」他現在已經離世，說這些話時他66歲。50多歲時回頭再想想，他的話確實不錯。包括我自己在內，意料之中的是我開始再次感受到二三十歲時的闖勁。每天醒來考慮的是未來前景而不是對過去50年的回顧。感恩之心又回來了。

　　 我發現U型曲線是在將近50歲的時候，開始關注有關這個話題越來越多的研究。要是我40多歲時（甚至更早些，30多歲）就知道這些就好了，幸福感受到年齡的影響，尤其是中年時期，無論你稱之為中年危機還是別的什麼，對許多人來說，中年是向更美好生活階段的過度，是我們有理由期待的東西如智慧。我是多麼希望之前有人能像我現在告訴焦慮的朋友那樣給我安慰啊！他沒有任何問題，別人也一樣。

　　 1970年代，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一個名叫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經濟學家得知世界很多國家進行的幸福感調查。因為很好奇，他開始收集和分析這些數據，在此過程中發現了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的東西：超過臨界點之後，這些國家即使更加富裕，其幸福感並不會增加。他現在是南加州大學教授，被尊為專註於人類幸福研究的新型經濟學的奠基人。伊斯特林說，像幸福這類主觀性的東西在主流經濟學家那裡有時候顯得很怪異，其發現在很多年裡被認為是逸聞趣事，可以作為雞尾酒會上聊天的內容但很難成為嚴肅研究的課題。

　　 30年之後，到了1990年代幸福經濟學浮上檯面。這次一群勞動經濟學家開始對工作與幸福的關係產生興趣，其中就有達特茅斯大學的大衛·布蘭奇弗洛（David Blanchflower）和華威大學的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 Oswald）。他們開始國際性的生活滿意度調查，並且得到出人意外的發現，即世界各國重複出現的同一模式。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大衛·布蘭奇弗洛告訴我「無論你看什麼樣的數據，你都得到同樣的東西」：生活滿意度隨著進入成年的頭幾十年而逐漸下降，到了40多歲或50出頭進入低谷，接著隨著年齡的增長（一直到晚年），生活滿意度達到比年輕時更高的水平。該模式常常被稱為U型幸福曲線。

　　 與此同時，發展經濟學家卡羅爾·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她現在供職於我擔任高級研究員的布魯金斯學會）在研究迅速脫貧的秘魯人。她想知道「這些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為？」她告訴我，她吃驚地發現客觀生活條件並不能決定主觀的生活滿意度；在秘魯就像在其他國家一樣，許多脫貧者感到自己比從前貧窮時更不幸福。她說，「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到處搜索，她發現幸福經濟學的文獻很少，在深入研究調查數據後她首先在拉丁美洲繼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現同樣的U型曲線。她說「這是一種統計學規律，是有關人類生活條件的內容。」

　　 U型曲線出現在對調查整體生活滿意度問題的回答上而不是特定時刻的情緒變化。曲線的準確形狀和低谷的年齡段因為國家、調查問題、調查對象和統計學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確，U型曲線不是無所不在的，人們可能懷疑是否真的存在能夠跨越差距甚大的調查、國家、代際和分析的單一模式。雖然如此，該模式出現的頻率之大讓人根本無法視而不見。比如，在2008年的調查中，布蘭奇弗洛和奧斯瓦爾德發現80個國家中55個國家的評價最低點都處於46歲，調查問題是「綜合考慮所有因素，近來你對生活整體滿意度如何？」格雷厄姆和米蘭娜·尼科洛娃（Milena Nikolova）最近查看了國際調查，該調查要求149個國家的受訪者為其生活打分，這是個從0到10的量表，其中10「代表最好的生活」，0代表最糟糕的生活。他們發現在80個國家中年齡與幸福之家的關係。除了9個國家之外，所有國家生活滿意度的低谷都出現在39歲到57歲之間（平均最低點是在50歲。）

