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功勛卓著，為何不能進入明朝政治中樞？

提起戚繼光，無不熱血沸騰，倍感自豪。他是明代的抗倭名將，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他以卓越的指揮才能率領親手組建的戚家軍，徹底平定了東南沿海的長期倭患，為明帝國乾淨利落地剔除掉蠶食邊疆的蛀蟲，功勛卓著，聲名遠播。戚繼光總結了練兵經驗和治軍方略，寫下《紀效新書》這本軍事專著，對明軍的革新和兵種的協同作戰具有極大的參考意義。

戚繼光可以說是大明帝國救危紓難的最大功臣，是大明帝國免於受外邦欺凌的軍事奇才，雖不能稱王封侯，但入閣拜相的資歷還是足夠的，然而，這樣的國家柱石，卻從未進入過大明王朝的政治中樞，從未參與過國家大政方針的謀劃和制定，從未與群臣一起跪拜廟堂，向高高在上的皇帝山呼萬歲，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戚繼光從福建總兵任上調往薊州時，以他的官職來說，最初是準備授他為「總理薊州軍務」，以一介武夫而總攬全區部隊的指揮調度之權，必然會引發朝堂物議，最終不了了之，仍以總兵之職，在薊州經營達15年之久，大加整頓薊州武備。因與死去的首輔張居正過從甚密，被彈劾罷官三年，仍不能見諒於萬曆，鬱鬱寡歡，抱憾而死。

這樣奇特的現象，也只能發生在明帝國。大明王朝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小邦附庸，八方來朝，鄭和七下西洋，與世界勾連互通，有足夠開放的胸懷和氣度。更為難得的是沒有強敵環伺，沒有不可調和的內部矛盾，天時地利人和，按照常理，明帝國應該更為通達開放，更為富於朝氣，更為君臣同心、戮力治國。而事實上，明帝國是歷史上少有的僵化混亂的封建王朝，皇帝迨政，強臣弄權，宦官當道，兵疲民弱。這種滯澀、萎頓之風，自然是多種因素的交叉影響，黃仁宇先生以大歷史的獨特視角，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詳細分析了箇中原因。

也許是有鑒於唐朝藩鎮的跋扈，明朝從洪武開始，就具有重文輕武的趨向，文臣勢力愈發強大，武將地位日益卑微。

明朝的政治組織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礎是兩千年來的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戰勝了諸子百家的理論，從漢武帝開始，逐漸成為統治全國的主流思想。孔孟之道講究平和穩定、三綱五常，宣揚君權神授，富貴貧賤與生俱來，為統治階層所認同。唐宋兩代，中國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變化，經濟的重心，由華北旱田轉移至華中和華南的水田。隨之產生的顯著後果，則是內部的複雜性相繼增加，軍隊中的將領逐漸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確立為統治帝國的原則。

如果讓軍隊保持獨立、嚴格的組織，和文官集團分庭抗禮，這一元化的統治就不可能向著預期的方向成長、發展，以至於登峰造極。這種制度既經固定，將領們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

在這種重文輕武思想統治之下，武將若欲出人頭地，簡直比登天還難。

明朝建國之初，全國的文官數量尚在可控範圍內，大約8000餘人。及至萬曆年間，這個數量成倍增長至20000人，文官人數的增長，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的進步，政府設立更多的管理機構實施職責，應付應接不暇的日常事務。另一方面，則是文官集團的病毒性擴增。膨脹的權力滋生出幫派、集團，門生故舊，同窗鄉誼，官場的潛規則越發廣闊。文人之間除了派系之爭外，更多的是提攜拉攏各自的潛在勢力，便於在黨爭、落魄之際，為利益集團留一絲漸成燎原之勢的火種。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除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至為微薄。至高無上的皇帝尚且如此，一介武夫如何能在夾縫中生存？

況且，有明一代，外敵的孱弱為歷代之最，東南沿海的倭患，只是零星武士的小打小鬧，不足掛齒。北方的蒙古俺達早已喪失其祖先的彪悍驍勇，主動向明王朝示好罷戰。而國內的局部民暴，一群烏合之眾，官兵未到先行潰散，對帝國不能形成絲毫威脅。

