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度《君憲救國論》看袁世凱的致命失誤

從楊度《君憲救國論》看袁世凱的致命失誤蘆笛楊度乃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奇人，清朝預備實行君主立憲的總設計師。據說，不光是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的考察報告是他寫的，就連後來清廷發布的西式法律也多出自此公之手。民初國民黨發動 「二次革命」武裝叛亂失敗後，他帶頭鼓吹君主立憲，成了「籌安會六君子」 （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之首，籌措袁世凱登基作皇帝的大事。可惜袁世凱還沒正式登基，蔡鍔便在雲南起兵聲討，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袁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就死了，據說死前曾大叫：「楊度誤我！」另一說則說，老袁說的是：「他誤了我。」其實是指袁克定，蓋克定偽造了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讓老袁誤以為日本人也支持他作皇帝，於是這才跳進了那火爐子。這公案當然是死無對證，不過若老袁講的真是「他誤了我」，那也多半只會是指楊度或同樣主張君主立憲的美國顧問古德諾。老袁原來大概並沒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沒有先當總統後變皇帝的長遠預謀，此念是由時勢一步步從正反兩面誘導出來的。老袁當上臨時大總統那陣，大概還是想「咸與維新」，把這民國實驗搞下去的。但革命黨人怕他獨裁，因人立法，臨時改動「臨時約法」，把原來的總統制改成了責任內閣制，夢想讓老袁作「虛君」。這一恐懼為國會議員共有。如國內學者嚴泉先生剖析的那樣，國會生怕袁世凱獨裁，處處限制他的行政權力，卻不願接受任何制約，以致成了立法一權獨大的超級國會，使得袁世凱在民初藏蒙脫離、盜匪蜂起、各省形成事實上的藩鎮割據、國家財政破產（當時中央政府的全部存款也就只有六萬元，不借外債就連閣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的重重內外交困之中還患上「重症肌無力 」，連想向五國財團借錢維持國家運作，都要變成孫黃等人的發難借口。老袁開頭也試圖通過民主程序，合法獲得更多的行政權力，但國會拒絕讓步，一定要等他揮動拳頭把流氓手段使出來，才從此一路順風。國會不但不敢再如過去那樣專門搗亂，反倒任其作威作福，非法逮捕議員於前，解散國會於後，無論他怎麼倒行逆施都大氣不敢出，一切但知逆來順受。在國民代表們充分顯示了吃硬不吃軟的下賤德行後，您說他還怎會不對這民國實驗徹底喪失信心？在看了楊度和古德諾只有君主立憲制才適合中國國情的雄辯論證之後，他又怎麼可能不動心，要想回到當初的老路上去？這就是馮國璋得知老袁宣布改為帝制後為何會對老袁懷恨在心。自老袁作了總統後，猜疑他想作皇帝的人實在太多太多，連老袁自己都被迫發過多次聲明表白心跡。說的人多了，老馮自然也有點將信將疑，於是便親自問老袁。老袁非常誠懇地答道，他家的人都活不到60歲，他已經逼近那大限了，怎麼還會有那非份之想？要說是為他兒子謀帝位，那他大兒子是個瘸腿，望之不似人君；小兒子則是個爛名士，成天玩戲子嫖妓，配君臨天下么？老馮深以為然，以後有人再說老袁想做皇帝，他還代為闢謠來著，不料老袁卻騙過了他，令他極為憤憤。其實我看老袁未必真騙了老馮，蓋他的解釋很有說服力。一個自以為快死的人（老袁後來果然沒有活到60歲，可見心理暗示作用之大），除非是如吳三桂那樣處在行將滅亡的絕境中，才會趁沒死趕快過一把皇帝癮，可老袁當時「中國華盛頓」的名聲如日中天，犯得上去在臨死前毀了一世英名么？若說他想為兒子爭那帝位，那他在金匱石室里藏下的接班人的名字乃是黎元洪而非袁克定。以他之英明，不至於看不出克定絕對鎮不住北洋悍將，真要把大位傳給克定，乃是為其促壽的高招。不管他當初真實意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稱帝未成，反倒毀了一世英名，乃是老袁平生最大錯誤，很可能確實是他死前迴光返照、神智清明那一瞬間浮上心來的最大憾事，他叫出那一聲，譴責誘導他犯了那千古大錯的人，我看簡直就是必然的。老袁死後，那個誤了他的楊度寫了副輓聯：「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原可作，三複斯言。」