　　 猿猴的幸福感低谷與人類似，也在相當於45到50歲之間的年齡段，這說明幸福曲線不僅僅出現在人類身上。

　　 富裕國家的幸福曲線更明顯，那裡的人壽命更長，老年擁有的財富更多。有時候在原始調查數據中就可以看出來，即中年人表達的總體滿意度更小。但是這裡有一個障礙：在很多例子中（包括我上文引用的兩個分析），基於年齡的U型曲線只是在研究人員對諸如收入、婚姻狀況、就業等變數調整之後才出現的，因而是僅僅關注年齡的影響。有些學者包括本領域的權威伊斯特林在內對這種調整持悲觀看法。威斯康辛大學老年研究所的所長和心理學家卡羅爾·萊夫（Carol Ryff）告訴我，「在我看來，那是遮蔽故事而非將其澄清的方式。」但是，過濾重要的生活背景因素意味著某些有意思的東西：生活滿意度可能存在某種獨立於生活背景的模式。換句話說，如果所有其他因素都一樣，中年時期或許更難感覺到對生活的滿意，如果與其他階段相比的話。布蘭奇弗洛和奧斯瓦爾德已經發現，從統計學上來看，從20歲到45歲這個階段的幸福感喪失相當於非自願性失業的影響的三分之一。

　　 奧斯瓦爾德告訴我，「我認為這是有關人類的第一流發現，數百年後仍然具有重大意義。」不是每個人都願意走這麼遠。許多心理學家表示懷疑，部分原因是U型曲線是從大數據中產生的統計學特徵，心理學家更願意研究實際的人，無論是個體還是實驗群體，最理想的是跟蹤整個人生的縱向研究。萊夫告訴我「我認為針對人生道路模式提出概括性說法是錯誤的。從終極分析來看，當你談論這些龐大的基因故事時，你們並不是在談論真實的人。」因此，心理學家去尋找中年危機的證據，即中年的獨特現象而不僅僅是人生任何階段都可能出現的壓力或者困難，他們還沒有找到，但他們對這種可能性充滿信心，經濟學的各個地方都似乎發現了冒著煙的手槍。

　　 在最近的研究中，U型曲線研究者已經開始找到更難忽略的證據，它們不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相關關係。奧斯瓦爾德、特倫斯·程（Terence Cheng）和納塔伍德·波多薩韋（Nattavudh Powdthavee）已經發現三個國家的四套縱向數據中存在U型曲線：這是非常重要的證據，因為它跟蹤了個體長時間的生活經歷而不僅僅是統計學快照式數據存儲點不同年齡的對比。布蘭奇弗洛和奧斯瓦爾德在查看了27個歐洲國家的樣本後發現使用抗抑鬱藥物的「典型山峰狀模式」，高峰出現在40多歲末期。中年時期使用抗抑鬱藥物的可能性是其他年齡段的「將近兩倍」。他們還發現，該模式同樣出現在收集相關數據的美國兩個州（新罕布希爾和新墨西哥州）。

　　 當奧斯瓦爾德和包括兩位靈長目動物學家在內的其他四位學者發現U型曲線出現在猩猩和猿猴身上時都驚訝不已。動物園工作者、研究者和其他照看動物者填寫的問卷調查為其靈長類動物（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美國的500多頭猿猴和猩猩）的幸福感打分。猿猴的幸福感在相當於人在45歲到50歲的年齡段處於最低點。作者們在2012年的論文中得出結論說，「我們的研究結果暗示人類的幸福曲線不僅是人類獨有，雖然人類生活和社會因素可以做出部分解釋，但其根源或許還在於人與猿猴共享的生物學基礎。」

　　 我認為證據說明的問題在這裡：中年時期完全有可能感到滿意，但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可能更加困難。這就是我以及我為寫本文所粗略調查的某些人對U型曲線的感受。

　　 我的一個45歲的朋友S告訴我「我認為這裡面肯定有某種內在的東西，」他描述20多歲時興奮和好玩（我真的很笨，但我覺得自己知道東西很多）30多歲時是努力拚搏和穩步收穫的時期（我覺得走上軌道，就像白色警戒線和美國夢），到了40歲因為一場意料之外的離婚、單身養孩子和心臟病而搞得身心疲憊。他說他現在已經很難感受到幸福，從而導致某種我感受到的自我懷疑：不知不覺地懷疑自己是否命中注定就是個倒霉蛋。他還擔憂其悶悶不樂是否其人生問題的起因而不僅僅是結果。S告訴我「從職業上看一切進展順利。但正在發生的某些事情足以讓我的妻子離我而去。如果我進行了深度心理學潛水，我可能說任何東西都無法我感到滿足。或許我的心理真有毛病。我覺得人生是個必須戰勝的挑戰而不是應該去享受的冒險。我想過逃亡巴西，然後隱姓埋名在旅館工作。到了50歲的時候這個想法可能會改變。」

