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我在學習漢語的同時也在學德語

沃爾夫岡·顧彬（圖片來自網路）國慶節前幾天我在廣西大學作過一個報告。南寧的同事們要求我談漢學對中國學者有什麼用。報告結束後來了一個姑娘問我，我能不能夠提升我中文的發音。還加了一句奇怪的話，「在德國肯定會有好多孔子學院」。她好像覺得我這個已經教20年現代漢語、20年古代漢語的人還需要一個中國來的老師教我標準的發音。從理論來說她是對的，因為連孔子也說過他還會需要一個老師。幾個星期前另外一個中國學生在汕頭大學看了我在《南方周末》發表的散文後，告訴我，如果我多用書面語言，我的作品才更好。另外，一個留在德國的中國商人說我的中文是娃娃中文。每一次《南方周末》發表了我的文章後，她拚命地給我修改。奇怪的是，她改善了我的中文後，她開始對自己的中文水平表示懷疑。她越修改我的第三母語，越不滿意自己的中文。最後她不得不承認，她的母語受到了「文革」的影響。是的，她的時代就是這樣。我也是「文革」時代學現代漢語的。40年前我第一次來華，我在北京語言學院才學了一年的現代漢語。當時我已經快三十歲。作為一個中年人我能學得更好嗎？另外，一年之內會學多少呢？我的中國學生，在波恩大學跟我讀完博士後，一個一個地回國。雖然他們在德國待了幾年，他們的德文通常馬馬虎虎。別忘了，他們來的時候，不是三十歲，才二十多歲。我問他們，為什麼在德國幾年後他們的德文還是結結巴巴的，他們的回答都是一種口氣：德文太難。是的，德文非常難學，不過中文更是。因此批評我現代漢語的人是不是對我要求太高了呢？不過，情況還要複雜一些。我不光是學者，也是詩人。我已經出版了13本文學作品。2015年還會出4本吧。作為一個漢學家或者作家我想用最深刻的、最美的詞。在語言方面我受到了馬丁·路德和黑格爾的影響，我的德文比較複雜，不容易很快看懂、聽明白，因此我的文學作品在德語國家讀者較少。可是在中國不少人買我的譯本，因為我的詩歌譯者選譯一些看起來簡單的作品。在「文革」的時候只能學工農兵的語言，在德國當時的大學我只能學古代漢語，因為大部分大學只教古代漢語。那麼為什麼我用中文寫作不多加成語或者古文的說法呢？無論我寫英文還是漢語，我希望我的讀者不要因為複雜的語言而頭疼。我的原則是越簡單越美。學神學的時候我經常聽老師們給我們講耶穌要求我們應該再做孩子。從神學慢慢轉到漢學的時候，我碰到一個明朝的哲學家，大概是李贄，他要求我們應該多學兒童的心。好像孩子的話才總是清楚的，有清楚的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要重新學德文，不能再用納粹分子用的、歪曲的語言。因此奧地利詩人君特·艾希（Günther Eich）一首有名的詩《清點》（Inventur，1947）這樣開始：「這是我的帽子，/我的外套，/ 我裝在粗麻布袋裡/的刮鬍具。」孩子的語言嗎？肯定，但是美，也非常深刻。因為要重新學母語，所以當時德語國家的作家也多學外語、翻譯外國文學。比如Eich開始在海德堡大學學古代漢語，然後他翻譯了唐詩宋詞。雖然已經過了五六十年，我們今天還看他的翻譯，還是羨慕他的德文。我呢？每天通過翻譯中國當代詩歌，我學習德語，並且提高我母語的水平。因此學習漢語對我來說也是學習德語。2015年我70歲，我還需要學我的母語嗎？是的，語言是我們存在的家鄉。如果不談我小時候學的拉丁文這類的古代語言的話，我最少有三種家鄉，漢語就是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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