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學在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中的意義(謝泳)

口述史學在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中的意義

在普及的意義上，人們對於口述史學的了解，主要得自於當年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和《李宗仁回憶錄》的出版，這種史學研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開啟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路。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方法（以學科的創建為標誌），口述史學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現。1948年，美國史學家A·內文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的口述傳記，主要就是由這家機構完成的，如《顧維鈞回憶錄》《何廉回憶錄》《蔣廷黻回憶錄》以及剛剛去世的張學良的相關回憶。作為一種史學研究方法，最初的口述史學，比較多地在經濟史、勞工史、社會史等學科中運用，特別是在廣義的社會學研究中，口述史學已成為這個學科中運用最為普遍的一種方法。近年來口述史學在文學史研究和知識分子研究中的普遍應用，已使更多的人認可了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術意義，以往人們只把這種以口述歷史為基本特徵的研究，作為一般記者的採訪來看待，很少談及它的學術價值和方法意義，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非常有學術價值的口述歷史作品的出現，它不僅拓展了相關學術研究的領域，而且豐富了以往學術研究的手段，可以說，在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最有新義的大體就是這些口述歷史作品。 在知識分子研究中，八十年代主要是以研究有從政經歷學者為主的，但在九十年代以後，把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作為研究對象成為主流。比較早意識到口述史學方法意義的是李輝。說較早意識到，並不是說他最早採用了這種方法，在幾乎所有歷史研究中，採訪直接當事人和間接當事人本來就是常見的手段，李輝的研究一是比較有系統，二是有學術眼光。他的《搖蕩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1998年海天出版社）是目前關於周揚研究中，在材料的豐富和視角獨特上，最有代表性的。他在九十年代初用了幾年時間，採訪了25個與周揚有關的人，這些人當中，有周揚的朋友，也有被周揚迫害過的人。作為一個研究者，李輝有自己的價值選擇，但在已完成的這本書中，他選擇了相對中立的態度，以真實為第一追求，人物的豐富性是在比較和眾人評說中體現出來的。這樣的研究比單獨人物傳記的意義更豐富。雖然是口述歷史，但它的研究深度還是讓讀者感覺到了。李輝的學術眼光除了對周揚這個歷史人物的選擇以外，更在於他把周揚放在了整個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定位上，他的自覺和無奈以及最後的命運，都顯示出了歷史的複雜性。五·七 賀黎、楊健的《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1998年光明日報出版社），也是一部視角獨特的口述史學著作。五·七幹校是中國文革中產生的一種以改造知識分子為主要目的特殊形式，它是介於「勞改」和「學習班」之間的一種懲罰。這種形式的主要對象是高級知識分子。從中國科學院到文化部和省市都有這樣的幹校，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中國幾乎所有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作者選擇這樣的歷史事件本身，就顯示了他們的學術取向和歷史眼光，應該說他們的努力，特別是對研究中國知識分子文革中的經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像李輝一樣，賀黎、楊健都不是那種偶然訪談或為研究作資料準備，而是把訪談本身就看作是一種歷史研究，所以他們都比較重視訪談本身的完整和系統性，這種學術努力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更顯出它的意義。 邢小群關於知名右派的訪談，也是近年來口述史學中值得注意的作品。《凝望夕陽》（1988年青島出版社）是邢小群的一本散文隨筆集，但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卻是由關於右派的系列訪談組成的，這也是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她選擇了那些在歷史事件中有豐富經歷的右派為自己的系列訪談對象，他的訪談不是隨意的採訪，而是事前對採訪對象的人生經歷作了比較深入研究以後，把他們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看出他們悲劇命運的不可避免性。中國的反右運動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關於這一事件最有價值的研究，目前並沒有產生在專門的現代史學者筆下，代表性的學術著作是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和一些口述史作品，邢小群關於知名右派的訪談，它的學術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她關於丁陳反黨集團的口述史，在丁玲研究中是最重要的文獻。 李輝、賀黎、楊健和邢小群的口述歷史工作，主要完成於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版在九十年代末。