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理論與方法

　　內容提要：古代中國人以強調「華夷之別」為觀察視角，採用整體式、實證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學人拋棄了「華夷」觀念，研究日本的理論五色雜陳，研究方法因人而異。1949年以後，台海兩岸學者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各有特色，從相互隔離而逐漸相互接近。大陸學者構成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論和方法多樣化的演進中，唯物史觀和實證研究成為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　　關 鍵 詞：中國日本史研究 研究方法 唯物史觀 實證研究　　作者簡介：宋成有，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記述日本歷史的國家，但是其日本研究則開展得較晚。不同的時代，研究理念、理論和方法不盡相同，卻均有中國的學術特色。從古代到近現代，中國的日本記述與研究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增添新內容，異彩紛呈。1949年以後，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分別在大陸、台灣和香港等地展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的日本史研究逐漸成為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反思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對新世紀的學術發展前景不無意義。　　一 1949年之前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傳統視角和方法　　(一)古代中國正史的日本觀察視角和記述方法　　在古代中國正史中，有關日本的首次記述，見載於班固編著《漢書?地理志》的「燕地」條記漢武帝設置玄菟、樂浪郡的史跡時，順便提及「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①，僅19字而已。此後，隨著國際交往的發展，中國正史的日本記事內容日益豐富。南朝劉宋范曄著《後漢書》，為倭國正式立傳，記入其地理方位、物產風俗以及倭奴國、女王國與東漢的交往，全文計696字，為研究日本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以此為基礎，西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倭人》(通稱《魏志?倭人傳》)以1987字的篇幅，更加詳細記述了邪馬台女王國的地理方位、宮廷生活、官民等級、對外交往，以及倭國物產和倭人習俗等內容，留下了邪馬台國究竟在何處的千古論爭話題。　　《後漢書?倭傳》和《魏志?倭人傳》，展現了古代中國人對日本的觀察視角和記述方法。所謂視角，即「外辨華裔之別」，《倭傳》和《倭人傳》均將日本列入「東夷傳」，雖以天朝大國的尊大姿態，俯視著這個偏據海島的「蕞爾小國」，但並無惡感。在當時人看來，「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②所謂方法，其一，採用紀傳體，記述文字莊重而平實，內容大體可信，具有實證的特點；其二，夾敘夾議，以記述為主，附有畫龍點睛式的前序後贊，再加以議論和總結；其三，提出對倭國的整體認知框架，結合周邊民族或國家與中原王權的關係態勢來為倭國定位。自《新唐書》起，中國正史接受日本遣唐使「惡倭名，更號日本」的說法③，「倭國傳」改稱「日本傳」，但記述視角和方法，乃至文字風格亦一如《倭傳》、《倭人傳》。　　所謂研究(research)，是主動和系統方式的過程，是為了發現、解釋或校正事實、事件、行為或理論，或把這樣事實、法則或理論作出實際應用。④在古代中國，兩次日本研究「熱」均出現在明朝。第一次「熱」與剿滅倭寇直接相關。有明以來，朝野備受前期倭寇的襲擾之困，成化至嘉靖年間(1465～1563)，後期倭寇愈加猖獗。身處「北虜南倭」壓力中的明朝有識之士，開始琢磨這股來自海上、肆虐中國沿海的勁敵，對日本的研究應運而生。剿滅倭寇期間，相關的研究性著作多達數十種。其中，既有總督胡宗憲掛名主編的《籌海圖編?倭國事略》，也有以諸將名義編著的研究著作，如李言恭等《日本考》、薛俊《日本考略》、鄭舜功《日本一鑒》等。這些著述注重探索倭寇的緣起及攻防之策，真正的編著者當為隨軍進剿倭寇的幕僚。例如，入幕胡宗憲、戚繼光帳下的崑山人鄭若曾，先後編著《日本圖纂》、《籌海圖編》、《萬裏海防圖論》、《江防圖考》、《江南經略》等著作，縱論日本地理形勢、歷史沿革、倭寇由來，以及明朝兵務總論、江南海防與江防等，內容豐富，考備翔實，堪稱嘉靖年間日本研究的第一人。　　第二次日本研究「熱」出現在萬曆年間。萬曆二十年(1592)，「萬曆朝鮮之役」猝發。萬曆二十六年(1598)，豐臣秀吉憂急而亡，侵朝日軍敗退回國。這場戰爭促使明季中國人再次關注日本。《萬曆起居注》、《明神宗實錄》、《明外史?日本傳》等史著，對朝鮮之役均有詳細記載。鄭若曾《江南經略》，也在萬曆四十二年重刻。時人王圻、王思義撰寫的百科式圖錄類書《三才圖會》對「日本國」記述為：「倭國，在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居，九百餘里，專以沿海寇盜為生，中國呼為倭寇。」⑤寥寥數語，道出了萬曆朝中國人對日本的憎惡。　　明朝人的日本研究，可以從康熙、雍正年間編纂、刻印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通典》收入的《日本部匯考》六卷和《日本部總論》中得知其概貌。其中，《論倭疏略》、《論倭》、五篇論題相同的《議倭》、《日本部紀事》、《日本部雜錄》等，研討了日本風俗、地理形勢、倭人「狡詐而狼貪」的民族性格⑥、挑戰中國並「為邊境患唯此一國」的日本特色⑦、「不可以禮義化誨懷服」的對日政策⑧，還考察了倭寇的日本刀、鳥銃、襲擾作戰的「蝴蝶陣」等問題。