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視野下新加坡「田園城市」的再認識及啟示 | 風景園林新青年 YouthLA

摘要：從城市史和城市化角度對新加坡田園城市建設進行再認識，跳出過去多從綠化手法與形式方面的理解，總結在創造人與自然和諧人居環境的過程中應當學習的幾個原則：（1）在合理的生態單元中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城市化空間模式；（2）放眼大地景觀制定長遠規劃，合理保護與營造自然系統；（3）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城市文化的培育。Abstract: People used to learn about the concept of garde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ery approach and form. This paper presented a renew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ngapore Garde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history and urbanization and proposed a few principles for the creation of a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hey include exploring the urbanization spatial patterns of a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in a reasonable ecological unit, developing a long-term planning to protect and create natural systems and promoting the urban culture that emphasized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關鍵詞：風景園林；田園城市；人居環境；城市史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arden City; Living Environment; City History

「田園城市」(Garden City)取自於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是20世紀城市規劃史中一個廣泛使用的理論，為引導城市可持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認的「田園城市」建設較為成功的案例。在國內，從學術研究到地方政府建設取經，均對該城市有很多關注。尤其在1992年國家大力倡導「園林城市」建設以來，很多城市都以新加坡為榜樣，現在更有一些城市提出了「田園城市」的建設目標，如：成都。但縱觀現有的對於新加坡「田園城市」的研究，將其理解為「花園城市」，從綠化手法和花園建設方式方面切入為多，而從人居環境建設、城市化層面理解較少的。綠化、美化確是促成「田園城市」形成的重要方面，尤其對於新加坡這樣一個面積小、人口多，重視人工環境建設的島國，對這一方面加強關注確實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僅從此方面討論「田園城市」，強調「花園」，則有浮於表面，而未及精髓之嫌。中國城市若僅學此景觀美化之法，對於快速城市化階段中的諸多城市來講，是明顯不夠的。一個世界級的「田園城市」的形成，不只是簡單的花園建設過程就能夠完成的。本文從新加坡城市建設的歷史談起，是對「田園城市」建設經驗的再認識。

2 新加坡「田園城市」理念的淵源

2.1 國際城市規劃的影響

一般認為，1960年代末李光耀明確提出「田園城市」的目標，是新加坡「田園城市」建設的開始。追溯新加坡城市建設的歷史可以發現，「田園城市」的理念在此之前已有端倪。

1958年之前，新加坡長期為英屬殖民地，城市建設囿於東南部地帶的殖民區。其間做過幾版城市規劃，獨立前的最後一版規劃是1958年的總體規劃(master plan 1958)，這也是殖民時期較為完整的一版總體規劃。這次規劃中，殖民政府明確提出了用「分散」布局的理念來應對城市發展，其中也包含了發展新城，利用綠帶限制中心城區繼續增長的舉措。①這些措施從規劃理念到規劃手法均有很多特徵與1944年由帕特里克·阿克貝隆比亞(Patrick Abercrombie)制定的大倫敦規劃有相似之處。可見其明顯受到了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影響，與英國霍華德所倡導的「田園城市」運動有很大關係(儘管這種相似僅僅停留在空間形式上，而沒有涉及更多的社會改革等問題)。

1959年，新加坡獨立，城市大規模建設漸次展開。建國初期李光耀為首的工人革命黨廣泛接受國際援助，其中也包括城市規劃方面。1963年，聯合國城市發展專家科尼斯布格（Koenigsberger）教授②幫助新加坡制定了一版新的概念規劃。這一規劃提出了「環狀城市」(Koenigsberger Plan, 1963)的概念，規划了一個400萬人口的城市，島嶼的中心保留了大片的自然地帶(中心「集水區」)，外圍利用環狀交通，串聯布置一系列新城，跳出了原有的東南部舊城中心區，而在全島範圍綜合布局(圖01)。這雖是一個概念構思，卻為新加坡的「田園城市」建設奠定了一個最基礎的空間架構理念。

上述兩次規劃都沒有得到直接的實施。但是他們都強調了在發展城市過程中對城市蔓延的控制、對城市化的引導，以及自然資源的保護，是對新加坡空間發展模式的探討，是新加坡「田園城市」建設的淵源之一。

