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報告2017》:中美關係中的政治因素
關鍵詞: 中美關係 中國外交
來源:《中美關係報告2017》2017-06-26 09:40:33
作者:倪峰 樊吉社 刁大明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響了兩國合作共贏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對中美關係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基本共識 ,中美在諸多領域方面的合作仍將繼續受到影響和限制。一、歷史與現實
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分歧是中美關係發展演變中的制約因素 ,是中美關係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之一。自 1949年以來 ,在中美關係發展的不同時期 ,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都深刻影響著中美關係的狀態。
冷戰初期 ,中國選擇 「一邊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中蘇分裂後 ,採取了同時反對美蘇兩霸的戰略姿態。美國對中國進行政治孤立、經濟制裁和軍事圍堵。在中美對抗的 20多年中 ,意識形態對抗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20世紀 70年代 ,隨著蘇聯逐步擴張 ,中美曾經因為面臨共同威脅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 ,走向共同應對蘇聯威脅的戰略合作。
冷戰結束前後 ,中美政治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再度凸顯 ,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不斷衝擊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在中美關係最糟糕的時期 ,鄧小平曾經明確表示 :「中國威脅不了美國 ,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中美不能打架 ,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 ,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 ,不要提倡這些。」 「我多次講過 ,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 ,美國制度究竟好不好 ,美國人自己說 ,我們不干預。兩國相處 ,要彼此尊重對方 ,儘可能照顧對方 ,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 ,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
冷戰結束後 ,中國貫徹了鄧小平關於處理中美分歧的上述原則。美方則看到了雙方之間越來越大的共同經濟利益和戰略合作機遇 ,沒有將意識形態分歧置於雙邊關係的首位。但中美在 「人權」和 「民主化」等政治問題上的分歧 ,仍然時刻影響著雙邊關係的穩定和發展。柯林頓擔任總統後,美國曾經企圖將中國人權問題與最惠國貿易待遇掛鉤 ,一度衝擊雙邊關係。此後 ,雖然美國將兩者脫鉤 ,但在諸如宗教自由、持不同政見者、西藏、新疆、香港等中國內政問題上仍然攻擊中國政府 ,一些美國機構繼續在中國進行政治和思想滲透 ,影響中國的社會穩定。
在中國人看來 ,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始終存在用自己的價值觀改造世界的衝動 ,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改變其眼中的 「非民主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冷戰時期 ,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 「和平演變」是美國的陽謀。冷戰結束後 ,美國除了進行較為頻繁的所謂 「人道主義干涉」之外 ,還積極支持、推動東歐和中亞國家的 「顏色革命」,支持 「阿拉伯之春」,在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等國搞 「民主試驗」。此外 ,「民主和平論」「歷史終結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美國學者中有很大影響 ,這些學說認定各國政治制度的發展趨勢應遵循西方民主原則 ,否則就是站在 「歷史的錯誤一邊」,同美國發生衝突。
介入中國內政以改變中國的政治走向 ,始終是美國對華政策目標之一 ,在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多數中國人認為,美國對中國內政的介入存在明確的指向性 ,其根本目的是動搖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改變中國基本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實際上 ,在美國官員講話和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中 ,也常常看到美國對中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批評和疑慮。美國積極推動並且協助中國 「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從現存國際體系中受益頗多。但美國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基本邏輯和假設 ,似乎是期待中國在此進程中出現 「政治民主化」、思想輿論自由化 ,以及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當美國看到 ,自己所期待的中國內部變化沒有出現 ,反而看到一個堅定地走向與其期待相反的道路時 ,美國的抵觸、懷疑、防範心理就與日俱增 ,認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可能對美國構成政治制度、地緣戰略、經濟規則等多方面挑戰。冷戰結束後 20多年來在美國出現過不同形式的 「中國威脅論」,究其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發展道路的反感、憂慮和恐懼。
