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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昌華:一場偏離了基點的「知識考古」

萬昌華:一場偏離了基點的「知識考古」Ranger 提交 2010/02/04 閱讀: 432 來源:《史學月刊》200909 摘要:侯旭東在《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一文中,一說關於中國秦代以來是專制主義的「論斷」是19世紀末年中經日本傳人的;二說該論斷是18世紀「個別」的「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三是侯本人開始時已經強調了只對專制主義作辭彙傳播史的考察,對中國秦代以來的體制本身不做研究,但又在其文章中五次以上指稱該論斷是西方人對中國歷史的「歪曲」與對中國的「偏見」。這些。一是與相關的歷史事實嚴重不符,二是文章在觀點上自相矛盾。關於中國秦代以來是君主專制統治的認識,一是中國本土從秦漢時期就有,並且到清代中期一直有傳承;二是嚴復、譚嗣同、夏曾佑等人未經日本直接與西學接觸而早於侯文中所說的梁啟超等人,就對中國秦代以來的君主專制統治進行過詳細闡述。這兩方面的大量史實表明,侯文的觀點不能成立。關鍵詞: 萬昌華 侯旭東 專制政治 朱熹 黃宗羲 嚴復 譚嗣同 夏曾佑 一場偏離了基點的「知識考古」——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一文駁議萬昌華(泰山學院歷史系,山東泰安271021)[關鍵詞]專制政治;朱熹;黃宗羲;嚴復;譚嗣同;夏曾佑[摘 要]侯旭東在《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一文中,一說關於中國秦代以來是專制主義的「論斷」是19世紀末年中經日本傳人的;二說該論斷是18世紀「個別」的「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三是侯本人開始時已經強調了只對專制主義作辭彙傳播史的考察,對中國秦代以來的體制本身不做研究,但又在其文章中五次以上指稱該論斷是西方人對中國歷史的「歪曲」與對中國的「偏見」。這些。一是與相關的歷史事實嚴重不符,二是文章在觀點上自相矛盾。關於中國秦代以來是君主專制統治的認識,一是中國本土從秦漢時期就有,並且到清代中期一直有傳承;二是嚴復、譚嗣同、夏曾佑等人未經日本直接與西學接觸而早於侯文中所說的梁啟超等人,就對中國秦代以來的君主專制統治進行過詳細闡述。這兩方面的大量史實表明,侯文的觀點不能成立。[中圖分類號]K092=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83—0214(2009)09—0103—11Departure from the Basic Point A Discussion of Hou Xudong"s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DespotismWAN Chang-hua(History Department,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21, Shandong , China)Keywords..Despot;Zhu xi; Huang Zong-xi; Yah fu; Tan Si-tong; Xia Zeng-youAbstract: Hou Xu-dong expresses in his A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Despotism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China"s absolutism since Qin Dynast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from Jap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he also maintains that this proposition is a distortion created by some 18th century westerners. Hou Xu-dong"s theory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besides, many of his viewpoints are contradictory. The idea of China"s absolute monarchy since Qin Dynasty was formed within China around the Qin and Han period. This idea passed down till the mid-Qing Dynas- ty. What"s more, Yan-Fu,Tan Si-tong, Xia Zeng-you etc. touched on western studies without any prior contact with Ja- pan and further espoused China" s absolute monarchy since Qin Dynasty. All this happened before Liang Qi-chao"s studies. Based on these historical facts, Hou"s ideas are not reasonable.19世紀90年代以來的100多年時間裡,為中國專制政治體制「辯誣」的較知名人物或學派有葉德輝、錢穆、加利福尼亞學派,近年又有侯旭東先生。他們當中屬侯先生的理論最成系統,見於他的《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一文。①然而,侯先生的大作中有明顯的論述失誤,也有明顯的史實錯誤與自相矛盾現象存在。下面,我們就將有關問題按照先明顯後隱蔽、先簡單後繁複的順序加以揭櫫,以讓學術界方家們加以明鑒。一讀侯旭東先生《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給人最明顯的感受是他用了許多中國古代計謀學的一些東西來寫作。中國古人在與人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載《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關於加利福尼亞學派,參見石濤、毛陽光寫的會議綜述《中國傳統經濟的再評價——中國經濟史論壇會議紀錄》(http://www.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6,2004年u月10日訪問)中有這樣的記述:「弗蘭克、彭慕蘭,還有王國斌。他們形成了一個加利福尼亞學派,是研究中國史的。比較起來,王國斌的研究是比較謹慎、穩妥和全面的……他認為中國絕不是專制主義。」論時往往用偷換概念的方法①,或者用「三十六計」中「瞞天過海」的計謀②,侯先生的文章中這兩方面都有體現。比如關於後一點,侯旭東先生文章自定的論題是「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並且文中一開始也首先「強調」,「本文只是對關於中國古代政體及皇帝本性的一種『論斷』的傳播、發展歷史的剖析。