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漫談崇禎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用譚嗣同這句話概括大明王朝這位悲劇性帝王，個人覺得還是比較合適的。縱觀崇禎朝17年，一個主旋律就是「殺賊」—殺關內的「流賊」，殺關外的「胡賊」，殺朝堂上的「臣賊」。可殺來殺去，這位末代君王最後倒讓賊給逼殺了。

朱由檢從站到大明朝政治舞台最中央的那一刻開始，就開始了他漫長、艱難而痛苦的殺賊生涯。雖然沒有殺出多少成績來，但朱由檢的登基第一殺還是很成功很英明也很漂亮。因為這一次他殺的是時稱九千歲，曾是大明帝國實際掌舵人，創造中國幾千年以來宦官掌權奇蹟的魏忠賢。所以，他的這一殺還特別大快人心。

了解這段歷史的人應該都還是認為，在處理魏忠賢問題上，崇禎的確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沉穩老練與謹慎。如果考慮到他那時實際上還是一個不到十七歲的半大孩子，又從未有過實際的政治鬥爭經驗，我們自然會為他的表現擊節叫好。這在當時也是一件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畢竟天下為閹黨所苦已久，加上處理這件事情的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皇帝，更是讓對國家對時局焦心不已的士林人士看到了莫大的希望。我們在中學時有過一篇課文叫《五人墓碑記》，裡面把崇禎登基稱為「聖人出」，可見民間對他有多大的信任，又充滿了多少的期待。可是在以後十多年的國家管理中，崇禎再也沒有表現出同樣的大智大勇。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我們都知道崇禎是一個很有抱負也很有決心的帝王，他的人生目標就是中興大明。這個目標不會是一下子蹦出來的，而應該是在他還是親王的時候就有的。當然在潛邸時，他可能考慮得最多的應該還是怎樣處理魏忠賢。畢竟那時還是他哥哥當家作主，對於國事他了解有限，而且也沒有人教導他怎樣去治國。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他在處理魏忠賢集團時的處變不驚和有條不紊，但是—治國畢竟對於他來說是陌生的。即使對於任何雄才大略的人來說，治理一個大國都是一件不容易，需要如履薄冰般對待的工作。何況我們的崇禎皇帝接受這副責任重大、千頭萬緒、危機四伏的千鈞重擔時，沒有任何工作經驗，而且他還就是一個十六歲多一點的孩子啊，放到現在還剛上高中。現在要他去面對那老謀深算的朝臣、處理那紛繁複雜的政事、批閱那如山般令人窒息的奏章，該是一種怎樣的考驗與煎熬。

我們都知道，崇禎雖然生在帝王之家，但整個人生都是不幸的。在他登基以前，史料對他的記載很有限，但是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來。首先，他三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接著九歲的時候老爸就去世了。哥哥比他大六七歲，又是個典型不懂事的調皮搗蛋鬼，所以他的童年一定是很孤獨的。其次，他老爸整個一生在他那位貪財怠政的皇爺爺面前很不待見，日子本身就過得很凄苦，要不是有一幫子倔強的大臣堅持了二十多年，只怕那一個月皇帝都做不了。所以在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對兒子們的教育培養也是粗放式的—看看他老哥的情況就知道。第三，他的整個家庭就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母親早逝，父親好不容易熬出頭，哪知才一個月就一命嗚呼，哥哥喜歡當木匠，可偏偏做了皇帝，把一坐江山弄得烏煙瘴氣不說，自己也是年紀輕輕就跑路了，把一副千斤重擔不許討價還價的撂到他瘦弱的肩膀上。第四，像他這樣年紀登基的，要麼老爸老哥留一群顧命大臣或者輔政大臣什麼的幫他來打理江山，再不濟也有個母太后或者太皇太后的—至少心理上有個依靠。可他老哥留給他的是什麼呢，除了一座風雨飄搖、千瘡百孔的江山，一個糜爛不堪的政局，還有一個比皇帝還牛氣的九千歲。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真正的孤家寡人。

