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方法主義」迷信

一、方法主義是今日學界危機的根源

《文化縱橫》：中國的社會科學形成與發展有一百餘年了。不過，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似乎仍然缺少有關現實生活的、有理論含義的話語。今天的一個普遍情況是，無論是站檯面上有話語權的，還是在做實際的經驗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好像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概念話語，更豐富、準確、深入地理解今日現實狀況及其歷史經驗。

渠敬東：說社會科學是一門有關經驗現實的科學，倒也沒錯。不過，今天很多研究講現實、說經驗的時候，總帶有一種漠然的眼光、冷冰冰的口吻，既不動心，也不動情，找不到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同情共感，也沒有相似的命運承擔。其間所謂的客觀性，好像成了一種疏離感，越研究現實，距離現實就越加遙遠。

我曾經在一篇訪談中說要小心社會科學的美國化，這並不是要反對美國的社會科學體系，而是說只拿美國社會科學表面上的那套制度照抄照搬，而全然不知這樣的社會科學，是基於怎樣的人心和文明基礎，基於怎樣的社會歷史變遷，基於怎樣的邏輯預設而形成和變化的。不關心這樣的問題，自然也不會關心我們自己的社會科學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問題。所以很多研究，研究的對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當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機器，再用機器來做研究。

這種情況，必然會造成你所說的「失語症」。究其原因，是因為社會科學從根本上陷入了方法主義的泥潭裡，但人文學科何嘗又不是呢?當哲學只剩下邏輯分析，史學只剩下材料和計數，恐怕最終也會淪於剩餘學科罷。

什麼是方法主義?就是認為只要找到確當的方法，便能夠發現和解析一切現實經驗及其歷史過程。今天社會科學更充分地表現出了這個方法論危機，而且更麻煩的是，這種方法主義的神話也已為國際學術界所尊崇，並一直嚴重地滲入在人文學科領域裡，造成了學術整體的深層危機。

方法主義的好處與現代社會的基本機制是相配合的。方法主義的第一個特點是明晰。從方法入手來做的所有研究，前提都是有一個明晰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任何事物只要明晰，就好懂易學，特別容易標準化。

方法主義的第二個特點是可積累性。庫恩曾講過，在常規範式內部，我們可以不斷調整範式的精微程度;有了一個現有的方法，就可以沿著原有的思路找到更精緻的方法。這樣的技術化，是可以層累推進的，越精緻，越美妙，越會遊戲化，越引人迷戀，越容易拿來自慰。

第三個也是最致命的特點是，就是方法主義可以建立一種迷信：似乎越能夠尋得一種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們全部的生活經驗。常規方法最容易標準化，因而也最容易與科層制的學術體制相結合，成為衡量和評價學問的尺度和準則，由此再形成一套對學問的技術治理標準。如今的科研積分、大學排名、論文指標、學生績點這一套技術治理的標準，都是從我們對方法的迷信中推展出的系統性體制。

第四，方法主義的影響不只是存在於學術界內部，它最容易變成純粹的工具，權力的維續和資本的擴張都喜歡它，需要它。方法主義沒有獨立的人生體驗和認識觀念，因而內在地有一種被控制的慾望，並從中獲得自我實現的快樂。方法主義的核心本質，就是調動了崇尚者最基本的一種激情：方法直接轉化成工具，進而直接轉化成收益，最終直接轉化為「名」和「利」。

最後也是更為本質的是，方法主義對人心的損害。方法主義的一個最大的悖謬，就是以「均值」為基礎的方法，最終將操作方法的人變成均值，變成平均價格。整個世界的單極化，使得方法主義大行其道，政治、道德、人對生活的內在關切——所有這些真正能夠激發人性的懷疑、熱情、體驗和理性的力量，對於學術研究的推動作用是越來越微小了。迷戀方法的人，把自己鎖在電腦的硬碟里，去觀察、解釋和構想整個世界，在文字和數字遊戲中讓人心泯滅。以方法作為整個學術的評價尺度和思維方式的時候，人們看待世界的種種不同經驗和立場之間，其實也就沒有了實質差別。

二、我們對西方的認識遠遠不夠

《文化縱橫》：如你所說，方法主義確實在人心、制度、學術乃至文化上構成了諸多問題，是當今社會科學的危機之源。但學者們迷戀的這些方法，據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來品。這就涉及一個問題，社會科學家們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來理解和分析我們自身的經驗現實，你是否認為我們必須超越這樣一個尾隨的階段，才能真正創造出自己的學術話語?