具體說屬於辭彙史、觀念史,泛言之,屬於思想史的範疇,並不是對帝制時代二千多年中實際運轉的中國統治體制本身的研究」,但是,卻在文章中幾次自己與自己打起架來,不加論證,違背學術文章的起碼邏輯,離題獨斷專制政治是「亞里斯多德以來的西方人對東方的一種偏見」;稱用「這種泊來的論斷」「來概括秦代以來的二千年政治時,就等於在替西方人宣傳他們對中國歷史的歪曲」;並聲稱清朝末年的『傳制政體與專制君主說」,「不僅嚴重束縛了中國學者對自身歷史的理解」,「也暗中應和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③。(註:以下所引侯旭東的話語皆出自他的文章《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除特殊情況外不再注釋)關於我們這裡所指出的前一點,則是侯旭東先生文章中有意對中國近代思想家與學人們在認識與批判中國舊制度時所用「專制」這一概念的曲解。為了自圓其說,侯先生在文章中一開始就講了「專制」一詞在中國傳統文獻中是專指大臣專制的,與君主無涉。其中寫道:「『專制』一詞很早就見於中國文獻……《韓非子·亡征》在討論導致亡國的種種現象時指出『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後面又說『出君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也,可亡也,。的確,中國傳統文獻中『專制』一詞並不罕見,但其含義幾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等掌管應屬於君主的職權,具體又分為受命專制與不受命專制兩類,前者是合法的,後者屬於擅權,並非用來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種政治體制。」接著他又說,「現在所說的『專制主義』、『專制政體』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義,是對西方政治學術語『despotism』的翻譯,『專制君主』則出自英語『despot』一詞。」我們認為侯先生以上的論述有以下四點必須指出:一、任何一種被正在使用著的活的語言,它的許多辭彙肯定會隨著社會的向前推延而發生意指變異,中文中「專制」一詞的所指對象,也肯定不會是從先秦到後來都一程不變地專指大臣。晚清以來,我們都知道「專制」一詞已經主要不是指大臣專制而是指秦代以來的帝王專制了;二、尤其是關於秦代以來的古代中國歷史的文獻中,涉及「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等掌管應屬於君主的職權」的事情時,並不像侯先生所說的用專制一詞。記述或表述此類事情時一般都不用專制,而是要用僭越、擅權或逆篡等貶斥殺傷性更強的專門名詞;三、侯旭東先生這裡所說的「專制主義」、「專制政體」,亦即其文章中所激烈反對的中心,雖然是在晚清時才開始對譯英文「des— potism」及「despot」的,但是,與之相對應的中國政治人物與思想家的此類政治主張,以及對中國秦代以來是實行的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認識,其歷史卻是相當悠久的。尤其是我國思想家對中國秦代以來是實行的君主專制政治的認識,並不像是侯先生在文中所贊同的錢穆先生所認為的那樣,只是「晚清革命派」的提法④;四、必須承認,晚清學人在表述或翻譯中國君主專制政治時用的「專制」一詞有局限與失誤,但是,這不應該成為侯先生整個地否定中國秦代以來的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借口與因由。不講自明,在現實歷史學及與之相關的政治學等文科學科的研究中,我們今天關於專制的意指已經不是如以上侯旭東先生所言的指大臣的擅權與越權丫。晚清以來,在中國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與言說領域之內,專制主要就是說的君主專制,是專指秦代以來長期在我國實行的由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包括秦代以後的三省六部制及單一六部制等)、內外朝制度(包括漢代以後的內閣制與軍機處制等)、郡縣制度(包括漢代以後的州縣制、道縣制、路縣制與行省制等)與鄉里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比較著名的事例是孟子的用雪與玉,來與白顏色進行互換。參見《孟子·告子上》,其中有孟子如下的一段偷換概念的話:「告子曰:『生之為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孟子接著問道:)『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② 關於「瞞天過海」的具體內容,可參見孔乾等:《三十六計古今談》,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該書在講到瞞天過海一計時這樣寫道:「它用在軍事上……是一種利用假象,掩蓋真實意圖的計謀。」③ 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頁;第27頁;第28頁。④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5頁。度等構成的君主掌控整個王朝與國家的政治體制。這一事實在我國,只要是一般的高中文科學生他也肯定會知道的。我想,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侯先生,他當然應該更明白此點!然而,不幸的是侯旭東先生卻在此點的認識上有了大的反覆。但這不全是他的問題。大概該問題與當年出版的《辭海》一書對「專制」一詞的有意識波解有關。查《辭海(1979年版)》,其在解「專」字之下的專制條時與侯先生對專制一詞的解釋幾乎完全一樣。其中說:「專制:獨斷。《韓非子·亡征》:『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淮南子·氾論訓》:『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高誘註:『專』獨;制,斷。」,①另外,《辭海上1979年版)》的增補本在「專」字下有「專權」條,也是舉的大臣專權的例子:「專權:獨攬大權。《史記.齊太公世家》:『慶封為相國,專權。』」②總之,作為反映時代思想與文化重要成果的大型語言文字工具書《辭海(1979年版)》,其在解「專」字時,一不列反映時代思想與認識的「專制主義」詞條,二在解與之有內在關聯的專制與專權等詞語時,又盡舉大臣專制與大臣專權的例子而不涉及君主專制的事情,顯然是在有意迴避,是怕犯當時當局最高領導人的忌諱。③為了理解晚清以來專制主要是指秦代以來的君主大權獨攬(即獨裁)這一詞語意指的變異,我們不妨看一下以下的一些事例。比如「書社」,其原來的意思不是如現在意指書店或讀書人結成的讀書團體。「書社」一詞在古代是專指一基層行政單位的。25家為一社,書寫社人姓名於冊籍,稱為書社。《左傳·哀公十五年》:「因與衛地……書社五百。」《商君書·賞刑》:「自士卒坐陳(陣)者,里有書社。」再如「修」字,我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它的意指完全是褒的、正面的,除了興建、修飾、編纂、學習、研習之外還有善、美好、修長、挺拔的意思,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卻是一嚴重罪行的代名詞。當時,在身份上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就是因為「修」的罪行被折磨而死的。侯先生文章中講「現在所說的『專制主義』、『專制政體』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義,是對西方政治學術語『despotism』的翻譯,『專制君主』則出自英語『despot』一詞」,顯然,他否定中國秦代以來有君主專制政治,問題就出在這裡。