相比而言 ,中國在涉及美國內政問題上異常謹慎。美國在政治問題上偏好 「己所欲 ,施於人」,而中國奉行的政治哲學根植於傳統文化 ,即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中國國內政治治理的實踐不但從未企圖損害美國利益 ,而且在美國所關切的具體問題 (例如某些人權個案和最近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討論和執行方面 )上傾聽美方意見並予以妥善回應。各國的政治制度是該國人民根據自身國情選擇的結果 ,中國從來沒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國內政事務。
2013年 6月,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 ,雙方達成共同努力構建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特點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不衝突、不對抗 ;二是相互尊重 ;三是合作共贏。其中 ,相互尊重就包括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求同存異 ,包容互鑒,共同進步。在中國看來 ,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這與中國早在 20世紀 50年代提出的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一脈相承。對於中國政府關於 「相互尊重」的倡議和解釋 ,美方一直含糊其辭。這一態度給中國人造成的強烈印象是 ,美國在需要中國配合的國際領域積極尋求支持 ,卻在中國最關切的核心問題上避免表態和承諾 ,不願意尊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 ,這難免加深中國人對美國戰略意圖和道德標準的懷疑。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響了兩國合作共贏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對中美關係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基本共識 ,中美在諸多領域方面的合作仍將繼續受到影響和限制。
回顧中美關係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可以注意到 ,雖然中美兩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但這遠非中美關係的主要部分。自中美關係實現突破以來 ,中美在雙邊、地區以及全球事務上享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並進行了廣泛的合作 ;中美共同利益的內涵和外延都在拓展 ,中美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在拓展。這些共同利益與合作有助於中美兩國有效排除政治因素干擾 ,促進兩國關係穩步發展。
面對在中美關係中時隱時現的政治因素 ,中國的基本立場是全力排除干擾、強調共同利益 ;美方一方面始終不放棄政治議題 ,一方面也追求共同的利益與合作。在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國內政治因素持續介入中美關係 ,促使中美關係中的政治分歧愈發顯性化。長期以來 ,人權、台灣、西藏、宗教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持不同政見者等政治議題持續存在 ,但由於中美共享的利益合作點 ,這些政治議題仍處於相對可控的狀況。
二、中國的立場和關切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是中國憲法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初步實現了工業化與城鎮化,正朝著全面實現小康、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目標邁進。與此同時 ,中國在提高國家與社會治理水平 ,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改善人權 ,促進民族平等團結等政治領域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進步過程中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凝聚國家力量、保持社會團結、實現戰略性發展的制度基石 ,是中國穩定與發展的根本保障 ,是中國道路的基本特徵。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持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改革不適應發展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 ;對外開放是中國將長期實行的基本國策。中國正在全面、繼續深化各個領域的改革 ,進一步對世界開放。反腐倡廉是現階段中國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 ,是為了保證中國社會的公正和平等 ,因而得到了全社會的積極響應 ,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加強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務是制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 ,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
2004年 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明確寫入憲法。在《憲法》第二章 「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中,對公民享有的政治、人身、宗教信仰、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項權利和自由作了詳盡規定。中國政府不僅從法律上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還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確保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不受侵犯。當然 ,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 ,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中國國力增強 ,中國在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意義上日益自信 ,不斷繼續完善國內治理體系和實踐。