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歡:朱天池 自求多福是祖訓(南方人物周刊 2009-9-15)

電子報 >>人物周刊>>第178期朱天池 自求多福是祖訓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歡 發自湖南邵陽 2009-09-15 17:01:50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朱鎔基的堂兄說,家族裡沒有誰沾過他的光

朱天池是從電視新聞里得知堂弟出書的消息。

對於一名83歲的退休老人來說,這條新聞讓他感到一絲振奮。他的堂弟就是前總理朱鎔基。

外界一直報道這位老人曾經寫作過堂弟的傳記,這也是目前所知道的關於朱鎔基最早的一本傳記——1992年,朱天池就已經完成了4卷本近百萬字的著作《長沙棠坡朱氏與朱鎔基》,當時朱已經是副總理,並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掌舵者。

不過,這本書並沒有得到當事人的同意,因而未能出版。

關於這名前總理的傳記類作品,事實上已經出版了很多,據《鳳凰周刊》報道:僅名為《朱鎔基傳》的書籍就有台灣新新聞文化出版社、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香港明報出版社等多個版本。香港出版的有關朱鎔基的書籍還包括《朱鎔基——雄才偉略》、《朱鎔基大戰走私集團》、《朱鎔基之逆境推銷術》等。美國、日本、新加坡也都有關於這位極富個人魅力的前中國政要傳記出版。

朱天池說自己的書去年已經送到了朱鎔基的手裡,現在還在審閱中。

朱天池 圖/張歡

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春,朱氏全家福

家族傳承

朱天池從一個美國航空信封里拿出了《本堂族譜》,這是他在美國的哥哥朱鎔堅編纂的。僅從這本《本堂族譜》上,就可以查閱到朱鎔基的伯父有5位,鎔字輩的堂哥們多達16位。

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後裔,屬於朱元璋第18個兒子岷庄王這一支,鎔字輩是岷藩第17世孫。

朱氏家族從明至清,輾轉播遷至長沙棠坡時,已不復前朝王族風采,後在朱鎔基曾伯祖父朱昌琳(雨田公)這裡得以發跡。

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糧食豐收,穀賤傷農,達到了千錢3石的低價,朱昌琳傾其所有,並借錢大舉買入,次年天災,糧價飛漲十多倍,朱家從此「起富不愁衣食」。並開始廣購田產,在城鄉築室置房。

自此,朱昌琳完成了原始積累。隨後因戰事連綿,清朝鹽業制度改革,朱家拿到了鹽業專利權,壟斷了湖南五分之一的用鹽量。

在左宗棠平定西北過程中,朱昌琳亦為之奔走籌劃,被左大帥稱讚是「君傑士也,審矣」。藉助左的勢力,朱昌琳的茶葉生意甚至發展到俄羅斯。

鼎盛時,朱氏家族生意遍及華中及全國各地,田產、鋪面不可計數,並投資了湖南最早的近代工業,堪稱湖南首富。

朱氏家族在長沙為人所稱道的不只是龐大家產,據《長沙市志》的記載,朱昌琳富裕之後,樂善好施,在長沙設保節堂、育嬰堂、施藥局、麻痘局,置義山、辦義學,並疏浚新河、賑濟災民,方誌中評價,他是「長沙近代慈善事業的開創者」。

尤為令人稱道的是朱昌琳捐資13萬之巨,將湘江、碧浪湖和瀏陽河鑿通,歷時10年竣工,這就是今天的新河。也因此善舉,朱昌琳獲三品卿銜,並被朝廷授予內閣學士銜。

這本來是一個令人稱羨的大家族,但朱鎔基的童年卻並不十分如意。他的父親朱寬澎排名老幺,尚未出生時父親就已經過世,更令人唏噓的是遺腹子的命運還傳承到了自己獨子朱鎔基的身上。

回首童年,朱天池感慨:「細滿叔(朱寬澎)是遺腹子,沒想到長弟(朱鎔基字長庚)也是。」

朱寬澎少有大志,而且聰明勤奮,但卻正值青年時得了當時的不治之症——癆病,家裡長輩為了給他「沖喜」,於是娶了一房媳婦張氏。

1928年的秋天,當朱鎔基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時,他的父親已經離他遠去,母親也因感染肺病無法哺乳。