上述著作大體反映了明季中國士人的日本研究水平。觀察視角依然是「華夏上國」的居高臨下，研究方法則以實證為主，也不乏言之有據、視野宏大的評析。　　(二)清季的研究成果及其視角和方法　　鴉片戰爭後，清季中國的國勢衰微。1874年日本兵侵入台灣，朝野震動，迫使中國人再次睜眼看日本，日本研究又逐漸升溫。陳其元《日本近事考》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主張出兵東征，蕩平禍亂之源。金安清《東倭考》，對明治維新給予相對客觀評價，反對貿然東征。這一期間，還有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使東述略》、道員王之春《談瀛錄》、王韜《扶桑遊記》等考察日本的論著問世。至19世紀80年代，刑部主事顧後焜《日本新政考》、北洋機器局總辦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等著述也相繼問世。90年代甲午戰爆發之前，黃慶澄《東遊日記》等著作刻印刊行。上述著作多以平和的心態，評述以明治維新為焦點的日本近況。各著論述的視角，依然未脫離中國人自古以來對日觀中根深蒂固的優越意識。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華夷有別」有色眼鏡，阻礙了中國的知識精英準確、深入地認識明治維新後的日本。　　1895年，清軍在甲午中日戰爭戰敗，清廷被迫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敗於日本且被迫締約，特別刺痛了中國朝野之心。言其敗，則「天朝大國」居然被東洋「蕞爾小國」擊敗，而且敗得很慘；言其約，則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劇為鴉片戰爭以來所僅見，劫掠者恰恰又是千百年來深受中華文化恩惠的日本。　　冷酷的現實，促使國人不得不認真而全面地審視武力崛起的日本。新一輪的日本研究「熱」應運而生。其中，孔廣德編著《普天忠憤集》14卷，收入光緒帝宣戰上諭、群臣奏章、時人議論、詩詞頌賦多篇，均為壯懷激烈、忠君愛國之作，展示了中國士人因敗於日本而被迫割地賠款、優越感與屈辱感混合交織而成的無比強烈的精神衝擊，因忠而憤的扶清憎日的激憤情感。同年，曾經客居東瀛多年的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的大部頭著作《日本國志》出版。這部書共40卷，以50餘萬字的篇幅，記述日本的地理、職官、食貨、兵備、刑法、物產、工藝等，重點介紹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社會風貌。以此著的問世為標誌，中國士人第一次調整居高臨下觀察日本的傳統視角，開始比較客觀、全面而實證地研究日本。幾乎在同時，康有為編著了記述明治維新的《日本變政考》，並於1898年進呈光緒皇帝御覽，以資戊戌新政。　　這些研究，樹立了近代中國人研究日本史包括世界史時注重實用的傳統。用黃遵憲的話來說，就是「詳今略古」、「詳近略遠」、「期適用也」。⑨這種學術研究與經邦濟世現實政治需求掛鉤的傳統，無非古代資治通鑒的近代版，有利有弊，不可作片面論。　　(三)民國期間的日本研究成果及其理論和方法　　民國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變本加厲地推行蠶食中國的「大陸政策」。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試圖將中國保護國化；1927年制定肢解中國東北的《對華政策綱領》；1931年策動「九一八」事變，將14年侵華戰爭強加給中國。日本軍國主義成為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最大威脅，迫使當時的中國人下大氣力去認識、研究日本，各類研究成果陸續推出。20世紀30年代以來，新的日本研究「熱」逐漸形成。以明治維新研究為例，即有李宗武《明治維新》(上海開明書店，1931年)、李建芳《日本維新運動》(真理出版社，1937年)、鄭學稼《日本明治維新大綱》(西安新中國文化社，1940年)、張永淇《日本明治維新前史》(南京國立編譯館，1941年)、何茲全《日本維新史》(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等專著出版。此外，《民國日報》、《大公報》、《解放日報》等報紙和《東方雜誌》、《建設雜誌》、《宇宙風》雜誌等媒體，成為梁啟超、蔡元培、嚴復、周樹人、陳獨秀、戴季陶、林語堂、郭沫若等知日家發表日本研究最新成果的園地。以上人文學的日本研究者，多有在日本長年留學或旅居、考察的經歷，能貼近感知日本社會，構成民國時期中國知日派的龐大群體。就日本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而言，持中國傳統學風者有之，受日本影響而趨於新學者亦有之。中國的日本研究理論與方法，也因此而呈現了多樣化的發展趨勢。　　作為深入研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力作，當屬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日本論》和1938年出版的蔣百里《日本人》。兩本著作均涉獵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諸方面，既評論其現狀，也追溯其歷史，並且都很重視對日本國民性格的深入研究。著作問世之時，正值中日兩國處於尖銳的武力對峙或侵華戰爭不斷升級的時期。雖然《日本論》對日本評論的基調褒多於貶，而《日本人》則貶多於褒，但是促使國人認識交戰敵手的精神世界，則是兩著的異曲同工之處。⑩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痛感「瞻念前途，焦憂如焚。以為救國之道，必須國民全體先真恥真奮，是則歷史之回顧，當較任何教訓為深切」(11)，提議報上開闢專欄，以史為鑒，警醒國民。為此，推舉王芸生擔任主編。