這包括 :完善立法工作機制和程序 ,擴大公眾有序參與 ,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 ,使法律準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要求 ,更好地協調利益關係 ,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確保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加強和規範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 ;通過反腐行動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 ,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 ;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 ,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 ,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 ,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在發展中維持了國內政治穩定 ,中國的道路是正確的和符合中國國情的 ,美國期待的中國政治體制演變並沒有成為現實。與此同時 ,美國受兩場反恐戰爭和金融危機影響 ,相對實力有所下降 ,對於能否繼續維持其全球霸主國地位和世界事務的主導地位自信心有所下降 ,對中國崛起可能構成的挑戰較為擔憂。這是否會導致兩國在排除政治干擾方面的能力下降?政治因素是否對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構成新的挑戰?美方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和判斷日益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重要問題 ,也是影響兩國戰略互信的重要問題。
在中美關係中 ,美國始終不願放棄政治議題 ,在人權、涉台、涉藏、涉疆、宗教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異見分子等政治議題上持續指責中國。儘管多年來美方提出的長長的人權個案單子不斷縮小和更換 ,儘管事實證明中國在保護人權上不斷取得可見的巨大進步 ,但美方總試圖挖掘新話題 ,表達對中國國內政策的疑慮和對中國外交行為的擔憂。例如最近開始對中國完善國內治理的政策和立法提出懷疑或者指責。例如《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路安全法》等,美方認為這是對所謂 「公民自由」的威脅 ,從而抨擊中國政治體制。美國一度抵制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企圖阻止其盟友參加。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倡議是輸出中國模式 ,用 「中國夢」對抗 「美國夢」等。中國政府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打擊腐敗 ,一些美國人則認為是中國國內 「排除異己的政治鬥爭」,並且在反腐問題上遲遲不願意與中國展開合作。對於中國在國內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 ,美國設定雙重標準 ,等等。中國同樣懷疑美國在香港所謂 「雨傘革命」中是一隻 「看不見的手」,幕後予以煽動支持 ;美國駐華官方機構包庇個別異見分子 ,做出有損中國政治形象的行為 ,等等。
中國民眾對美國的認知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2016年 10月皮尤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 ,只有三成 (29% )的中國公眾相信美國願意接受中國的崛起 ,有一半 (52% )的民眾則認為美國正試圖阻止中國成為能與之抗衡的大國。此外 ,有約一半 (45% )公眾表示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國際威脅 ,持這個觀點的民眾同 2013年相比 ,增加了 6個百分點 ;對美國持負面看法的公眾也佔44%。
近年中美在雙邊和地區問題上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逐漸表面化 ,美國一些重要官員的講話甚至隱含了類似與中國開展冷戰的內容。在美國重返亞太的背景下 ,中方擔心台灣問題再度困擾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在過去十幾年中 ,由於中美兩國妥善處理台海問題 ,兩岸關係得到了發展 ,保持了穩定狀態。隨著 2016年島內政黨輪替 ,過去一貫主張 「台獨」的民進黨當選 ,美國政府未來能否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確立的政治立場 ,能否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支持台灣 「獨立」,不僅事關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 ,也將影響中美關係的未來。
另一方面 ,美國的國內政治發展變化也使許多中國人感到困惑和擔憂。由於美國國內貧富分化、族群對立嚴重 ,政治極化日益突出 ,反全球化呼聲強烈 ,排外情緒上升 ,民粹主義發酵。在這一背景下 ,某些政治人物和利益群體諉過於外 ,將中國視為在國家發展模式與國際地位方面對美國的雙重威脅 ,描繪為搶奪美國工作機會和利益的 「匯率操縱國」。 2016年 5月的另一份皮尤調查報告表明 ,有近 1/4的調查對象視中國為美國的對手。在中國方面 ,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紛紛報道 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亂象、政客相互攻訐、媒體報道失實、智庫預測失靈等 ,中國人普遍感到,美國現行的政治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弱點和問題。
三、關於未來的思考