這意思是說：到底是共和制誤了中國，還是中國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後再來評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憲對不住您，還是您對不住君主立憲，您到九泉下去沉吟吧。楊度對袁世凱稱帝的主要理論貢獻，還是他著名的《君憲救國論》。據說他托夏壽田把該文轉給老袁，老袁讀後嘆服，贊楊度為曠代逸才。此文鄙人聞名久矣，但一直沒看到，剛才重讀丁中江先生著《北洋軍閥史話》（附註，丁此作於行文間與陶菊隱著《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頗多雷同，令人不免作抄襲之想，不過畢竟丁先生是先賢，不敢唐突），才發現其中附有摘要，只是我過去忽略了。楊度《君憲救國論》的主要發現如下：一、 首次澄清了國人模糊不明的追求目標儘管楊度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國人在近現代的追求目標不是民主，也不是憲政，而是國家富強。他說：「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熟悉毛著的人不難立即看出此話對毛澤東的影響。毛的著名語錄是「民主不過是個手段，不是目的」，此話其實就起源於楊度。不能不承認，中國人對民主憲政一度極度熱心，確實是因為把它當成了實現國家富強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實行旨在立憲的新政，乃是因為朝野都認定憲政乃是救亡圖存的唯一手段。慈禧太后最終同意預備立憲，乃是她被慶親王奕劻的話深深打動了：「（奕劻對她說）『若不及早將國事決定，使憲政剋期實行，萬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國於朝鮮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慈禧大為動容，當即答應宣布立憲年限。」朝野士大夫也同樣把立憲看成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手段：「1909年9月，中國與日本簽訂新約喪失種種權利，列強在海牙和平會議上密議統監中國財政的消息，給人們以極大的震動。士大夫……群以為『欲求一非槍非炮非艦非雷而可使列強稍稍有所顧忌者，實無其策，於是擬請速開國會及組織責任內閣之議，各行省乃不謀而合。』」（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6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轉引自諸葛幕群：《中國憲政史研究綱要》）現代人容易忘記當年中國處在列強交攻、隨時有被瓜分危險的深重民族危機之中，當時的國人因此把憲政看成了迅速脫離這險境的唯一途徑，並不是對民主憲政有什麼深入的認識和道義上的嚮往。「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一直是驅使近現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投身國事的唯一動機。哪怕直到今天，以犧牲人權的代價追求國家富強仍然是大多數國人的心愿。我黨贏得許多知識分子認同，也正是因為他們覺得我黨的鐵腕統治是保證中國富強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不認清這個基本事實，就談不上了解中國。二、 「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該文的第一大段，便是曆數這「共和誤中國」的事實：1） 在中式「共和國」中，更換國家領導人不僅僅是治國政策的改變，卻成了國家安危治亂的生死之爭。這是因為「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野心家們以為總統人人做得，如果選不上就可以舉兵爭奪，孫黃髮動的所謂「二次革命」就是明證。可以補足的是，在國人養成尊重程序的本能之前，試圖效法西方使用民選方式更換國家領導人，唯一的作用便是刺激野心家們以武力問鼎之輕重，把國家化成永恆的潛在的亂邦與危邦。自辛亥以來，這個問題困擾了中國近百年，直到如今也沒能解決。2） 中央權威喪失，國家呈現解體傾向；地方政府權威喪失，社會呈現無政府傾向。