自1932年1月11日開始，《大公報》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與讀者見面，連載由王芸生編輯點評的史料。1934年5月，彙集成七卷本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出版。(12)該著共66章，記述1871～1919年的中日關係變化歷程，大量採用檔案史料，翔實周密，得到社會的矚目與好評。　　總之，民國時期的中國日本史研究者心懷報國之志，藉助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國學根基，注重史料和資料的搜集與整理，運用犀利筆鋒，為國人審視、認知日本並戰而勝之提供了思路。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可謂五花八門，從傳統的考據學、文字學、民族學到文明論、唯心論、唯物論等，各有其追隨者。20世紀30年代，周一良以《〈大日本史〉之史學》為題，撰成畢業論文。在結論部分，他強調：「歷史之學其究竟仍在於經世致用，非僅考訂記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貶別善惡，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論，一例也。」(13)由此，不難看出民國時期各色理論的廣泛影響。　　二 1949～1976年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理論與方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日兩國分屬冷戰下的東西方兩大陣營，長期處於無邦交的對立狀態，難以開展正常的學術交流。與此同時，國共兩黨在三年內戰後，繼續隔著台灣海峽相互對峙。本來是一個中國的日本史研究者群體，分成互不往來的兩個群體，而且一分就是近40載。這些情況，制約了中國的日本研究順利展開。　　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史學批判，令史學界認識到：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不單純是個學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不容含混，必須旗幟鮮明。關於中國古代史若干問題的大討論，則促成蘇聯版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論牢牢植根於中國史學的研究之中，對日本歷史的研究理論不無影響，大陸學者的日本史研究取得若干開創性成果。以率先開展日本研究的北京大學為例，1958～1964年，哲學系朱謙之接連出版著作《日本的朱子學》、《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日本哲學史》、《日本哲學史資料選編》，奠定了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哲學史的基礎。歷史系周一良《亞洲各國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中的日本史部分等著作，代表了當時國內研究的最高水平，併產生深遠的學術影響。其中，周一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等論文，依據唯物史觀和矛盾分析方法，提出明治維新為「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說」(14)，至今仍是內地日本史學界對明治維新定性的主流觀點。　　另外，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劉思慕《戰前與戰後的日本》一書，開展了細密的比較研究。南開大學吳廷璆《大化改新前後日本的社會性質問題》一文，運用社會經濟形態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說」；(15)其另一論文《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強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重新評價和總結人類的歷史」；(16)《明治維新與維新政權》一文，提出明治維新是「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說」。(17)在新中國成立後17年間，日本史研究成果雖然數量較少，但頗有分量，堪稱奠基之作。　　毋庸諱言，新中國成立初期過度強調階級立場和史學理論的政治屬性，也給當時和此後相當長時期的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落下了「病根」，即看重理論和階級立場，輕視史料、史料學，乃至對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考據學、年代學、目錄學等基礎性史學方法論加以排斥，影響消極。史料匱乏的世界史包括日本史的研究，依據不乏教條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以宏觀的「理論分析見長」而聊以自慰。實際上，中國的日本史研究需要廣闊的理論框架，也需要扎紮實實的史料支撐，兩個輪子齊備，學術之車才跑得起來。誠如周一良所言：「解放以後，為了糾正過去史學界只鑽牛角尖，把史料當作史學，見木而不見林，因而強調理論、觀點，強調大處著眼，強調觀其會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對具體事件、人物、制度的細緻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為大言高論，變成了通病。」(18)　　在海峽對岸，遷台初期的混亂過後，學術界漸次恢復生機。