中美之間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 ,但是同時也是可以管理的,這是過去中美關係發展的基本經驗。在中美關係新的背景下 ,如何管理日益凸顯的政治分歧是關心中美關係的智庫學者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第一 ,如何認識當前的政治分歧 :相似的問題 ,不同的解決方案。在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 ,世界上許多國家面臨的國內政治問題是有相似性的 ,即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弊端開始持續發酵 ,社會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精英對民眾的回應性下降等社會不公正現象導致社會各種焦慮情緒蔓延。中美兩國曾被視為在全球化進程獲益最多的兩個國家 ,但也遭遇到同樣的問題 ,並都在探索應對之道。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中國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採取的是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扶貧攻堅等自上而下的方式來加以應對 ,而美國則付諸競爭性的政治方式 , 2016年大選中引人注目的種種現象和觀點 ,實際上是美國民眾對各種全球化弊端不滿的宣洩。應當說 ,對於相似的問題 ,兩國都在探索解決之道 ,不能用自己的政治思維簡單地否定對方的探索。
未來 ,中美兩國可在共同關心的政治治理議題方面展開更多的理論性探討 ,議題可以涉及 「國家政權在國內的善治」, 「主導族裔群體與少數群體之間關係的協調機制」, 「公民權利的疆界與辯證邏輯」, 「民主價值的普遍性與個體差異性」, 「網路時代的信息管理和公民自由」等中美兩國共同面對的議題 ,從而實現兩國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與理解。
第二 ,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道路 :堅持與完善。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開始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現代化進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農業社會 ,而是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 ,而且幾乎與全球同步進入信息社會。所有這些成就表明 ,中國不可能放棄取得這些成就行之有效的做法。同時 ,中方也意識到 ,中國自身的政治發展仍處於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中 ,需要和希望了解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上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以從中獲得啟發和教益。中國也注意到 ,美國對外輸出所謂民主政治模式 ,將美國認同的政治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的做法導致了許多國家的政治亂局 ,這是中國堅決不能接受的 ,而且這種局面客觀上對美國也是不利的 ,例如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亂局導致了伊斯蘭國勢力的崛起 ,使美國和歐洲面臨更為嚴峻的反恐形勢。
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 ,並將繼續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國政治制度與政治現狀是與目前中國發展態勢相適應的。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 ,中國政治中的 「集權」與 「分權」形成了二元對立的有機統一。任何強加給中國、迫使中國接受的別國模式都會 「水土不服」,都無法保證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層面的持續穩定與發展 ,甚至反而會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無法預期的負面影響。
中美關係要想有更好的發展 ,美國不應期待與一個臆想的 「未來」中國打交道 ,而應立足於現實 ,與現實的中國打交道。
第三 ,相比政治分歧 ,中美應關注更重大、更緊迫的地區性和全球性議題。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中美已經建構了某種具有戰略穩定意義的雙邊關係 ,包括中美在核領域的非對稱戰略穩定、中美在經濟領域的相互依賴、中美對一個和平穩定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依賴等。中美 「合則兩利 ,斗則俱傷」,這已經被過去幾十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所證實。
不僅如此 ,中美在諸多地區和全球性議題上的共同利益不斷拓展 ,就此而言 ,地區的動蕩、政治混亂、全球性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蔓延 ,遠比中美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更為重要。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 ,這些挑戰需要中美共同應對 ,中美兩國在防止世界走向失序、完善各種有效治理等方面肩負重大責任 ,也有著廣闊的對話和合作空間 ,在這方面需要兩國不斷的探索和挖掘。如果中美能夠管控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分歧 ,避免從根本上挑戰對方的國內政治制度和政治穩定 ,中美完全能夠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2017年 4月 6—7日,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了首次會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雙邊重要領域務實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問題廣
泛深入交換意見。雙方願意共同努力 ,擴大互利合作領域 ,並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習主席介紹了中國的發展理念 ,強調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不奉行 「你輸我贏」的理念 ,不走 「國強必霸」的老路 ,願同美方一道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繁榮。特朗普總統表示 ,美方將同中方開展合作 ,努力消除影響兩國關係的因素和問題 ,使美中關係實現更大發展 ,美中關係一定能發展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表達了對美方在反腐敗追逃追贓方面給予更多配合的希望 ,美方則積極表示了對中方追逃追贓方面努力的支持。中美兩國在反腐敗方面的理解與合作有助於進一步降低政治分歧在兩國關係中的負面影響。
責任編輯:昀舒《中美關係報告2017》:中美關係中的政治因素關鍵詞: 中美關係 中國外交