　　 我很高興地告訴他命運對他是有利的。

　　 我的朋友K是54歲的婦女，其人生軌跡與S有些類似。她在20多歲時成績輝煌（從事我夢想的工作）前程似錦；在30歲時不斷取得進展（努力拚搏），到了40歲遭到一連串的打擊，父親去世，母親中風，女兒出生後丈夫離家出走，她自己遭遇下崗。雖然這一切都挺過來了，下崗後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事業做得更好，賺的錢更多），可她養成了對其人生的心酸的幽默感，悲哀地告訴自己至少她經受了這麼多災難，不想一股腦兒詳細描述出來。

　　 在過去幾年，情況開始變得好轉，而且非常明顯。K的50歲生活不僅少了外在動蕩也少了內心波動。她說「在日常生活中，我或許和從前一樣，但我的感受變了。」她的價值觀已經從工作轉向別處：「我開始認為工作不再是成就感的主要源泉。現在我開始以幫助他人和為社區做貢獻衡量我的人生價值。我享受這些年來培養起來的人際關係，老朋友並與他們一起成長。現在總是勁頭十足而且充滿期待，不是生活在當下，對現在充滿感恩之心。我認為我又感受了恩澤。遇到問題時，我可以抱怨或對發生的事感到很糟糕，但總體上已經是積極的好事。我認為感恩之心已經幫助我不僅生活更滿足而且更願意付出。」她描述自己50歲的生活非常好，而且還在不斷改善中。

　　 我的情況也是如此。雖然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感到沮喪憂鬱，但我覺得比在40多歲時更容易欣賞已經擁有的東西，甚至無需像十年前那樣寫出所擁有的好東西的清單。我的事業、同性婚姻取得成功當然有幫助，我本人在50歲時獲得了合法的婚姻。但內心也發生了變化，因為在40多歲時我取得了很多成功，但沒有一項成功是足夠的，難怪我脾氣壞。在我看來，感恩之心似乎離我而去的一段時間過後又回來了，這讓我感覺到上天的恩賜。

　　 這種恩賜似乎有一個很好的科學解釋：研究顯示人們的滿意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提高，從50歲初期經過60歲和70歲甚至更高，一直到對許多人來說因為機能喪失和疾病使其走向人生盡頭（這個終點很難籠統地論述）為止。比如，在2011年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勞拉·卡斯坦森（Laura Carstensen）和七位同事發現「感情生活的高峰直到70多歲時才出現，」這個有科學證據支持的發現常常遭遇大眾的懷疑，連科研人員自己都有些不相信。卡斯坦森向我描述其本人的生活模式。她說「對我來說，40多歲是最糟糕的時期。在專業上總是不夠好。我認為在50多歲時已經走出迷霧。」現在到了60歲，「我覺得自己享受特權，我能感受到這一點。」康奈爾大學人類發展和社會學教授艾琳娜·韋星頓（Elaine Wethington）現在60歲出頭，在談及50多歲的轉折點時說，她的研究發現到了晚年人們的生活滿意度更高，對未來更樂觀。她告訴我「我覺得我已經在工作和事業上達到一種隨心所欲的狀態。」當然沒有保證，但發表這篇文章已經讓我覺得在50多歲時感受到的好轉可能繼續下去。正如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在我提及自己40多歲的回升時向我感嘆的那樣「一直等到你到60歲。」

　　 當然，最有趣的問題也是最難以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幸福常常是U型曲線？為什麼中年時期的生活滿意度最低？為什麼隨後滿意度會回升？

