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志軍：小麥傳入中國的研究——植物考古資料

一

　　世界有四個農業起源中心區，即西亞、中國、非洲北部和中南美洲，其中西亞是小麥的故鄉。小麥起源於西亞的肥沃新月地帶（Fertile Crescent），這個地帶大體包括現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約旦、敘利亞、伊拉克東北部和土耳其東南部；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小麥遺存出土於EPPNB（早前陶新石器時代B期）時期的考古遺址中，絕對年代在距今10500－9500年間 。最初被馴化的栽培小麥有兩個品種，即一粒小麥（Triticum monococcum）和二粒小麥（T. turgidum）。大約在距今8000年前後，二粒小麥向東傳播到伊朗高原北部與裏海東南部之間的河谷地區，與當地自然生長的粗山羊草（Aegilops tauschii）雜交，形成了一個新的栽培品種，即現今廣泛種植和食用的六倍體小麥（T. aestivum），也被稱為普通小麥或麵包小麥。

　　栽培小麥出現之後向四周傳播，並逐步成為世界幾個主要古代文明的農業生產的主體農作物品種，例如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古代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後來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等，這些古代文明都是建立在以種植小麥為主要糧食作物的農業生產基礎之上的。

　　小麥的傳播向東抵達中亞地區後就停滯了，確切地說，傳播速度變得緩慢了。考古發現顯示，早在距今7000年前後，小麥已經傳播到了中亞地區的西南部，例如位於土庫曼境內的科佩特山脈（Kopet-Dagh）北麓 ，但遲至數千年後才繼續向東進入了東亞地區。小麥向東傳播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應該是西亞和東亞的氣候特點的不同。小麥起源的西亞地區屬於地中海氣候（Mediterranean climate），氣候特點是夏季炎熱乾燥、冬季陰冷濕潤，主要降雨季節在冬春兩季。而包括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在內的東亞地區屬於季風氣候（monsoon climate），氣候特點是水熱同季，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乾燥，主要降水集中在夏季。這種降水季節的差別對小麥的生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小麥是夏收作物，冬播夏收。春季是生長時期，最需要水，但東亞地區的春季普遍缺少雨水，例如中國北方廣大區域有「春雨貴如油」的說法，這種狀況不利於小麥生長期中的拔節和灌漿。而夏季頻繁的降雨又影響了小麥的成熟和收穫。所以，如果缺乏人工灌溉，東亞地區實際上是不適合小麥的生長和種植。這應該是造成了小麥在東傳過程中速度逐漸緩慢的主要原因。

　　然而歷史事實證明，小麥終究還是繼續向東傳播，並進入到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區域，即黃河中下游地區，隨後逐步地取代了當地本土農作物品種－粟和黍兩種小米，成為了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形成了現今中國「南稻北麥」的農業生產格局。由此可見，雖然小麥的起源與中國無關，但小麥是何時傳入中國的、通過哪條途徑傳入中國的、傳入中國後又是如何擴散的、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產生了那些影響？這些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重要學術問題。

　　二

　　關於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從歷史文獻中能夠查到一些線索。例如《左傳·成公十八年》記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地區已經開始廣泛種植小麥了，以至於當時的普通人都應該能夠分得清大豆和小麥這兩種農作物。不僅如此，在中國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即甲骨文中也已經出現了小麥的文字，並為探討小麥的傳入提供了一些蛛絲馬跡。例如，甲骨文中的 「來」和「麥」這兩個字都被詮釋為麥類作物，前者一般被釋為小麥，後者被釋為大麥 。「來」字是個象形文字，本意應該是專指小麥，但後來卻被轉義為來來去去的來，因此有學者認為這就暗示了小麥外來的含義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的意見 。不論如何，甲骨文中出現的「來」字明確地證實，小麥至遲在距今3300年前後的殷商時期已經傳入中國。

　　文獻的記載到此為止了，如果再繼續向前追溯就需要通過考古發掘獲得比歷史文獻記載更早的資料，確切地說，絕對年代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考古實物資料。這也是本文討論的年代界限。