來源:《中美關係報告2017》2017-06-26 09:40:33
作者:倪峰 樊吉社 刁大明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響了兩國合作共贏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對中美關係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基本共識 ,中美在諸多領域方面的合作仍將繼續受到影響和限制。一、歷史與現實
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分歧是中美關係發展演變中的制約因素 ,是中美關係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之一。自 1949年以來 ,在中美關係發展的不同時期 ,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都深刻影響著中美關係的狀態。
冷戰初期 ,中國選擇 「一邊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中蘇分裂後 ,採取了同時反對美蘇兩霸的戰略姿態。美國對中國進行政治孤立、經濟制裁和軍事圍堵。在中美對抗的 20多年中 ,意識形態對抗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20世紀 70年代 ,隨著蘇聯逐步擴張 ,中美曾經因為面臨共同威脅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 ,走向共同應對蘇聯威脅的戰略合作。
冷戰結束前後 ,中美政治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再度凸顯 ,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不斷衝擊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在中美關係最糟糕的時期 ,鄧小平曾經明確表示 :「中國威脅不了美國 ,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中美不能打架 ,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 ,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 ,不要提倡這些。」 「我多次講過 ,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 ,美國制度究竟好不好 ,美國人自己說 ,我們不干預。兩國相處 ,要彼此尊重對方 ,儘可能照顧對方 ,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 ,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
冷戰結束後 ,中國貫徹了鄧小平關於處理中美分歧的上述原則。美方則看到了雙方之間越來越大的共同經濟利益和戰略合作機遇 ,沒有將意識形態分歧置於雙邊關係的首位。但中美在 「人權」和 「民主化」等政治問題上的分歧 ,仍然時刻影響著雙邊關係的穩定和發展。柯林頓擔任總統後,美國曾經企圖將中國人權問題與最惠國貿易待遇掛鉤 ,一度衝擊雙邊關係。此後 ,雖然美國將兩者脫鉤 ,但在諸如宗教自由、持不同政見者、西藏、新疆、香港等中國內政問題上仍然攻擊中國政府 ,一些美國機構繼續在中國進行政治和思想滲透 ,影響中國的社會穩定。
在中國人看來 ,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始終存在用自己的價值觀改造世界的衝動 ,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改變其眼中的 「非民主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冷戰時期 ,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 「和平演變」是美國的陽謀。冷戰結束後 ,美國除了進行較為頻繁的所謂 「人道主義干涉」之外 ,還積極支持、推動東歐和中亞國家的 「顏色革命」,支持 「阿拉伯之春」,在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等國搞 「民主試驗」。此外 ,「民主和平論」「歷史終結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美國學者中有很大影響 ,這些學說認定各國政治制度的發展趨勢應遵循西方民主原則 ,否則就是站在 「歷史的錯誤一邊」,同美國發生衝突。
介入中國內政以改變中國的政治走向 ,始終是美國對華政策目標之一 ,在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多數中國人認為,美國對中國內政的介入存在明確的指向性 ,其根本目的是動搖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改變中國基本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實際上 ,在美國官員講話和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中 ,也常常看到美國對中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批評和疑慮。美國積極推動並且協助中國 「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從現存國際體系中受益頗多。但美國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基本邏輯和假設 ,似乎是期待中國在此進程中出現 「政治民主化」、思想輿論自由化 ,以及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當美國看到 ,自己所期待的中國內部變化沒有出現 ,反而看到一個堅定地走向與其期待相反的道路時 ,美國的抵觸、懷疑、防範心理就與日俱增 ,認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可能對美國構成政治制度、地緣戰略、經濟規則等多方面挑戰。冷戰結束後 20多年來在美國出現過不同形式的 「中國威脅論」,究其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發展道路的反感、憂慮和恐懼。
相比而言 ,中國在涉及美國內政問題上異常謹慎。美國在政治問題上偏好 「己所欲 ,施於人」,而中國奉行的政治哲學根植於傳統文化 ,即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中國國內政治治理的實踐不但從未企圖損害美國利益 ,而且在美國所關切的具體問題 (例如某些人權個案和最近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討論和執行方面 )上傾聽美方意見並予以妥善回應。各國的政治制度是該國人民根據自身國情選擇的結果 ,中國從來沒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國內政事務。
