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的路有什麼不同？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的文化界，走紅了兩位明星。一個是魯迅，一個是胡適。他們都是了不起的，他們的思想都是寶貴的。只是後來，胡適先生鬧了許多緋聞，因而失去了很多粉絲，以至於我們並不怎樣提他，好像提魯迅就是愛國的，而講胡適就有當漢奸的嫌疑。

胡適先生也確實被扣過漢奸的帽子，這是很不公允的，即使同他論戰得很激烈的魯迅也不會認可。因為，二人雖然選擇的路不同，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社會的進步。

胡適走的是一條自上而下的改良式道路，他所信奉的是「好政府主義」，這也是貫穿他一生的政治目標。寄希望於好的政府出現，從而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民生問題。具體的做法是：具有良心、知識、道德優勢的知識分子精英，對政府起監督與指導作用，也應該是民眾與年輕人的導師。他在一篇題為《再論建國與專制》的文章里，把這個「好政府主義」闡釋得更為清楚：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路上去，而剩下一批庸人去統治國家。他把希望寄托在國民政府上，希望通過改良政府，從而救國。當然，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獨裁專制的國民政府不會對他的主張言聽計從的，最終他陷入了尷尬和矛盾的境地。

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說他的「好政府主義」是錯誤的，說他的主張是錯的，更不應該給他扣上一個漢奸的帽子。他的主張放在今天看，也是很完美的。如果胡適先生當年提出的主張能夠得以施行，效果一定會不錯。……

魯迅先生選擇的是自下而上的變革式道路。通過思想啟蒙，喚起國民精神的自覺，進行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這要比胡適的「好政府主義」更透徹一些，也更深刻一些。他對好政府的出現是不抱希望的，於是寄託於民眾。後來，有人說魯迅是無政府主義者，是有道理的。因為政府要存在，便不能沒有專制，有專制就有對人的奴役，這便不符合魯迅的「立人」思想。他所期望的理想狀態，正如他自己所言「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希圖通過「立人」思想來達到「立國」的目的，然而他對文學啟蒙的作用也是懷疑的。因為徒然「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痛苦,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玩賞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最終啟蒙者成了「吃人筵席的幫凶」。他是絕望的，然而在這絕望中反抗。

做一個冷靜的分析，魯迅「立人」的思想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即便是這樣，他仍甘願為這美好的願望傾其所有，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社會發展了這麼多年，他當年美好的願望似乎沒有半點實現的痕迹。不僅如此，他當年批判的國民的劣根性反而日甚。只是現在沒有人站出來批判了，他們就愈發得意了！

（以上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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