正是因為這種缺乏大規模戰爭的局面，促使文官集團的發展壯大，武官再也無能為力來制止約束文官的跋扈和高高在上了。

三、明朝君父臣民的關係對峙失信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死後諸多事件明了以後，看穿了文官「陰」和「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倫理道德，就是私心貪慾。這種「陰」也絕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

這一對峙延續了30年。帝國政務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十萬火急的軍務無人應對，關鍵職位空缺無人問津，經濟民生的大事要事一拖再拖，皇帝悶著一口氣，臣僚毫不妥協，雙方僵持了幾十年，終至帝國大廈傾覆倒塌。

明代又是歷史上君臣之間最沒有誠信的時代。皇帝專門設立聽命於自己的特務機關，監察監聽臣僚之間的對話和私情，事無巨細，追查無底線。而臣僚對於皇帝的信任更是少得可憐，皇帝字寫得好，便斥之為無用之學，皇帝睡個懶覺，便奮力諍諫為荒朝迨政，皇帝想冊立皇妃，便警告為荒淫無度。

總之，君臣之間的猜疑日深，帝國之主對權臣的警惕則益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戚繼光之流，前朝的諸多兵變、反水的實例數不勝數。並且，戚繼光一力創建的新式軍隊竟以他的姓氏命名，儼然自己的家族私兵一般，令皇帝寢食難安。

大明帝國恪守祖制，奉「四書」為圭臬，尊崇孔孟中庸之道。為保持帝國的實際平衡，依賴穩重保守的文人治國，文官集團把持軍政大權，武將地位卑微，受文官節制，處處摯肘，卻又無可奈何。

在一個以文人治國的農業國家之內，誰想要極端強調軍事效率，提倡技術的發展，而導致軍人和文官的並駕齊驅，哪怕他能舉出無數動聽的理由，在事實上也是絕對辦不到的。武將在刀劍矢石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的心目中不過是血氣之勇，即使克敵制勝，也不過是短暫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明朝武將的培養以及選拔，一概在文官的操持之下。武生的考試重在刀槍弓馬是否嫻熟，筆試的要求不過是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高級將領，幾乎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這正是文官集團所預期的目的。將領既然多屬於一介武夫，當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讓他們來指揮各級武官。在軍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補給、交通各項也統統由文官主持。

我們看到的戚繼光，自有他光鮮的一面，睿智，勇敢，有思想，有建樹。打完倭寇抗俺達，從前軍大將到薊州總兵，每一步都堅實有力，每一戰都輝煌耀眼，最終登頂武官的巔峰，成為帝國的柱石。而在榮譽和光環背後，卻不知道為了成就功名，戚繼光付出了多少努力和艱辛。

戚繼光能夠在重文輕武的大明王朝脫穎而出，一舉成名，著實不易，除了自身的卓越才能和機緣巧合外，關鍵的一點是他摸清了帝國運行的脈絡節奏，掌握了遊戲規則。

戚繼光沒有象海瑞那樣迂腐，從未妄想以一己之力撼動整個文官集團。戚繼光巧妙地利用了文武之間的矛盾傾軋，識時務地傍上譚綸，依附於文淵閣和張居正。如果沒有譚綸，戚繼光的平倭前景將一片茫然，遑論他的出人頭地。如果沒有張居正，戚繼光何來15年的薊州總兵任期？更不可能成就他一生事業的輝煌。

戚繼光雖為武將，卻一心嚮往文臣的尊榮和地位，在金戈鐵馬間隙，熟讀孔孟之道，言必稱中庸，使盡渾身解數，意欲漂白自身武夫的卑微出身，穿上文人洒脫的袍服，過把上流社會的癮。可終因出身不好，被打上永久烙印，決定了戚繼光永遠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永遠不可能入閣拜相，成就人臣之極。

雖然政治鬥爭的殘酷和無情，使英雄蒙羞，但戚繼光的偉大功績和天才軍事思想卻彪炳千秋，令後世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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