2013年 6月,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 ,雙方達成共同努力構建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特點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不衝突、不對抗 ;二是相互尊重 ;三是合作共贏。其中 ,相互尊重就包括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求同存異 ,包容互鑒,共同進步。在中國看來 ,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這與中國早在 20世紀 50年代提出的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一脈相承。對於中國政府關於 「相互尊重」的倡議和解釋 ,美方一直含糊其辭。這一態度給中國人造成的強烈印象是 ,美國在需要中國配合的國際領域積極尋求支持 ,卻在中國最關切的核心問題上避免表態和承諾 ,不願意尊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 ,這難免加深中國人對美國戰略意圖和道德標準的懷疑。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響了兩國合作共贏的深度與廣度,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對中美關係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基本共識 ,中美在諸多領域方面的合作仍將繼續受到影響和限制。
回顧中美關係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可以注意到 ,雖然中美兩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但這遠非中美關係的主要部分。自中美關係實現突破以來 ,中美在雙邊、地區以及全球事務上享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並進行了廣泛的合作 ;中美共同利益的內涵和外延都在拓展 ,中美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在拓展。這些共同利益與合作有助於中美兩國有效排除政治因素干擾 ,促進兩國關係穩步發展。
面對在中美關係中時隱時現的政治因素 ,中國的基本立場是全力排除干擾、強調共同利益 ;美方一方面始終不放棄政治議題 ,一方面也追求共同的利益與合作。在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國內政治因素持續介入中美關係 ,促使中美關係中的政治分歧愈發顯性化。長期以來 ,人權、台灣、西藏、宗教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持不同政見者等政治議題持續存在 ,但由於中美共享的利益合作點 ,這些政治議題仍處於相對可控的狀況。
二、中國的立場和關切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是中國憲法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初步實現了工業化與城鎮化,正朝著全面實現小康、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目標邁進。與此同時 ,中國在提高國家與社會治理水平 ,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改善人權 ,促進民族平等團結等政治領域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進步過程中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凝聚國家力量、保持社會團結、實現戰略性發展的制度基石 ,是中國穩定與發展的根本保障 ,是中國道路的基本特徵。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持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改革不適應發展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 ;對外開放是中國將長期實行的基本國策。中國正在全面、繼續深化各個領域的改革 ,進一步對世界開放。反腐倡廉是現階段中國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 ,是為了保證中國社會的公正和平等 ,因而得到了全社會的積極響應 ,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加強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務是制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 ,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
2004年 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明確寫入憲法。在《憲法》第二章 「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中,對公民享有的政治、人身、宗教信仰、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項權利和自由作了詳盡規定。中國政府不僅從法律上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還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確保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不受侵犯。當然 ,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 ,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中國國力增強 ,中國在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意義上日益自信 ,不斷繼續完善國內治理體系和實踐。