　　 部分答案在於研究者所說的選擇偏見：不幸福的人往往更早的時候就死掉了，從這個樣本中消失了。當然，中年往往是壓力最大的時候，工作、孩子和上年紀的父母等各種要求紛至沓來。但是單單這些似乎不足以解釋。我能證明自己從U型曲線中挺過來了而沒有在此過程中死掉，我們從跟蹤個體進行的幸福研究中知道別人也如此。請回顧一下U型曲線常常出現在調整了生活中的其他變數（孩子、收入、工作、婚姻）之後才出現的，所以並不純粹是情景性的。

　　 一個常見的在我看來正確的假設是卡斯坦森及其同事在2011年的論文中提出來的，他們寫到「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時間地平線的縮短，人們在最重要的事即有意義的人際關係上投入精力更多，從這些投入中收穫的滿意度也越來越多。」對許多人來說，中年是重新校準生活標準的階段，他們開始重新評價自己的生活，評價的標準不是社會競爭而是社會交往聯繫。40多歲時，我熱衷於拿自己的生活與別人的生活相比，為自己打分和評判，計算在競爭中落後別人之處。我的最佳暢銷書在哪裡？文學代表作呢？巴拉克·奧巴馬比我還小，看看人家！在我50多歲時，就像朋友K，我覺得自己更願意看重和欣賞人和人際關係，似乎大度地將難以勝利的地位競爭推倒身後。卡斯坦森告訴我，「當未來變得不那麼遙遠而且受到更多限制時，人們往往集中在當下，我們認為這對情感體驗更好些。老年時緩慢激發起來的目標是那些有關意義和享受當下生活的東西。」這些恰恰是K和我的非正式研究樣本中提及的其他人感受到的變化。

　　 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最具相關性的是大眾傳說和研究文獻中常常描述的變化：由於某些原因我變得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卡斯坦森說「人生目標隨著年齡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為它們是在時間背景下確定的。在人們認識到未來受到越來越多限制時，他們確定的人生目標就變得更切合實際和更容易追求。」對我來說，再向上爬的期待已經消退，因而感受失望和失敗的機會也就小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期待差距縮小的觀點最近得到實證研究證據的支持，普林斯頓大學健康與幸福研究中心的年輕經濟學家漢尼斯·施瓦特（Hannes Schwandt）提出了令人興奮的發現。他使用德國從1991年到2004年的縱向調查數據，很不尋常的調查問題是要求人們說出對現在的生活滿意度和五年後理想生活的滿意度。這讓他能夠對比同一批個人在不同時期對未來現實的期待。令他吃驚的是，他發現了同樣的結果，無論受訪者的經濟地位、年代、甚至是在東德還是西德（兩種非常不同的文化）如何：年輕人持續地突出地過高估計其五年後的生活滿意度；而上年紀的人低估未來的生活滿意度。年輕是永遠處於失望的階段，而老年總是帶來意外驚喜的階段。而且，施瓦特發現在這兩個階段之間即中年時期，人們經受雙重的打擊：對生活的滿意度在下降（這是U型曲線，揭示得非常清楚了），對生活的期待也在下降（事實上下降速度比生活滿意度的下降速度更快）。換句話說，中年人往往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悲觀，這當然註定要讓你感覺糟糕。但是，最終期待停止下降。它們定在比青年時更低的水平上，但現實開始超越期待。驚訝開始逐漸變得積極和正面，生活滿意度開始回升。在施瓦特的樣本中，交叉點出現在你預料到的地方：50多歲時。

　　 施瓦特寫道「這個發現支持了生活滿意度的年齡U型曲線假說，它是因為中年時期痛苦地感受到的理想受挫造成的，但到了更高年齡段他們幸運地放棄了這些理想，因而更少感受到遺憾了。」

　　 好吧，就算如此，這种放棄和重新定位為什麼就一定出現在中年時期呢？更確切地解釋還要再等幾年後才出現。雖然如此，線索已經出現在腦科學領域，它們暗示了既令人興奮又顯得古老的答案。