所以我們不能過多的怪他多疑，怪他武斷，怪他急於求成。除了自己，崇禎幾乎沒有什麼可依靠的，而且他接手的時候，大明王朝已經是內憂外患，山河冷落。關外是後金八旗的虎視眈眈，關內是遍地流民，西南還有土司的叛亂，朝堂上更是亂糟糟的一團，黨爭激烈。一個十七歲的孩子，他何嘗不想與臣工們同舟共濟，一起重振大明的江山。可是在他除掉魏忠賢后還沒興奮幾天就清楚了傳到手裡的是一份怎樣的不良資產。岳武穆說過：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怕死，天下方可致太平。可如今的大明朝呢，文官個個愛才，貪污盤剝無所不用其極，而那些帝國倚為干城的武將們呢，臨陣逃命，縱兵燒殺搶掠倒是一把好手，要他們去征戰疆場，捨命退敵那幾乎是痴人說夢了。

崇禎是在文官們的幫助下扳倒魏忠賢的，他自然是恨極了宦官專政。可是在與文官們打了一年多交道之後才知道，這幫傢伙也都不是省油的燈。嘴巴上都是義正詞嚴的說著孔孟之道，暗地裡卻是拉幫結夥，朋比為奸。所以他轉而又只能求助於總還是呆在自己身邊的太監們。崇禎是多疑，但當90%的臣僚對自己是虛與委蛇，不潔身自好的時候，他還能做到寬容大度，坦誠以對嗎？

談崇禎的殺，自然最著名的還是殺袁崇煥。

因為乾隆大張旗鼓的一番「平反」，現在一般都認為袁崇煥是因為崇禎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被冤殺的。個人認為，袁崇煥是冤殺沒錯，但因為是滿清的離間則不然。

我們都知道，開始的時候崇禎對袁崇煥可是信任有加，寄望有加，所以對袁崇煥也是支持有加。幾乎是滿足了袁崇煥所有的要求，簡直做到了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權給權。當然，袁崇煥也確有值得崇禎信任的地方，畢竟自遼東起戰事四十多年以來，就袁崇煥在那裡打過兩場勝仗，而且這人賢而廉，在渾濁的大明官場里素有清譽。一個是有中興抱負，求治心切的新主，一個是諳熟邊事、公忠體國的的老臣，在國家危急關頭風雲際會，這應該是喜事美事一樁。君臣間的這種坦誠以對和共赴時艱也應傳為千古美談。可惜在崇禎召見平台時，袁崇煥這位老成持重的大臣可能是一時激動，居然慷慨陳詞，說五年可以平遼，把一切都推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計劃是很能鼓舞人心，可估計全世界也就那位性子急也很容易激動的年輕萬歲爺會相信。

為什麼說五年平遼計劃是袁崇煥引來殺身之災的禍端呢。主要是首先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除非當時的後金政權出一個南朝劉子業蕭寶卷一類的君主）。其次是袁崇煥明知任務完不成還罷了，還正兒八經向崇禎要了一些特權，把自己逼得毫無退路。第三就是如果在崇禎聽來這個計劃只是袁崇煥一時激動，當不得真也還罷了，可崇禎這個熱血青年做什麼事情都很有責任感也很認真，而且這個計划出自袁督師這樣重量級的人物之口，也怨不得他相信。第四就是因為有這個五年計劃的壓力，袁崇煥難免做事情急切了些，給皇帝和言官們留下了口實（如誅殺毛文龍）。

接著說一說為什麼五年平遼是不可能完成的計劃，首先是當時後金主政的皇太極以及後來的多爾袞都是百年難遇治國治軍的奇才，袁崇煥雖也是一時之英傑，可在他們面前也討不了多少好去。其次就是後金政權此時正處於發展的上升期，而大明此時已經病入膏肓，一升一降，明眼人都看得出這個過程有多麼漫長和艱難。第三、其實我們也可以借鑒隋唐征高句麗故事，就會知道以當時隋之國力，唐之英主，兩朝之名將勁卒，前後攻伐五十年最後還是因為高句麗內部分裂才乘隙平定。可後金當時是主明臣賢，名將如雲，軍隊戰力更是舉世無二。以當時明之現狀，短期內能夠守住並穩定關寧防線就是了不得的成績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有足夠的時間（五十年左右），大明朝的局勢能夠穩定下來，明朝還是有望滅了滿清的。首先主要是明朝國力畢竟是關外滿清的十倍。其次是那時世界已經逐步進入了熱兵器時代，而明朝又是一個相對滿清開放的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武器明朝要方便得多，國力和軍隊的戰鬥力提升得自然也快一些。第三是，如果沙俄還是如歷史進程一般侵入東北，那麼明朝更可以聯合沙俄南北夾擊，滅了滿清。進而出現中俄對峙的局面，還可能使得中國提前走進現代歷史，呵呵—只是想像罷了。