聯繫侯文前面對專制一詞的鋪墊性解釋,侯先生這句話里所隱含的內在推論與邏輯很明顯,即:一、中國先秦文獻中的「專制」是說的大臣專制;二、既然中國先秦文獻中的「專制」是專指的大臣專制,而「despot」與「despotism」等英文名詞又是用來表達君主專制的,二者不能等同,那麼,不就表明中國沒有英文名詞「despot」與「despotism」等講的君主專制那種政體了嗎?但是,研究中國秦代以來的專制政治問題不與晚清以來「專制」概念所指的具體歷史事實相連,而只是把先秦的專制一詞限定在只指大臣的範圍之後再拿來與英文「despot」對接,像解數學代數式,搞概念與概念之間的互相置換,這還不是歷史研究本身。不可否認,侯先生能有這樣的推論與邏輯,與晚清時期翻譯前輩們有嚴重失誤密切相關。④現在看來,當初,他們表述與君主專制政治有關聯的事情或者翻譯英文名詞「despot」與「despot— ism」時用了專制一詞,並不十分地確切。因為,正是他們當初的用指大臣擅權越權的專制一詞來對應英語詞語「despot」與「despotism」,為侯先生的中國秦代以來並無君主專制政治說,提供了看似有力的理論依據。因此,這裡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一下,當初對譯以上二英文辭彙時,用哪個中文名詞會更合適。著名的《韋伯斯特新世界大詞典》(Web— 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中關於「despot」的解釋是這樣:「1.原意,最主要的意思是『主人』、『統治者』,指一定級別的統治者,例如拜占庭皇帝或希臘教派的主教;2.一個絕對的統治者;擁有無限權力的國王;獨裁者;3.像暴君一樣處於統治地位的人。」該詞典中關於「despotism」的解釋是:「1.由一個暴君統治或支配;獨裁;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辭海(1979年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頁。② 《辭海(1979年版)增補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③ 據《辭海(1979年版)》的前言,最初是毛澤東於1957 年提出重新修訂《辭海》的,它的內容編定是在1965年(見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1頁)。大概1979年正式出版該書前進行修改時,專制一類的敏感條目都未作改動。④ 據侯旭東先生在其文章中講,最早將中國秦代以來的政治體制譯成「專制政治」的是日本人何禮之。對此說,本人有保留。暴君的手腕和行為;暴政;3.一個由暴君統治的政治體系、國家等,諸如此類。」①由以上內容看來,雖然像前揭高誘注《淮南子》中的「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時所講的專也就是獨、制也就是斷,但由於英語詞語「despot」與「despotism」都是指的國君獨裁統治,用專制一詞來與之相對譯,顯然有欠妥當。當初如果人們真想用先秦文獻中的相近詞語來對譯它們的話,應當用商鞅《商君書》中的「獨制」為基礎,組成君主獨制與君主獨制主義來與之相對應,最為合適。《商君書》的《修權篇》中曾明確講到:「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②在這裡,「獨制」與「獨斷」都是講的權由君主本人自己控制。另外,《商君書》通篇幾乎都是講的尊主強主抑臣弱民之意,也可以為用君主獨制主義來與英文「despotism」對譯提供思想體系上的支持。比如該書的《君臣篇》中又講:「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君尊則令行」。①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晚清時期人們在翻譯外語與名詞使用上有失誤,但他們對中國秦代以來政治體制是君主獨制主義(亦即我們今天所常說的專制主義),在對事物的本質把握上卻是正確的。比如侯先生在其文章中說中國學者中最早用「專制政體」的概念來概括中國政治制度的是梁啟超,時間在1899年。但就梁啟超而言,他本人對秦代以來我國政治制度性質的透視與把握,就相當正確。其對中國秦代以來實行的是君主獨制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梁啟超在1901年6月7日的《立憲法議》中曾寫道,「立憲政體」與「專制政體」的本質區別在於能否以「民權」來有效限制「君權」;「立憲政體,亦名為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為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雲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故各國憲法,皆首言君主統治之大權及皇位繼襲之典例,明君之許可權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職分,明官之許可權也;次言議會職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許可權也。我中國學者,驟聞君權有限之義,多有色然而驚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國之尊無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隸屬者也;只聞君能限臣民,豈聞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幾於叛逆乎?」④由梁啟超進一步成系統的上溯,中國歷史上揭示出我國自秦代起所實行的體制是「despot— ism」,亦即是晚清學人所說的君主專制政治(或稱為君主獨裁)者,可以上推至秦漢時期。並且秦漢以後對之進行批評者也沒有間斷。基本上是歷代都有,下面僅舉其要者。據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述:秦代秦始皇時期的侯生與盧生就在私下裡議論時說過秦始皇「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依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還記載說:「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魏晉時期認識到當時實行的是君主專制制度並對君主專制政治深惡痛絕的有嵇康、阮籍、鮑敬言等人,他們提出過「君主要『靜』」、「君主要去『我尊』、『我強』」,⑤以及無君而治的思想與政治主張。鮑敬言甚至明確講,古者無君勝於今世。唐宋元時期對秦代以來的君主專制政治進行直接批評的主要有《無能子》的著者、朱熹、鄧牧等人。據考證,《無能子》的著者曾登士籍,後避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韋伯斯特新世界大詞典》(Webster』S New World Die—tionary),紐約1994年版,第374頁。其中關於despot解釋的原文是:「1.orig.,a title meaning「master」,ap—plied to certain classes of rulers,flS Byzantine emperors or bishops of the Greek church 2.all absolute ruler;king with unlimitied powers autocrat 3.anyone incharge who acts like a tyrant」。