余又蓀《日本史》(「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甘友蘭《日本通史》(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年)、陶振譽《日本史綱》(台北國防研究院，1964年)等研究成果陸續推出。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大陸陷入內亂。作為日本史研究奠基者的第一代學者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而靠邊站並受到審查，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中青年研究力量難覓用武之地，日本史研究處於停滯狀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正常的學術研究依然舉步維艱。1976年1月，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應邀來北京大學歷史系，主持了歷時半年之久的「日本近現代史講座」，在當時堪稱一道奇異的風景線。在海峽對岸，台北的學人們陸續推出日本史研究的新成果。其中，普遍受到好評的學術著作主要有鄭學稼《日本史》(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等。1972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李毓澍、藍旭男等主編的多卷本《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出版。自1966年起，文海出版社陸續出版沈雲龍領銜編纂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其中相當多的史料與近代中日關係關聯密切。　　三 1978～1990年的日本史研究理論與方法　　「文革」結束後，百廢俱興。特別是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熱潮湧動，日本史研究進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萬峰《日本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年)、王金林《簡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呂萬和《簡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趙建民和劉予葦主編的《日本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出版，大陸學者的日本斷代史和通史出齊。1979年籌備於北大歷史系、1980年成立於天津社科院的中國日本史研究會(後改稱中國日本史學會)，將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日本史教學科研力量匯聚起來，形成老中青相結合、陣容可觀的學術團體。學會建立後，開展了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舉行年會或專題研討會，展開爭鳴、開闊視野、交流心得，推進了大陸學者日本史研究的發展。　　隨著中日學術交流的深入展開，中國學者開始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國外。1988～1990年，日本六興出版社的13卷本《東亞視野中的日本歷史》問世。其中包括：沈仁安《倭國與東亞》、王金林《奈良文化與唐文化》、張玉祥《織豐政權和東亞》、任鴻章《近世日本和日中貿易》、王家驊《日中儒學的比較》、呂萬和《明治維新與中國》、周啟乾《明治的經濟發展與中國》、馬家駿和湯重南《日中近代化的比較》、俞辛焞《孫文的革命運動與日本》、萬峰《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亡》、易顯石《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中國東北》、武安隆和熊達雲《中國人的日本史研究》、沈才彬《天皇與中國皇帝》。這些著作堅持歷史唯物論的理論立場，史論結合、夾敘夾議、文圖並茂，展示了中國學者的學術風格和理論水平。　　在評介和研究日本學者的史觀和流派方面，以沈仁安為首的北大歷史系日本史組，在數年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沈仁安在與李玉共同撰寫《二十年來日本歷史學發展變化概述》(《國外史學動態》1979年第8期)和《日本進步史學的發展和變化》(《世界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7期)之後，又與宋成有接連撰寫了《明治維新與近代日本史學》(《世界歷史增刊?明治維新的再探討》，1981年)、《近代日本的史學和史觀》(《國外史學動態》1983年第12期)、譯文《數量方法與美國歷史學》(《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3年第8期)、《日本史學新流派析》(《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日本史學流派的現狀與趨勢》(《國外史學動態》1983年第14期)、譯文《現代歷史學與數量方法》(《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4年第8期)、《日本史學》(《當代國外社會科學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他還在《新的社會科學方法及其特徵》(《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4年第1期)、《開展日本史學史研究的幾點意見》(《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歷史學的思索》(《史學理論》1988年第4期)等論文中，對日本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狀況、發展趨勢作出了評估。　　