我們還可以討論一下袁崇煥殺毛文龍的事情，因為這實際上是崇禎殺袁崇煥的一個重要原因。至於袁崇煥為什麼要殺毛文龍，一般來說，以毛文龍當時悖逆狂妄的行徑與做派，加上五年平遼要統一事權，站在袁崇煥立場上殺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很多人以毛文龍一直是牽制後金的重要軍事力量，後來毛被殺後，他的部眾許多投降後金來說明袁崇煥殺毛文龍是一大敗筆。其實這是不公平的，因為袁崇煥殺毛文龍之後，收編了他的軍卒，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因為朝廷接著殺了袁崇煥，才導致皮島軍眾無所依賴，最後才投降了後金（比如三順王降清就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當然，對於袁崇煥來說，他的敗筆是殺毛文龍沒有請示崇禎—可是如果他請示的話，估計就殺不到毛文龍了。這恰恰就為後來崇禎殺袁崇煥埋下了伏筆—要知道毛文龍也是有尚方寶劍在手的一方大員啊，擅殺大將—誰給了你袁崇煥這麼大權力—估計每個明朝皇帝都會這麼想。但關於毛文龍是被袁崇煥所陷害冤殺一說，我是不認同的，因為後來崇禎乃至明朝官方拒絕為毛文龍正名已經說明一切。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崇禎殺袁崇煥的理由：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裡面就沒有一條是說袁崇煥謀反的。而且袁崇煥自崇禎二年十二月下獄至次年八月受刑問斬，一共有八個月時間，這說明崇禎對這個問題也是很慎重的，不可能是一時的激憤所為，假若是受離間計，這麼長的時間也該查清楚了。個人認為崇禎雖然多疑，但並不昏庸，甚至還可說是比較精明。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認為袁崇煥是通敵賣國的人，我也是萬萬不敢苟同的—一個那樣有政聲，為邊事殫精竭慮並取得了比較大功績的人，遇到一個欣賞自己，全力支持自己的君王，還去做不臣之事，應該說可信度不高。

那麼為什麼袁崇煥必須死呢—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崇禎對他的工作方式、工作效果和工作態度不滿意。很正常啊，在崇禎手裡，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內閣首輔和十四個兵部尚書，殺或者逼殺了督師和總督十一人、巡撫十二人。所以崇禎殺袁崇煥實在是正常不過的—因為袁該死的地方太多了。首先你自己提出五年平遼計劃，要了那麼多錢糧特權，可過了一年多，非但寸土未得，最後還導致賊寇京師，這讓自負，最恨臣下敷衍的崇禎如何受得了；其次毛文龍即使有千萬條該殺的理由，也不該由你袁崇煥去殺—這不明擺著把皇帝不放在眼裡嗎？去這麼一段時間就擅殺大將，日子久了那還得了？其三，袁崇煥下獄之後，手下部將祖大壽即怒率部眾回山海關，這讓崇禎做何想—這就是你袁督師帶出來的軍隊啊，眼裡只有你袁督師，就沒有咱皇上。第四就是袁崇煥居然主張議和，而且還行動了起來--給了你那麼多糧草兵餉，你卻去議和。而且明朝的外交就是拿宋朝做參考的--在士大夫眼中，議和與投降何異！所以，袁崇煥是非死不可了，換了別的明清皇帝他基本上都得死。