其中關於despotism解釋的原文是:「1.rule or domination by a despot;flutoc—racy 2.the methods or acts of a despot;tyranny 3.a po—litical system,state,ect.dominated by a despot」。② 《商君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頁。 ③ 《商君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2頁. ④ 梁啟超:《立憲法議》,《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五》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2頁。⑤ 有關的更詳細分析論述,可參見劉澤華等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修訂本)》,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05頁。遁世,湮姓埋名,是位淡泊名利、憤世嫉俗之人。其認為君主政治是萬惡之源。比如,《無能子.嚴陵說》中蔑視王權,認為所謂的帝王尊嚴毫無價值,帝王稱謂是硬性編造的,「夫強名者,眾人皆能為之」;況且天下甚大,「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更不用說,他們都「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①朱熹對君主專制政治進行批評,最有代表性的語言是他對學生黃仁卿提問的如下答問:當黃仁卿問為什麼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易之,原因何在時,朱熹回答說:「秦之法,儘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②鄧牧生活在宋元之際,其在《君道》中對君主專制政治進行批評時認為專制君主們是「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竭天下之財以自奉」。又由於在此體制之下各級郡縣官吏均是專制君主的幫凶與爪牙,鄧牧因而在《吏道》中進一步提出了「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的政治主張.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顧炎武與唐甄等,他們在批評中國秦代以來的君主專制政治方面則達到了那個時代的峰巔。黃宗羲的有關言論主要在其《明夷待訪錄》一書之中。該書的《原君》篇中寫道:「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幾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該書的《原法》篇中則寫道:「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秦代以來的「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④顧炎武批評君主專制政治的有關言論主要在其《郡縣論》一文中。它由九個短篇組成。在批判秦代以來的君主專制時,顧炎武其中的一些提法上與黃宗羲有相似之處。比如在其《郡縣論(一)》中寫道:「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為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⑤顧炎武在《郡縣論(三)》中則寫道:「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一人,又使紀綱之仆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⑥唐甄在明清之際批評君主專制政治三人中是最激烈的一位。其在《潛書·室語》中寫道:「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決,目眥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⑦很顯然,雖然唐甄這裡在字面上講的是要治獄處理秦代以來的各帝王其人,但實際上是否定與抨擊的君主獨裁與專制這種政治制度。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黃宗羲在反君主專制的理論上吸收前人的思想最明顯。比如,他《原君》篇中的「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提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翻用的鄧牧《君道》中的「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有關的更詳細分析論述,可參見劉澤華等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修訂本)》,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384頁。②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34,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18頁。③ 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頁。④ 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⑤ 《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2頁。 ⑥ 《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頁。 ⑦ 《潛書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531頁。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竭天下之財以自奉」等話語。所以指出此點是想說明,在整個秦代以來的「經典專制時代」里,反君主專制的思想在我國內部一直是有傳有承的。總之,關於此點,侯旭東先生的文章中在引用了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的民主不是從黃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來的,乃是由轉述西方思想及其政製為起點,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傳人之後才去追溯中國固有的民主思想」的一語之後,認為清末中國關於秦代以來是君主獨裁與專制政治的思想也是從外國(日本)「接受與傳播」的說法,顯然與以上我們所舉的歷史事實不相符。按照侯先生的邏輯,近代民主思想既然是引進的,那麼秦代以來的中國君主「專制說」必然也是引進的了,但是,在實際上它們二者之間沒有這樣的必然關係。二侯旭東先生在文章中說中國秦代以來實行的是君主專制政治的論斷是「18世紀時個別西方思想家開始以此來描述中國,19世紀末以後則經由日本廣為中國思想界所接受,並未經過充分的事實論證」,①這其中也有明顯的自相矛盾和與史實不相符之處。