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統一台灣始末

由於清朝在康熙即位以後逐漸走上了安定、鞏固和強盛的道路，國內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廣大人民熱切盼望祖國早日統一，不願再看到分裂的局面。如康熙十五年「三藩」之一的粵藩尚之信叛亂時，廣東人民就堅決反對，並斷言廣東「過了周三年，依舊歸康熙」[11]。在這種情況下，鄭氏政權中的許多人和鄭軍中的官兵以及廣大台灣人民，也都盼望台灣早日歸附清朝，實現祖國的統一。

鄭經自從奪得台灣統治權力以後，日益腐化墮落，不理政務，終日「嬉遊為樂」[12]，「縱聲色以自娛」[13]見他的幾個親信把持著朝綱政事，排斥異己，動輒殺戮。鄭氏集團內部也彼此猜疑，各不相下。康熙二年，鄭氏親族、金門守將鄭泰的弟弟鄭鳴駿率領8000餘人首先降清。此後，鄭氏親族、將士中向清朝投誠的絡繹不絕。康熙三年，專管福建投誠事務的戶部郎中賁岱向清廷報告說：「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計投誠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員，食糧兵四萬九百六十二名，歸農官弁兵民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屬人役六萬三千餘名口，大小船九百餘只」[14]。特別是康熙十八年，福建總督姚啟聖在漳州大開「修來館」，進行招降活動後，鄭軍將士降清達到了高潮。「修來館」開設的頭兩年，鄭氏政權的五鎮大將廖碘等、名將朱天貴分別以所部降清，這就大大削弱了鄭軍的實力。在台灣的廣大鄭軍將士本有「故土之思」，只因「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揖可波，故不得不相依為命」[15]，他們經常「私相偶語」：「只等大軍（指清軍）到，便瓦解歸順」[16]。鄭氏集團內部多次發生將鄭經騙往清營、行刺鄭軍主將劉國軒的未遂事件[17]。這說明鄭氏集團的內部矛盾加劇，廣大鄭軍將士心向大陸。

鄭氏政權既要繼續對清戰爭，又要滿足自己的貪慾，「就其一隅之產以供百萬之費」[18]，只能大肆向沿海人民和台灣人民橫徵暴斂，漫無限制。「民之供應者，有大飽大米，雜晌月米，有棕、麻、槳櫓、油、釘、炭、鐵、鵝毛、草粟等項。最慘者，又有水梢、毛丁、鄉兵。民力已竭，科斂無度」[19]，「百姓一時怨望，道路側目」[20]。人民反抗鄭氏集團統治的事件經常發生。 清聖祖玄燁自康熙八年，清除了執行一系列倒退政策的鰲拜集團，親掌朝政大權以來，就矢志統一台灣，為此，他把「招撫」鄭氏作為清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方針，採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早在康熙二年，清政府就在江、浙、閩、粵四省設立「滿漢戶、兵部郎中各一員，專司招撫」[21]。康熙五年和八年，清廷又兩次派人到台灣招撫鄭經。「三藩之亂」時，清、鄭和談暫時中輟，到康熙十六年，清廷再度派人到廈門招撫鄭經。但鄭經始終堅持反清和分裂的立場，向清廷要求台灣「如琉球、朝鮮例」。康熙嚴正指出：「鄭經乃中國之人」[22]，台灣「皆間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23]，堅持要台灣歸附大陸。

康熙在招撫鄭經失敗之後，一方面指令清軍將領對鄭經部屬及台灣百姓中「有革心向化者」，「隨時招撫」[24]，另一方面把在平定三藩叛亂中屢立戰功的姚啟聖升任福建總督，擔負起恢復地方、統一台灣的重任。姚啟聖和後來康熙任命的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都忠實地執行了康熙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在政治、軍事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對統一台灣的事業起了重要作用。

姚啟聖上任後，制定了兩條方針：一是「今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二是「出奇計，使台人反為吾用」[25]。他大布方略，首先將劉國軒逐出漳州、泉州，割斷了閩人和鄭軍的聯繫；接著就在漳州利用「修來館」招降，對來自鄭軍營壘的人，不論職位大小，俱「依照品級升降補用」，「恣其所求」[26]。他還經常通過歸降清廷的漳浦道士與劉國軒書信往來，以引起鄭氏君臣自相猜忌；增設提標援剿四鎮總兵官，以投誠之鄭軍官員補授[27]，又將投降的鄭軍編為水師，以增強清軍實力；減輕閩省民人重負，「如除口卒，革排夫、鋪甲，減搞役……開商市，給牛種，為國家恤流亡」[28]；在福建造大戰船400隻，往江浙調來巨艦200艘，增加間省兵員2萬。這些措施收到了顯著的效果，進一步促進了鄭氏政權的四分五裂，「人莫有鬥志」。姚啟聖又乘勝逐步收復了海澄、廈門、金門等地，迫使鄭經退守台灣，只留下劉國軒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鄭經死去。長子鄭克里在爭權奪位中被殺，年幼的鄭克決即位，大權操在忠誠伯馮錫范手中，鄭氏政權日益混亂不安。姚啟聖偵知此事，即上疏康熙「請急攻台灣」，並推薦原鄭成功部將、康熙的內大臣施琅任水師提督。康熙對此表示同意，發布「宜乘機規定澎湖、台灣」[29]之令，並派施琅任福建水師提督，直接負責進軍台灣。