渠敬東：容我先講清楚一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並沒有實質的差別。特別是，對於以教化的情理機製為核心來確立秩序的中國社會來說，社會亦是文化意義上的。費孝通先生在臨終前寫過一組小文章，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本質來說是人文科學。這句話雖不意味著社會學可以直接等同於人文學科，但社會科學若沒有人文性，不關心人性和文化，不關心人性得以敞開的各種豐富的維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國人真正的生活。費老還說過，社會科學不一定非得要確立極其明晰的概念，因為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意會，需要體悟，需要修養。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去尋找真正能夠把握中國現實生活的概念，甚至這種概念的內在氣質，也需要我們從文明的傳統中去領會和挖掘。

不過，時下常見的一種批評是，我們用西方的概念來去衡量中國，就像拿一把蹩腳的尺子來度量和解釋中國的現實。這種批評本身也是皮毛之見，並沒有看到今天我們真正的社會生活構成其實已經是相當複雜的了。就好像中古社會的佛教是其社會的核心構成要素，那麼拿佛教來理解中國人的生活，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只能說單靠這樣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已。因此我們要重新追問，對於社會科學來說，西方對我們意味著什麼。社會學科大量使用西方概念可能產生的誤區，首先在於對西方的概念沒有真正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用西方的概念來衡量中國。

中國有多樣化的傳統生活，不止有經學講的那些原理，還有歷史本身的不斷變化;我們也有多樣的現代生活，包括中國自身傳統轉換出的現代性和整個世界體系帶來的現代性，以及今天與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相溝通而構建出來的部分。此外，發自於自身的自我認識、社會連帶中的情感體驗，以及對於共同世界的構想，等等，這些都構成了對中國現實經驗的理解可能。因此，所謂西方，或者是更多樣態的他者的經驗生活，並不一定與我們是截然對立的，相反，甚至已經成為了我們經驗世界本身的要素。不過，所有這些要素必須要經過重構，才能形成一種秩序，才能讓我們感到心安。而這種重構的能力和動力，恰恰要從我們的內因中去捕捉，去培養。

就西方來說，他們使用的概念也是要不斷基於自身文明的變化而加以擴展理解的，我們不能僅憑杜撰一個典型的西方，就來說中西如何不同。對於今天的社會科學家來說，不斷賦予概念以新的含義，拓展對於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變機制的理解，是學術思維中首要的和必須的工作。方法主義則全盤放棄了這項工作，還自命不凡，說什麼理論誰都可以搞，誰都可以教，理論不等於經驗，經驗遠高於理論……殊不知，一個人若不知自己思想的來源和特質，就會變成一隻學舌的鼓噪者，一種學問若不知自己的生身血脈，也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孤兒。對別人的先輩不尊重，談何敬畏自己的祖先。拿預設的立場做判斷，向幻想出來的敵人宣戰，這不是審慎平和的學者風格。

對西方文明體本身，甚或是其他文明體，我們不進入它的觀念結構去理解，也不進入它的現實經驗去理解，不把它的各種體制制度作為整體歷史來研究，來對比，這三點缺失以後，就不能審慎地發現其內在的理路和矛盾。在面對西方的概念時，便會或者奉為圭臬，亦步亦趨，照抄照搬，或者全盤拒斥，手拿紅纓槍，擺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勢。在現代體系中，社會科學若沒有對西方現代歷史理論和經驗研究的修養和積累，就談不到對西方概念體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在中國文明走上現代變遷道路的轉折、調適和再造中，更談不到我們如何能夠找到我們理解自身的概念和價值。

從理論、歷史和經驗現實三個層面理解西方，要著重於兩個基本點：一是要去努力認識一種文明內在構成的最高的理想形態，即這種文明在它的不同時代里所期望最好的生活形態是怎樣的?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中，人們的體驗是怎樣的?人性的狀態是怎樣的?二是要特別關注西方文明在不同歷史時期、特別是現時代的根本困難是什麼?有哪些危機存在?尋找過哪些辦法來化解這些危機?任何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既有其好處，又有其難處，別人總是自己的鏡子，識人，方能自識啊。

三、以「情理之辨」去尋找中國社會科學的概念

《文化縱橫》：如你所說，識人與識己的關係確實是辯證的，不過，識人的目的，依然要回到自己的身上來。而且，你一開始就提到，今天整個世界的學術都受到了方法主義的嚴重挑戰。在這個意義上，是否西方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呢?我們的社會科學又如何確立自身的認識論基礎呢?