在其如上的這一句話中,起碼有很明顯的兩處問題存在:一是他說講中國秦代以來的政體是君主專制政體的西方人是「個別」,與自己同一文章中的後文自我打架;二是他的中國秦代以來君主專制的論斷傳自日本說,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相合。下面我們先展開論述其問題的第二點。侯先生中國秦代以來君主專制的論斷傳自日本的說法,最起碼有三個人物他繞不過去。一個是有中國近代最著名啟蒙思想家之譽的嚴復,一個是著名改革志士譚嗣同,再一位是近代著名史學家夏曾佑。實際上,嚴復等以上三人有關的一些話語,侯先生也已經在其文章中有所涉及了。但是,他卻按照自己的既定目的進行相反的解釋,嚴重影響了自己的「視線」,從而出了本來可以很容易地避免的問題。比如,梁啟超與嚴復,他們二人誰的中國秦代以來君主專制政治說在前的問題,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之下,我想侯先生是能很容易地給出正確的答案的。凡研究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嚴復是近代最早站出來批評中國秦代以來君主專制政治的人物。本文前已提及,侯文稱梁啟超是1899年注意到「日本出現的『專制政體』說」的。但是,嚴復在此之前4年,就已經形成了自己較為系統的中國秦代以來君主專制政治說。並且,他是在親自考察了西方政制與深入研究了中國當時政治體制的基礎之上形成的。絕對不應該忘記的是,嚴復是1877年(清光緒三年)23歲時就去了英國,而不是去了日本留學的。雖然是人的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但其一直注意觀察英國的社會制度,研究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辨析「西學」與「中學」的異同。1879年學成回國之後先在福州船政學堂任教習,次年起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後又升任學堂總辦。其間,他執教、為官,並與一批有相當國學水平的士大夫們交遊達二十年之久。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不久,嚴復就在親身感受與對中西政治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秦代以來君主獨裁與專制政治的歷代帝王是「大盜竊國者」的著名論斷。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的主要文章有《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在這些文章中幾乎篇篇都講到了要廢除中國的君主獨裁與專制制度,要學習西方,實行立憲政治,要給人民以自由,以及培養民智、民力等問題。尤其在《辟韓》一文中,嚴復對中國秦代以來所實行的君主獨裁與專制政治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揭露。其中寫道:「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埂者也,最能欺奪者也……坐而出其為所欲為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稍不如是焉則誅」;中國一直是如唐代的韓愈者多,「知有一人,而不知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這裡順便提出個人的一點猜測,是否侯旭東先生的中國古代專制說東來於日本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馮天瑜先生《「封建」考淪》一書中「陳獨秀封建等於落後思想東來於日本」觀點的影響?馮先生在《「封建」考論》一書中認為,陳獨秀的「封建一前近代:落後」的思想是「從日本移植而來」(參見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57頁)。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馮先生之說所舉史實充分,論證嚴密,觀點令人信服.而侯先生的此觀點就不行了,一是與有 關史實不符,二是自相矛盾。億兆也」。①嚴復在文中批評與分析說:「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即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者,故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②嚴復將中國的有關情況與西方比較說:「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相與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為之者居其三」;「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中國則是「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③以後,嚴復又曾在其譯著里對中國秦代以來所實行的君主獨裁與專制政治進行過多次批評與學理上的分析。其在《社會通詮》序中寫道:「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田土,焚詩書,坑儒士,其為法欲國主之外,無咫尺之勢。」④其在《社會通詮》的按語中寫道:「蓋西國之王者,其事專在於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夫彼專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禮樂、宗教、營造、樹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為之。中國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兵刑二者,不足以盡之也,於是乎有教民之政……有鬼神郊祭之事……有司空之營作……有虞衡之掌山澤……卒之君上之責任無窮,而民之能事,無有以發達。使後而仁,其視民也,猶兒子耳;使後而暴,其遇民也,猶奴虜矣。為兒子、奴虜異,而其於國也,無尺寸之治柄,無絲毫應有必不可奪之權利則同。」⑤嚴復在《法意》的按語中也多處對中國秦代以來所實行的君主獨裁與專制政治進行批評與分析。他寫道:「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⑥在這裡,嚴復的憲法一詞不是指的近代西方分權與制衡意義上的憲法,而是指的君主專制國家的根本法規。在中央行政上,嚴復在《法意》的按語中說,回族(伊斯蘭教)國家的君王手下都有一「維齊」,「其權決一國之事,而於王為大奴」,「中國之宰相有時直維齊耳!」①他還說,秦代以來中國在縱向治理上也是體現的君主獨裁與專制,「以州縣治民,以行法之官而司刑柄……自天子至於守宰,皆以一身而兼刑(司法)、憲(立法)、政(行政)三權者也」。⑧關於中國秦代以來法律的性質,嚴復在《法意》的按語中說:「孟(孟德斯鳩)氏之所謂法,治國之經制也……既立之餘,則上下所為,皆有所束」;但秦代以來中國的法基本上沒有西方法的此意義,而只是專制君主個人手中不受限制地使用的刀棍,「若夫(李斯)《督責書》所謂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驅使束縛其臣民,而國君則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為法所拘。