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抵廈門視事。他認為只要清軍首先攻佔台灣的門戶——澎湖，則勝勢可居其半；然後以大軍壓境，「遣員宣朝廷德意」，台灣便可不勞而定。他一面遣三四個心腹之人秘密前往台灣、澎湖鄭軍營中，「謀叛取事」[30]；一面整頓戰船器械、訓練軍兵。經過一年多的緊張準備，施琅從福建水師營中「簡精兵二萬餘、戰船三百艘」[31]，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從銅山出發進攻澎湖。

守衛澎湖的鄭軍主將劉國軒，雖然在施琅進攻前已經採取了一些防禦措施，但是，他只看到台灣海峽六月間多有「常連日夜不止」的颱風，就武斷認為施琅不會貿然來攻。至六月十五日得知清軍戰船直駛澎湖時大驚失色，倉皇應戰。

關於此時鄭軍的兵力多寡，以往有關著述多採用施琅的說法：鄭軍有2萬名士卒，200隻戰船，[32]和清軍兵力約略相等。實際上，這是施琅為了向清廷邀功而誇大了的數字，是很不確切的。

據清初人夏琳所記：劉國軒「以銃船十九號、戰船六十號。兵了六千人，分撥諸將防守（澎湖），身自往來督視」[33]夏琳乃鄭成功同邑鄉親，目擊鄭氏三世盛衰，所記當翔實有據。此外，我們還找到兩條旁證，說明夏琳的記載是確屬可信的。一是清初著名史學家全祖望給姚啟聖作的《神道第二碑銘》中說，鄭經「遁入台灣」時，「兵不及萬，船不滿百」，說明鄭氏的兵力本來並不多；二是在澎湖大戰前，施琅的部將吳英向其獻「五梅花」計時說：「彼船少，我舟多，以五船結一隊攻彼一隻。其不結隊者為游兵，或為奇兵，或為援兵」[34]，說明清軍兵力數倍於鄭軍。由上可見，在澎湖戰役中，雙方的兵力大致是：鄭軍船70餘只，兵6000人；清軍船300隻，兵2萬餘人。

從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鄭兩軍進行了激戰，互有傷亡，施琅在戰鬥中為「流矢傷目」。清軍休整三天後，於二十二日分三路向鄭軍發起猛烈進攻。施琅身先士卒，「揚帆直進」，清軍「將士奮勇衝擊」[35]，經過七個小時的海上屢戰，鄭軍寡不敵眾，全軍覆沒，劉國軒急乘小舟逃回台灣。清軍遂佔領了澎湖三十六島。

六月二十三日，鄭軍在澎湖全軍覆沒的消息傳到台灣，鄭氏集團震懾無措。鄭克填急忙召集群臣，商討對策。會上出現了兩種主張：一是以建威中鎮黃良駭為首的一些人，主張放棄台灣，逃奔呂宋，繼續反清；一是以劉國軒為代表的一些人，認識到：「今澎湖已失，人心懷疑」，「從來識時務者為豪傑，大勢已去，速當順天（指歸清）」[36]。在馮錫范的支持下，鄭克妨採納了後一種意見，並隨即遣使赴閩與姚啟聖談判。康熙抓住這一時機，立刻給鄭克統下了一道敕諭，耐心開導他說：「爾等果能悔罪投誠，率所屬偽官軍民人等，悉行登岸，將前罪盡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務令得所」[37]

七月初，鄭克快派親信馮錫圭等赴澎湖議和，正式表示歸附清朝，聽從安置。鄭克決等人在關鍵時刻能認清形勢，做出這一順應歷史潮流的決定，這對於促進祖國的統一，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馮錫圭等到達澎湖，奉表歸降。施琅將此事即奏清延。康熙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節，即席欣然賦詩，盛讚祖國的統一：「萬里扶桑早掛弓，水犀軍指島門空。來廷豈為修文德，柔遠初非顆武功。開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38]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領清軍向台灣進發。一路上軍紀嚴明，「士無亂行，民不知兵」[39]。十三日到達台灣，「其各鄉社百姓以及土番壺漿迎師，接踵而至」[40]。全國人民聽到台灣和大陸重新統一的消息時，更是「騰歡父老嚨」[41]。十八日，鄭克填率領馮錫范、劉國軒以及所有文武官員，繳冊印降清。