20世紀80～90年代，海峽對岸的日本研究活躍開展。1986年，林明德《日本史》出版；1988年，陳水逢《日本近代史》付梓。在對日本的總體認識上，兩位作者的把握不盡相同。其中，林明德認為，「同文同種」之說或「蕞爾小邦」論等阻礙了國人正確認識日本，強調「中日兩國既不『同文』，也不『同種』」(19)。陳水逢卻認為中日「毗鄰為國，而又同種同文」(20)。在疾呼中國人應加強研究日本歷史文化方面，兩人卻並無分歧。林明德慨嘆：「過去兩千年來的中日關係，日本受惠於中國者甚厚，但近百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中國飽受日本之苦，卻不甚了解日本。多年以來，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的著作特豐，而中國學者之研究日本者特少。」(21)陳水逢強調：「日本過去為并吞王國，對我一切，洞悉無餘，故能放心大膽以謀我」；反觀中國人往往對「東鄰日本，大都冷淡、模糊、輕視，甚至盲目排除反對」，所以「事事吃虧」。(22)為此，他們熱烈呼籲中國人認真關注和詳盡研究日本。在時代分期上，林著將日本史的發展階段分為原始時代、古代國家、律令制國家、武家政權、統一政權、近代、現代，論述條理清晰。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日本史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發展過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已成為大陸學者遵循的範式，理論創新意識日益增強。在承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前提下，日本史研究者拋棄了教條式、貼標籤式的理論應用方法，力圖對五種生產方式演進模式套用於日本史的現狀有所突破。雖然效果並不盡如人意，但畢竟提出了問題，看到了前進方向。建立有中國學術特色的日本史研究史學理論和方法論，成為共識。自國外輸入的系統論、資訊理論和控制論等「老三論」等研究方法論，在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熱潮中，異軍突起於史學界。例如，系統論的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有序、無序、動態、靜態、環境、模式等分析範式豐富了史學研究方法，其注重整體與局部、層次和環境互動關係的宏觀把握，與中國學者的習慣思維方式相適應，並逐漸深入、融合到史學，包括對日本史的研究之中。雖然採用上述研究方法的論文數量不多，但畢竟是新方法的有益嘗試。　　四 1991～2000年的日本史研究及其理論與方法　　20世紀90年代，國外各種社會科學新思潮，包括新史學理論，愈加層出不窮，給中國史學研究帶來更加強勁的衝擊。社會史學、人類文化學、政治學研究理論和方法，以及全球史觀、文明史觀、世界體系論、現代化史觀等新史觀，與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等「新三論」先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總的看來，儘管繼續受到各種新理論、新方法的挑戰和衝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在中國史學界的主流地位，構成日益嚴重的挑戰，但依然像80年代一樣，中國日本史學界未能出版任何一本中國學者專門研究日本史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相關著作。譯著出版了一部，即沈仁安、林鐵森等翻譯的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與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這一時期，中日學者的合作研究取得新成果。周一良、李廷舉、嚴紹璗、王曉秋、楊曾文、王勇、馬興國以及石田一民、大庭修、源了圓、中西進、吉田忠等通力合作，在兩國同時出版了十卷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其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由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編、條目多達3萬餘條、總字數300餘萬的《中國日本學文獻總目錄》(中國人事出版社，1995年)亦屬此種合作的產物。這些著作大都採用了實證研究的方法，講究文獻出典準確、考據明了和文字平實，展示了學術研究的新景象。　　同時，中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學術水平贏得了晚來的承認。長期以來，中國的日本史研究水平不為國外尤其是日本史學界所了解和承認。20世紀70年代，日本史學界有學者評價中國日本史研究只相當於「中學水平」。至80年代初，上述觀感依然如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第二代學者為主體的中國日本史研究集群，憑藉唯物史觀的理論素養，堅持中國學者的治學風格和研究立場，陸續推出學術成果。在舉行國際學術討論會或共同研究中，展現了應有的學術風采。尤其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前述《東亞視野中的日本歷史》在日本公開出版發行，促使日本學者逐漸改變了觀感，感嘆中國的日本史研究水平進展迅速。