雖然如此，我還是覺得如果說袁崇煥不經請示殺毛文龍有些草率，那麼崇禎殺袁崇煥就是一誤再誤了。畢竟大明朝正需要一位這樣的能臣幹吏，有袁崇煥在，東江鎮的形勢會更好一些，應該也不會有將來的松山之敗，洪承疇就可以安心在中原剿撫農民軍了。當然，在前面我說過即使給袁崇煥十年二十年時間也不可能實現他平遼的遠大理想，而且他死後十幾年，山海關至北京的防線照樣依然牢固，依然在大明朝手裡。所以個人覺得現代對袁崇煥的評價過高了，當然這也有乾隆的功勞在裡面。對於明清之間的一些史料，我的態度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畢竟滿清是搶了大明的江山的，而且一些明朝遺民編的史料即便態度客觀，但對於一些事情難免是道聽途說得來，加上清初文字獄盛行，並不一定就完全準確。我們有同情袁崇煥的理由，崇禎更有殺袁崇煥的理由—歷史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再來說說議和的事情，其實對於議和，在明廷並不是袁崇煥一個人的主意。而且對於議和，明清雙方都是心知肚明，那就是一個緩兵之計罷了。當然，即使包括崇禎在內，在某些時候都認為有議和的必要—事實上，除了議和，大明朝一時還真找不到更好的緩和時局的法子了。可是，崇禎畢竟做不了宋真宗，更做不了宋高宗。所以即便是萬般無奈，對於議和他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其實這很好理解，因為相對宋朝的帝王們，崇禎的現實和心理壓力要大得多。首先，宋朝建立時，遼朝已經存在好幾十年了，完全就是和宋朝平等的國家，而且那幽雲十六州也不是在宋王朝手裡丟的，所以議和不丟臉。至於大金朝呢，更和你大宋沒關係，而且他還滅了武功赫赫的契丹人，在它面前裝孫子一點也不要難為情。可大明朝就不一樣了啊，人家努爾哈赤當年就是我大明朝旗下的一名小將佐，現在卻要和我天朝皇帝貴胄來平起平坐，這那還受得了。其次，原因還是和宋朝有關，外族人滅了宋王朝給大明子民的教訓太深刻了，所以無論朝野上下，對議和可都是敏感得很啊。第三，大明朝也沒有和異族低頭媾和的傳統啊，以前都是我們追著號稱弓馬舉世無雙的蒙古人打，現在我一個中興之主，卻還要向你們幾個女真人（前不久還是咱的奴婢呢）折節低頭，這怎麼都難以接受啊。所以通過議和贏得寶貴的喘息之機對於明王朝來說是一個好的選擇，可是在心理上又難以讓人接受，以致一直不能拿到朝堂上來說。

在崇禎殺的「臣賊」中，還有一個比較著名的是周延儒。殺周是一件正常而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周案中，個人認為崇禎也展現了一個精明有見識的形象。所以有時候怪不得崇禎多疑—要怪只能怪那些大臣陰奉陽違，表裡不一。結合崇禎對其他朝政的處理，我們說崇禎雖夠不上一個明君，但也絕不是一個昏君。

說到崇禎，自然想到那一朝遍地的流民。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明之亡，實亡於流民。滿清自奪得大明朝的江山那天起，就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有清一代，流民問題還是處理得不錯，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大面積的流民。國朝對這個問題也很重視—沒見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也很嚴格嗎，呵呵。

有些人說崇禎昏聵，一條罪狀就是天啟時流民還不多，到了崇禎手裡，整個中原到處都是流民亂竄。但如果把造成大量流民的問題全部歸罪於崇禎那是不客觀的。流民問題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四個字—天災人禍。崇禎元年，關中大旱，加上朝廷加派遼餉，立時使得許多小農戶破產，造成大量的流民。我們說明末說崇禎，有時候還真是感到王朝更替有天示有天意，在崇禎當政的短短十七年里，就有一半時間以上時間中原關中地區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天啟二年至崇禎二年，陝西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禎六年西安旱災，米脂大旱，斗米千錢，人相食。歷史上也記載，近五百年來最嚴重的乾旱發生在崇禎九年至崇禎十六年，尤以十年至十四年為甚，好像氣候學上把這種氣候階段稱為小冰河期）通常旱災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影響範圍相當大，而旱災過後，必然會引起蝗災，蝗蟲的災害很容易蔓延到旱災以外的地區，因為蝗蟲的災害是移動性的，使得離旱災極遠的地方，都會遭到波及，而稻麥皆被掠食光。