清政府對於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各方人士，均給予優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將鄭克墳、馮錫范、劉國軒等迎到北京，封官賜宅；對於鄭氏廣大官兵，願意人伍及歸農者，聽其自便；對於歸來的亡明宗室，給予屯田、種牛，安置在山東、河南等地。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又下詔說，鄭成功不同於「三藩」，並非「叛臣賊子」，令將其父子兩樞歸葬故地南安。康熙的這些善後措施，有力地保證了台灣問題的圓滿解決。

這裡有一個問題應該指出：以往有些著述比較強調劉國軒在鄭克塊歸清過程中的作用，而對於鄭氏權臣馮錫范，卻往往只強調他在鄭經死後幫助鄭克決奪權的行動，而忽視了他對促成克墳降清的貢獻。

實際上，馮錫范不僅在鄭經時代主持「軍國事宜」，而且在鄭克塊即位後更是大權獨攬，「事無大小皆決於馮錫范矣」[42]。如果沒有馮錫范的支持，鄭克塊是不可能毅然降清的。據史載：劉國軒在康熙二十一年「大修戰艦，繕甲兵」，欲與施琅決一雌雄時，馮錫范即嘲弄他：「吳、耿、尚三王皆靡，延平乃賴公獨存？」[43]表明他對於鄭軍與清軍決戰能否取勝持懷疑態度。當鄭軍在澎湖覆沒的消息傳到台灣時，「錫范首倡議降」[44]，並於八月初與劉國軒分别致書施琅，請他速至台灣，以防「事久生端」[45]。施琅正是接受了馮、劉的建議後，立即率師進抵台灣的。這些事實說明，馮錫范在台灣和大陸重新統一的過程中是有一定貢獻的。

1683年康熙統一台灣，不僅是有清一代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我國的歷史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使清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力進一步得到加強。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政府在台灣設置一府三縣，即台灣府和台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省管轄。同時設官兵鎮守：台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8000人；設澎湖副將一員，兵2000人。國家統一局面的形成，為整個社會的政治安定和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

第二，增強了抵禦外侮的力量，維護了祖國的獨立和安寧。

16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進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期，並開始了海外的掠奪。17世紀，沙俄擴張主義者利用清軍南下。黑龍江流域防務空虛之機，大肆侵佔我國領土，壓榨和殘殺當地的人民。面對沙俄的侵略氣焰，康熙雖然決定予以反擊，但在台灣未統一之前，難免有掣肘之慮。台灣統一後，清朝政府不僅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且可以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來加強黑龍江流域的防務，抗擊沙俄的侵略。康熙於二十三年十二月，給兵部下了一道「征剿羅剎」的諭旨，令從鄭氏降兵中選取一部分精壯士卒和雙層堅好藤牌，「速送至京」[46]，以加強清朝軍隊的戰鬥力。這對於此後取得反擊沙俄侵略者的巨大勝利，無疑有積極意義。 荷蘭殖民主義者於明熹宗天啟四年（162）侵人台灣，並以台灣為基地，經常在沿海截劫商船，掠奪財富，不僅給台灣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且破壞了沿海人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鄭成功收復台灣之後，荷蘭殖民者仍然陰謀首先佔領雞籠，「征服廈門和金門」[47]，準備重佔台灣。因此，清政府統一台灣，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也可以說是繼承了鄭成功的未竟事業。正如施琅所指出的，如果不使台灣歸附大陸，那麼，「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的荷蘭殖民者就會捲土重來，一旦再得此地，「必合黨移，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48]。台灣歸附大陸之後，荷蘭及其他殖民者便不得不偃旗息鼓，台灣和東南沿海數省從此得到了將近二百年的安寧。