這包括 :完善立法工作機制和程序 ,擴大公眾有序參與 ,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 ,使法律準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要求 ,更好地協調利益關係 ,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確保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加強和規範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 ;通過反腐行動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 ,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 ;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 ,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 ,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 ,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在發展中維持了國內政治穩定 ,中國的道路是正確的和符合中國國情的 ,美國期待的中國政治體制演變並沒有成為現實。與此同時 ,美國受兩場反恐戰爭和金融危機影響 ,相對實力有所下降 ,對於能否繼續維持其全球霸主國地位和世界事務的主導地位自信心有所下降 ,對中國崛起可能構成的挑戰較為擔憂。這是否會導致兩國在排除政治干擾方面的能力下降?政治因素是否對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構成新的挑戰?美方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和判斷日益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重要問題 ,也是影響兩國戰略互信的重要問題。
在中美關係中 ,美國始終不願放棄政治議題 ,在人權、涉台、涉藏、涉疆、宗教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異見分子等政治議題上持續指責中國。儘管多年來美方提出的長長的人權個案單子不斷縮小和更換 ,儘管事實證明中國在保護人權上不斷取得可見的巨大進步 ,但美方總試圖挖掘新話題 ,表達對中國國內政策的疑慮和對中國外交行為的擔憂。例如最近開始對中國完善國內治理的政策和立法提出懷疑或者指責。例如《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路安全法》等,美方認為這是對所謂 「公民自由」的威脅 ,從而抨擊中國政治體制。美國一度抵制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企圖阻止其盟友參加。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倡議是輸出中國模式 ,用 「中國夢」對抗 「美國夢」等。中國政府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打擊腐敗 ,一些美國人則認為是中國國內 「排除異己的政治鬥爭」,並且在反腐問題上遲遲不願意與中國展開合作。對於中國在國內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 ,美國設定雙重標準 ,等等。中國同樣懷疑美國在香港所謂 「雨傘革命」中是一隻 「看不見的手」,幕後予以煽動支持 ;美國駐華官方機構包庇個別異見分子 ,做出有損中國政治形象的行為 ,等等。
中國民眾對美國的認知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2016年 10月皮尤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 ,只有三成 (29% )的中國公眾相信美國願意接受中國的崛起 ,有一半 (52% )的民眾則認為美國正試圖阻止中國成為能與之抗衡的大國。此外 ,有約一半 (45% )公眾表示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國際威脅 ,持這個觀點的民眾同 2013年相比 ,增加了 6個百分點 ;對美國持負面看法的公眾也佔44%。
近年中美在雙邊和地區問題上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逐漸表面化 ,美國一些重要官員的講話甚至隱含了類似與中國開展冷戰的內容。在美國重返亞太的背景下 ,中方擔心台灣問題再度困擾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在過去十幾年中 ,由於中美兩國妥善處理台海問題 ,兩岸關係得到了發展 ,保持了穩定狀態。隨著 2016年島內政黨輪替 ,過去一貫主張 「台獨」的民進黨當選 ,美國政府未來能否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確立的政治立場 ,能否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支持台灣 「獨立」,不僅事關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 ,也將影響中美關係的未來。
另一方面 ,美國的國內政治發展變化也使許多中國人感到困惑和擔憂。由於美國國內貧富分化、族群對立嚴重 ,政治極化日益突出 ,反全球化呼聲強烈 ,排外情緒上升 ,民粹主義發酵。在這一背景下 ,某些政治人物和利益群體諉過於外 ,將中國視為在國家發展模式與國際地位方面對美國的雙重威脅 ,描繪為搶奪美國工作機會和利益的 「匯率操縱國」。 2016年 5月的另一份皮尤調查報告表明 ,有近 1/4的調查對象視中國為美國的對手。在中國方面 ,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紛紛報道 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亂象、政客相互攻訐、媒體報道失實、智庫預測失靈等 ,中國人普遍感到,美國現行的政治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弱點和問題。
三、關於未來的思考
中美之間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 ,但是同時也是可以管理的,這是過去中美關係發展的基本經驗。在中美關係新的背景下 ,如何管理日益凸顯的政治分歧是關心中美關係的智庫學者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第一 ,如何認識當前的政治分歧 :相似的問題 ,不同的解決方案。在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 ,世界上許多國家面臨的國內政治問題是有相似性的 ,即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弊端開始持續發酵 ,社會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精英對民眾的回應性下降等社會不公正現象導致社會各種焦慮情緒蔓延。中美兩國曾被視為在全球化進程獲益最多的兩個國家 ,但也遭遇到同樣的問題 ,並都在探索應對之道。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中國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採取的是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扶貧攻堅等自上而下的方式來加以應對 ,而美國則付諸競爭性的政治方式 , 2016年大選中引人注目的種種現象和觀點 ,實際上是美國民眾對各種全球化弊端不滿的宣洩。應當說 ,對於相似的問題 ,兩國都在探索解決之道 ,不能用自己的政治思維簡單地否定對方的探索。