渠敬東：沒錯，今天的西方學術也遇到了很嚴重的挑戰。我前面說過，知曉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生活，與知曉他們的現實矛盾和危機同樣重要，這需要將理論、歷史和經驗三者結合起來。本質而言，我認為所謂的理論，就是一種合乎道理的、對於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最好的政治構建的理解、期待和想像。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構建美好生活方式的講法和願望都會有所調整。因此，對中國本身的理解，也要從這三個方面出發，不斷去追溯我們曾經歷過的不同歷史時代中最好的社會理想，人們構建它們的方式，以及遇到的重重危機。

中國文明之「本」與「變」，這一問題關乎思想與歷史的關聯，社會科學可以找到和人文學科不同的方式來理解它、處理它，但絕不能置之不顧。如果無法還原在不同歷史時期內，一個具體的人如何去感受他在觀念和社會生活中所體會到的善好與艱險，我們又如何構想今天現實中美好生活的可能?一切經驗現實皆為歷史的產物，倘若沒有對以往美好生活的想像，沒有對任何歷史和現實的限制性條件的認識，沒有面向世界的知識準備，就無法通過中國與其他文明的對比，來理解我們今天的經驗生活之本質，以及通向未來的可能。

章太炎先生曾說，現代中國學術，只有兩個真正意義上的總體學科：哲學與社會學。哲學講人們文明構成的基本原理，而社會學處理的則是一切經驗的總體。若在這兩個面向上回到中國本身，就不能跟在別人後面學步效顰，也不能天天照著鏡子說只有自己好看，只有重新回到我們自己的文明本原、歷史變化和現實經驗里去，才能真正使社會科學乃至學問本身走出困境，找到理解自身生活的感受和話語。

對學問來說，方法論永遠是第二位的。好的社會科學，一要「講理」，講人們生活的道理，構建生活的結構機制是什麼?世風民情是什麼?對這種生活的內在理解是什麼?二要「動情」，人若沒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沒有與社會周圍的感情連帶，他怎麼會儘可能地去包容這個世界呢?方法主義的最大麻煩，就是讓研究者的情商變得極低。

我在教學中感覺到的最困難的一點，就是今天即便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學生，面對他們的調查對象，總是一股腦地把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意見砸給人家，卻無法設身處地去想像和理解人家的實際生活。你沒有能力理解你研究的經驗對象，也沒有能力去理解歷史中曾經存在的那些人的經驗。因此，當下讀經典的第一要務，不是為了激揚文字，弘揚理想，而是用那些經典作品恢復我們感知世界的元氣，恢復我們的情感和理智。我們要細緻辨識和體味那些歷史上留下的經典文獻，那些細微而豐富的感情與激情，以及人與人彼此勾連起來的同情，為所有人付出的仁愛之心。只有通過這種內在的感染、內在的感悟和內在的感動，才能引領人們恢復一種認識自身生活的誠心。

今天教育學生的兩難在於：倘若沒有充分的經驗感受力，我們不容易理解經典理論的關懷;然而對於人的心智來說，又要求在不能有太多社會經驗的情況下，才會得以啟發。我的看法是，教育要兩手抓，從人心及其經驗感受出發，將一個人的世界真正擴展開：閱讀偉大的人寫的書，去經歷他們曾經的思想和生活歷程;感受平常人過的生活，去體會世道的艱辛和社會生活的樂趣。

讀書與調查必須充分結合起來。只讀書而沒有生活的經驗，會把人培養成一個意見世界的僭主，在抽象觀念上傲視別人，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最終把自己逼上絕路;只有生活經驗而不讀書，人就不會產生敬意和敬畏感，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分割成雞零狗碎的斷片。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成為有學識、有見地的「樸素的人」，對於古今中外的文明歷程心存敬畏，對於柴米油鹽的普通生活懷有親切。這是我理解的通識教育，我不想把學生教育成這樣的人：腦袋裡都是高高在上的觀念和意見，生活里卻像只怯怯的小動物，或是像某種肉食動物那樣，把生存鬥爭當成絕對理想。

就此來說，最理論的東西就是最經驗的東西。單純的經典不能完全替代你的現實經驗，而單純的經驗亦不能取消你發現和創造新的生活的可能。從盧梭、孟德斯鳩到斯密，甚至是艱澀的黑格爾，本質上都要讓人們回到經驗世界本身去。而芝加哥學派所做的大量的社區研究，本質上依然關注的是現代人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沒有兩者的結合，沒有樸素的人心回歸，那麼我們只能要麼變成一個徹底的虛無主義者，要麼逃到古典世界裡去做夢。

四、早期中國社會學對今日社會科學的啟示

《文化縱橫》：非常感謝你非常直接地談了對學術和教育的看法，但剛才的問題好像還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對於今天的社會科學，似乎可以從兩個方向上討論。一是中國社會科學該有一種什麼樣的形態，二是從哪些思想資源出發獲得改變的契機。請就第二個問題談談你的看法。