2.2 「田園城市」為李光耀改善新加坡人居環境的舉措

另一個淵源和李光耀的直接領導有關。剛剛獨立後的新加坡，人們主要聚集在南部的舊城中心區，國家一片破敗，長期殖民統治留下了東南亞最大的城市貧民窟(1960年之前一直是)，人民失業率達13%[1]。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政府一直以解決居住和就業問題為重心，大量建設公共住宅，改造城市中心區，積極發展工業，建設工業區(如：裕廊(Jurong)工業區)，情況與工業化早期的發展中國家非常相似：實用性的和務實型的城市建設居於主導地位，而缺乏整體的城市建設理念和城市架構。

1960年代中期，李光耀19開始醞釀新的城市發展目標。1963年，他發起了「植樹運動」，提出綠化城市，改變建國初期側重於關注城市建成區的做法(這一年也是「環狀城市」概念提出的同一年，國際專家也開始提出保護更大規模的自然資源)。5年之後，1968年12月15日，李光耀正式提出「田園城市」的概念，以引導和改善新加坡整體人居環境，這也形成了指導新加坡人居環境建設的第一個整體的城市理念。這一城市理念的提出既繼承了之前傳入新加坡的世界「田園城市」運動的規劃思想，也是應新加坡改善城市面貌、創造美好人居環境的現實需要。

真正地將「田園城市」理念付諸城市建設實踐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這一過程持續了30多年，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初具成果，並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從其歷史看，可以分為兩個過程來認識。

3.1 過程一(1971-)：探索有限土地資源的城市空間模式

1971年的概念規劃是新加坡城市發展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規劃。從全島範圍對新加坡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土地利用規劃，確定了兩個基本的城市空間模式。

3.1.1 「環狀城市」格局被明確

1963年曾提到的「環狀城市」的理念在1971年的規劃中被確定下來。這一概念模仿荷蘭蘭斯塔的地區(阿姆斯特丹、哈萊姆、烏得勒支、代爾夫特、鹿特丹等一組大城市，形成了一個環狀，包圍了中心開闊的鄉村，中間的空地用作雨水收集、食物生產、遊憩和快速交通)，為快速城市化時期的新加坡保留了中心廣大的自然地帶(中央集水區和原始森林)，這一策略一直延續至今，使其成為了新加坡今天最大的生態基礎設施核心。「環狀」還確定了一個分散的、帶狀新城分布格局，將一個舊的新加坡殖民城市化解為一個項鏈式的「新城環」，由現代交通系統MRT連接。這一架構確定了全島範圍城市與自然的分布格局，構建了「田園城市」的基礎。

3.1.2「新城模式」

環上的每個新城面積都不太大，其中包含了公園、學校、商業等功能。公園被看做其中重要的城市要素，與城市、學校、交通設施、居住、購物中心、工業區等其他功能進行平衡，成為住房發展的一部分，並且分等級建設：包括城鎮公園(5±10hm2)，每個鄰里有一個鄰里公園(1±1.5hm2)，以及遊戲場，用泳池等等。其基本模式是在解決居住問題、引導城市化的同時布置公園綠地。由於預見到快速增長的人口與有限的國土面積之間的矛盾，新加坡的新城採用高層租屋與公園相互結合的形式，和歐洲鄰里單位不同。[2]從1967年到1982年，城市開放空間建設用地的面積由709hm2增長到1725hm2，從13%增長到30%[3]，大多由新城公園建設所貢獻(圖02-03)。

在今天看來，這一新城模式並不新鮮。但是要考慮到全島有限的6.47萬km2的國土面積(北京市土地面積約168萬km2，其中平原面積約63.90km2，幾乎是新加坡的10倍)，在城市化尚未全面展開之初，就規划了多個新城(到1996年發展建設了13個新城)，短時間內合理解決了大量人口的居住問題，並沒有城市蔓延，且為今後的綠地建設留有餘地，足可見其遠見。

「環狀城市」與「新城模式」在之後的實踐中一直被應用。1991年，新加坡制定了新一輪的概念規劃，基本上是1971年概念規劃的發展與延續(圖04)。此時新加坡的人口已接近400萬。在1971年的「環狀規劃」建設的基礎上，1991年的規劃中增加了第5個廊道，這一廊道沿著東北方向規划了10個新城，並用同樣的模式在尤蘭(Woodlands)、淡濱尼(Tampines)、裕廊和實里達(Seletar)建立了4個新的區域中心，每個容納8萬人。未被發展的島嶼如烏敏島(Pulau Ubin)和德光島(Pulau Tekong)也被納入規劃，由MRT連接(URA, 1991:16)，這是1970年代城市化空間模式的延續。之後，新加坡的新城格局更像是「星群」，之間留有大量的綠地和生態地帶(圖05)。