1993年，參加了中國日本史學會在天津社科院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權威學者上田正昭回國後，在《朝日新聞》上撰文《最近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動向不可輕視》，強調：「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中國學者屢次提出令人震驚的見解，他們指出的正是日本學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視角和正在喪失的問題意識。」(23)　　在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上，以上著作均依據馬克思史學理論，注重實證研究。究其因，一是唯物史觀及其方法論經過老一代學者的言傳身教，已深入人心，融入學術研究的過程之中；二是國際學術交流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直接赴日搜集資料的機會，中國學者因史料缺乏而不得不注重理論分析的狀況已經根本改觀；三是在與日本學者的學術交往中，中國學者善於取彼之長，補己之短，資料和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　　作為90年代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研究取得重要進展的一個標誌，2000年，蔣大椿、陳啟能邀集數十名學者，編輯了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大辭典》(簡稱《大辭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首先，在概念上，《大辭典》認為不宜將內涵上相互交融、重疊的包容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截然分開，提出「廣義的史學理論」的概念，即「它包括了歷史學自身作為理論考察對象的狹義史學理論的內容，也包括了對史學研究對象——人類客觀歷史發展過程作理論考察的部分內容，亦即史學理論的部分內容。這個『部分』主要是指從宏觀的角度對人類歷史發展過程所作的理論考察及其成果」(24)。其次，內容齊全。《大辭典》按照古今中外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概念和術語、史學理論家或與史學理論有關的歷史學學者、反映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學術著作以及史學流派、機構、刊物、會議等四個方面編輯，力求囊括與史學理論有關的全部內容。再次，條目解釋力求翔實。《大辭典》所列條目繁多，特別注重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流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條目解釋。　　《大辭典》的撰稿人之一湯重南以2萬多字的篇幅，介紹了日本史學史、史觀和流派，較充分地闡釋了戰後日本史學新流派等，例如日本的「皇國」史觀、民間史學、文明史學、文化史學、東亞史觀、實證史學、社會經濟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人民鬥爭史觀、民眾史觀、民眾思想史觀、大冢史學、近代化論學派、社會史學派、計量經濟史學派等史觀學派及其研究方法，還評介了代表性的日本史學家。　　在海峽對岸，1992年台灣日語教育學會成立，1996年日本文教基金會等團體成立，發揮了全局性的引導作用。1990～2001年，淡江大學鄭梁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連續出版11集。在1993年出版《日本通史》、2001年出版《中日關係史》的基礎上，他又出版了《日本史》(三民書局，2002年)，顯示了深厚的學術功底。　　五 新世紀中國日本史研究理論與方法　　進入新世紀後，對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產生廣泛影響的因素，有以下四個方面：(1)中日兩國在互為重要經貿夥伴的同時，摩擦和麻煩不斷，特別是2001～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一年一度參拜靖國神社、釣魚島歸屬的爭端等問題層出不窮，中國輿論對此給予越來越強烈的抨擊，社會要求進一步透視日本。(2)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庫收入大幅度增加，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經費保障。(3)日本史研究群體實現了新老交替：吳傑、周一良、吳廷璆、鄒有恆教授等老一代學者先後逝世，由其門人組成的第二代學者陸續離退休而告別講台，80年代成長起來的第三代學者承擔起重任，新世紀之初崛起的第四代學者充滿活力，展現著中國日本史研究的未來發展希望。(4)圖書市場的力量。利潤挂帥的出版社和書商，在讀書界急欲了解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的需求中，敏銳地發現了新商機，對出版日本史的圖書充滿了熱情。在出版圖書高倍利潤的驅動下，出版社為佔領圖書市場，往往設計市場預期看好的系列研究課題。得到多讀者層歡迎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譯著，備受出版界的青睞。　　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在新世紀面臨新的挑戰。2000年，教育部在北京師範大學設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2003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出版，發表國內外學者關於唯物史觀的理論文章，研討東西方史學的進展和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出版不定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論叢》，進一步深入研究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加大對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論研究的力度，拓展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為推進今後國內的日本史研究，需要繼續深化史學理論，講究方法論問題。