未來 ,中美兩國可在共同關心的政治治理議題方面展開更多的理論性探討 ,議題可以涉及 「國家政權在國內的善治」, 「主導族裔群體與少數群體之間關係的協調機制」, 「公民權利的疆界與辯證邏輯」, 「民主價值的普遍性與個體差異性」, 「網路時代的信息管理和公民自由」等中美兩國共同面對的議題 ,從而實現兩國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與理解。
第二 ,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道路 :堅持與完善。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開始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現代化進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農業社會 ,而是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 ,而且幾乎與全球同步進入信息社會。所有這些成就表明 ,中國不可能放棄取得這些成就行之有效的做法。同時 ,中方也意識到 ,中國自身的政治發展仍處於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中 ,需要和希望了解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上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以從中獲得啟發和教益。中國也注意到 ,美國對外輸出所謂民主政治模式 ,將美國認同的政治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的做法導致了許多國家的政治亂局 ,這是中國堅決不能接受的 ,而且這種局面客觀上對美國也是不利的 ,例如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亂局導致了伊斯蘭國勢力的崛起 ,使美國和歐洲面臨更為嚴峻的反恐形勢。
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 ,並將繼續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國政治制度與政治現狀是與目前中國發展態勢相適應的。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 ,中國政治中的 「集權」與 「分權」形成了二元對立的有機統一。任何強加給中國、迫使中國接受的別國模式都會 「水土不服」,都無法保證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層面的持續穩定與發展 ,甚至反而會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無法預期的負面影響。
中美關係要想有更好的發展 ,美國不應期待與一個臆想的 「未來」中國打交道 ,而應立足於現實 ,與現實的中國打交道。
第三 ,相比政治分歧 ,中美應關注更重大、更緊迫的地區性和全球性議題。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中美已經建構了某種具有戰略穩定意義的雙邊關係 ,包括中美在核領域的非對稱戰略穩定、中美在經濟領域的相互依賴、中美對一個和平穩定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依賴等。中美 「合則兩利 ,斗則俱傷」,這已經被過去幾十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所證實。
不僅如此 ,中美在諸多地區和全球性議題上的共同利益不斷拓展 ,就此而言 ,地區的動蕩、政治混亂、全球性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蔓延 ,遠比中美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更為重要。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 ,這些挑戰需要中美共同應對 ,中美兩國在防止世界走向失序、完善各種有效治理等方面肩負重大責任 ,也有著廣闊的對話和合作空間 ,在這方面需要兩國不斷的探索和挖掘。如果中美能夠管控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分歧 ,避免從根本上挑戰對方的國內政治制度和政治穩定 ,中美完全能夠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2017年 4月 6—7日,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了首次會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雙邊重要領域務實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問題廣
泛深入交換意見。雙方願意共同努力 ,擴大互利合作領域 ,並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習主席介紹了中國的發展理念 ,強調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不奉行 「你輸我贏」的理念 ,不走 「國強必霸」的老路 ,願同美方一道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繁榮。特朗普總統表示 ,美方將同中方開展合作 ,努力消除影響兩國關係的因素和問題 ,使美中關係實現更大發展 ,美中關係一定能發展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表達了對美方在反腐敗追逃追贓方面給予更多配合的希望 ,美方則積極表示了對中方追逃追贓方面努力的支持。中美兩國在反腐敗方面的理解與合作有助於進一步降低政治分歧在兩國關係中的負面影響。
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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