三伯父朱榮浚(朱天池的父親)便把朱鎔基接到自己家裡,與剛剛出生的朱天池妹妹朱荔裳一起由妻子餵養。

此時的朱鎔基與年長很多的堂兄朱經治(鎔墨,朱榮浚第三子)關係最好。在朱經治90壽誕時,臨近卸任的朱鎔基給堂兄寫了兩幅壽聯——「誠信傳家經風雨;廉潔從公冶新人。」「兒孫滿堂萬事足;夫妻偕老百年歡。」

這是朱鎔基唯一一次破例給家族人士題字,這名前總理素來以拒絕題字而聞名。

雖然是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但好在朱氏家族還保持著兄友弟恭的良好家風,親戚間的相互照顧讓這對母子得以維持生活。也正是在幼年期間,受伯伯們熱愛京劇的影響,朱鎔基也開始喜歡上這門國粹,並持續至今,京劇成為他退休後生活的重要樂趣。

1933年,朱榮浚舉家遷往江蘇揚州,朱鎔基由五伯父朱學方照顧,家中的田產也由其代管。等到抗戰軍興,舉國一片焦土,朱鎔基的母親也去世了。為維持生計,朱鎔基家中田產也陸續被賣掉了,朱鎔基讀中學和大學都主要是靠獎學金度過,家裡的照顧已經不多了。

也因為抗戰全面爆發,遍及各地的朱氏子孫開始回到祖屋,從江蘇回來的朱天池又和堂弟見面了,但沒多久爆發了第一次湘北會戰,兄弟們再度分別。

朱天池隨父親前往大後方重慶,朱鎔基跟伯父朱學方一起留守長沙,並隨後輾轉湘西等地。鎔字輩兄弟自此分別,再也沒有大團聚的時刻,每個人從此走出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朱鎔基歷經廣益中學、國立八中、省立一中後,走出了湖南,並從清華開始進入到了一個更大的舞台。

自求才能多福

朱天池找過朱鎔基辦事。

這也是他們兄弟47年後的再一次見面。

1986年夏天,邵陽市水泥廠爭取一個擴建工程, 派了朱天池等幾名幹部去北京「跑部」,此時朱鎔基為國家經委副主任。

到北京後,朱天池找到了二姐夫劉觀璧(在北京工作,當時已退休),再由劉陪同到朱鎔基的寓所拜會,但事先沒有通知朱鎔基。

儘管已經有將近半個世紀的分別,朱鎔基還是馬上認出了堂弟,兄弟們開始聊起當年往事與今天的境況。

朱天池沒有忘記此行的目的。當時湖南省上報的水泥廠擴建項目有兩個,邵陽市水泥廠要和省內另外一家企業一起競爭唯一的指標。朱天池希望朱鎔基能夠幫忙打打招呼,卻遭到了直接拒絕:「這麼大的事情,一定要有關部門經過認真論證後慎重作出決定,哪家合適上哪家,要嚴格按科學程序辦理。」

後來,經過公開評比,邵陽市水泥廠勝出,擴建工程被立項。朱鎔基得知後非常高興:「憑實力說話,人家才會信嘛!」

後來,為市水泥廠擴建工程的其他事項,朱天池又專門赴北京找過朱鎔基一次。這一次朱鎔基態度更加明確:「雲哥,你來做客我很歡迎,但以後不要為地方上的事情找我,要通過正規的渠道辦理。」

朱天池臨走前,朱鎔基特地叮囑他:「我們家的兄弟姊妹很多,他們來求我幫忙,我不幫不好,可有些事情一幫又喪失了原則。請你跟親戚朋友們講一下,體諒一下我的難處。」

和朱鎔基關係最好的堂哥朱經治也是一樣,他的兒子朱匡宇(曾任上海紡織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現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從上海紡織系統一個普通工人干起,在朱鎔基就任上海市長之前,已經是上海市紡織局黨委副書記。朱鎔基到上海後,對朱匡宇說:「匡宇,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陞官。」