這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公民缺乏「普通之常德常識」，「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3） 在合法權威蕩然無存的情況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要想實施統治，便只能以憲政之名，行個人專制之實，以槍杆子權威代替已經喪失的君主權威或來不及建立的西式法治權威：「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於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政府採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這意思是說，中式「共和」只能靠武力專制維持門面。如果不這麼干，則連社會治安都無法維持，還能談其他？4）就算有明君當總統，獲得一時安定，終將有無比兇險的接班人之爭：「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於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這預言之準確令人駭然，不但涵蓋至今，而且將涵蓋可以預見的將來。「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於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這一系列問題永遠是困擾一代強人如老毛、老鄧等人的心事。5）中式「共和」決定了無可能作出建國的長久規劃，誘發了短期行為。楊度認為，富國強兵乃是百年大計，非一蹴可就，有待於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續努力，然而人治的特點是人亡政息，賢明統治缺乏可持續性。中式「共和」不但是偽裝了的人治，而且是最糟糕的人治，因為從國家元首到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自己能幹多久，政策是否能在身後維持下去，因此激發了朝野的短期行為。哪怕元首是賢大總統如老袁，也找不到志士來襄助，不可能銳意進取，建萬世不拔之偉業，只能維持現狀，但求在自己任職期間不要發生內亂，也千萬別亡國就行了。這種國家還能有什麼前途？還有什麼百年大計可談？有賢大總統時尚且是這種維持現狀的苟安局面，哪天換上個庸才當元首，則連維持現狀、保全自己的地位都不可能了，國家只會分崩離析，過去所有的慘淡經營的建設積累，旦夕之間一掃而光，只有亡國一條路了。因此，靠共和實行憲政根本就沒有希望。這不但是對「賢大總統」老袁死後變局的準確預言（準確到令人髮指），甚至也是對現今中國的入微刻畫。試問如今黨國大僚自胡溫以下，有誰不是「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矣。……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楊度這些預言，早在過往近百年中一一兌現。歷史已經雄辯證明，孫黃輩以暴力兜售的「共和」確實坑害了中國，而中國也確實歪曲了共和制度。其原因楊度已經指出了，乃是在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的前提時便躐等躁進，當然就只會造出一個借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的醜惡政體來，否則就連社會治安都無從維持。可惜他基本上是列舉現象，沒有詳細指出發生機制。這問題我其實已經在舊作中多次探討過了。在《盲人摸象說民主》中，我指出，民主共和國要能夠順利運轉，必須具備兩個硬前提，第一個是國家的一切威權設施諸如軍警憲特中立化；第二個是國家必須是法治國家。軟前提則是公民絕對尊重服從契約權威，有高度的守法意識以及充分的權利意識。民初根本不具備這些前提，晚清的一切國家威權設施屬於朝廷，雖是愛新覺羅氏之大私，但並不屬於任何政治勢力和個人。革命卻使全國威權設施解體，落入革命黨或私人手中，中央政府再不能控制。在這種亂邦危邦之中連個人身家性命、國家統一都沒有保證，還談什麼解決緊迫的民族危機？第二個硬前提更是闕如。晚清雖然開始立法，卻還沒能變成法治國家。要使得新建的共和國正常運轉，政客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完成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化，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無上的契約權威。可惜不但當時沒有一個政客有此覺悟，孫中山還帶頭向全民示範如何動用暴力撕毀社會契約。於是帝王權威給破除了，國人卻並未養成絕對尊重服從契約權威的本能。這結果便是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喪失了權威。要令行禁止，實施統治，就只能靠暴力作後盾。此乃一個國家能出現的最大噩夢。