渠敬東：社會科學本身與中國傳統的學問並不是完全對接的。從清末開始，中國才有了帶有社會科學思維特點的學問方式，其創設與中國現代之變有著直接關係。或者說，中國社會科學降生之時起，就直接承載著現代性本身的危機，更承載著中國由傳統向現代變遷的內在困難，承載著在這種轉變中中國人生身性命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中國的社會科學從一開始就是局促的，艱難的，卻與我們的現代命運緊緊貼合在一起，所以也應該具有兩種氣質：一是用於正視現實的處境，二是正因為不想做現代的模仿者，而對傳統的文明存有敬意和感情。當然，這主要不是針對簡單的啟蒙所說的。

中國的現代之路還遠沒有完成，且困難重重。所以說，社會科學必須要尊重現實的變化，更要有耐心去理解中國和西方整個現代構型變化中所有的內在機制和人的體驗。我不能說前輩的學術造詣有多麼高山仰止，不可企及。而是說這樣的研究有生命力，有焦慮，有焦灼，才會動人。

早期社會學家的研究還有一個重要面向，就是要通古今之變。誠如塗爾干所說：「在每個歷史時刻，都有幾種可能的未來」;「只有細緻地研究過去，我們才能預想未來，理解現在」。我們可以就某些具體的觀點、方法和立場提出不同的見解，卻要對前輩學人的功夫、眼光、見識和情懷肅然起敬。這裡所說的不是狹窄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家，其實，那一批史學家、文學家也都大量採用了社會科學的視角和視野。王國維、陳寅恪這樣的學問家，也可以說是出色的社會科學家。在所謂的社會科學內部，歷史學家也是層出不窮，像潘光旦、瞿同祖這樣的社會學家，抓住的都是現代變遷中的核心問題，從歷史的脈絡中去發現其本質。潘先生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著作極好看，血系研究融合了諸多方法和材料。我們系現在還留存著潘先生一柜子的二十四史讀書卡片，試問現在還有哪位社會學家能在史學研究上下這樣大的功夫。瞿先生本科論文就抓住了周代封建制研究的要害，此後的研究脈絡從漢代一直逼近到清代。每當讀到這些，就不免一身冷汗，由衷生出一份敬意。

再說一句，今天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到了關鍵階段，經濟學領域的討論到處都是政策分析和數字分析，幾乎難以看到經濟學家從古典思想那裡尋找給養，更別說從歷史那裡獲得啟發了。經濟史在重大問題的討論中杳無聲息，真是可惜啊。反正簡單說吧，歷史研究能夠提供理解現實經驗的契機，或許在今天，只有通過不斷恢復自己的歷史傳統，去其中尋找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才能使得還遠未完成其形態建構的中國社會科學完成其自身。

對於如何理解中國，早期的中國社會科學有很多啟發性的視角。第一個視角是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中講的，中國的現代性是我們自有文明體對於現代衝擊的一種反映，一種重構，而不單是一種模仿。

第二個重要視角是，千萬不要把中國傳統還原成一個純粹模型化的東西，費孝通同樣講過，社會學和民族學在中國必須是一體兩面。中國從來不是以一種標準不變的模式去理解自己的文明結構，而是對於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都採取一種特別的態度：夷夏之辨和夷夏大防，這是中國文明的核心。這個文明體既不是現代民族國家構成意義上的政治關聯，也不是目前學界常講的帝國式的關聯。研究所謂中國，就必須研究邊疆，研究周邊不同的文明體系。民國時，至少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這樣的社會學家，都是雙肩挑的，在民族地區研究領域花費了極大的功夫。

第三，正是因為中國自身不是純粹的宗教形態、也不是民族國家和帝國政治形態，中國才有一套構建我們自己社會的方式，其前提是家庭、宗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擴展性的共同體結構。本質而言，西方是在基督教之後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結構，否則其後就不會有市民社會這些講法。那麼，如何理解中國社會的構成、安置人心的辦法，以及政治運行的形態，需要深入挖掘這樣的問題。從費孝通的《生育制度》到林耀華《金翼》中的家族制度，以及潘光旦的位育概念，瞿同祖對中國法律儒家化中家族部分的研究，都是有關中國社會科學原初分析單位的討論。