　　考古學是以物說話的，探討有關小麥傳入的問題，最直接的考古證據當然就是古代小麥遺存。但是，小麥作為植物是有機物質，容易腐爛，很難長期保存在考古遺址文化堆積中。與其他考古出土遺物相比,小麥籽粒比較細小,肉眼難以發現,所以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使用常規的發掘方法是不易找到古代小麥遺存的。即便如此，在上個世紀的考古發掘工作中，也曾出現過有關小麥遺存的報道。其中出土有早期即距今3000年以前小麥遺存的考古遺址有：甘肅的民樂東灰山遺址 、陝西的武功趙家來村遺址 、安徽的亳縣釣魚台遺址 、雲南的劍川海門口遺址 、西藏的山南昌果溝遺址 、以及新疆的羅布泊古墓溝遺址 、巴里坤蘭州灣子遺址 和哈密五堡古墓 等（表一）。

表一 上世紀考古發現的早期小麥遺存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小麥遺存的出土大多是偶然發現，而且在年代的測定上或植物種屬的鑒定上，或多或少地都存在著一些疑惑和問題，並由此引發了一些爭論。例如，亳縣釣魚台遺址的小麥遺存出土於一件陶鬲中，當時被認定為新石器時代的遺存，但隨後這件陶鬲又被確認為是西周時期的遺物 。再如，武功趙家來村遺址發現的小麥遺存在年代上雖然沒有爭議（客省庄二期），但植物種屬的鑒定值得懷疑。根據報道，趙家來村的小麥遺存實際是發現於牆皮草拌泥中的某種植物莖稈的印痕 ，然而，大多數穀物的莖稈即便是在新鮮狀況下僅憑外觀也很難進行種屬鑒定的，更何況是殘留在草拌泥中的印痕。

　　在上個世紀發現的這些小麥遺存中，影響力最大、爭論也最多的當屬民樂東灰山遺址出土的小麥遺存。東灰山遺址的小麥遺存最早是由李璠先生研究的，他曾於1985年和1986年兩次前往東灰山遺址採集到一批炭化穀物遺存，從中鑒定出了普通小麥（Triticum aestivvum）和密穗小麥（T. compactum）兩個小麥品種，並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對采自遺址土樣（黑炭土）的測年結果，判斷東灰山遺址出土小麥的年代在距今5000前後 。李璠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農學家，他對東灰山遺址出土小麥遺存的植物種屬鑒定是可信的。但李璠先生不是考古學家，他在東灰山遺址採集植物遺存的方法以及對出土小麥遺存的年代判斷需要專業的考古學者進行核實。

　　1987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學考古系組成了聯合考古隊對東灰山遺址進行了正式考古發掘。發掘結果顯示，東灰山遺址屬於一處單純的四壩文化遺址 。四壩文化是分布在河西走廊的一支早期青銅時代文化，年代在距今3900～3400年之間。如此，考古學者通過發掘對東灰山遺址的年代認定不同於李璠先生對東灰山出土小麥的年代判斷，二者之間相差千餘年。更為複雜的是，考古發掘後正式出版的報告中附有兩份碳十四測年結果，一份是由國家文物局的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測定的具有明確採集層位（87MDTG②）的木炭樣品，測年結果是距今3490±100，樹輪校正年代是距今3770±145年，恰好落在了四壩文化的年代範疇內。另一份是由北京大學考古系的年代測定實驗室測試的采自四壩文化層位的炭化小麥樣品，測年結果是距今4230±250年（年代數據未作樹輪年代校正） ，這個數據似乎又接近了李璠先生的判斷。這些互相矛盾的測年數據為東灰山遺址出土小麥遺存的年代問題又罩上了一層迷霧，引發了學術爭論。

　　2005年，一支由中國和美國考古學者組成的聯合考察隊專程前往東灰山遺址，根據文化層重新採集了土壤樣品並進行了浮選，從中發現了一定數量的小麥和大麥遺存。北京大學碳十四實驗室從浮選結果中選擇了10餘份系列的炭化麥粒樣品，應用加速器質譜測年方法對這些出土炭化麥粒直接進行了測年 ，絕大多數小麥樣品的測年結果都落在了距今3600～3400年之間。近幾年，由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環境學者合作對東灰山遺址出土小麥再次進行了採樣和年代測定 ，校正年代為3829~3488 cal. BP※。這些新的年代數據無可辯駁地證實了，東灰山遺址的文化堆積及其包含的小麥遺存應該屬於四壩文化時期，絕對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後。由此，困擾學術界數十年的一樁疑案終於得到解決。