　　 迪里普·耶斯特（Dilip V. Jeste）是個有著不尋常出身的傑出心理分析學家。其「傑出」一面是他擁有多個學術頭銜，如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美國心理分析協會會長，作為全國最多產的老年心理分析師的記錄。他的獎狀和獲獎證書掛滿了辦公室的整面牆壁，裡面有美國心理分析學院頒發的老年心理分析研究獎和《聖迭戈雜誌》「2013年度最佳醫生獎」。其不尋常一面是他出生於印度的一個小鎮（他的英語帶有一點兒馬臘迪語口音）。他的醫生理想旨在幫助老年人成功度過晚年而不僅僅是治療其疾病，他相信智慧是一個不僅屬於伊索和亞里斯多德的概念而且屬於最前沿的神經科學。已經70歲高齡，看起來身體瘦弱的耶斯特絕對不是神秘人物，走近才會發現他敏捷的走路節奏。他和同事們使用電磁掃描技術和心理學測試電池研究人的大腦以便找到心智和情感活動線索。

　　 10多歲在印度時，耶斯特讀過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他說「那就像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小說」促使他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拿了心理分析學位併到美國做學術研究，先是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後來在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CSD）。在研究上年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時，他吃驚地發現他們年紀越大做得越好。這讓他探索人們是如何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進步的，雖然健康問題惡化和身體機能的其他不良變化。2006年和2013年兩次發表研究報告，說明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更幸福了而不是更糟糕了，雖然在進入晚年後可能導致人們情緒低落的慢性健康疾病越來越多。他說，「這真的令人吃驚。」

　　 耶斯特告訴我「我的問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實際改善的有沒有認知因素？」這讓我思考智慧問題。我開始納悶我們看到的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是否與他們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得更聰明有關，雖然身體機能越來越糟糕。

　　 他的醫學界同行至少可以說是懷疑，他們告訴他智慧研究應該留給哲學家們去做而不是神經科學家或者心理分析家。「我接受了這個挑戰。」耶斯特在敬重智慧的世界長大，他說，「在印度長大是文化因素，我們閱讀印度教的聖典《博伽梵歌》（the Gita），《博伽梵歌》真的是智者應該做什麼的記錄。」最近一些年，西方心理分析學已經產生了數量很少但非常科學的智慧研究文獻。調查這些現代和古代文本後，耶斯特發現智慧概念在多個世紀後和世界不同地區仍然「驚人地相似」：「在全世界，我們對於智者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觀念。」智者的品質往往包括愛心和同情心、良好的社會推理和決策、安詳鎮定、寬容不同價值觀、安於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等。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因為這些品質合起來不僅改善智者的生活質量，而且改善其所在社會的質量。智慧具有親社會性（哪個社會希望智慧少些呢？）耶斯特說，人類在生育期過後還能生活特別長的時間，從進化的角度看，或許智慧給我們的孩子或者尊老敬老的社會群體提供利益。他說「智慧在任何階段都有用，但是從進化的角度看，年輕人處於生育期，即使不聰明也不要緊。但老年人需要找到其他的辦法為人類物種的生存做貢獻。」他說，「年輕人更喜歡競爭而老年人在情感上更多約束，更寬容多樣性，更有深遠眼光」也是可能的。無論如何，他相信智慧概念的普遍性說明存在一些生物學基礎。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尋找大腦中有智慧之源的證據。

　　 「情感生活的高峰到了70多歲才會出現。」

　　 今年夏天在聖迭戈，我觀看了耶斯特和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臨床分析學家麗薩·埃拉（Lisa Eyler）進行的大腦圖像實驗來了解老人如何處理與愛心有關的任務---智慧元素。他們和71歲的企業教練J打招呼，她裝備了耳塞、戴在頭上的光學儀器，使其看見投射出的形象，「一個按鈕盒」讓她回應看到的東西，還有一個驚恐按鈕用來告知實驗停止。接著，她被推進核磁共振掃描儀，這台機器龐大，令人印象深刻，並發出很大的聲響。她花費了一個小時完成設計好的任務，刺激認知和情感中心---記憶字母，選擇面部表情---同時電腦記錄她大腦工作時的形象。在這之後是坐在手提電腦前坐半個小時，博士後研究人員進行標準化移情測試，他們讓J看一些照片，有些照片很溫馨，有些令人不安---然後記錄她的反應。最後是臨床醫生訪談。J自認為是智慧之人嗎？有時候，當她有更多時間思考而不是陷於危機時。她的智慧隨著年齡增長而增長嗎？當然，絕對的。這產生了差別嗎？是的，她學會了不再表現輕率，她更好地看到他人的優點，即使並沒有在外表上顯示出來。所有這些信息都被拿來與幾十個其他受訪者的結果進行比對，梳理出老年愛心神經學的見解；這些結果反過來將為智慧世界添磚加瓦。