夫如是,雖有法,亦適成專制而已矣!」⑨嚴復在《法意》按語中還指出:「從中國之道而言之,則鞫獄判決者,主上固有之權也。其置刑曹法司,特寄焉而已。固刑部奏當,必待制可;而秋審之犯,亦天子親句決之。凡此皆與歐洲絕異而必不可同者也」;在英國,司法獨立的前提下「其(法庭)所判決,雖必依國律,而既定之後,王者一字不能易也。王者之特權,存諸肆赦而已,然亦不常用也。」⑩事實清楚地表明,是嚴復上述對於中國秦代以來的君主專制本質的認識與揭示深刻影響了梁啟超,而不是相反。這種影響最遲不會晚於1896年。比如,梁啟超1896年的《與嚴又陵先生書》中,在引用了嚴復的有關看法之後曾寫道:「先生為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此誠懸之日月不刊之言矣。」⑾與嚴復一樣,近代著名改革志士譚嗣同和近代著名史學家夏曾佑也是中國秦代以來君主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石峻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79頁。② 石峻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第481頁。③ 石峻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第479頁;第481頁。④ 嚴譯名著叢刊:《社會通詮》,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譯者序。⑤ 嚴譯名著叢刊:《社會通詮》,第133頁。⑥ 嚴譯名著叢刊:《孟德斯鳩法意》上冊,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87頁。⑦ 嚴譯名著叢刊:《孟德斯鳩法意》上冊,第25頁。 ⑧ 嚴譯名著叢刊:《盂德斯鳩法意》上冊,第113頁. ⑨ 嚴譯名著叢刊:《盂德斯鳩法意》上冊,第25~26頁。 ⑩ 嚴譯名著叢刊:《盂德斯鳩法意》上冊,第116頁. ⑾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一》,上海中華書 局1936年舨,第108頁。裁與專制政治堅定而激烈的批評者。譚嗣同尖銳抨擊中國秦代以來君主專制政治的《仁學》一書寫成於1896年,最早由梁啟超在13本印行。《仁學》中寫道:「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西人輒詆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①夏曾佑關於中國秦代以來實行的是君主獨裁與專制政治的有關論述是:「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時亦足矣,而古人之遺法無不革除,後世之術,悉已創導。甚至專制政體之流弊,秦亦於此匆匆十五年間,盡演出之,誠天下之大觀也」;中國自秦以後,「垂二千年,雖百王代興,時有改革,然觀其大義,不甚懸殊;後之王者,不過隨事補苴,以求適一時之用,不能動其深根寧極之理。」②這些論述見於他1902年著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一書。該書後改名為《中國古代史》。③夏曾佑的該書雖然出版於20世紀初年,但其中關於中國秦代以來實行的是君主獨裁與專制政治的認識卻比這早得多。史載,早在1897年夏曾佑就在天津與嚴復、王修植等創辦了《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宣傳新學,鼓吹變法,認為中國專制主義不除,則面臨亡國滅種的險境。在此尤其需要明確說明的是,與嚴復的情況大體相同,譚嗣同與夏曾佑的關於中國秦代以來實行的是君主專制政治的觀點也不是傳自日本。他們該思想的淵源之一與嚴復一樣,也是直接來自於西方。關於此點,除了前揭夏曾佑與嚴復一起辦報宣傳新學、鼓吹變法的事例之外,譚嗣同話語中的「西人輒詆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一語也是明證。不但如此,有些事例還表明後來去了日本的學人中,有些出國之前受過譚嗣同中國秦代以來是君主獨裁專制政治有關思想的影響,亦即後來去日本的一些學者,先是在中國接受與形成了中國秦代以來是君主專制的觀念之後,然後才東渡日本的。比如梁啟超是戊戌政變後去日本的,此前的1897年,梁啟超在《西政叢書序》中曾寫道:「中國三代尚已,秦漢以後,取天下於馬上,制一切之法,咸為王者一身之私計,而不復知有民事……其上焉者,補苴罅漏,塗飾耳目,故千瘡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來之中國,雖謂之無政焉可已。」④很明顯,梁啟超這裡是翻用的譚嗣同《仁學》中的有關話語。關於此點旅美知名學者張灝也指出過。張灝認為,雖然《仁學》是在譚嗣同死後發表,但梁在此之前對該書的內容和一些主要思想肯定早已相當熟悉。另外,梁啟超本人後來也曾承認過么仁學》是他思想形成過程中最有影響的著作。⑤有材料表明梁啟超自早年起也一直受夏曾佑思想的影響。比如梁啟超本人就講:「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在思想觀點上「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總得到意見一致。」⑥與譚嗣同的中國秦代以來是專制政治思想一事有關聯,另外要補充說明的是,侯旭東先生在其文章中說譚嗣同「此說承襲了明末唐甄《潛書》中的思想」,「亦明顯承襲了黃宗羲的思想」,這也是與侯先生本人的「中國古代專制政治來自日本」之說相矛盾的。很明顯,侯旭東先生的這一譚嗣同承襲了唐甄與黃宗羲的說法是與以上展開的本人的觀點一一中國秦代以來專制說中國自有的思想相一致的。但儘管如此,我在此還是提個醒,侯先生此說與歷史事實還是不盡十分一致。因為,譚嗣同《仁學》中「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的話語,在字面上更與清朝乾隆時期著名學者惲敬《三代因革論》中中國自秦以後歷代「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的原話相近。⑦本人據此進一步推斷,譚嗣同的「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這一思想是直接繼承的惲敬的中國自秦以後歷代「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的觀點。因為,無論是唐甄還是黃宗羲都還沒有直接說出「秦之制」這一要害來。本節一開始時所提及的第一點,亦即侯旭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7頁。②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32頁。③ 侯旭東文中說夏曾佑《中國古代史》一書1903年出版,但應為1902年。參見陳旭麓等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第564頁。④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62-63頁。⑤ 以上內容,參見張灝著、崔志海等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國度(1890-190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頁。