　　三

　　浮選法是植物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方法之一，是通過考古發掘獲取古代植物遺存的最為有效的手段。本世紀以來，浮選法在中國得到了大力推廣和普及，徹底解決了在考古發掘過程中難以發現和獲取古代植物遺存的問題。截至目前為止，開展過浮選工作的考古遺址已經多達數百處，從中獲得了數量驚人的炭化植物遺存，為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貴的古代植物遺存資料 。通過浮選獲得的植物遺存中也包括了早期古代小麥遺存，這些通過浮選法獲取的古代小麥新資料，為探討小麥傳入中國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

　　根據不完全統計，自本世紀以來正式發表或報道的有關早期小麥遺存的發現已經多達數十例。與上個世紀的發現有所不同，本世紀新發現的小麥遺存具有三個顯著特點：其一，這些早期小麥遺存大多數不再是偶然的發現，而是通過考古發掘或田野調查，有目的地採集土樣進行浮選或篩選獲得的結果。其二，獲取並研究早期小麥遺存不再是考古學的專利，許多地學或生物學的學者也積極地參與這項研究，並取得了顯著成果。其三，由於碳十四測年技術的不斷進步，特別是加速器質譜計（AMS）測年方法的完善，使得一粒小麥粒就足以作為測年樣品，再加之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帶來的科研經費的充足，許多新發現的早期小麥遺存都被直接送交國內外的測年實驗室對小麥粒本身進行年代測定，測年數據相對比較準確。

　　本世紀新發現的早期小麥遺存有兩個不同的獲取途徑，一類是通過正式考古發掘從考古遺址文化堆積中獲得的，這些考古出土的小麥遺存一般都具備明確的考古學文化層位，但大多缺乏對出土小麥籽粒的直接測年，小麥的相對年代多是根據考古遺址的文化性質判斷的、或根據同出的其他物質樣品如木炭、獸骨、皮毛甚至土樣（全樣）的年代測定結果推測的。另一類是通過環境考察或考古調查從剖面沉積物或文化堆積物中獲得的，這些調查發現的小麥遺存雖然考古學文化背景不是很明確，但大多數都擁有可靠的測年數據，即對出土小麥籽粒直接進行AMS年代測定獲得的年代數據。

　　從表二的統計可以看出，僅有相對年代的早期小麥遺存中，除了天水西山坪的之外，其他都是通過正式考古發掘獲得的。根據考古學文化分期判斷其相對年代，最早的屬於龍山時代，大約在距今4600～4000年之間，另外還有屬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年代大約在距今4000～3500年之間。根據表三的統計，具有直接年代測定數據的早期小麥遺存中既有通過考古發掘獲得的，也有通過調查在剖面採樣獲得的，其中以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的成果最為突出 。在直接使用出土小麥籽粒作為測年樣品的AMS測年結果中，除了膠州趙家莊遺址的之外，其他出土小麥的測年數據都在距今4000年以內。在這兩組資料中，天水西山坪和膠州趙家莊的情況比較特殊，需要做進一步分析。