　　 智慧科學還處於嬰兒時期，耶斯特說，現在還沒有證據證明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更加聰明（對應從經驗中學習---當然有智慧因素）。大腦中沒有「智慧器官」。智慧是天生的多種類品質，是許多其他功能的表現特徵。（一種心理學智慧掃描實驗設計了39項多樣性問題，雖然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心理學家在將這些數量減少到具有操作性的十幾個左右。）

　　 但是上年紀的某些因素的確有助於智慧和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在2012年挑釁性的標題「不要憤怒地回顧！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老年生活中對錯過機會的反應」的論文中，德國一群神經科學家使用大腦掃描儀和其他物理測驗對心理和情感活動進行考察，他們發現如果和年輕人相比的話（平均25歲），健康的老人（平均66歲）已經「減少了懊悔反應」。也就是說，老人更不容易對他們沒有改變的東西感到不快樂，這種態度當然前後一貫。古老的傳統都認為禁欲主義和平靜是智慧的一部分。事實上，人們普遍接受的是老年人的大腦對負面刺激往往比年輕人更少有強烈反應。康奈爾大學教授艾琳娜·韋星頓（Elaine Wethington）告訴我，「年輕人就是有負面情緒，」老年人的大腦或許更少受到影響我們早期生活的憤怒的影響。而且，斯坦福心理學家勞拉·卡斯坦森告訴我（總結了很多證據）「年輕人在管理自己的情感時往往很糟糕。」多年前，父親曾提出同樣的觀點，當我問他為什麼到了50多歲的時候他不再容易生氣了。而在更年輕的時候，這個毛病一直是其生活和我家生活的陰影。「我認識到我不需要對一分錢的挑釁做出5美元的反應。」

　　 其他研究發現社會推理和長期決策的能力也是隨著年齡而增強，精神性在提高（尤其是女性）；年紀大的成年人更容易對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感到舒服。尤其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耶斯特和同事們的發現，老年人為大腦特定區域的惡化採取的補償措施，即動用其他區域的額外神經網路，增加所謂的神經可塑性來補償認知能力的衰老，這或許帶來其他好處。耶斯特還注意到聯繫獎勵的大腦管道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喪失某些敏感性，可能減少衝擊力和成癮傾向。

　　 但這再次證明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動變得更聰明（或更滿足、更平靜、更有感恩之心）。許多年輕人很聰明，許多老人並不聰明。但它的確暗示上年紀改變我們的方式是讓我們更容易變得聰明（更滿足、更平靜、更有感恩之心）。我相信這意味著需要重新思考中年生活的意義。

　　 在1990年和2000年初期，當大衛·布蘭奇弗洛和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和卡羅爾·格雷厄姆等人開始調查U型 曲線時，幾乎沒有人感興趣。現在，格雷厄姆告訴我「可笑的是我已經趕不上它的發展速度了。」過幾年，科學將知道老年與生活滿意度之間關係的更多內容，甚至能夠應用某些知識幫助我們度過困難時期，並變得聰明。我相信，U型曲線的更大意義不在科學或醫療方面而是文化含義。這個曲線提供了一個機會，讓社會講述一個與從前不同的更好的中老年生活故事：該故事更準確、更寬容、更少尷尬、更少孤獨。

　　 當然，現在支配性的故事是中年危機敘述。雖然中年作為生活獨特階段的觀點可以追溯到19世紀（按照《在我們的輝煌時期：中年的發明》作者帕特里夏·柯恩Patricia Cohen），但中年危機的觀點是最近出現的東西，第一次出現在1965年已故心理學家艾略特·雅各（Elliott Jaques）的文章中。在1974年，在其暢銷書《階段：可預期的成年生活危機》中，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 蓋爾·謝麗（Gail Sheehy）用一個40歲男子的例子描述了中年生活危機：