⑥ 轉引自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團結出版社2006年版,封二題語。⑦ 惲敬文:《三代因革論》.《大雲山房文稿》卷一。先先說西方只是「個別」人認為中國專制,而後又在文章中提到了一批西方人說過中國專制一事,這是其文章中明顯的第二大自相矛盾。考慮到篇幅分配的對稱,此問題不準備再作進一步的展開。在這裡只想提及的是,認為中國秦代以來是君主專制政治的西方人不是如侯先生所說的「個別」人,而是不小的一批。比如,侯先生的文章中提及的就有孟德斯鳩、魁乃、黑格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等等。他們當中,馬克思的中國皇帝有無上的威權,只是「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的臣民的自殺行為,既禁止外國人輸入(鴉片)這種毒品,又禁止中國人吸食這種毒品……半野蠻人維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繫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的論述,完全與當時中國的歷史實際相一致。①三侯旭東先生在文章中說近代人們關於中國秦代以來實行的是君主專制政治的論斷「並未經過充分的事實論證」,這一說法也有違歷史事實,並且也與其文章中所談到的有關事例自相矛盾。 比如,侯先生的這一說法與其文章中所列舉的如下事例:梁啟超於1902年至1904年間在《新民叢報》上以連載的形式發表過《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夏曾佑在此期間出版「使用了『專制』與『專制政體』之說」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14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了說「秦始皇為專制大梟桀……其內治多為專制,與後世關係甚多,約計之有六端」的鐘毓龍編《新編本國史教本》;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說「明太祖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權的膨大,反比從前加厲……是君主專制的自然趨勢,明朝適逢其會,便得更上一層」的顧頡剛、王鍾陵編、胡適校訂的《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1929年上海中山書店出版的說中國「習於一君專制之制,以為國不可一日無君」的呂思勉的《中國政體制度小史》;1932年至1933年開明書店出版的說中國「二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權「集中於君主的掌握」,「官吏變為君主的僕從」,「明太祖的開國政術不僅將政權總於君主一人,而且濫施淫威,竭力擴張君主的權勢」,「君主專制的局勢,至明代而達於極點」的周予同的《開明本國史教本》;王亞南於1948年出版的說「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韌的朝代。而由秦以後,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二千餘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數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並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一一官僚政治的支配」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等,都有著內在的緊張。但是,我們在此仍假定,侯先生之所以有關於中國秦代以來實行的是君主專制政治的論斷「並未經過充分的事實論證」的說法,是在善意尋求更多的關於中國秦代以來是君主專制政治的事實依據。因此,在這裡不妨再增加有關的歷史事實與有關的歷史名家論述如下。自秦代起我國在中央行政體制上就確立了皇帝制度。君主在此制度之下一是在名號上變得尊崇無比了;二是社會中形成了一套意在使其與廣大臣民拉大地位距離的專制敬畏禁忌;三是如本文中前已揭示過的,從權力主要是指事情的最後決斷權上看的話,秦代的中央行政設置中就只有皇帝一人是有權力的人了。亦即,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澤華先生所指出的,從此之後「龐大的國家機器都是君主的辦事機構」;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威和涵蓋一切的權力,全國一切.事務都得他說了算」。②漢代,秦始皇創立的皇帝制度不但沿襲,而且又有發展。發展主要體現在如下三點:一是與儒家的禮教理論結合,皇帝的身份更加神聖尊貴了;二是體現敬畏的禁忌、避諱更多;三是創立了內朝外朝制。對於漢武帝及其他專制統治者獨尊儒術真實目的的揭露,近代史學家夏曾佑《中國古代史》中如下的一段話最為深刻與擊中要害:「其尊儒術者非有契於仁義恭儉,實視儒術為最便於專制之教耳。」③這裡還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如此,統治者們還是不能全身心地去提倡用儒。比如,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頁;第26頁。② 劉澤華等:《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頁。③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頁。宣帝就曾直言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①大概,包括漢代的統治者們,也包括中國以後的統治者們,他們都認為不能對儒家太認真。就像後來清朝乾隆帝一直認為紀昀是自己的一個戲子一樣。另外,不要認為東晉南北朝的不統一時期中國就沒有了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君主獨裁專制與中央集權也同樣厲害。陳寅恪先生曾指出:「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要求集權於皇帝一身。至於如何集權,則視時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一個系統或一個機構中,名實不符;在不同系統之間,此一系統的權力為旁一系統的所侵奪。這是一個通則,非僅止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難把大權抓到自己手上。這個問題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各個部門、各個地方、各個官吏都有實權,名實相符,互不相妨,那皇帝還能有權……朝廷上,皇帝把將相之權交給制局小司、外監、舍人。地方上,皇帝把刺史之權交給典簽……位高者無權(多為士族),有權者位很低(多為寒人),誰都反不了皇帝。這是南朝皇帝加強君主專制的妙方。」「這就派生出了另一種現象,正官不重要,兼差反而重要,特別是對皇帝的親信來說,如果不兼一個地位低但有實權的官,則他的正官無論做得多大,也不起作用……再者,不是一個系統,甲系統可以管乙系統的事,乙系統也可以管甲系統的事。如在文官系統與武官系統之間,皇帝便用武將來奪文官的權力……南朝官制名實不符,包含了社會變動的意義。而有權者作為恩幸,對皇帝必須俯首帖耳。無權者職責不明……大家相互牽扯,對於唯予一人的君主專制制度的加強,卻有莫大的好處。這是南朝制度的特點。」