一個社會，不管是人治還是法治，其理想運行狀態便是不需要動用暴力，便能靠人民的自我約束維持秩序。帝制的崩潰使得國家失去了這種可能，能代替帝王精神權威的只有槍杆子，當然武人干政就是必然結果。保障共和國健康運轉的軟前提更是徹底闕如。民初公民沒有起碼的公民覺悟，既沒有守法精神，又毫無基本權利觀念。民初文告中頻頻出現「權利」這個詞，那其實根本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權利」（rights），而是「爭權奪利」的「權」與「利」（power and benefit），無論朝野都是如此理解，例如宋教仁臨終前發給袁大總統的電報中就說：「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這是表白自己從不為個人爭權奪利，也就是後世用的「大公無私」的意思，可見這兒的「權利」完全是個貶義詞。袁大總統在發布戡亂的命令中也幾次使用了「權利」這個貶義詞：「今國會早開，人民代表，咸集都下，憲法未定，約法尚存，非經國會，無自發生監督之權，更無擅自立法之理，豈少數人所能自由起滅，又豈能以少數人權利之爭，掩盡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現在正式選舉，瞬將舉行，雖甚不肖，斷不致以兵力爭擅權利，況艱辛困苦，尤無權利之可言。」他這是指控孫黃等國民黨人為了一己之私欺騙天下人，說現在正式大總統的選舉馬上就要開始了，他雖然不肖，但也不至於用武力為自己爭好處，何況當總統累得心力交瘁，什麼好處都沒有。由此可見，當時的「權利」的涵義其實乃是「權勢」。後世用的「權利」的等價物確能在《臨時約法》和《約法》中找到，乃是「自由權」，而1923年通過的《憲法》卻變成了「權」 ，例如「第七條 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這在一般人心目中根本就無法與「權力」（power）分開。 光是使用這個纏夾不清的「權」字來翻譯外來的rights觀念，就足以說明當時人對這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石觀念是何等缺乏認識。公民既沒有守法意識，又沒有權利意識，又因為革命的淺薄「平等」宣傳，以為從此便成了不受任何管束的自由人，在混亂時代便很容易變成暴民。從政後的革命家們的造反派無法無天氣質更影響了其他政客，朝野上下既不知道尊重契約權威，更不知道尊重法律程序，暴力便必然要變成唯一能暢通無阻的「硬通貨」，國家的崩解也就是遲早的事了。即使「分久必合」，那也只能是靠槍杆子建立的偽共和國，通行的仍然是暴力那唯一硬通貨，離民主的距離更比原來遠甚。如歷史已經證明的，這種假共和比砸爛了的帝制還糟糕萬倍，這是因為它沒有君主制的精神權威，便只能用槍杆子作為維持統治的前提，把國家化成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山寨，周期性地舉行拳頭大賽，把過去幾百年才來一次的帝位爭奪戰，變成了「七八年來一次」。靠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來決定國家元首，使得國家成了永久的潛在性的亂邦危邦，不知何時爆炸的定時炸彈，了無「和諧」或「安定團結」可言，遑論「可持續發展」。更糟糕的是，這種爛污制度具有一種惡劣的自鎖性，一旦陷入，便很難拔出來，這是因為政權靠血淋淋的辣手搶來，全靠槍杆子支撐，由此剝奪了當國者的起碼安全感，讓他們永久生活在「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的噩夢中，因而失去了類似清廷那種由統治者作出實質性讓步、還政於民的可能。因此，這種以暴力建立並專靠暴力維持的政權沒有作出實質性改良的可能，只能被暴力摧毀，從而使中國陷入以暴易暴、每下愈況的永恆循環。可笑的是，唐德剛明明看到了「假共和不如真帝制」，卻非但不明白原因何在，還要發揚他的馬克思式「大歷史觀」賦予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把這無法擺脫的雜交謬種當成歷史進步、社會轉型來歌頌。三、 只有憲政能夠救中國對於清末民初的人而言，「憲政」乃是個熱門話題，它其實說的是「法治」，也就是英國人發明的「rule of law」，只不過是把它特地改成了「rule of constitution」而已，也就是讓憲法取代具體的個人作為全民的統治者，而這憲法則是全民同意的社會契約。這就是文明與野蠻、紳士與流氓的分野。西方法治社會和東方人治社會的根本區別，在於人家治國有個高於一切的規矩，不管是誰都不能破壞那神聖的規矩，只能嚴格按規矩辦事。因為憲法保證了所有公民公平競爭的同等機會，由此保證了國家的持久穩定性。