為此，需要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一)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目標　　新世紀，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史的目標何在？現實的需求和意義固不待論，從學術研究的價值來說，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打破黑格爾以來西方學者解釋東亞歷史的強勢格局，構築中國學者對東亞歷史的認知體系，對日本歷史在這個認知體系中的位置給予準確定位，可視為一個長遠的大目標。至於具體目標，諸如探尋日本歷史的發展規律、演進模式等問題，客觀而真實地理解與中國恩怨交織兩千年的鄰國，把握日本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日本民族性格、深層文化的獨特性和基本特點等，依然是常談常新的課題。這需要數代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最終形成有中國學術特色的日本歷史研究系列。概括起來看，「中國學術特色」似應表現為：其一，站在中國的大地上看東鄰日本，持中國學人應有的視角，且自成一家之言。其二，堅持中國學人傳統的全方位整體思維方式，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研究日本史的理論立場，體現中國學者應有的氣度、格局和分析能力；發揚中國學人研究日本史獨有的優勢，例如兩千年來連續性的史料積累、考據學等治史傳統方法根基深厚等。其三，研究與應用相結合，以外國的歷史經驗教訓為他山之石，為我所用，有所區分、有所選擇、有所梳理、有所發掘，而非囫圇吞棗，盲目追隨。其四，用準確、流利的漢語撰寫文章，而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日語漢字辭彙、讓似是而非的「協和語」充斥字裡行間，等等。　　(二)堅持唯物史觀與研究方法多樣化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要堅持下去，這既是指引歷史科學破浪前行的舵輪，也是體現中國日本史研究學術特色的理論立場。無須彷徨於理論的迷失或自我矮化。當然，堅持唯物史觀，並不等於僵化理論。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是史學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手段，並非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經典著作家論述過的每一個理論細節，都奉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不應忘記新中國成立後初期教條式的照搬和貼標籤的教訓，總不能在同一塊絆腳石上絆倒兩次。　　中國學者的實證研究方法，同樣強調史料的考訂和注重過程的研究，與國外實證研究的學術立場並無二致。但是，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和國外史學研究理論的啟迪，中國的實證研究方法並不滿足於就事論事，總要對研究對象加以理論的探討和歸納。在這一點上，又不同於國外的實證史學。在此基礎上，不應排斥而應大力推進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包括學科綜合、交叉的理論和方法、多樣化的研究手段，國外最新的理論和方法以及考古發現、文學作品、民間傳承中有價值的研究信息等，追蹤國內外最新前沿，把握其最新動向，呼吸新鮮的學術空氣，繼續精心營造研究理論和方法多元化的學術園地，開闊視野，與時俱進。　　(三)宏觀研究與微觀實證相結合　　宏觀研究是中國日本史研究的重要研究視角和方法，體現中國歷史學研究基本特點。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有些宏觀理論往往不是從具體問題的研究中提煉出來的，史料基礎不夠紮實；有些研究方法論貌似宏觀，但基本概念不甚清晰，缺乏問題意識；或者新概念的提出比較隨意，缺少嚴謹的論證；或者照搬國外的現成理論觀點而未進行分析批判，成了新的貼標籤；或者從事微觀實證研究，卻不願下死工夫、笨工夫去開展微觀實證研究，缺乏真刀真槍地拼史料的底氣和實力。　　無須諱言，近十年來，浮華、浮誇、浮躁的「三浮」之風在侵襲著學術界，包括中國的日本史研究領域。實際上，這不過是有嘩眾取寵之心而無實事求是之意的舊習氣在新世紀的復活乃至喧囂塵上。可以預測，上述問題逐步得以消除之日，必定是中國日本史研究包括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更上一層樓之時。　　總之，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特點逐步形成。概言之，即唯物史觀與實證研究方法相結合。在日本史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雖然遇到衝擊但已經紮下了根，成為絕大多數研究者的思維模式，構成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的中國學派自身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新世紀，不能想像，沒有理論思維的中國日本史研究能在國際學術界成大氣候；同樣也無法想像，中國日本史理論體系中可以缺少日本史料學的研究，缺乏豐富、準確、真實的史料來支撐「論從史出」、推陳出新。　　