苛捐雜稅和天災無疑是流民問題出現的直接原因，但流民問題持續出現並一直得不到解決。就反映出隱藏在後面的深層次問題，那就是土地兼并嚴重和吏治極端腐敗。明末的土地兼并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而兼并的主角又是宗室藩王。這些宗室藩王們兼并了土地，又不會老老實實納賦納捐。所以土地兼并就造成了兩個問題，一時流民越來越多，二是國家財政收入越來越少，這又使得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自然又造成更多的流民，形成一個無法解套的惡性循環。還有一個吏治的問題，吏治不好，那麼本來要交一兩銀子的稅，攤派到下面可能就變成了四兩五兩。而國家靠這些官吏賑災救民呢，可能每戶可以分到五兩銀子，可層層盤剝之後，到災民手裡就剩下一兩了。其實對於這種情況，崇禎是一清二楚的。在他執政的十七年里，曾經六下罪己詔，從裡面我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對民生吏治的現狀是很了解的。如崇禎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數省範圍內流竄奔襲經年的陝西農民武裝暴力團伙突然揮師南下，出其不意地一舉攻克明朝中都鳳陽。這迫使自負的崇禎於當年十月下了他的第一道罪己詔，裡面就有這樣一句：國帑匱絀而徵調不已，閭閻凋攰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又如崇禎十年閏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餓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舊逼糧催科、盤剝百姓，多處地方亦然民怨沸騰、乾柴烈火、一觸即燃，面對這樣的危局，崇禎帝頭腦十分清醒，可是又無可奈，山高皇帝遠，朝廷中樞對於基層吏治的腐敗也是鞭長莫及、望洋興嘆爾！為此，崇禎帝在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痛切地說道：「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這哪一句哪一字不是泣血之言啊。就憑這幾道罪己詔，我們也不能認為崇禎是昏君。

崇禎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樣，是一個對「官」切齒痛恨的皇帝。朱元璋敵視當官的，那是因為自己早年的不幸遭遇，再加上在平定天下及治理江山的過程中，對貪官污吏禍國殃民的深刻了解。而崇禎呢，雖足不出紫禁城，可他畢竟還是有那麼多的耳目，何嘗不知國家吏治的腐敗，民生的凋敝。對朝堂上敷衍塞責的大臣們他尚可以罵貶殺，但對於下面那數不勝數的貪官昏官庸官，他則只能徒喚奈何。要解決農民暴動問題，就要解決流民問題。要解決流民問題，就要解決吏治和土地兼并問題。要解決吏治和土地兼并問題，就必然得罪官僚、豪紳和宗室—可這恰恰又是後來大明朝統治賴以存續的基礎。朱元璋之所以能對整個官僚體系大動干戈，那是因為新朝甫立，還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既得利益群體，而且整個社會有那麼一股昂揚向上，生氣蓬勃的精氣神。最重要的是他既是新朝的皇帝，也是義軍的首領，還是和人民站在一邊—至少不是對立關係。所以朱元璋反貪阻力會小很多，效果也會好很多。這就是為什麼在新朝里一個從舊王朝過來老官僚也能清正廉潔，而在舊朝里一個新人也只能唯唯諾諾無棱無角—因為環境很重要，精神氣質很重要，理想很重要。可對於崇禎來說，這時已經是攻守易勢，他的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成了農民運動革命的對象。即使他想去砍豪紳宗室，可誰來幫他砍呢？我們可以指責—崇禎眼裡只有他的大明江山，而不知有大明百姓。其實他何嘗不知民為國之本，但在這樣一個污濁和毫無生氣的官僚體系面前，他能有什麼作為呢。

李自成在他的《登極詔》里曾這樣說崇禎朝：「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分明就是崇禎自己「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了。看來人民的眼睛還真是雪亮的。

