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揭向忠發叛變真相：他去找小老婆被捕

06-26

建議搞清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是否到街頭叫賣過《新華日報》

　　周恩來逝世後，鄧穎超時時關注著外界有關周恩來的報道。多年來，鄧穎超對有關周恩來的宣傳一直採取「不過問、不干涉」的「兩不」原則。但她在對親人和戰友不溢美的同時，也不希望一些與歷史不符的細節摻雜進來。

　　1977年以後，一些報刊不斷地發表紀念周恩來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這樣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曾經到街上叫賣《新華日報》。鄧穎超認為此事可能與史實有些出入，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來並沒有到街頭賣過報紙。1978年8月，鄧穎超在北京接見重慶紅岩紀念館負責同志時，就周恩來是否在皖南事變發生後到重慶大街上叫賣過報紙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這是你們紅岩的責任。……對恩來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

　　後來，相關同志回重慶後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得到的情況是：1941年2月6日，周恩來從外面回到中共南方局辦公地曾家岩時，有人向他報告，一批國民黨憲兵把今天的《新華日報》扣留了。周恩來得知情況後非常氣憤，當即前往憲兵連，向憲兵連長提出抗議，並要求把扣留的報紙無條件歸還，但憲兵連長有恃無恐，拒不理睬。周恩來表示，如果不退還被無理扣留的《新華日報》，他就堅決不離開憲兵連。就這樣，周恩來等人站在2月的寒風裡，一直在小巷裡堅持了幾個小時。最後，周恩來的舉動驚動了國民黨高層，憲兵連長只好歸還了扣留的《新華日報》。得到這些已經過了上市時間的報紙後，周恩來在同志們的簇擁下離開那條巷子。一路上，圍觀者甚眾，周恩來遂把手中的《新華日報》散發給那些關心皖南事變真相的群眾。

　　調查結束後，重慶方面的同志向鄧穎超彙報了上述情況，並表示：「總理叫賣過報紙，不僅不影響他的形象，反而會讓人感到周總理在複雜的環境中，領導藝術的高超。」此事得到確認後，鄧穎超很欣慰。她表示：「只要是真的，就可以這樣寫了，但歷史是不容摻半顆沙子的！」

　　1982年，鄧穎超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部分同志談話時，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要求他們替她向上海有關部門轉達意見。鄧穎超這次提到的問題，是上海市委在思南路107號當年以周恩來名字命名的公館舊址上籌組周恩來紀念館一事。一年前，鄧穎超到上海視察時，曾經到過公館舊址。參觀時，她就對陪同人員叮囑過：「紀念館不應該叫周公館，要改為中共代表團辦事處。當年我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中共代表團這個名字不能拿出來，現在是人民的上海，共產黨領導下的么。為什麼不把這個光輝的名字拿出來呢？」然而讓鄧穎超感到遺憾的是，在她離開上海以後，思南路上的紀念館仍然以周恩來故居命名，她感到非常不安。

　　這次，鄧穎超在中南海接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時，重申了意見：「思南路不能說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的故居，那是我們到南京後，在上海建的一個活動點。當時用別人的名義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來同志的名義，所以人們叫它周公館。實際上，除了周恩來外，董老（董必武）、羅邁、（陸）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裡。陳家康、喬冠華、龔澎住在三樓。來來往往許多人都住過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過來，叫它中共駐滬辦事處還是合適的。」

　　根據鄧穎超的意見，上海市委及時地把思南路上的周恩來紀念館更名為中共駐滬辦事處紀念館。

　　向身邊人員談向忠發叛變投敵的歷史真相

　　1988年2月，鄧穎超的身體愈加衰弱。但只要有機會，她就讓秘書給她讀報紙和刊物，以便掌握宣傳動態。一次，在秘書為她讀一本刊物時，提到了一位老同志撰寫的文章。文章中對中共早期負責人向忠發叛變投敵的史實提出了質疑。鄧穎超感到問題很有代表性，因為大多數人對於當年上海地下鬥爭的情況知之甚少，而像她這樣當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已經不多了，所以有必要把自己了解的情況告訴相關同志，以便後人更多地了解上海地下黨鬥爭的真實情況。為此，鄧穎超決定向身邊工作人員談談她所了解的歷史真相。她說：