表二 僅有相對年代的早期小麥遺存

表三 具有直接年代測定數據的早期小麥遺存

　　天水西山坪小麥遺存雖然是通過環境考察從沉積剖面中獲得的，但卻並沒有對出土小麥籽粒直接進行AMS年代測定，小麥的年代是推測的相對年代。根據原報告 描述：樣品采自一個厚約650cm的沉積剖面，「以10～15cm層厚採集約80 kg重樣品20個（約80/樣品），採用篩析浮選法提取各種考古遺存」（原文第674頁）。「小麥在剖面上部的8個樣品中被檢出，最早出現的年代為約4650 cal. a BP」（原文第675頁）。由於這個年代比較早，報告發表後曾引起學術界關注，國內外許多相關論文引用該資料作為中國最早的小麥遺存進行討論。但問題是，4650 cal a BP這個年代數據從何而來？其準確性或可信度究竟有多大？原報告通過表格給出了8份碳十四測年結果（原文第675頁的表一），其中並沒有4650 cal a BP這個數據；8份樣品的測年材料以炭屑為主（6份樣品），另外還包括了水稻粒和粟粒（各一份樣品），但卻沒有小麥粒。這清楚地說明，該研究實際並沒有對出土小麥粒直接進行AMS年代測定，西山坪小麥的年代應該是通過出土層位的年代推測的。那麼小麥究竟出土於那個層位？該層位的年代又是根據什麼判斷的？報告中的8份測年數據對應的都是沉積剖面的層位深度（cm），但文中卻沒有給出小麥的出土層位深度，僅提到小麥是發現於「上部8個樣品」，所以無法判斷。唯一可參考的是報告中的花粉圖譜中根據沉積速率計算出的相對年代（原文第675頁的圖一），其中4600與4500這兩個相對年代之間對應的層位深度是200cm，大體相當於出土有小麥的「上部8個樣品」的位置。據此判斷，西山坪出土小麥遺存的年代應該是根據剖面沉積速率計算出的年代所對應的沉積剖面深度推測而成的。不難看出，用這種方法推測出的相對年代可信度不高，僅可用作參考資料，不足以作為中國最早的小麥遺存進行討論。

　　與之相反的是，膠州趙家莊遺址出土的小麥遺存是通過考古發掘獲得的，而且還擁有直接年代測定數據。根據原報告 介紹：趙家莊遺址是一處史前聚落遺址，包括了大汶口、龍山和東周時期的文化堆積，伴隨2005年的考古發掘過程開展了浮選工作，浮選出土了豐富的炭化植物遺存，從中發現了小麥遺存。發掘者將出土於龍山時代灰坑（H339）的小麥粒送交北京大學碳十四實驗室直接進行了AMS年代測定，測試結果為距今3905±50 BP，校正年代為2500BC~2270 BC，即4450～4220 BP。由此看出，趙家莊遺址出土小麥遺存既有明確考古學文化背景又有準確測年數據，可信度高，研究價值大。

　　總之，綜合分析表一至表三中所列的30餘處考古遺址出土早期小麥遺存的年代信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至遲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麥已經傳入到中國境內，並且廣泛地分布在中國北方地區以及西南地區。根據山東膠州趙家莊遺址出土小麥遺存的年代判斷，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有可能早到距今4500年，由於這個年代目前仍然是孤證，最終的定論還需要更多的考古資料支持。

　　四

　　如上所述，在中國出土有早期即距今3000年以前的小麥遺存的考古遺址已經多達30餘處，這些考古遺址集中分布在西起天山東緣、東至山東半島的一條綿延數千公里的帶狀地帶上，這條帶狀地帶大體位於北緯34°～46°之間（圖一）。根據生態環境的特點以及考古學文化區域類型的劃分，這條帶狀地帶屬於三個考古學文化區域，從東向西分別是海岱地區、中原地區和西北地區。

　　海岱地區是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域概念，專指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龍山文化以及青銅時代岳石文化的分布區域，主要包括現今的山東省以及安徽省和江蘇省的北部 。在海岱地區出土早期小麥遺存的有：山東的膠州趙家莊、日照兩城鎮 、聊城校場鋪 、煙台照格庄 、章丘馬安 、濟南大辛庄 等考古遺址，以及安徽的蚌埠禹會村遺址。膠州趙家莊出土小麥遺存的重要性前面已經提及，兩城鎮、校場鋪和禹會村三處遺址的發現也值得關注，因為在這三處遺址中都出土了屬於龍山時代的炭化小麥遺存，可惜目前尚沒有見到發表的直接年代測定數據。

　　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特指新石器時代中原龍山文化以及青銅時代二里頭文化的分布區域，大體包括現今河南省以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南部。近些年在中原地區浮選出土了早期小麥遺存的有：河南的登封王城崗 、博愛西金城 、禹州瓦店 、鄧州八里崗 、新密新砦 、偃師二里頭 等一系列考古遺址 。上個世紀末在洛陽皂角樹遺址也曾浮選出土過早期小麥遺存 。在中原地區值得關注的是西金城遺址、瓦店遺址和八里崗遺址，這三處遺址都出土了屬於龍山時代的炭化小麥遺存，其中瓦店遺址出土的小麥遺存被送交碳十四實驗室進行了直接年代測試，但測年數據不理想，明顯晚於龍山時代，其原因有待於進一步的驗證和分析。