而東方野蠻社會則是沿用原始社會的「力強者勝」的野獸法則，由壟斷了暴力的強人隨心所欲地治國，愛怎麼胡來都沒人能阻擋，哪怕是如北韓那樣半國人成了餓殍，人民也毫無希望結束災難，這就是偉大領袖極度自豪地誇耀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在本質上和土匪山寨沒什麼區別，甚至比稍微聰明一點的土匪山寨還糟糕。看過《水滸》的人都知道，人家還是有個「天憲」的，那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石碣，上面排定了英雄們的座次。這「土匪憲法」一出，從此什麼「火拚王倫」的「路線鬥爭」也就結束了。晚清的人熱衷於憲政，倒不是因為他們看出了「只有建立法治，按規矩治國才能求得永久和平與穩定」的真理，那陣子的危機和如今不一樣。內政不是問題，朝廷也不是如今我黨那種劣等土匪山寨，還是有點規矩的，起碼沒有血淋淋的接班人難題，用不著每七八年就來一次「梁山泊好漢大火拚」。孔孟之道特別是「天命論」更為皇室提供了足夠的精神權威，用不著靠槍杆子來維持統治。所以人家用不著中宣部、國安部、公安部、武警等等無比龐大的鎮壓機器，朝廷也就只有祖傳的六個部，無一個與愚弄鎮壓人民有關。即使是在實行新政後，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官制，增設了現代國家必備的部門諸如民政部和司法部，那也不是監控人民的特務機關或鎮壓機器。當時最大的危機上面已經說過了，那就是國家積弱之至，隨時有亡國甚至被瓜分的危險。甲午戰爭之後，許多國人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可惜因為頑固派勢力太大，康梁等人輕狂禍國，反而使得改革遭受嚴重挫敗。要一直等到拳亂爆發，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向清廷提出了必須懲辦的禍首名單，將所有的頑固派一網打盡，這才最終為中國人民掃除了改革的攔路虎，消除了新政的阻力，憲政運動也才有了發動可能。因此，從鴉片戰爭到拳亂，中國人整整花了六十年的辰光「開眼看世界」，這其間挨了無數痛打，割了無數土地，賠了無數金錢，才總算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制度優越性，還需要鬼子大軍為民除害，誓把死硬派一掃光，才獲得了全面改革的可能。您說這容易不容易？敝民族的腦袋是不是花崗岩作成的？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如前所述，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看上了憲政，乃是認定了它是富國強兵的魔術武器，也就是「綱舉目張」的那個「綱」。這是什麼原因涅？日俄戰爭。該戰爭爆發後，有人議論道：「此非日俄之戰，而是立憲專制二體制之戰也。」（《立憲記聞》，《辛亥革命》，（四），12頁。）有的雜誌說：「大哉日俄之戰，豈非天意示其趨向而啟中國憲政之萌芽乎？」（《以立憲為萬事根本》，《東方雜誌》第二年，第12期「社說」，以上均轉引自諸葛幕群：《中國憲政史研究綱要》）楊度已經把這發現過程說清楚了：「日本與我鄰者千年，前此亦未聞如許之強盛者何也？其時彼亦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憲政體之發明，歐洲列國行之，而列國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國所猝遇而輒敗者，皆富強之國也，又皆立憲之國也，豈不怪哉？」因此，中國人認識到「憲政乃富強之本」，無非是兩個事實：第一，日本效法西方立憲後立刻變得強盛了。第二，中國遇到的無法匹敵的強敵，全都是立憲之國。因此，憲政當然就是人家有咱們沒有的魔術武器，必須趕快弄過來。必須承認，這思維方式當然簡單粗糙，但大致符合確定因果關係的原則。楊度比時人的高明之處，是他還能看到憲政能導致富強的機制何在，那就是它避免了人治的「人亡政息」的弱點。他說，國家最大也最危險的隱患，乃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就是人治國家的通病。所以我們古代也有漢武帝、唐太宗那些英主，但只能富強一時，不能「使一富不可復貧，一強不可復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也就是不可能持續富強，因而在短期內看也有興衰，但從長期看就永無進步。但憲政就不是這麼回事了，法治保證了可持續發展，避免了國政受到領袖個人素質的制約，有無明君都能保證國家持續發展，「人存政舉，人亡而政亦舉，有前進，無後退」。所以，如今的德皇不再是威廉一世，首相也不再是俾士麥，但這並沒有導致他倆開創的事業終止。