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後游擊戰（6）戰略防禦階段的敵後抗戰

06-26

東北抗日聯軍第1路軍總司令楊靖宇

在戰略防禦階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是日本的戰略進攻階段。日軍於1937年7月底佔領了北平、天津後，即沿平綏(北平至歸綏)、平漢(北平至漢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鐵路向華北各地進攻。

8月下旬，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陝西開赴山西，加入華北作戰。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軍主要是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舉行作戰，以小部分兵力進行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武裝的工作。八路軍第115師於1937年9月中旬開到以恆山為依託的晉東北地區。9月22日，日軍第5師團一部從靈丘向平型關方向推進。9月25日，第115師一部在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首戰告捷，一舉殲滅日軍板垣師團第21旅團一部1000餘人，擊毀日軍汽車100餘輛，繳獲了一批輜重和武器。平型關這一仗是全國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它粉碎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勝利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使許多人由此相信共產黨不但堅決抗日，並且是有能力戰勝敵人的。接著，八路軍3個師又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忻口戰役。忻口會戰歷時20餘天，是華北戰場上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也是國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較好的一次戰役。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等抗日武裝，在毛澤東制定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指導下，深入日軍佔領區的後方，放手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軍，消耗其力量，切斷其交通，並在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河南等省，廣泛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使游擊戰由山區發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網地區，箝制大量日軍，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具有極重要的戰略地位。

1937年10月，國共兩黨協議，將湘、贛、閩、粵、浙、鄂、豫、皖等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政治委員兼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分別擔任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設4個支隊，1萬多人。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別為支隊司令員。

1938年春，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後創立和發展了蘇南、蘇中、蘇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敵後抗日根據地。

在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後進軍的同時，共產黨人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抗擊日軍數十萬人難以入關南下，漢、滿、朝鮮各民族的抗日戰士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在華南，廣州淪陷後，中共地方組織也積極發動群眾，建立武裝，在廣九鐵路兩側、東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這樣，從東北、華北、華中到華南，凡在日軍佔領區內，到處都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頑強戰鬥，形成了遼闊的敵後戰場。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對日軍作戰1500餘次，殲敵5萬多人，牽制敵人兵力30萬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作戰。

戰略防禦階段15個月的戰爭表明，中國抗戰一開始就出現了2個戰場，國民黨正面戰場、共產黨敵後戰場；國民黨軍隊在正面進行內線防禦，共產黨軍隊深入敵後，舉行廣泛的外線進攻：被國民黨丟棄了的地方，隨後又被共產黨奪回，並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

日軍在佔領武漢、廣州後，終於停止了戰略進攻。武漢戰役期間，侵華日軍總兵力為27.5個師團，其中3個師團打廣州，9.5個師團打武漢，進攻兵力為12.5個師團，占其總兵力的45％(強)。另以15個師團擔任二線守備，占其總兵力的 55％(弱)。這就是說其二線守備兵力大於一線進攻兵力。這種情形意味著日軍進攻能力的枯竭，如若發動新的進攻，除非補充生力軍，然而日本已經沒有這樣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佔領武漢、廣州後，不得不停止戰略進攻。

日軍為什麼要以這樣大的兵力擔任二線守備呢?這就是敵後游擊戰爭的效用。日軍二線守備兵力的15個師團中，華北佔了12個師團，其中八路軍抗擊11個師團，華中3個師團，新四軍抗擊1.5個師團。八路軍、新四軍共抗擊12．5個師團，占其15個師團的80％。在日軍以12.5個師團打武漢、廣州時，不得不以同樣的兵力對付八路軍、新四軍。八路軍在華北敵占區 375個縣中的85％的地區發動了游擊戰爭，從而迫使日軍將20餘萬大軍分兵把守佔領地。而當日軍從進攻兵力中大量轉用於把守佔領地時，其在國民黨戰場上的正面進攻便不得不停止了。

由此可見，沒有敵後游擊戰爭迫敵大量分兵，就不能瓦解日軍進攻能力，也就不能制止日軍的戰略進攻，從而就沒有敵我戰略相持形勢的出現。而敵我戰略相持，則主要是敵後游擊戰爭與日軍的相持。因此可以說，戰略防禦階段的敵後游擊戰爭是開台鑼鼓。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游擊戰爭迅速發展，牽制了大量日軍。這是抗日戰爭能由戰略防禦轉到戰略相持的一個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