3.2 過程二(1981-)：全島開放空間建設

3.2.1 提供更多的開放空間

1980年代，對於綠地和公園的建設已經不僅僅是和新城相伴隨的參加平衡的土地。在20年快速城市建設之後，人們對於自然環境和開放空間的需求大大增強，開放空間逐漸成了規劃考慮的主要內容，人們開始強調更高質量的生活。

一方面，1980年代之後的新城建設中開放空間的供應明顯增多。在1970年代，新城規模是373hm2，3.7萬戶，只有3.4%的土地開闢為開放空間；1982年之後，新城原型一般是625hm2，4萬戶，其中4%的用地開闢為開放空間。

另一方面，在全島範圍，新加坡政府於1981年提出了一個五年計劃，促進五個區域公園遊憩設施的發展，其中包括了東西海岸公園等。公園成為高質量住宅和服務環境的重要組成。原有和新建的公園共同發展，到1985年，新加坡的公園數量增至32個，佔地面積從0.8hm2到206hm2，全島開放空間總佔地增至3000hm2③。大量農業用地也逐漸被改造成為公園。並規划出大量土地專門用於植樹、綠色緩衝帶和公園的發展。

1990年代之後，又有多項綠色專項規劃漸次展開。如1993的綠色規劃(Green Plan)，其中明確提出了保護島嶼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遺產。2001年，新加坡概念規劃提出增加綠地以滿足大量人口的遊憩需要，並保護其他現存的自然區域，使其儘可能長時間的保持在自然狀態。這項規劃幾乎將全島綠色空間增加了一倍，從2500hm2到4500hm2，新提供的開放空間相當於34個碧山公園(Bishan Park)。除了在全島尺度上增加綠地，多樣的小尺度的規劃也以同樣的目標在不同的層次上展開[2]。

3.2.2 公園「連接體」(Connector)的建設(綠地系統建設)

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新加坡進入了構建生態網路、重新建構人工自然系統的階段。1989年，公園與遊憩局開始制定一個全島範圍的公園網路。一些300hm2的新的公園和開放空間於1990年代開始規劃，他們之間通過步行和自行車道以及公園連接器相連，強調發展多樣的開放空間。從此，公園與開放空間的建設開始向建立完整的網路體系的方向發展，其建設過程也廣泛融入了地景生態學原理。1991年，政府制定綠地和水域規劃，這是1989年制定的公園網路規劃的具體化，明確提出並規划了6種不同類型的開放空間④(自然開放空間、主要公園和花園、運動和遊憩場所、邊界隔離帶、內在的綠道和連接器、其他)，並在概念規劃中將這些空間類型系統明確的融入到了建設發展中。規劃顯示了公園(國家公園)之間的連接，提供了改善遊憩機會的框架。該規劃還確定了每1 000新加坡人將擁有2.4hm2開放空間(巴黎是0.9hm2)的目標[2]。

從1986到2007年間，新加坡綠化覆蓋率從36%提升到了47%(圖06)，儘管人口增長了68%⑤。同時，綠地網路逐步完善，新城格局逐步健全，對於自然地帶的保護措施也逐步加強，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宜居城市，同時也是一座卓越的熱帶城市(圖07)。

4 新加坡「田園城市」建設的社會基礎

4.1 政府主導

新加坡「田園城市」的建設，其政府強大的執行力起到了關鍵作用。

一方面，政府廣泛接觸國際社會，緊緊跟隨和正確把握全球綠色運動的趨勢，並大膽付諸實踐。例如：1972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會議後，新加坡隨即成立了環境部；1987年布倫特蘭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發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後，新加坡於1989年建立了雙溪布洛濕地保護區(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Rio Summit)後，新加坡同年就開始制定綠色規劃(Green Plan)。[4]反應速度之快，革命性之強，在東南亞絕無僅有。

另一方面，政府通過主導公共住房建設的方式合理引導城市化。國際經驗上，一旦住房和土地為個人所有，就很難控制城市化，蔓延在所難免，規劃再好的綠地和自然保護區也都很難倖免。新加坡政府通過公共住房建設的方式，合理引導了城市化，使得各個新城的規模在有限的空間內而沒有蔓延，從而實現「新城模式」。在快速城市化階段，政府主導的形式避免了個人利益的膨脹並保障了公共利益，保存和建設了大量綠色地帶。