他們的研究工作，雖然有一定的系統性，但基本是圍繞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分頭訪問眾多的當事人，與通常口述史學，以一個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村莊等視角還略有區別，因為這些作者沒有受過專門系統的口述史學訓練，所以他們的工作並不為史學研究者所重視，但他們的研究工作大體上還是體現了越往後往有自覺的口述史意識，到了二○○○年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口述史學在知識分子研究中已得到了相當自覺的運用，學術性更突出，作者個人的意識在敘述中也強化起來，他不僅是要搞清楚事實，還有自己對這些事實的理解和評價。陳徒手選擇的研究對象是中國著名的作家，如丁鈴、沈從文、俞平伯、郭小川、趙樹理、浩然、汪曾祺等。他的方法是先把握住了一個與研究對象經歷和命運相關的歷史意象，如「舊時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和「艷陽天中的陰影」里的浩然。陳徒手的學術工作以口述史學為基本風格，但他是以歷史意象為中心來展開口述的，所有口述歷史的人物和事件，最後都以他把握住的那個歷史意象為歸宿。這種寫法，常常讓我們想起，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史景遷《天安門》和孔飛力《叫魂》的視角，雖然研究對象和方法不一樣，但學術風格和學術趣味卻很有相似的地方。類似的口述史作品還有鄭實、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2001年海天出版社）。 關於老舍的傳記和研究已有很多，但鄭實、傅光明的這本口述史著作，在老舍研究中的價值是獨特的，方法和視角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都有啟發意義。我理解，作者選擇這個題目，也是先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為一個歷史意象的象徵意義，然後才進行相關的口述史工作。因為「老舍自殺在太平湖」，這其中有豐富的歷史內涵，老舍的自殺不僅是一個作家的自殺，在相當的意義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後命運的一個縮影。有了這個「太平湖自殺」的意象，其它就比較容易解釋了。鄭實、傅光明的這本書，更接近西方那種嚴格意義上的口述史學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內容外，還有大量相關的歷史擋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說明當時歷史情景的其它材料，這些東西構成了完整的歷史記憶。 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傳記」叢書，出版了《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小書生大時代——朱正口述自傳》等幾本傳記，都是由傳主口述，旁人記錄的作品。另外還有《我的一生——師哲自述》（2001年人民出版社），也是近年比較重要的口述傳記作品。這些以人物個人經歷為主的口述傳記，是口述歷史中最常見的形式，它的好處是可讀性強，敘述自由，一般主要由傳主的親屬和比較親近的人來完成。但短處可能是難免有為傳主避諱的地方，特別是傳主的私人生活，在這樣的口述傳記中是很難處理好的。我個人比較欣賞的口述傳記還是唐德剛的那種，作者與傳主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上，而且對傳主生活的時代有深入的了解，對涉及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評價標準。有時候，作者應當比傳主對某些歷史事件和人物的了解還要仔細，這樣在從事口述史學工作的時候，就能有更開闊的歷史視野。我舉許福蘆《舒蕪口述自傳》（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這本口述傳記，應該說是一本比較成功的口述史學作品。與其它口述傳記相比，這本傳記的一個特點是對於涉及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都作了註解，但這些註解的意義只是常識性的，而不是研究性的，唐德剛的註解主要是後者，這也是口述史學的一個較高要求，它在史學界的地位，有時候就是靠這些註解來確立的。但許福蘆的努力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書中有舒蕪講到1951年11月他參加中南文代會的情況，他的回憶大體準確，但也有一些沒有提到的事。比如這次會上，舒蕪有一個發言《我的體會》，從中很能看出舒蕪五十年代初的心情。這次大會的具體情況，1951年12月出版的《長江文藝》第五卷八·九期是關於這次會議的專號，如果能找來參考，並在註解中說明，是非常豐富的史料。還有書中關於反右時毛澤東的動機，舒蕪提到了關於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流沙河的《草木篇》，回憶都不夠準確，因為這些情況本來有現成的史料，可惜作者沒有去利用。這裡涉及的是毛澤東1957年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當時沒有發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收了這個講話，不過都把關於王蒙和流沙河的那些話刪除了。但這個講話的全文在文革中流傳出來，就在《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這本書很容易找到，雖然是非正式出版物，但現在文革研究專家公認內容是可靠的，只是記錄的文字上稍有差別。類似的問題書中還有不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書的學術性。 附帶提一句，書中提到舒蕪父親方孝岳最早的著作是「《歐洲大陸法律思潮小史》」（9頁），也不準確。應該是《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上下兩冊，註明方孝岳編，上冊定價：三角五分，下冊：一元）在商務印書館「世界叢書」名下出版（商務印書館1930年《圖書彙報》121期，121頁）。 口述史學在知識分子研究中，已有了較為可觀的成績，因為有些作者並不是在自覺的意識下選擇這種方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作品的學術努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口述史學的成熟是指日可待的，它已取得的學術成績值得史學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