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石：民主一定優於專制？這個西方超級大國用親身經歷將其駁的體無完膚

06-26

在當今世界的主流認知體系中，「民主」作為一種基本社會治理模式，被冠以「政治正確」的光環。只要是民主的，就是優秀的，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而相應的，人類社會治理的另一種基本模式——專制，則成為「腐朽」、「落後」的代名詞。理應被人類唾棄、淘汰的。

而這種「民主」、「專制」二分法之所以會出現，並成為所謂「普世價值」，與西方文明的大力鼓吹有極大的關係。今日的西方世界，基本上都採用了「民主」治理模式，這種情況下，它們當然需要力爭自身制度的優越性。同時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體系的大幅領先，也為這套說法提供了堅實的現實基礎。

可是，這裡有一個問題：根據這套理論，那麼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凡是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都應該被視作是歷史的進步；反制，由民主向專制的變遷，則毫無疑問應該是歷史的倒退。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並非如此。別的文明體系且不說，哪怕就是西方文明體系內部，西方人似乎在具體操作中也並不這麼認為。最典型的就是羅馬，這個世界公認的西方古典文明代表，在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次民主向專制的大「逆轉」。

大約在公元1世紀前後，羅馬逐漸拋棄了延續幾百年的「民主」制度，轉而投入「君主專制」的懷抱、國家體制也從共和制轉向帝制。

而這一次轉型，卻得到了西方主流世界的一致認可，幾千年來，凱撒、屋大維被西方人高度歌頌，而那些作為古羅馬民主制捍衛者的的元老院的元老，卻被視作「守舊」、「冥頑」的代表。

當然，羅馬共和國的民主制度，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全民民主，其權利分享主要局限於貴族階層。至於羅馬帝國君主專制，也並沒有達到東方那種天下歸於一家的高度，羅馬皇帝的權力範圍，以及統治合法性，都不能與東方世界的中國、波斯帝國皇帝相提並論。

但即便如此，由於這場轉型過程中，權力的集中程度確實得到了大幅提高，所以依然是一次貨真價值的民主向專制的轉型。

如果按照今日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那這場變革，完全應該被定義為「反人類」、「反文明」才對。但前文中雲石君已經說了，高度宣揚民主的西方世界，卻對這次「逆流」，始終持高度認可態度，並大力歌頌——凱撒和屋大維先後封神，而刺殺凱撒的元老們則被污名化。

為什麼在羅馬變革這一節上，西方人的政治理念和歷史認知會發生這麼大的衝突呢？簡單的說，是因為這種政治制度的轉型，符合歷史發展規律，適應了羅馬帝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需要。而這種符合和適應，又從三個方面可以說明：

首先，在實現了國家崛起，以及完成了對義大利半島的征服後，羅馬人像他們的希臘前輩那樣，開始了對環地中海地區的擴張與征服。

但羅馬人的擴張，與古希臘是不一樣的。希臘文明由於自身體量較小，內部又城邦林立，四分五裂，再加上本部希臘半島的地緣區位過於靠東，稍顯邊緣。這種種因素，導致希臘人的力量比較薄弱，在對地中海板塊擴張中，只尋求控制關鍵據點要津，然後以此為依託，構建出一套海上貿易體系，從中攫取商業收益便已滿足。而對於深入環地中海周邊板塊，直接控制當地土地和土著人民，希臘人既沒有這個興趣，也沒有這個能力。

但羅馬人不一樣。羅馬開始海外擴張時，它已經基本實現了對義大利半島的政治整合，使整個半島，都歸於羅馬這個單一國家體系控制之下——這與希臘半島邦國林立，互相制衡形成鮮明對比。

義大利半島作為地中海三大半島之一，其生產能力遠勝於僅僅作為巴爾幹半島延伸帶的希臘半島。同時，義大利半島大致位於地中海幾何中央，相較於蝸居東地中海的希臘半島，它能夠更加便捷的向整個環地中海板塊施加影響。

以上三點因素，再加上羅馬文明之崛起晚於希臘文明數百年，西方文明水平有了相當提高，技術上更加成熟，這一切決定了，羅馬不會像希臘那樣，只謀求控制海上貿易控制權便已滿足；現在的羅馬，有足夠的能力去更進一步，實現對環地中海板塊的土地征服，進而將海上貿易之外的陸上生產性收益也收歸己有——換取話說，羅馬有能力，也有動力去搞實實在在的土地擴張。