　　 他已經實現了職業目標，但感覺到沮喪和不領情。他抱怨妻子和身體周圍的一切使其陷入牢籠中動彈不得。打破牢籠的幻想開始主宰他的思想。他遇見了有趣的女人，另一工作領域，這個國家的歡樂之鄉，所有這些都成為他希望的避難所。但是當這些慾望對象到手之後，常常開始自我顛覆。新的情景顯現為危險的陷阱，他渴望逃離，並返回到老家和妻兒身邊，失去他們讓他感受到真愛的力量。難怪許多妻子感到驚訝。

　　 這簡直就是對我在40歲時感受的描寫。人人都在稱讚謝麗（Sheehy）的遠見卓識。但請注意不贊同的元素悄悄地進來了，「妻子感到驚訝」，社會也感到驚訝。中年危機的社會敘述一旦出現就帶上了種種隱含意義，比如不負責任、逃避主義、自我放縱、反社會行為等等。康奈爾大學心理學家韋星頓在她2000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中發現25%的美國人提到感受了中年危機，許多人排斥這個觀念，認為中年危機不過是為其缺乏成熟的行為尋找的蹩腳借口而已。危機這個詞也促成了它的負面含義，因為它隱含著驚訝、中斷或失去控制等，而證據指向一個延長的衰落過程，雖令人討厭但還能控制。

　　 我認為U型曲線的故事講述了在感情上更美好和更準確的故事。它不僅關於混亂或干擾而且是雖然困難卻自然的新平衡轉變過程。我發現當我告訴陷入困境的中年人這個觀點時，他們的反應往往是如釋重負的輕鬆。僅僅得知這是普遍現象本身就是一種治療。普林斯頓大學的漢尼斯·施瓦特（Hannes Schwandt）注意到他稱為反饋效應的東西：「你的失望部分是因為失望本身引起的。」如果更多人明白U型曲線模式有多麼普遍，他們可能就不那麼容易做出促成失望的預測性錯誤，也不那麼容易對自己感到失望做出嚴厲評判了。

　　 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告訴我，「我在上課的時候，我說我們陷入這個困境中了，但至少你知道這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如果你在40多歲時感覺很不好。」他補充說，「如果你情緒低落，那是因為你埋怨的對象錯了。」人們渴望尋找某種解釋來說明為什麼犯錯或者作出糟糕的決定。當然，那些能讓人明白什麼是真實的俗套的中年危機，不知不覺的變化和判斷失當的行為。在我40多歲時，莫名其妙的不滿就像到處尋找主人的寄生蟲黃蜂，它專註於職業發展，不受歡迎卻持續出現，刺激我產生從雜誌專欄辭職的衝動，今天，我在等待什麼呢？幸運的是，我的更好判斷和朋友們阻止了我的莽撞，如果真辭職，肯定是一次無用的自我毀滅的行動。雖然如此，回過頭來看，我希望之前有人警告我不滿的根源是U型曲線而不是專欄，許多其他人和其他靈長類動物可能也有同樣的麻煩。

　　 關於年齡和幸福的交叉點，科學需要了解的東西還有很多，但是我認為開始傳播U型曲線的消息並不算太早。因此我告訴三四十歲的人一切都是未定之論，他們或許能夠在宏大的情感方式度過中年生活，但是如果遇到麻煩，他們並不孤獨，通常生活會變得更好，所以要挺過去，不要做傻事。喬治·奧威爾40歲的時候（他活到46歲就死掉了）寫道「任何人生如果從內心的視角看都是一連串的失敗。」感謝上帝，從我後來逐漸增加的智慧來判斷，他的觀點是錯誤的。

　　 U型幸福曲線

　　 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卡羅爾·格雷厄姆和米蘭娜·尼科洛娃做的分析和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數據畫出的曲線顯示美國人的年齡與幸福間的清晰關係。受訪者給出的與「最好生活」相關的生活滿意度，0最差，10最好。

　　 譯自：The Real Roots of Midlife Crisis by Jonathan Rauch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4/12/the-real-roots-of-midlife-crisis/382235/?single_page=true

　　 作者簡介：

　　 喬納森·羅奇（Jonathan Rauch），《大西洋月刊》、《國家期刊》編輯，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