日本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務之一，是儘快推出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論的研究著作。「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科學」(25)，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於沛的這個看法的確一語中的。如前文所述，目前國內已出版的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論的著作豐富多彩。然而，由中國學者撰述的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學術著作，依舊闕如。在今後較長的時期內，這個課題依然是一個寂寞的學術空白點，也是一個富礦深藏的創新點。　　建構中國學術特色和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是個大課題，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才能完成。路途漫漫，先學辛勤鋪路，後學承續並開拓不止。發展前景看好，也是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希望所在。　　注釋：　　①班固編著：《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燕地》玄菟、樂浪條。　　②劉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王制》條。　　③參見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五，《東夷?日本國》。　　④http://baike.baidu.com/view/104381.htm。　　⑤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日本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日本部匯考六》。　　⑥參見楊守陳：《議倭》，《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日本部總論?日本部藝文一》。　　⑦參見丘浚：《大學衍義補?四方夷落之情》，《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日本部總論》。　　⑧參見葉向高：《蒼霞草?論日本》，《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日本部總論》。　　⑨黃遵憲：《日本國志?凡例》，上海書局，1901年。　　⑩參見復璁等主編：《蔣百里先生全集》第3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戴季陶：《日本論》，台北故鄉出版社，1987年。　　(11)參見《張序》，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1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　　(12)參見《修訂導言》，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1卷。　　(13)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學》，燕京大學《史學年報》1935年第2卷第2期；《周一良集》第四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6頁。　　(14)參見周一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6年第2期。　　(15)參見吳廷璆：《大化改新前後的日本的社會性質問題》，《南開大學學報》1955年創刊號。　　(16)參見吳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光明日報》1961年4月9日。　　(17)參見吳廷璆：《明治維新與維新政權》，《南開大學學報》1964年第7期。　　(18)周一良：《怎樣學習和研究歷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31頁。　　(19)參見林明德：《日本史?序言》，台灣三民書局，1993年第4版。　　(20)參見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自序》，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版，第2頁。　　(21)同(19)。　　(22)參見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自序》，第1頁。　　(23)《朝日新聞》(晚刊)1993年9月18日，轉引自王金林、湯重南主編：《走向國際化的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2～464頁。　　(24)參見蔣大椿、陳啟能主編：《史學理論大辭典?前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頁。　　(25)於沛：《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科學——20世紀我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回顧和思考》，《歷史理論研究》2000年第3期。

責任編輯：田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