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的孩子不該是妓女，是的我相信

06-26

妓院，你去過嗎？

嚴肅，別笑——

這個世界上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去過……不，應該說他們就生在妓院。

琪琪是其中的一分子，她如是說：

「到我們樓里來的男人不好，醉醺醺地大吵大鬧，還滿嘴髒話。」

「那個女人問我，什麼時候會去街上拉客。他們說就快了。」

說出這番話的琪琪只有9歲。

小男孩阿吉10歲了。

「我的未來沒有希望。」

「念書？我們都快吃不飽了，還念書呢。」

出生環境教會小女孩塔塔的是：

「生活本來就很痛苦，就是這樣而已。」

你有沒想過——

妓院，這個成年人聽上去挑逗又刺激的地方，對於這些孩子，是一座走不出的囚籠。

琪琪、阿吉和塔塔，這三個來自印度加爾各答的孩子，因為一部紀錄片，成為主角——

《生於妓院：加爾各答紅燈區的孩子們》

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

這部片其實還有一個比較sunshine的中文名：《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

它是第7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

導演澤娜·布里斯基，畢業於劍橋大學，神學專業出身，卻對攝影情有獨鍾。

她相信，不論創作者、觀賞者，都應該從藝術汲取生命的能量。

上世紀90年代，當時還是個小記者的澤娜來到印度。

一下子掉進印度式苦難的海洋：

墮胎、嫁妝式死亡、寡婦城、童婚……

她去了亞洲最大紅燈區——位於加爾各答的索納加奇。

一個被鄙棄的孤島。

性交易、毒品、賭博、暴力、謀殺……它源源不斷地滋生著犯罪，也吸納著數不清的赤貧人口。

在印度，有一個普遍說法：妓女的女兒生來就是妓女。

還未出生，命運就先給她們下達了判決書。

她們從小沒有爸爸，也不知道爸爸是誰。

不妨用跟「12」有關的一組數據來佐證：

索納加奇的性工作者中，有12000名未成年人。

最小的不到12歲。

每天收入，不過12元。

女孩成為雛妓，男孩加入黑幫，這就是生於妓院的成長軌跡。

所以，和「失足婦女」不同，這裡的女孩，從小就被「纏足」和「禁足」。

印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擁有更多的現代奴隸。該國有數百萬成年女性和女孩身居妓院，這些人在最初的數年常被拘禁，直到她們逐漸屈從於自己的命運。（《紐約時報》）

在這部片拍攝中，就有慘事發生：阿吉的母親，被皮條客放火燒死了。

目睹紅燈區種種景象，澤娜感到一種無以言表的震驚。

她意識到：這才是我來印度的原因。

她要用鏡頭拍下妓女的處境。

問題是，一個白種人，在紅燈區，手持攝像機錄像？幾乎不可能。

女人臉上的神情寫滿了絕望、麻木……更多的，是警惕。

隨便走一趟，發現你的行蹤「不對勁」，你就會被當地勢力盯梢。

為難之際，妓女的孩子，引起澤娜注意。

這些純真活潑的小天使，像是裂縫處的花朵。

這八個孩子，成為影片主角。

這八個孩子看上去，和一般孩子沒什麼不同。

你看，鏡頭前的孩子，一樣的笑容明媚，一樣的眼神清澈。

但你再細味他們的話。

怎麼說，都帶著一種和年齡並不相符的早熟。

比如阿吉，他對生活的態度是——

「看起來雖難過，但依然得面對。因為這就是事實。」

女孩的處境更糟。

她們通常都被看成是家裡的搖錢樹，負責打雜、掙錢養家，還有可能被賣去當雛妓。

她們的母親是妓女，父親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要麼販毒，要麼賣私酒，或者早就死了。