既然是土地擴張，那就不可避免的會與當地土著勢力發生根本性利益衝突，這自然會招致當地土著的強烈反抗——這種矛盾和衝突，比之於希臘人僅僅謀求通商權，要明顯大的多。

而在實現佔領後，羅馬又要強勢掠奪當地資源（收取高額賦稅，將異族土地分給羅馬新移民，將異族人變為奴隸），這意味著這種衝突是大範圍、持久性的。

羅馬要想攫取利益，就必須確保對這些邊緣板塊的強力掌控，這又反過來，給羅馬的權力中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必須擁有強大的實力，能夠有力的威懾四方。

這種情況下，羅馬帝國的政治組織形式也需要相應調整——中央政府必須佔據大量資源，並確保組織體系的高效有序運轉——而垂直化的科層管理體系，明顯比扁平化的分權制衡體系要高效有序的多。唯有如此，羅馬政府才能保證對邊緣反抗勢力的絕對壓制，維持帝國的版圖和現有利益攫取模式。當資源和權力高度集中，且政治運轉體系越來越垂直化、科層化，民主向專制的轉型，也就水到渠成。

這是從開拓角度而言的。而從守成角度來說，隨著羅馬領土和勢力範圍的擴張，它所面對的敵人也越來越多，這裡面不僅包含了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未開化蠻族（高盧人、日耳曼人），也包含了許多比較成熟的大型國家和文明體系（波斯人、埃及人）。這些勢力分布於羅馬的四面八方，都對羅馬構成威脅，如果羅馬內部四分五裂，各自為政，缺乏一個合理的資源調配體系，很容易在這種圍毆架勢中落敗衰亡。只有權力集中，形成凝聚力，羅馬的規模優勢才能充分發揮，這不僅有利於羅馬集中力量，按照矛盾主次合理打擊對手；而且也可以利用這種規模形成的威懾力，有效遏制外部勢力的入侵慾望；或施展縱橫之術，為自己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國家和文明利益的最大化。

最後，特殊的地緣結構，也為羅馬的帝國制度形成提供了巧妙的支撐。

按照傳統的標準，一個專制大型帝國的形成，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本部核心區，通過本部積蓄的強大力量，確保對四方邊緣板塊的強力壓制。

中國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長江——黃河流域積蓄的強大地緣實力，使得中原王朝能夠以此為基，實現對東亞大陸絕大多數農耕區的有力控制。

如果本部地緣實力不足，那麼就算憑著一時的武力，能夠實現對邊緣的壓制，但只要本部稍有政治波動，邊緣就會蠢蠢欲動，甚至脫離而去——就算不脫離，卻也會停掉不聽宣，成為事實上的藩鎮。

而羅馬似乎並不具備中國的地緣條件。羅馬的傳統本部核心區——義大利半島，雖然其體量在當時已開發的地中海板塊中也算不錯，但這種優勢十分有限。埃及、迦太基、希臘半島、西亞等等，都有比較強的生產潛力，文明程度也較高；至於中、西歐板塊，雖然當時尚未有效開發，但阿爾卑斯山脈的存在，嚴重阻礙了羅馬本部與它們之間的有效交流。再加上羅馬帝國幅員遼闊，許多邊緣板塊，與義大利本土之間都相隔遙遠，這種種因素，都會影響到羅馬中樞對邊緣板塊的有效控制。

通常這種情況，就算羅馬可以在文明體系層面，實現對這些板塊的同化，將他們納入羅馬文明；但在政治這種強組織關係層面，羅馬本部似乎不具備實現對邊緣高效控制的資格，最多也無非就是像中國的西周時期那樣，採用封建制——羅馬中樞最多作為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但各邊緣板塊的羅馬系勢力，卻能保留極大的自主權，只是需要對中樞朝廷承擔一定義務即可，至於其內部卻可高度自主，並不受中樞直接控制。

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羅馬中樞基本上能夠確保對各邊緣板塊的直接控制，各地總督受中樞指派，高度遵從中樞號令，割地稱雄的現象並不常見。

之所以如此，與羅馬的特殊地緣結構大有關聯。羅馬版圖大致分布在地中海周邊。地中海作為內海，其氣候條件相對簡單，遠不如外洋（大西洋）那樣波譎雲詭，難以駕馭。這種內海的相對穩定，大大削弱了它的地緣屏障作用，使得人類即便是在古典時代，也可以相對容易的將其征服。

當羅馬文明的發展水平，足以在相當程度的駕馭地中海後，那這片海域的地緣阻斷功能就大幅削弱，相反，地緣通道的屬性就逐漸凸顯。而相對於陸地上崇山峻岭，地中海這條通道的自然環境反而相對簡單，以海為路的成本投入反而比陸上要低，運輸效能卻要高的多——這位義大利半島向環地中海半島施加地緣影響力提供了良好的通道。