再一方面，政府設置了許多專門的管理機構。這些管理機構在推動「田園城市」建設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73年，田園城市行動委員會（Garden City Action Committee, 簡稱GCAC）成立，並為最高國家僱員所領導，由代表管理國家發展的主要管理人員的代表組成——國家發展部、裕廊新城公司和住房與發展委員會等，成為了一個具有統領協調性的機構。這個組織不僅僅協調不同政府機構，監督土地利用規劃的實施，而且還為開放空間和公園建設提供規劃標準。另外國家公園部(National Parks Board)和發展部，公共住房部(Housing Authority)和城市發展部(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都為「田園城市」的建設起到了關鍵作用。[5]

4.2 「田園城市」做為「國家身份」和城市文化的一種

新加坡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田園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實施過程正是新加坡這個剛剛獨立不久的國家在全球範圍尋找國家認同感和國家身份的過程。這兩個過程互相促進和融合，使得「田園城市」逐漸成為新加坡的一種文化，並成為了一個城市特色和地方民族文化特徵的核心觀念。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一些非政府環境組織(如：自然社會（the Nature Society Singapore[4]等)逐漸興起，標誌著這種文化已經逐漸深入民心。到1990年代，這些NGO組織的力量有時甚至超越政府，自下而上地推動了「田園城市」的建設：1990國家公園法案、1993國家第一次新加坡綠色規劃(SGP)、SGP2012(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2)等工作的展開都和來自公民的意見有關。[6]

5.1 在合理的生態單元中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城市化空間模式

不論1963年的規劃，1971年的規劃，還是1991年的規劃，所探討的土地利用規劃範圍都囊括了全島。對於新加坡來說，這是一個生態單元，一個流域單元，也是一個島嶼單元。只有在這一有限的土地資源範圍內全面評估生態資源與城市的關係，才能探索形成合理的「環狀城市」、「新城模式」等城市化空間格局，才能更合理地布置人與自然的空間關係。這一點在中國大多數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很難得到認識和執行。大多數的規劃不能在一個合理的生態流域單元內進行，更不能全面評估這個範圍內的自然資源，並探索合理的城市化空間發展模式。

20世紀90年代，吳良鏞院士曾提出要在長三角城市化過程中保留大量的自然地帶[7]；孟兆禎院士曾提出「城市化進程應包含人工重建城市自然生態環境，城市化和自然化歸於統一」[8]；仇保興副部長在2010年IFLA大會上提出要引導城市化和自然相協調⑥；都是提醒我們，要綜合地布置生態資源和城市空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已經有這樣的聲音出現。這也正是新加坡1960-1980年代所經歷的過程。這是中國城市建設需要學習的最要緊的事情。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正在被城市化所吞噬，城市正在蔓延，合理地解決城市化和生態資源的關係迫在眉睫。

5.2 放眼大地景觀，制定長遠規劃，合理保護與營造自然系統

應該說，任何一個地區的城市化過程都會伴隨著對於生態資源的破壞，只是破壞的程度不同，新加坡也一樣。1883年的新加坡，93%的熱帶森林已經被毀壞[9]，剩餘的自然地帶已經很少。之後的城市化也在更加劇烈地改變大地的面貌(圖08)[10]。這種對於大地景觀的改變是必然的，但如果能夠對自然系統和城市建成區進行綜合布局，並對第二自然進行合理再造，也可以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的人居環境。美國生態學家理查德-T-T-福曼（Richard T.T. Forman）提到在人類聚居區發展的過程中應該重塑大地⑦，也正是此意。

新加坡的成功也可以從這一視角來理解。她所經歷的兩個關鍵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合理城市化布局的過程；第二個過程是自然系統再造的過程。這兩個不同的過程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不能在第一個過程中為綠地的發展留有餘地，則不可能有今後更高質量的自然系統建設；如果沒有第二個過程的補充，也不能形成高質量的自然系統。這兩個過程總體上來說是對於全島大地景觀綜合再造的過程。

另外，這樣的過程是需要長遠的規劃作為保障的。新加坡制定的1971年規劃，不僅涉及了城市建成區域，還有廣大的生態資源，其實施過程近30年，是一項長遠規劃。儘管之後有修正，但是基本的城市與自然的格局已經確定。在快速城市化之前制定這樣具有較強可實施性的長遠規劃，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十分關鍵的。

5.3 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城市文化培育

中國古人講「用天之利，立人之紀」⑧，當代西方多用人類生態學來研究環境問題，也講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過程中要協調人的關係。這需要創造人與自然和諧的城市文化。新加坡的成功正在於「田園城市」城市文化的培育。這種文化由政府自上而下發起，逐漸推動社會共識，轉為自下而上的公眾力量，共同推動「田園城市」的建設。中國城市建設要實現真正的人與自然和諧的人居環境，亦需要再此方面下功夫。