　　作為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域概念，西北地區涉及的地域範圍廣泛，地理單元複雜，大體涵蓋了黃河上游地區、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大部分區域。在西北地區發現的早期小麥遺存主要是通過環境考察或考古調查獲得的，但大多數具有直接年代測定數據。出土早期小麥的遺址集中分布在三個區域，即青海東部、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東部，絕對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4000～3500年之間。其中值得關注的有青海大通金蟬口遺址 ，甘肅金塔火石樑遺址22和金塔缸缸瓦遺址42，這三處遺址中出土的炭化小麥遺存的直接年代測定數據都達到了或接近距今4000年，即除了膠州趙家莊之外最早的絕對年代數據。

　　小麥是自西亞通過中亞傳入中國的，所以西北地區似乎應該與小麥傳入中國的路線或途徑關係最為密切。與之相呼應的是，在歷史時期，特別是秦漢以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幹道是絲綢之路，而位於西北地區的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道。再考慮到這一地區也是目前早期小麥遺存出土比較集中的區域，所以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小麥是沿著絲綢之路這條通道傳入中國的，即自中亞地區出發，跨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兩側的綠洲通道，穿過河西走廊，通過關中平原，進入中原地區，最終到達海岱地區。

　　但是，根據出土早期小麥遺存的考古遺址的地域分布規律，看不出一個由西向東的傳播模式，因為在西北地區、中原地區和海岱地區都發現有距今4000年前後的早期小麥遺存，不僅如此，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可信度最高的年代最早的小麥遺存出土于山東膠州趙家莊遺址，這個遺址恰恰位於整個帶狀地帶的最東端－山東半島上。所以，小麥是否確實是沿著絲綢之路由西向東逐步傳入中國的，值得重新考慮。

　　事實上，就古代東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而言，絲綢之路並不是唯一的通道，在不同的時期還存在著其他路線，例如海上絲綢之路、南絲綢之路、以及「歐亞草原通道」。所謂歐亞草原通道是指以歐亞大陸草原為主線的一條橫貫東西的古代通道，這條通道東起東北亞的大興安嶺西麓，西至歐洲中部的科爾巴阡山脈，途徑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亞、中亞和西亞的北部，直達歐洲中部。歐亞草原通道的主體是平坦廣闊的草原，中途沒有難以克服的自然障礙，所以成為了連接東西方文化的天然廊道。

　　前面提到，早在距今7000年前後，小麥已經傳播到了中亞地區，停滯了一段時期，然後繼續向東傳播進入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因此，小麥傳入中國的起點實際應該是中亞地區。與中亞地區相關的是歐亞草原的東部，包括南西伯利亞地區、薩彥－阿爾泰－天山地區和蒙古高原地區。考古發現證實，在距今5600～3400年間，歐亞草原東部廣泛分布著幾個早期青銅文化，例如阿凡納謝沃文化、奧庫涅夫文化、切木爾切克文化、賽伊瑪－圖賓諾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等 。這些散布在遼闊草原上的早期青銅文化雖然不一定都存在著相互承續的關係，但卻擁有許多共同的文化特徵，例如，以動物紋青銅飾件和青銅短劍為代表的早期青銅冶煉和製作技術，以畜牧和農耕相輔相成的混合類型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等等。這些相同的文化特徵說明，在歐亞草原上的早期青銅文化之間歷來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和交流，而這種聯繫和交流就成為了搭建在歐亞草原上的文化傳播的橋樑或通道，從而保證了古代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通暢。

表四 中亞草原考古文化一覽表

　　大約在同一個時期，即距今5000～3000年間，在中國北方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分布著一個比較特殊的考古學文化群體－北方文化區 ，也被稱作北方文化帶 ，或北方區帶（Northern Zone） 。北方文化區的分布範圍在不同時期有所增減，但基本上是沿著長城一線、呈東北至西南的狹長地帶分布，包括燕山南北地區、晉北和岱海/黃旗海地區、陝北和河套地區。需要強調的是，北方文化區的分布範圍恰好處在中國北方由半乾旱區向乾旱區過渡的生態環境敏感地帶，這一地區亦農亦牧，被稱為農牧交錯帶。換句話說，考古學上的北方文化區與農業區划上的農牧交錯帶恰好重合。