當然，雖然通道有了，但本部實力不足，依然是個無解的硬傷。義大利半島總共就那麼大，單靠它積蓄出的能量，想控制環地中海這麼大一片地區，這多少有些小馬拉大車之嫌。

不過，特殊的地緣區位，以及文明發展階段的局限，幫了羅馬的大忙。

前文中已經說過，義大利半島大致位於環地中海板塊的幾何中心，而人類對地中海的有效征服，又使得環地中海板塊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商業貿易體系——而義大利半島又正好是這個商業體系的中樞所在。這意味著即便沒有政治權力的加持，義大利半島也可以憑著這種優勢區位，分割到這套環地中海商貿體系中的最大一份蛋糕。憑著這一點，義大利半島獲得了遠超自己生產能力的大量額外商業收益，進而使自身在環地中海文明圈內的優勢地位得以更加凸顯。

而環地中海板塊，是當時西方世界唯一的文明板塊。至於其他的諸如西歐、中歐板塊，雖然在中世紀後逐漸崛起，但在羅馬時代，都還是未開化地區。這意味著作為環地中海文明圈（其實也就是羅馬文明圈）中心的義大利半島，擁有無可替代的文明高地優勢；根本不存在任何競爭者——這又極大的增強了邊緣板塊對它的向心力和認可度。

對進入各邊緣板塊的羅馬系勢力來說，由於所在地區文明程度偏低、開發程度明顯不足，所以它們根本無法通過本地化改造、與本地土著融合的方式，來增強自己的獨立性，積蓄出足夠與羅馬中樞分庭抗禮的實力；相反，為了鞏固自身在當地的統治，它們要高度依賴義大利半島的各種資源支撐，高度依賴以義大利半島為核心的地中海貿易體系——直白點說，邊緣板塊的羅馬系勢力缺乏自立的本錢。

由於邊緣板塊無力反抗義大利本部，這種情況下，只要羅馬的君主專制派勢力，在中樞朝廷層面完成了由民主向專制的改造，那麼各邊緣板塊的地方勢力，也自然而然的只能向這個業已轉型的中樞表示臣服。任何想依託邊緣板塊，反攻中樞的民主派勢力，基本都不會有好下場——龐培、安東尼這兩位巨頭的失敗，就是最好的證明！

總而言之，羅馬由民主共和國向專制帝國的轉型，是其國家基本面發生變化，而自然而然的的結果。它的形成，本質上是一種客觀規律的體現，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而從結果來看，這種轉型，也確實對羅馬這個國家和文明體系的發展、繁榮和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並讓一手推動這種轉型的羅馬人享受了巨大收益（它們得以更好、更長久的享受到異族給他們提供的資源，提供的各式服務）。

這也是西方人對這場民主向專制的變革極端推崇的原因。鑒於這場轉型，不管是從人、國家、還是文明體系層面，都讓羅馬享受了巨大收益。而作為羅馬文明傳承的現代西方文明，自然不能對這場轉型的意義予以否認。只不過，這種推崇，其實也透露出：西方世界判斷政治體制好壞的標準，其實並不是民主還是專制，而是在於它能否給這套體制寄生下的大多數人，帶來更多的好處。

當然，由於文明形態改變，以及西方世界近現代優勢地位的確立，到20世紀時，民主在推動西方世界物質進步方面的作用，確實大過了專制，所以西方人普及民主制度，並對它大加追捧，也是情有可原的。

只不過，人類文明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生存環境的變遷，曾經適用的政治體制，是否能夠繼續下去，那就不好說了！反正我們能看到，民主制下的古羅馬共和國，就被專制帝國「合情合理」的取代。

有了這個例子，所謂民主永遠先進，恐怕也只是一廂情願。所以如果將來某一天，這些高度認同民主理念的西方人民，又會像他們當年的古羅馬先輩一樣，將凱撒、屋大維式獨裁者（甚至也有可能是希特勒）歡呼雀躍的捧上廟堂，然後頂禮膜拜，我們也絲毫不必為之感到驚奇。畢竟，馬克思早就說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相對於虛幻的政治模式，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才是人類追逐的根本所在！

而隨著希拉里的落敗與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世界的這種「逆流」，似乎已經苗頭初現了。

好了，扯完了民主和專制，我們繼續回到羅馬。隨著奧古斯都（屋大維）的登基，羅馬進入了君主專制時代。而與東方政治化君主傳承中更講究政治規則不同，羅馬帝國的皇位傳承中，軍事力量的決定性因素非常大。從蘇拉、馬略等早期獨裁者，到凱撒、奧古斯都這兩位君主制確立者，再到後面的圖拉真、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大帝，但凡在羅馬帝國史上赫赫有名之大帝，莫不是靠軍功起家，依託軍事力量上位，這與中國古代皇帝主要依靠禮法或者政治勢力支持上位成為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