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提到的最為深刻：「……城市的改進決非小小的單方面的改革。城市設計的任務當中包含著一項更重大的任務：重新建造人類文明。我們必須改變人類生活中的寄生性、掠奪性的內容，這些消極東西所佔的地盤如今越來越大了；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有效的共生模式……最終讓人們生活在一個相互合作的模式當中。如今的問題在於如何實現協調，如何在那些更重要、更基本的人類價值觀念的基礎上，而不是在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權利慾和利潤欲的基礎上進行協調。……改變我們經濟制度中那些乖張離奇的機理，使之服務於人類目的，並為人類文化構想和創造新鮮的形式。」[11]

以上三個方面都是從宏觀方面和城市史的視角來理解新加坡「田園城市」的經驗。目前，中國整體處於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大量城市所處的階段和新加坡所處的1960到198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是在人居環境建設過程中處理好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的關係，需從長計議，並在適當的生態單元中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居環境模式。至於美化綠化之手法，則為「錦上添花」[12]之事了。

注釋：

①URA. Shaping Singapore[Z]. Singapore: APD Singapore Pte Ltl, 2005。②一位德國建築師、規劃師,聯合國經濟委員會非洲住房顧問。③Revised Master Plan. Report of Survey[R]. 1985.④（1）自然開放空間：例如紅樹林、濕地、森林和自然保護區；（2）主要公園和花園：區域公園和地區公園；（3）運動和遊憩場所：高爾夫場、探險公園、露營場所等；（4）邊界隔離：主要公園和遊憩區域的綠地連接，城市化區域外的綠帶；（5）內在的綠道和連接器：利用社區定義鄰里與範圍，2-3萬人；（6）其他：軍用訓練和農業。⑤Singapore :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Lively and Liveable Singapore: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lueprint)[Z].2009: 29⑥仇保興.城市化與自然相協調[R].蘇州: IFLA第47世界大會,2010.⑦Forman.Mold the land [R].北京:清華大學,2010,6.⑧[唐]劉禹錫.天論[O]//[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450.⑨圖01 引自URA. Shaping Singapore[Z]. Singapore: APD Singapore Pte Ltl, 2005；圖02、03為作者自攝；圖04、05引自：Edmund Waller. Landscape planning in Singapore[M].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1；圖06引自：Singapore :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A Lively and Liveable Singapore: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lueprint)[Z].2009: 29;圖07參考Rodolphe De Koninck, Julie Drolet, Marc Girard. Singapore : an atlas of perpetual territorial transformation[M]. Singapore : NUS Press, 2008繪製;圖08引自：Richard T. Corlett.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1819-1900[J].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1992,19,412。

參考文獻：

[1][4][6][9]Min Geh and Ilsa Sharp. Singapore』s Natural Environ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 Construct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d Use Imperatives[C]//Tai-Chee Wong, Belinda Yuen, Charles Goldblum. Spatial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Singapore.Dordrecht :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2008: 186,189,193,185.[2]Xavier Guillot. Vertical Living and the Garden City: The Sustainability of an Urban Figure[C]//Tai-Chee Wong, Belinda Yuen, Charles Goldblum. Spatial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Singapore.Dordrecht :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2008: 151-162.[3]Belinda Yuen. Creating the Garden City: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J]. Urban Studies, 1996,33(6):955-970.[5]Ooi, Giok Ling. Singapore-Assessing the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ility[C]// New Jersey :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ingapore : Hackensack.Sustainability and cities : concept and assessment. N.J. : World Scientific Pub,2005:81-108.[7]吳良鏞.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建築環境的保護與發展——以長江三角洲地區為例[C]//吳良鏞.吳良鏞城市研究論文集——迎接新世紀的來臨.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6:211-229.[8]孟兆禎.城市化進程中的風景園林[J].中國園林,1998,(3):4-7.[10]Richard T. Corlett.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1819-1900[J].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1992,19:412.[11][美]劉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嶺,李翔寧,周鳴浩譯.城市文化[M].北京:中國建築工程出版社,2009:8-12.[12]吳良鏞.「錦上添花」與「雪中送炭」——園林建設斷想[J].城市規劃,1982,(5):16-17.

作者簡介：袁琳/男/河南人/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博士生（北京 100081）

Biography:YUAN Lin, a native of He』 nan ,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majored in Urban Planning.（Beijing 100081）

返回目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