何況整頓吏治，緩解土地兼并又非朝夕之間可以見效，在老天也頻頻為難的情況下，崇禎基本上已經是無力回天了。除非這時天縱奇才，出現一個有朱元璋那樣的殺伐決斷，又有張居正那樣理財理政能力的君主，或許大明朝可以多熬一陣。但在那種積重難返的形勢下，也難得有大的作為了。萬曆殆政了二十多年，天啟又因為黨爭和閹黨亂政折騰了七年，加起來就有三十多年，一個王朝又有多少個三十年呢。如果他老爸光宗皇帝多活幾年，或許情況還不至糜爛如此，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攤子已經爛成這樣了，老天爺還不停的作難，這真是不讓人活了啊。所以在讀有關崇禎史料的時候，雖然他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但我一直為他的堅強和執著所感動。一個年剛弱冠，在動蕩險惡的環境中即位，執政後幾乎每天聽到的都是天災、流民暴動、外寇入侵、官員貪瀆、喪師丟地等這些讓人心焦頭疼的消息。十七年啊，再堅強的人也被折磨成瘋子了，何況他還是一個這樣有抱負有理想，但同時也敏感自負的人—這也許就是天意弄人吧。

農民失去了土地，加上天災，政府賑災又不得力，所以只能跑出去討飯，就成了流民。天災面積不大，流民少的話，還可以討口飯吃。可象崇禎時那樣，天災一來就是上十年，受災地區又是整個中原西北，所以除了暴動幾乎就沒有了活路。看明末歷史的時候，有關流民的記載真是觸目驚心啊。難怪那時中原大地遍地烽火，只要有一個人站出來吆喝一聲，馬上就能聚集上十萬人。反正餓死也是死，還不如拿起鋤頭梭鏢來搶兩頓飽飯吃。透過明末的流民暴動和農民起義，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問題。第一是即使存在長時間大面積的天災，但是對於整個國家來說，還是有足夠的物質財富支持人民的生活問題。這很好理解，因為大家一暴動，打土豪開糧倉，就都有飯吃了。可見並非國家完全支持不住了，而是—套用現代經濟說法就是貧富差距拉大了，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了。我們也看到，即使在明末南方的經濟運行還是比較好的，尤其是江浙一帶受的影響比較小。主要是稅收不能很好的收上來，再加上賑災不到位，才導致流民問題日甚一日，終至不可收拾。有時我們會不解：那些豪紳富戶達官貴族們怎麼不想一想，與其因流民暴動使得身首異處，家產充公，還不如主動拿出財物來賑災救民，於國於民於己都好。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這只是我們這些升斗小民的良善想法罷了，對於那些居高位的食肉者，那些侯門大院里的遍身羅綺者，又何嘗對天下蒼生有過一絲一毫的悲憫之心呢。他們只知道如果眼前的柴沒了，誰還會去管那座山是不是能長出柴來—即使有了柴，也不一定就會有自家一份啊—還是看著眼前的好。肉食者鄙—古今皆然。第二就是明末的流民暴動反反覆復好幾次，眼看著被剿滅了，哪知過不了幾天，又鬧起來了，而且勢頭更猛更烈。其中可見明末惡政之凶之暴。可就是同樣的流民，剛開始幾十萬有時都打不過幾萬官兵，這並非大明朝的將卒都是以一當十的好漢，而是流民暴動本身就是自發的沒什麼政治目的，鬧起來就為圖一頓飽飯吃，正正經經的一群烏合之眾。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高迎祥，還是李自成張獻忠都是竄來竄去，真正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直到後來李自成遇到李信，提出「均田免糧」這一政治口號，情況才大為改觀。其性質也才由流民暴動升級為農民起義。可見政治口號和政治綱領的重要性，有了這東西，就師出有名，也就有了團結人的精神信念，大家走到一起來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所以要經常宣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至於實質是不是「人民全心全意為我服務」，那就暫時不要管了。

對於農民軍問題，歷朝歷代，無外乎剿撫兩種手段。崇禎呢，自然也是連剿帶撫，期間還是見了一些成效。可一是流民問題不解決，農民起義的問題就無法根治；二是崇禎自己急於求成，頻繁換將，用人不專，責臣太驟；導致農民軍勢力越來越大，終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實最理想的結果是將農民軍招撫下來，然後送到遼東去打辮子兵。可是呢這些兵戰鬥力本身就差，也不懂什麼規矩，只怕放到前線還會倒戈一擊—等他們有了戰鬥力了，估計你又管不住了。所以崇禎朝在這裡進入了一個死胡同，遼事不絕，則遼餉不斷。遼餉和天災不斷，則流民不絕。流民和滿清這對煞星，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你方唱罷我登場，弄得崇禎哪裡還能有什麼活頭。