　　由於被夾在草原青銅文化與黃河中下游農耕文化之間，北方文化區除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徵外，如蛇紋鬲（西部）、之字紋陶器（東部）等，同時還擁有草原早期青銅文化的特徵，如青銅短劍、動物紋青銅飾件、喇叭口形耳杯等，以及黃河中下游古代文化的特徵，如彩陶、繩紋罐等。

　　林沄先生曾提出，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中的許多特徵性青銅器，是先傳播到了中國北方文化區，然後再通過北方文化區傳播到了中原地區，例如，殷墟出土的具有典型北方青銅文化特徵的青銅短劍、管銎戰斧、弓形器等，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歐亞草原青銅文化 。由此可見，在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與黃河中下游地區古代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過程中，北方文化區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黃河中下游地區古代文化是通過北方文化區接觸到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而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也通過北方文化區接觸到黃河中下游地區古代文化。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小麥傳入中國的途徑最有可能就是通過歐亞草原通道：大約在距今7000年前後，小麥由西亞傳入到中亞，隨後在當地逐步擴散，成為中亞地區河谷地帶早期農耕生產的主要農作物品種；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後，小麥被分布在歐亞草原東部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所接受，這些青銅文化是以畜牧和農耕混合生業模式為特點，小麥成為其種植的農作物品種之一；由於歐亞草原各個早期青銅文化之間的密切接觸，小麥迅速由西向東傳播，通過薩彥－阿爾泰－天山地區到達蒙古高原地區，被分布在蒙古高原南緣的北方文化區所接收；由於北方文化區與黃河中下游古代文化之間的聯繫是南北向的，小麥的傳播方向出現了一個轉折，通過多條南北向的河谷通道向南傳播到了黃河中下游地區，例如灤河河谷、桑乾河/永定河河谷、河套兩端的黃河河谷等。需要說明的是，這條傳播路線是文化因素的接力傳遞，與人群的遷徙應該無關。

　　當然，早期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多種多樣的，小麥傳入中國的路線不應該僅限於歐亞草原通道這一條途徑。前面提到，在甘肅河西走廊發現了多處距今4000年前後的小麥遺存，例如金塔火石樑遺址和缸缸瓦遺址出土的小麥遺存，說明出現在西北地區的早期小麥與出現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是同步的。這樣，就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性，即傳入西北地區的小麥與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小麥走的是不同的傳播路線。西北地區早期小麥的傳入有可能是通過綠洲通道：小麥自中亞出發，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塔里木盆地，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兩側的綠洲通道向西傳播，穿越河西走廊，進入黃土高原地區。由於河西走廊內也是綠洲與戈壁相間，這條傳播路線可稱之為綠洲通道，到了歷史時期就成為了著名的絲綢之路。

　　五

　　本世紀以來，由於浮選法的普及，中國考古獲得了異常豐富的古代植物遺存，其中包括大量的小麥遺存。根據統計，出土有距今3000年以前的早期小麥遺存的考古遺址已經多達30餘處，其中有些小麥遺存被直接進行了測年，即採用AMS測年技術對出土小麥粒本身進行了年代測定，為探討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提供了相對可靠的年代數據。根據對出土早期小麥遺存的綜合分析，可以得出結論：至遲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麥已經傳入到中國境內。

　　小麥傳入中國的路線應該是多樣的。通過對出土早期小麥遺存的考古遺址分布狀況的分析發現，黃河中下游地區出土的早期小麥與西北地區的可能來自不同的途徑。前者來自歐亞草原通道，後者來自綠洲通道。歐亞草原通道的傳播路線是：小麥由中亞向北傳入分布在歐亞草原東部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藉助這些草原青銅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繫由西向東傳播，到達蒙古高原後被中國北方文化區所接收，然後通過南北向的河谷通道由北向南傳播到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綠洲通道的傳播路線是：小麥由中亞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塔里木盆地，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兩側的綠洲通道逐步向西傳播，然後穿越河西走廊進入黃土高原地區。

　　當然，這些傳播路線和傳播方式僅是我們提出的假設，現有的考古資料仍然不足以做出結論，例如在中國北方文化區和帕米爾高原東麓都還沒有發現早期小麥遺存，需要今後投入大量的考古工作特別是植物考古工作彌補這方面的空白。（作者：趙志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