今日的日本天皇不再是明治，首相也不再是伊藤博文與桂太郎，但日本反倒比過去強大了，這都是靠憲政提供了政策的持續性。這些理由對如今的中國人徹底缺乏說服力。在過往一百年中，中國人越折騰越有出息，倒退到連帝制時代的規矩都沒有了，淪為沒有石碣確定領導人座次的劣等土匪山寨。與此同時，中國卻靠使用流氓手段變得極大的富強了，現在不是咱們仰視羨慕歐洲或日本，而是倒過來鄙視人家土包子了，所以楊度的滔滔雄辯就此黯然失色。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證明了不用法治，專用流氓手段，照樣能使得國家富強起來。這或許不假，可從歷史的長軸來看，中國目前的虛胖，恐怕也仍然是唐宗宋祖式「自一時論之」的「小有興衰」而已。幾十年內中國即使不大亂，能否維持目前的富強也大成問題，一旦大亂則「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終歸於亡國一途而已矣」。於是便應了楊度的話：「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如同正弦波一般，雖然在一個周期內有漲有落，眼下正在瘋漲，但長遠來看平均值仍然是零。所以，即使是將近百年後的今天，也沒有多少國人達到楊度的高度，認識到他指出的法治的優越性，而這是永遠不可能為流氓手段取代的：「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於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故人莫不羨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此非大言而實至理也。」富強還是第二位目標，中國最需要解決而始終沒能解決的難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文明消解社會危機、文明清除防止腐敗、文明轉移權力的文明治國規矩。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就永遠只能是個充滿未知變數、不知何時會爆發的活火山，中國的歷史進程便永遠只會是那周期性大血崩的「正弦波」，一切繁榮都只會是「中興」，永遠有沒落衰亡期緊隨其後。四、 只有帝制才能保證憲政成功楊度認為，只有實行帝制，才能保證憲政成功。他從野心家孫黃輩興兵爭總統大位一事上吸取教訓，認為此事證明了中國的共和絕無可能如法國美國那樣，保證憲政成功。他指出，當時實行的「專制的共和」只能苟安一時。總統大位既然是敞開的，那麼將來中國還不知道會有多少競爭大總統的戰亂，不知何時才能結束。「後來之事，思之膽寒」，執政者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到防止動亂上去了，哪還顧得上國家建設？（Once again，此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百年後的黨國弊病。）所以必須先除去這以武力競爭國家元首的弊病，否則國家永無安寧之日（這話如今仍然適用，歷史上少見這種起碼管一百年的驚人預言）。因此，只有行釜底抽薪之策，把大總統變成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絕了野心家們的想頭，自然也就不會再發生「二次革命」那種搶奪總統大位的武裝叛亂了。這是從防止動亂的消極意義上說，從積極意義上來說，恢復帝制也是憲政實施保證。有人認為共和制改成君主制後，皇帝不想立憲，大家毫無辦法。楊度認為恰好相反，共和制度下才是無法實行憲政，因為人人都知道將來要大亂，所以乾脆不管此事。若改成帝制，「國本既立，人心乃安……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而皇帝也知道他的帝位不是禪讓來的，是從共和制改成的，因此一定會實行憲政，以此作為收買人心的手段。而且，他若想世世代代作君王，也只能靠憲法來保障這一點。如果用人行政都搞獨裁，那麼皇帝就會變成大眾怨恨的靶子，反而不利他的統治。因此為了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他都一定會實行憲政。由此觀之，實行憲政和帝製成了互相依賴的關係，非君主不能實行憲政，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楊度還說，有人以為創業英主都野心勃勃，攬權成了習慣，而立憲君主並沒有直接的行政權力，因此創業皇帝絕不會甘於寂寞，當這種有名無實的皇帝。這些人不知道，「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知道如果作專制皇帝，即使為百姓建立功德，不管是怎樣的豐功偉業，總有人亡政息的一天，還不如確立憲政，使得人存政舉，人亡政也舉，世世代代為人民感戴。