至於關外的滿清，個人覺得袁崇煥的方針還是靠譜的。用一句中國的足球術語那就是「防守反擊」。很簡單，一個健康強大的國家在正常情況下都要避免兩線作戰。象大明朝這副病懨懨的樣子，倒是在連續十幾年裡外擊強敵，內剿頑賊。打來打去最後把自己打得一點元氣也沒有了。既然要結束這種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就只能按照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辦。在關外取守勢，在關內取攻勢。只有內部安定了，去了後顧之憂，財政有了保證，才能在關外與滿清一較長短。崇禎對流民問題認識不足，並想憑一戰而平關外，又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計劃來，只能疲於奔命於東西兩端，這確實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君主的才具不足。他也一度想和滿清議和，可又在自己的自尊和文官們的清議面前退卻。國家都到了這個地步—想想自己當年的老祖宗太祖爺那麼英明神武，不還是先後還委身在郭子興和劉福通的名下熬過那麼久的歲月，你現在這麼一個爛攤子，委屈一下自己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嘛—是自己的面子重要還是江山重要，這可要想清楚。

明史雖然是滿清編的，裡面有些不實之處，但對於崇禎的評價大體還是客觀的：庄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庄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嗚呼！庄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其實，對於崇禎來說，最後的結局除了煤山上吊之外，還可以有別的結局—那就是南遷。晉室可南渡，宋室可南遷，為什麼你大明就不可以呢。晉宋兩朝南渡之後都還存續了上百年，大明朝要是跑到南邊去，那麼將來「捲土重來未可知」啊。而且崇禎跑到南方去條件可比晉宋好多了，在南京就有一個現成的領導班子，只要你過去，辦起事情來和在北京沒兩樣。要說崇禎沒動過南遷的念頭可不是真話，只是「南遷」意味著放棄宗廟陵寢，難以啟口，必須有內閣、六部的重臣出來力排眾議，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識。遺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擔罵名，不敢提倡「南遷」，所以一拖再拖。最後在李自成快攻到北京時，才有大臣秘密上疏，可惜由於得不到內閣的支持，再加上崇禎在和戰問題上都很保守，要他南遷對他的心理壓力實在太大，以致最後不了了之。放棄了南遷，也就關閉了崇禎最後的生路。

當時還有大臣提議讓太子去南京監國，以便留一條退路。這其實也是一條好建議，你不去讓兒子去就沒那麼大的壓力，也給國民留了一些信心嘛。可是照樣由於閣臣們的反對無疾而終，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崇禎自己的原因。都這個時候了，關係家國命運，還顧什麼面子，應該拿出平時殺伐獨斷的氣魄來嘛。崇禎還有一個說不出口的原因可能是怕太子去了南京，那裡政府機構整齊的一套，而自己在臣工們心中的影響不好，聲譽不高，如果仿唐肅宗靈武即位的故事來一場逼宮，那他就更加受不了。說來還是他的狹隘，自負，多疑害了他。

如果太子去南方監國，那是名正言順，就不會出現以後南明的「內訌」。而且那時南方的經濟沒有遭到多大的破壞，還有左良玉和江北四鎮，長江沿線的安全也比較有保障。丟掉北方那個包袱，讓李自成和滿清先爭個你死我活，再找個好時機整軍北伐就是。即使再不濟，南方的小朝廷總還可以多活幾年。自己這麼一固執，弄得家國皆不幸。

以前讀明末這段歷史，因為大明的暴政，因為袁崇煥，因為對李闖的英雄崇拜，所以對崇禎的印象就如教科書上說的：剛愎自用、猜忌多疑、昏庸武斷。可是真正了解那段歷史之後，尤其是了解崇禎這個人之後，可能就不會輕易的下這樣簡單的結論。