②總之,就像葛劍雄先生在《統一與分裂》一書中所指出的:「從秦以來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實行分權與地方自治)這種政治制度的政權,而是權力高度集中於中樞的專制國家一一無論是統一時,還是分裂時,各個政權無不如此。二千年來,專制的集權化有增無減。」③四侯旭東先生文章中如下的兩句話,「西方人20世紀以前關於中國的概括,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是在對中國一知半解的狀態下形成的,依據主要是幾部遊記、有限的傳教士的通訊集與譯成西文的若干中國典籍」;「中國知識分子從聽說到接受『中國專制』說歷時甚短,前後不過一二年。短短的一二年不可能對秦以來的中國政治史做充分的研究,而且當時也不存在安心從事研究的外部條件與環境。這一論斷可以說是在沒有經過認真論證的情況下匆忙接受的,並隨即應用到實踐中。從學術的角度看,是犯了結論先行,以論帶史的錯誤」。這些話所表達出的觀點與主旨,也是與自己文章中的有關論述自相矛盾,並與自己文章已經提及的有關歷史事實不相符。以上這兩句話里所反映的自相矛盾和與自己文章中已經提及的有關歷史事實不相符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既然侯先生已經準備在後文中下「西方人20世紀以前關於中國的概括,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是在對中國一知半解的狀態下形成的」的結論,那他為什麼還要在同一文章的前面大段引用也是西方來華傳教士的利瑪竇的關於中國明代皇帝不能專制、當時「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的話?!侯先生這樣來處理事情使人難以理解;二、既然侯先生已經準備在後文中下「中國知識分子從聽說到接受『中國專制』說歷時甚短,前後不過一二年」的論斷,為什麼又在自己文章的前面先是講黃宗羲與唐甄的批評秦代以來君主專制之事,接著又講從梁啟超到王亞南、在時間上從1899年到1948年50年間中國學術界的考察、研究與批評秦代以來君主專制政治的整個過程?!侯先生的這樣來寫文章同樣也使人難以理解。退一步講,就是真的如侯旭東先生所言,中國知識分子「從聽說到接受『中國專制』說歷時甚短,前後不過一二年」的話,也並不必然地就導出「犯了結論先行,以論帶史的錯誤」的結論來。因為,人在對事物的認識上的錯誤,往往主要來於長期接觸後所形成的熟識無睹與自我麻木。如思想家王夫之所言,人往往是熟視無睹,是「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班固:《漢書》卷九《元帝紀》。②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1987年版,第215-225頁。③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04頁。明」①。相反,如印度學者德.恰巴底亞那在《印度哲學》一書中所指出的:「歷史的比較常常投射出非常有意義的光芒,照亮我們理解的幽暗角落。」更如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大師布羅代爾所舉例說明的那樣:假如一個法國人在英國住上一年,他對英國不會了解得很多,但作為比較,當他對在英國所發現的一切感到驚奇時,他會突然明白某些法國人個性中最根本的東西,而這是他以前因為生活於其中而永遠不會注意的。②再者,這裡順便還提及一點,侯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講的晚清以來人們引入了西方概念「專制主義」來描述中國秦代以來的君主制度做的不對,並且進而試圖在中國全面清除西學的「不良影響」③,但自己卻又在不自覺地搞著「挾洋自重」的一套④,這也是一種自相矛盾,是一種較隱蔽的文理上的內在矛盾。總之,一、不論從基本的歷史事實上來說,還是從秦漢以來人們對秦代以來我國君主專制制度、亦即以皇帝制度為核心的國家政治制度的認識歷程上來說,都不能如侯旭東先生文章中所講的,說其是專制主義就是「暗中應和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二、至於其中國秦代以來君主專制說的傳自日本說,更是如其在文章中意指論敵方時所用的典故那樣,純是一種「對歷史的輝格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輝格(the Whig),在英文中原意是蘇格蘭強盜。另外,由以上所分析與辯駁的侯旭東先生的文章《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本人想到了人們對近來官方靚語「不折騰」的一些英文翻譯與解釋。中國駐納米比亞女大使任小萍最近在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發表文章認為,在對譯英文時將「不折騰」譯為「avoid self-inflicted set— backs」最恰當。另外,也有譯作「don』t swayback and forth」的。⑤前者字面的中文意思是「避免自己造成的退步」,後者的意思是「別反覆」。另外,本人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講到過,中國人往往是「歷史的新道路雖然開闢了,但不一定能走下去,條件一變就會回歸」到原來的老路上去。⑥是不是侯先生們也應該想想「避免自己造成的退步」、「別反覆」的問題,以避免回到中國中古時期史學家的老路上去呢?收稿日期 2008—10—12作者萬昌華,歷史學博士,泰山學院歷史系與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責任編輯 殷 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王夫之:《讀通鑒論》上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04頁。② 有關的更詳細論述參見本人著《中國行政制度比較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③ 侯的原話是:「近代中國學術可以說幾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獲得的),許多基本前提與判斷,和『中國專制』說一樣,都是沒有經過認真的論證就接受下來,作為學術積累與流行觀念的基礎。追根溯源,這類中國觀大多不是在科學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加以西方『東方主義』的歪曲,其中的問題必然不少,不可等閑視之。」④ 關於侯先生搞的挾洋自重一套,除了本人文章前邊已揭示的他的文章中大段引了傳教士利瑪竇的關於中國明代是所謂的「一定程度上」的「貴族政體」的話語之外,還可看他文章的倒數第2注.該注是這樣寫的:「小島毅《中國的皇權 <禮治和政教>導論》第348頁亦提到這一點。」查小島毅,其人是日本東京大學的准教授,講水平的話也不會比創造了「地方性知識」(侯旭東語)的孟德斯鳩高吧?!⑤ 《駐外大使翻譯「不折騰」自感精彩表意恰當》,http:// http://www.news.ifng/. com/mainland/2001/0119-l7-975115.shtml,2009年1月19日訪問。⑥ 萬昌華:《郡縣制度評價理論述評》,《文史哲》2002年第3期,第126頁。請您支持獨立網站發展,轉載請註明文章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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