所以，惟其是創業英主，才有遠見卓識去實行憲政。楊度這些議論非常雄辯，百年後讀來尚令人覺得氣勢縱橫，遠遠超過為時人稱道的梁任公，可惜思路有很大的破綻，論思辨質量遠遜於他對「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的論證。首先，他頂多只論證了帝制對於實行憲政的必要性，卻徹底忽略了可行性。就連必要性論證，其實也主要是通過論證假共和對憲政的危害性來間接完成的。從邏輯上來看，這論證根本不能成立，當然，在不具備條件下「走向共和」確實只能製造出假共和來，並無希望真正實施憲政，但這一事實本身並不能證明「非實行帝制不足以保證憲政」。除此之外，他只用「實行帝制能杜絕野心家以武力爭奪總統大位的無窮隱患」來證明其必要性，而他恰恰沒有證明為何實行帝制能起到這種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這個必要性論證，還得待百年後的後生蘆某來替他補足。其實我在前頭已經提示了，君主立憲制，乃是中國民主改革的唯一可行途徑，能夠避免革命必然產生的一切弊端。作為過渡階段，君主立憲制可以提供民主共和國必需的硬軟體，使得民主轉型平穩完成於不知不覺間。上面已經說過，在傳統皇朝中，所有的威權機構包括「官軍」、「官府」等等都是所謂「公器」。傳統社會的「公」，其實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但它們並不屬於地方政府或任何私人，主管官員不過是皇帝的代理人，並不是物主，不能得而私之，因此說是「公器」也未嘗不可。採用君主立憲制後，官軍便可以如英國的所謂「皇家空軍」、「皇家海軍」一般，保留的只是個榮譽頭銜，實質上變成了全民公器，從而避免了這些設施因革命落到軍閥或革命黨手上，變成無法解散的私人武裝，保證了國家機器的中立化。君主立憲制也同樣能保證國家從人治順利進化為法治。如上所述，完成這個轉化的最大難題，是在全民心目中建立起至高無上的契約權威。君主立憲制的優點恰在於它沒有這個難題。晚清實行的是以皇帝為終極權威的人治，如果和平轉型為君主立憲，則憲法及其子法便能狐假虎威，借不容置疑的君威，獲得 「王法」的不容挑戰的契約權威。在這個權威的制約下再加強公民教育，使國民逐漸獲得公民的權利、義務等常識，待朝野上下養成了守法用法的本能後，人治社會也就平滑過渡為法治社會，避免了青黃不接必然出現的無政府階段。因此，君主立憲制能夠提供實行民主的硬軟前提的替代品或前身物。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它都是不需要 「軍政」作為前驅的「訓政」階段，乃是中國從舊式專制過渡到民主社會的唯一康庄大道。待到將來人民發育成熟了，要廢黜皇室，話一句耳。它和「軍政 －訓政－憲政」那後患無窮、自相矛盾的瘋話的本質區別，在於君王只是個毫無實權的精神權威，並不是由捏有私人武裝、本人絲毫不懂民主為何物的軍閥來作訓練人民的「民主教師爺」。除此之外，正如梁任公早就在革命前就指出的那樣，有個滿族皇帝，能起到類似英國女王對原海外殖民地的籠絡作用，確保藏蒙留在中國大家庭。廢除滿族皇帝必然要導致蒙藏脫離。而這正是辛亥之後立即就發生的事。蒙古王公馬上表態說，他們當初之所以認為自己是中國一部分，乃是因為曾向清廷宣誓效忠，而且還和清廷結成了世代姻親。如今滿清既然被推翻，則他們的盟約也就隨之解除，再沒必要留在中國了。這從此成了個問題，終民國之世始終沒能解決，如今外蒙仍然是獨立的。最重要的還是，就在「民國」成立前夕，君主立憲制不再是幻想，已經變成了現實。武昌兵變發生後，清廷下了罪己詔，接受了資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內閣、召開國會的建議。在灤州發生「兵諫」之後，清廷又接受了「兵諫」將領張紹曾、藍天蔚等人提出的「政綱十二條」，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聲言「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並開釋政治犯，開放黨禁，承認革命黨為正式政黨，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在憲法頒布之前，先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為向臣民表示誠意，還特地宣誓太廟，以彰信守。《重大信條十九條》於11月3日正式公布，實際上是中國第一部憲法，其實質與英國實行的「虛君共和」非常相似，是今天中國人做夢也沒法指望本世紀末能實現的好事。清廷還真的說到做到，11月9日，資政院選舉任命袁世凱為責任內閣總理大臣。