　　「向忠發是一個證據確鑿的叛徒。我們得知顧順章叛變的當天，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都作了轉移，向忠發的住處尚未找妥，決定隨恩來同志和我住在一個新地方。恩來同志當面告訴他，無論如何不能出去。但住了三四天，當我們不在時，他就溜出去找他的小老婆。我們回家後見他不在，而且當晚都沒有回來，估計會發生問題。果然第二天中午，就得到內部確切的消息：他離開小老婆住的旅館等汽車時被叛徒發現，當即被捕。

　　「向忠發被捕使我們很緊張，我立即通知他可能知道的幾個地方的同志轉移，有的來不及通知的機關仍遭受破壞。陳琮英和當時管文件的張越霞、張紀恩、蘇才三同志都先後被捕。管文件的機關是下午遭到破壞的。那天下午，我曾去過該處並約定晚上到那裡去吃晚飯。中午得知向忠發被捕的消息，但不知他已叛變，敵人已到過這個機關。因此，下午4點多鐘我仍按約定去那裡，到該處的後門附近，看到放在亭子間窗戶台上的花盆不見了，這是我們當時的警報信號。我沒有再往前走，立即轉到另一個同志家裡。在那裡見到正在找我的餘澤鴻。他十分焦急，因為他尚未找到恩來同志，無法向他通知向忠發叛變的消息。

　　「當天，我和恩來同志先後冒險回到原來的住處，看到原定的警報信號還在，就先後進屋。恩來此時已知道向忠發叛變，我們約定好以後再見面的接頭地方，就匆匆分開。後來得知，向忠發雖然知道我們的住處，也有一把開門的鑰匙，但他說不清具體的地址，故敵人當天只去了陳琮英和張越霞等人的住地，第二天上午才找到我們的住地進行搜查。我們已經離開，敵人沒有得手。當時蔣介石正在南昌，得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大為高興，回電：『立即處決。』向忠發被捕叛變後即被國民黨槍決了。」

　　此後，當事人之一的陳琮英也向前去調查此事的同志談到了與鄧穎超所述相同的經過。不久，兩份文件同時上報中央。1989年第3期《中共黨史研究》公布了向忠發的相關資料，從而澄清了一段歷史。

　　1988年中秋之夜，鄧穎超的身體稍稍好起來。她決定在西花廳里擺一桌酒席，款待工作人員。席間，皓月當空，鄧穎超舉杯講了一番發自內心的話：「總理從1949年11月住進西花廳，到1976年去世，在西花廳生活工作了20多年。我比他在這裡多生活了12年。近40年來，在西花廳工作過的同志，前後有100多人。過去，同志們在這裡工作的時候，一年四季，車水馬龍，通宵達旦，和總理一起忙。總理和我，沒有機會請大家來一起過節，我們也難得和同志們一起過中秋節。今晚，我就用這個機會，向曾經在西花廳工作過的同志們，致以節日的祝願。」「我送你們兩句話。一句是孔子的學生曾子的話：『吾日三省吾身』；一句是孟子的話：『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作為節日的精神禮物，並共勉之。」

　　1992年春，鄧穎超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了。到了夏天，她不斷昏迷，只能以藥物來維持生命。病重期間，鄧穎超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幫她做一件事，即在她去世以後，最好使用周恩來曾經用過的骨灰盒。工作人員對此表示不能理解，建議她身後最好使用一隻新的骨灰盒，不要過於節省。鄧穎超卻不同意。她表示：「等我死時就用恩來同志用過的骨灰盒。骨灰盒只是個形式，裝的時間不長，骨灰就撒掉了，再買新的太浪費。有一個就行。這也是為國家省一點錢。雖然錢不多，也要節約。」

　　在鄧穎超病危並轉入彌留期時，她再三叮囑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撒我骨灰的時候，不要驚動太多的人。你們幾個人，坐我平時坐的車，開到天津海河把骨灰撒掉，人越少越好。恩來同志的骨灰撒的時候驚動了那麼多人。你們要記住越簡單越好，不要興師動眾，要為人民，為國家節省開支，我反對鋪張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