我並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今天我們都生活在企業、單位這些現代的構建形式中，但我們要知道，這些制度目前都是不完善的，無法安頓人心，確立價值。我在研究國有企業師徒制時感到，在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企業組織中，其內部結構的構建和人與人關係的形成，之所以能夠維續下來，讓人們感到心安的關鍵，還是與中國自身傳統的轉化有所關聯的。我甚至認為，如果實現不了這種轉化和關聯，那中國走向現代性就是一條死路。這些都涉及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關鍵，也是我們今日理解社會科學問題的關鍵所在。

五、從對方法的反動走向學術的再自立

《文化縱橫》：聽到你的這些講法，我有一個體會。無論是怎樣的研究，無論是人文研究，還是社會科學研究，都要落實在研究者這個具體的人身上。一個沒有情懷、沒有修養，沒有眼界、不下功夫的人，研究什麼也都是一杯白水。

渠敬東：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本來人文學科可以更直接地把我們帶入到一種以情感性、體悟性為基礎的學問里，但由於人文學科同樣迷戀方法，而使得我們今天對於歷史的想像同樣決定於方法，而非基於總體的經驗而產生的想像。歷史學本身也忽視了歷史本身的問題是應從當前經驗化的方式去進行，當然也難以帶入真切的情感，體會到傳統社會中的人的樣貌，他們活著的價值。例如在繪畫史研究中，現在很少討論一幅作品內在的精神和德性這樣的核心問題，而是討論畫家的日常交往，怎麼買畫賣畫這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並非不重要，但總要有個實質性的問題來引領。畫家們寄懷詠志，意味著在追尋一種理想的人格，單純依靠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來研究他們，他們就不再是畫家了，凡夫俗子而已。

目前，一些學者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產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的反動。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千萬不能把社會科學自身的合理性反動掉。我們用文明性的原理，是可以克服社會科學方法的一些問題，但這種思維本身，也易於帶來「中國人就是如此」一類的簡單意見。在中國每一個歷史時期，中國人構建自己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是怎樣的」這個問題本身是真問題不假，但卻是一個不充分的問題。

對方法主義的反動，今天在我看來依舊是不充分的。我們既要看到這種方法的局限，也要看到我們一般思維方式的局限，所以必須最終形成觀念、經驗和歷史的鏈接。這是學問的三個最基本的入手點。或許搞哲學的也需要多了解現實社會，做社會學的也需要讀那些哲學原典。雖然今天專業化的學科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但我依然覺得這將會對學問的形成，甚至對個人的修養，起到極重要的作用：人們做任何一種學問，都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最好的學問，並不僅是自己最擅長的學問，而是要知道自己最擅長的學問本身所帶來的不足，知道自己內在的界限，才是一種開放的、有著最自然的樂趣的學問。

這麼說，不是要取消社會科學的專業性，最好的研究都是專業化的。差別在於，有的研究僅有方法，看起來「沒心沒肺」，不感人，不動人;有的研究確實是專業化的，但是它是敞開的、動情動心的，不同學科的人讀起來都深有體會。學問不在於專業的差別，而在於它所反映出來的理論和經驗之間的厚度的差別，能夠進入人心的程度的差別。

今天本科生就要寫學術論文，研究生就要確定自己的研究領域，這就是學問上未老先衰的體現。一個人過早在方法和主題上成熟，最後做的都是假學問，與研究者的人格修養和道德成長沒有任何關係。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大悖論，就是一個研究社會的人，一旦進入真正的社會生活，卻變成了一個四肢短小、畏首畏腳的人。這就是學問與生活相疏離的結果。梅爾· 吉布森在《基督受難》中所設計的魔鬼撒旦形象，就是一個長著老人臉的孩子，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

今天，「做學問」這件事變成了一個不動感情、沒有內容的生產體系，一個形式化的、積累化的循環，每個人在其中醉生夢死，複製這套系統。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對學術發展一點不樂觀。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整個世界體系的問題。就西方而言，從古典到近代，學術和學問一直在政治與宗教之間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系統，從中世紀以來，教會、帝國和學術構成了西方社會的三大支柱。對於中國傳統而言，中國沒有典型意義上的政教關係，而是政治和教化的關係，教化是由士大夫演進而來的。真正尋找能和權力系統平衡的力量，或許要從道統，也就是中國以往的教化和學術系統中去尋找。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實質問題不是中西問題，也不是古今問題，而是政統與學統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這種意義上的學統，學問不可能有真正的樣子。

今天，別覺得在大學教書的人，就是傳承學統的人，方法主義者絕不是這樣的士人。人不是一個單純在體制下生活的人，借用錢穆先生的說法，人也是山林中人。這是一種綿延的傳統，一代代綿延不絕。讀書人修身養性、言傳身教，才是文明的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