攝政王載灃解除了攝政王稱號，退歸藩邸，皇族內閣解散，乖乖交出權柄，老袁順利組閣，就此獲得了類似英國首相那種至高無上的行政實權。照這條路走下去，中國就能避免後來那一系列災難，逐漸發育成英式民主國家，而老袁本人也能如英國首相那樣，長期擔任國家事實上的一把手，既可滿足他的個人野心，又能充分實現他的改革中國振興民族的宏圖壯志。老袁當上大權在握的內閣總理後，也曾招降竊據南方的革命亂黨，說國家已經實行虛君共和，不必造反了。但宋教仁回信拒絕了招安，一面以更吸引人的「大總統」的名號收買之，一面用暗殺恐嚇之，使得他最終吞下了那個釣鉤。待到老袁發現民國之路走不通時，又想吃回頭草，卻全然意識不到再沒這種好事了。隨著革命「成功」，君主立憲制便成了中國永久錯過、再無可能尋回的破滅的殘夢，而這正是老袁夥同革命亂黨造成的。民國成立後，他本人帶頭宣傳普及「總統人人可做，國家非一家一姓之產，大總統不過是受國民委託的公僕」的「民權思想」。哪怕是在「二次革命」 發動之前，他還要在逮捕潛謀內亂的歹徒的總統令中勸告野心家們：「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國民，須知總統向稱公僕，與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勞逸迥殊，但使眾望久孚，即能被選，何用借端發難，苦我生靈？」這種「總統人人做得」的所謂「民權觀念」空前普及，當然要煽起野心家們的非分之想。這些人因辛亥造成的「綱常崩壞」，不但失去了對「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軍」崩解化為「民軍」而獲得了私人武裝，具有了問鼎實力。同盟會出身的軍閥不必說，袁的北洋袍澤也都開始尾大不掉，就連個辮帥張勳在做了江蘇都督後，袁都無法撤換，只能用更高級別的「長江巡閱使」去贖買之，這在傳統皇朝根本就不可思議，更從不曾在創業英主手下發生過。在這種情況下，宣布改為帝制非但不能杜絕野心家的蠢動，反倒激起了包括北洋將領在內的眾怒——你過去口口聲聲「大總統人人能做」，現在卻絕了咱們的想頭，是可忍，孰不可忍？當然要起來興兵「再造共和」。即使沒有蔡鍔，也遲早會有人完成這「歷史使命」。從軍事上來說，蔡鍔興兵對推翻洪憲王朝毫無效用，他無非是出來作個出頭椽子，使得大眾趁機群起反對罷了。「護國戰爭」毫無什麼光榮可言，蔡鍔更算不得什麼英雄。那場戰爭和後來發生的軍閥混戰一樣，沒有什麼道義上的是非可言。官修史學把這場戰事說成是「帝制不得人心」的證明，那其實也沒說錯，只不過應該改為「帝制不得野心家軍閥們之心」，至於民心向背，則已由此後張勳復辟失敗滿街扔的假辮子充分展示了。奇怪的是，楊度能看到共和製造成了「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於何時」的兇險局面，卻看不到我在上面說的那些事實，竟然幻想以袁稱帝來杜絕這弊病，卻看不到那隻能激起諸侯們武力抗爭，就算送不了老袁的命，也很可能斷送他的總統大位。就算老袁能化險為夷，國家也必然因此開始崩解，迅速滑入競爭大總統之無窮戰亂中。在這種情況下老袁唯一可做的，也就是為自己保留「中國華盛頓」的名聲，把民國那漏船划到他斷氣那天而已。可惜楊度沒看出這點來，無怪乎老袁臨終前要罵他。不過老袁並非小孩子，既然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何以還會看不見我上面說的那些再明顯不過的事？他怎麼不想想，曹丕可以篡漢，司馬氏可以篡魏，可他沒法抄古人故事篡民國，那道理再簡單不過：傳統皇帝的非暴力精神權威來自於「天命論」，而自他接受了南方「臨時參議院」選舉當上了臨時大總統那天起，「天命論」就此蕩然無存。此乃中國專制制度遭受的最慘重的損失，至今仍然是、並將永遠是我黨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誰也沒誤老袁，是他自己誤自己。從國家民族利益而言，袁世凱稱帝在道義上並無錯誤。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使得它徹底喪失了可行性，本可以藉此讓中國避免墮入如今這個不能自拔的爛污制度中。缺乏可行性使得洪憲皇朝變成了醜劇鬧劇，但這只是袁個人的不幸，並非全民損失。袁世凱對全民同時也對自己犯下的大錯，不是稱帝，而是在辛亥時接受了南方革命亂黨的收買，不當總理當總統。在那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他走錯了這一步，便使得中國失去了「我們的光榮革命」，也使得他本人失去了「現代民主中國國父」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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