第三，密切了台灣同祖國大陸的聯繫，促進了沿海數省和台灣經濟、文化的發展。

清初，清政府為了割斷鄭成功和沿海數省人民的聯繫，曾實行海禁，造成沿海地區土地荒蕪，人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台灣和大陸重新統一後，清政府即於康熙二十三年宣布解除海禁，招民墾荒。從此，離鄉背井的人們紛紛還歸鄉里。如福建回鄉的農民，「認故畝，以耕以鑿，一歲蓄，三歲舍，漸次墾闢，至無曠土」[49]。浙江也是「昔時遷界土田，陸續招徠墾複」[50]清翰林院侍讀陳遷鶴於康熙四十四年秋和四十六年春，兩次由京回到福建家鄉，親眼看到了沿海地區生產蒸蒸日上、百姓「還界之樂」的情景：「望界外疆場或或，禾麥褳推……一望良疇」。「台灣未平，此皆界外荒區。平後而荒煙野草，復為綠畦黃茂；圯牆她垣，復為華堂雕桶」。[51]可見，台灣歸附大陸以後，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台灣和大陸重新統一以後，清政府為了促進台灣經濟的發展，從康熙、雍正到乾隆都採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1）大力推行墾荒政策。一是組織在台清軍參加墾荒。施琅的一個參將陳致遠就「募佃開墾田園二萬餘畝」[52]。二是招徠流民。原來，閻省人民大多在春時往台耕種，秋時回籍。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允許內地知縣對去台之人發給執照，文武汛口員弁驗照放行。雍正十年以後，清政府進一步允許去台之人攜帶家眷。這就促使台灣人口激增，「漳泉子弟視（台灣）為樂土，相，率而往者歲數千人」[53]乾隆年間，來台灣定居的東南沿海各省人民達數十萬之多。追至嘉慶十六年，在台漢民已逾200萬。他們紛紛將大陸上先進的鐵制耕具和生產技術帶到台灣，同當地漢人、高山族人民一起掀起了開發台灣的新高潮。以台灣府為例，在鄭氏統治時期，全府田園總數為18753甲（每甲約合十一畝）；在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的五十一年間，共開墾田園34400甲；在乾隆五年至九年，又增墾2850甲[54]。台地日辟，生齒日繁，人煙輻輳，市摩漸興。到雍正年間，清政府在諸羅縣之北增置了彰化縣，彰化之北又增置了淡水廳，在澎湖設置了澎湖廳。嘉慶十六年，清政府又在淡水之北設置噶瑪蘭廳。

（2）興修水利。康熙年間，台灣府所屬各縣廣泛興修水利，取得了很大成績。如諸羅縣就曾修破70、圳5，「蓄泄三年之間，田穀倍獲」[55]

（3）減輕台灣人民的負擔。康、雍、乾時期，清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減輕台灣人民的負擔。首先，減免賦稅。台灣在荷蘭殖民者和鄭經統治時期賦稅繁重：「上則（田）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康熙時減為：上則田年征粟八石八斗，中則田七百四斗，下則田五石五斗[56]；雍正時再減為：上則田二石八斗，中則田二石二斗，下則田一石九斗[57]。乾隆時更多次下令，對台灣「應加薄賦之恩」[58]，同時採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其中包括把施琅後代每年在澎湖倚勢得的 1200兩規禮銀予以廢除[59]。其次是減少丁銀。鄭經統治時期，「每一丁年征銀六錢。本朝（康熙時期）征額每一了年四錢七分」[60]；再次是降低物價。康熙二十二年，即台灣未歸附大陸之前，台灣米「每石某銀五兩」。歸附大陸的第二年，台灣「百貨俱賤」，「谷價每石二錢」。康熙二十五年，「上好白谷，每石一錢六分」。[61]

康、雍，乾時代，台灣的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雍正年間，「上田一甲收谷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62]，每年稻米產量達七八百萬石之多。桑棉種植十分普遍和興旺，「雞豚之畜數倍內地」。手工業。尤其是製糖業更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康熙年間，台灣三縣「植蔗為糖，歲產五六十萬（簍）」[63]。每簍合一百七八十斤，總產量一億多斤，不僅銷售沿海，進人京津，而且遠銷國外。因此，史稱台灣「糖谷之利甲天下」。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台灣社會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康熙時期，在製糖業中就出現了「雇募人工」 的手工工場，以後又出現了先付錢。後取貨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即國家包買商。他們「於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時給銀先定價值，俟熟收而還之」。[64]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大辦學校，「擇漢人之通文理者，給以館穀，教諸番童」。在這些學校中，高山族子弟進步很快，「有背誦詩、易經無訛者，作字頗有楷法」[65]。高山族文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由於各項事業的發展，台灣與內地的聯繫與往來不斷加強。清朝政府允許沿海地區的百姓浮海貿易，同時還對「捕魚蝦小船及民間日用之物並湖口貿易，悉免其出稅」[66]。因此，海上貿易十分盛行，地區也相當廣泛，「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台灣，一歲往來數次」[67]。進行貿易的商品種類繁多，據記載：台灣「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州則載絲線、漳紗。剪絨、紙料、煙、布、席草、磚瓦、小杉料、鼎鐺、雨傘、柑。袖、青果、桔餅、柿餅；泉州則載磁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磚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於筍、香菇；建寧則載茶。回時則載米、麥、寂豆、黑白糖、錫、番薯、鹿肉，售於廈門請海口。載糖、靛、魚翅至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緞、桌棉、涼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關東販賣烏茶、黃茶、綢緞、布匹、碗、紙、糖、面、胡椒、蘇木，回日則載藥材、瓜子、松子、棒子、海參、銀龜、蟶乾」[68]。通過貿易往來，互通有無，有力地促進了台灣和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所有這些，只有在統一的政權之下才能真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