當然不管是史書給我們的印象，還是實際情況，崇禎都是一個單調的人。這個凄苦的帝王他來到這個世間，他的責任、歡樂、悲傷—整個人生好像就只是為了中興大明。十七年如一日，他不逸聲色，宵衣旰食，憂勤惕厲，殫心治理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崇禎的整個生命都奉獻給了重振祖宗家業這個鏡花水月般的華麗夢想。像他這樣一個人，如果生在普通之家，他會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可是為了這個夢想，他最後成了最不好的丈夫和父親。作為君王，倘若在王朝的和平發展時期，他會是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君主，也一定會是青史留名的中興帝王。可偏偏陰差陽錯，他的一切努力付諸東流，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他自己加速了一生為之奮鬥的王朝的滅亡。崇禎人生的悲劇性就在於此—他有遠大的抱負，有高度的責任感，也有努力的實際行動，可他面臨的卻是一個內憂外患幾百年難遇的爛局，且老天爺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問難於他。對於大明這座垂垂老矣，破爛不堪的江山來說，他來了，他努力了，他也失敗了。其實我們仔細的分析一下，崇禎還是一個有完美情結的帝王—雖然沒有記載，但他一定以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君主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他可能在骨子裡還在努力使自己超越他們。他不好色，不貪圖享樂，生活很儉樸，在王朝危急的時刻他幾次屈尊折節下罪己詔，不諉過於臣民。甚至最後拒絕南遷，選擇走向煤山的絕路，也有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心理在起作用。因為追求完美，所以他嚴於律己，自然也苛責於臣下。因為追求完美，所以在他堅強凜冽的面孔下，其實有一顆脆弱的心—他的急於求治、缺乏冷靜與耐心，動輒殺戮大臣等都是他內心脆弱的表現。

雖然在崇禎的統治下，苛捐雜稅，民不聊生，但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民意大體上還是對這位與社稷共存亡的帝王充滿了同情。往人民頭上不停地加派重稅—這畢竟不是崇禎的本意—因為他終究不是和他爺爺一樣是一個貪財斂財的皇帝。而且這位自負驕傲的帝王六下罪己詔，幾乎每次都是痛陳自己的不是，並不諉過於百姓。尤其是最後一次：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這使善良的百姓們原諒了他—千錯萬錯，那都是一個時代的錯—崇禎自己何嘗不也是受害者之一。

談論明朝的滅亡時，有許多人總是說明實亡於萬曆，這句話是沒錯的。可是，即使我們同情崇禎，為他的兢兢業業和執著所感動，但還是認為崇禎應該為大明朝的覆亡負有重大責任。主要原因有：首先是儘管崇禎當政期間天災人禍不斷，可畢竟他乾坤獨斷，掌握大明王朝還是達十七年之久，這比別的末代君王好多了—而且其中有許多人禍還不是他自己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其次是作為一個末代君王，他還曾經擁有那麼多的謀臣良將，如袁崇煥、楊嗣昌、洪承疇、盧象升、孫承宗—甚至包括吳三桂，都可算是一時之俊傑。可他雖有識人之明，卻用人不專，猜忌多疑，馭下太嚴。選將拜相，總是希望立竿見影。對於剿撫和戰，茫無成算，這都反映了他自身的脆弱和不自信。第三是崇禎掌國多年，雖外有邊患，內有流民，可畢竟他還是掌握了大量的國家資源。南方的情況就比較好，還有幾十萬的兵馬。老天雖為難於他，可畢竟還是給了他比較充裕的時間、空間和資源。真正有大才者，以一隅之地尚可以一統天下。象崇禎這樣的情況，經營好了也不至於十多年就倒閉。

當然我們也承認，以崇禎朝的情況，覆亡是必然的了，即使真有「聖人」出，也只能延緩這個王朝走向死亡的步伐而已。崇禎的悲劇是一個王朝的悲劇，一個時代的悲劇，其實—更是我們這個苦難民族的悲劇。本來一個腐朽王朝的覆亡是歷史的必然，也為千千萬萬的生民帶來了新的希望。說它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就在於崇禎煤山上吊的四年前萬里之遙的英倫發生資產階級大革命，把世界帶入了近代史，可我們國家的這次更迭卻是一個落後的遊獵民族統治一個文化比它先進許多的民族的開始。這個落後的民族在吸收漢民族相對先進的統治制度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集權和獨裁，遲滯了中華民族科學文化發展的步伐，大大延緩了我們國家向更高層次社會發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