於是，小女孩塔塔說——

「我得討生活……我從沒真正想過會有錢。就算窮，也可以很快樂。」

Sir印象最深的，是琪琪。

我媽沒辦法照顧我

我爸想把我賣掉

我姐沒救我的話，我早就被賣了

好怕自己會跟她們一樣

是的，她更多的是怕。

琪琪差點被賣掉，她害怕走上母親的老路，但，如果真的強迫她賣淫，她大概也……無法反抗。

在這些貌似一樣開心的笑容下，每個孩子都深知自己的宿命。

她們潛意識已屈服了命運的安排。

一篇紀實報道，主題攝影作品，主角是紅燈區的孩子，這個題材依今天的媒體邏輯——天然具有爆款相。

它只要記錄一個憐憫到另一個憐憫，就能引來大眾「哇」的一聲，賺人眼淚，再刷爆朋友圈。

但《生於妓院》的了不起在於，它不僅不帶偏見地記錄苦難，它還想，拯救苦難。

澤娜不僅把索納加奇當成錄影取材地，她還在嘗試各種手段，一點點地幫孩子們爭取改變的可能。

首先：把孩子救出妓院。

為了這事，澤娜為孩子做了三件了不起的事。

她先教他們攝影。

實際上，片子以八個孩子為主角，是孩子的「選擇」。

這些孩子一開始就被澤娜的相機吸引。

既然孩子有濃厚的興趣，澤娜想，為什麼不教孩子使用相機，透過他們的眼睛，觀察和記錄紅燈區景象？

她把紐約攝影師羅伯普萊吉請來，教孩子們拍照。

用這種方式，她想告訴孩子：世界很大，你要去看看。

澤娜變著法地一點點激發他們的潛能。

一部相機，給孩子帶來想不到的樂趣。

這種樂趣，讓他們暫時擺脫了性交易、討生活、挨打挨罵的日常……

看看這群小攝影師的學習成績——畫風不一，街頭派，風景派，群像派。

還有抽象派。

最後這張「抽象派」出自阿吉，藝術感極好，在構圖方面尤其敏銳。

真正吸引孩子的，難說是攝影這門藝術本身。

但可以肯定，比起被呵斥、被鄙視、被侮辱的生活，攝影更讓他們快樂。

更重要的，是收穫了一種被關愛、被重視的尊嚴。

第二件，她為他們申請學校。

攝影課還沒結束，發生了讓澤娜揪心的事：一個11歲的女生結婚了；另一個14歲的女生開始賣淫。

這讓澤娜進一步認清，改變女孩的命運，避免女承母業，除了樂趣，更穩妥的出路，是教育。

必須儘快聯繫學校。

設法幫他們找到好學校

否則他們又會回到紅燈區去

其中一個小女生已經開始賣淫了

這些孩子不想待在那裡

有寄宿學校願意接收他們嗎？

一頓詢問，換來的卻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復——

「沒地方會願意收留他們的。」

原來，寄宿學校從來拒絕妓院的孩子。

一方面，校方懷疑這些孩子感染艾滋……

另一方面，老師也極力推卸責任，他們會告訴家長：（孩子讀書）誰來賺錢？

為什麼要她進我們寄宿學校？

她一上學，就不能賺錢了

還是有學校願意接收紅燈區的孩子的，只是——

只要男生，不要女生。

好不容易，終於有學校同意接收女孩，卻有父母的阻撓。

理由是，在學校吃不好……

就算男孩的入學問題解決了，女孩呢？

就算一時入了學，能讀完完整一學年嗎？

抱歉，誰也無法保證。

澤娜想出了第三步，她帶孩子們出國辦攝影展。

不止給孩子辦影展，還領他們見識紅燈區外的世界。

兩次紐約影展，一次牛津藝廊展覽。

他們的照片，被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AI）拿去做成月曆；被蘇富比拍賣……

孩子們在展覽現場，興奮地接受記者的採訪，還上了報紙、電視。

神似《家有兒女》中小雨的這個胖男孩，有個大大的夢想：成為攝影師。

他是個「靈魂派」畫手，會用畫畫表達情緒。

阿吉獨特的攝影天分，驚呆了攝影老師羅伯普萊吉。

他果斷為阿吉申請了去荷蘭參加影展的名額。

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每年只有9個兒童得到這個機會，不順，卡在護照上。

紅燈區的孩子不能辦護照。

護照終於申請下來。阿吉要去荷蘭參觀影展。

車上的阿吉告訴司機：開慢一點。

萬一我出車禍，我就到不了了

就沒辦法實現我的夢想

坦白講，從沒有哪部電影，讓Sir如此緊張地期待結局。

但當Sir看完結局後，Sir又不禁反思，結局重要嗎？

2005年奧斯卡頒獎禮，其中一個孩子，普瑞蒂被邀請登上奧斯卡領獎台，這可能是她這輩子第一次面對這麼多人，她手裡捧著小金人，哭了。

普瑞蒂一開始，「一切像極了一個童話故事，我依然記得當初獲獎時和其他人相擁的溫暖。太美妙了！」

再之後，她被媽媽一個電話叫回印度，上了兩個月學後，重蹈覆轍，成為妓院頭牌。

面對這一選擇，普瑞蒂並沒有表現出太多掙扎——

我媽只有我一個孩子，我沒有其他生存技能，只能靠肉體來承擔家庭負擔。就是這麼簡單。

這篇來自《天府早報》的報道最後提到——

據印度警方透露，普瑞蒂目前在加爾各答勢力最大的黑社會控制下的一個妓院。由於她是自願賣淫，按照印度的法律，警方也沒法採取行動將她解救出來。

儘管普瑞蒂承認她知道澤娜阿姨很失望。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看過這部紀錄片，知道後續發展後，質疑澤娜只關注個人，沒有關注造成紅燈區孩子困境的結構性因素，「假慈悲」的原因。

澤娜的回應讓Sir拍爛手掌。

「我不是社會工作者，我只是一個攝影師。」

是啊，結構盤根錯節，豈是憑一人之力能洞見並改變？

命運的兇悍粗暴，豈是憑一人之力預見就改變？

呈現你看見的，改變你能改變的，這些邊邊角角的小事，難道就沒有價值？

甚至應該被苛責？

比起同樣把目光投向印度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ir更推薦《生於妓院》。

它沒有一個傳奇性的，光明的尾巴。

在後者的世界，藝術家的一廂情願是不存在的，但也因為它無能為力的結局，我們反而探尋到一種更積極，紮實的世界觀——

我們看見黑暗，我們可能擊退不了黑暗，但在命運之外，我們永遠存在更好的選擇。

親自上場。

而不是叉著腰站在那裡，指指點點，作壁上觀。

導演澤娜設立孩子與相機（Kids With Cameras）基金會（非盈利），用來資助孩子們讀書。

其中一個印度孩子琪琪，通過澤娜資助，在美國猶他州一所頗有名望的大學讀書。

澤娜說：

你不能把你的攝像機當作是人類苦難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