朱鎔基在上海4年,朱匡宇始終沒有動過位置。

朱天池說,家族裡沒有誰沾過朱鎔基的光,他退休前曾經是邵陽市水泥廠高級統計師,家裡非常普通,唯一顯眼的是一台液晶電視機,這是孫子結婚時購置的,現在一家四代同堂,住在一套遠離市區的公寓樓里。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國有企業大刀闊斧改革中,水泥廠被改制收購,朱天池現在每個月有千餘元的收入,家族裡還有好幾位鎔字輩親人都先後下崗、失業。

儘管有總理這名顯赫的親戚,但朱氏家族並沒有因此再度發跡,朱鎔基、朱天池的祖父朱訪緒(荷生公)給本堂起名「多福堂」,告誡子孫「唯有自求才能多福」。

「這是我們的家訓,朱鎔基也一樣遵守。」說這話時,朱天池已經83歲了,年輕時他曾經參加中國遠征軍,擔任過少尉軍官,後來回到家鄉進入了人民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至邵陽工作至今。

在夏日燥熱空氣里,從老人眉眼間依稀能看出那位著名堂弟的面貌。

http://www.infzm.com/content/34700電子報 >>人物周刊>>第178期《朱鎔基答記者問》出版始末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陳磊 2009-09-15 17:23:14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一個81歲高齡老人沒有自己寫一句話,全是當年舊聞,他的書何以熱銷至此?

退休6年後,朱鎔基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再次走入公眾視野——9月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鎔基答記者問》(下稱「《答記者問》」)一書,在全國各大書店公開發售。

這讓很多人想起了1998年3月朱鎔基始任總理時的情形——「這次,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務艱巨,怕辜負人民對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那時,70歲的朱鎔基,剛剛出任國家總理兩天。億萬民眾注視中的他,幹練、沉著,話語卻又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11年過去,當有媒體在北京街頭隨機訪問,依然有無數民眾記得他當年這番帶有悲情意味的慷慨陳詞。

於是,《答記者問》甫一推出,民眾就表示出了熱情——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表示,在公開發售的第一天,這本書就登上了噹噹、卓越、西單圖書大廈、王府井圖書大廈等排行榜的第一名。

2002年3月1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自己從不嚇唬老百姓,只嚇唬貪官污吏 圖/毛建軍

2003年3月5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作政府工作報告,贏得代表長時間的掌聲 圖/毛建軍

而在福建、海南、寧夏、江蘇等地,讀者都要排隊購買《答記者問》一書,幾近脫銷。

一個81歲高齡老人沒有自己寫一句話,全是當年舊聞,他的書何以熱銷至此?

低調的退休總理

與在任時的頻出妙語不同,2003年3月從總理任上退下來後的朱鎔基保持了一種刻意的低調。

他僅有的幾次公開露面包括:2004年8月,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2004年12月,北京凱賓斯基飯店,德國中小企業聯盟授予他「歐洲中小企業獎」的儀式。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上,朱鎔基都沒出現。

2006年4月,在參觀福州林則徐紀念館過程中,微服出遊的朱鎔基被民眾發現,他神情嚴肅沉靜、白髮霜染,人群中不斷有人要求與其合影,他均未拒絕。

走出紀念館大門,久候門外的人群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有人高呼「向總理揮揮手」,霎時人群齊刷刷地揮起手來。朱鎔基難拒盛情,繞著座車一圈,揮手致意,但並未發表任何講話。

另一件能說明朱鎔基保持低調的事情是,他在清華的同班同學歐陽鶴喜歡詩詞,曾在2003年5月寫了一首長詩《鎔基贊》發表,後由另一位同班同學宣祥鎏謄寫,在同年9月中國常德詩人節期間,在未告知朱鎔基的情況下,刻上了詩牆,供與會詩人和群眾參觀。這一年的11月,朱鎔基得知此事後,當晚就給湖南省委書記楊正午打電話,要求將碑刻撤下牆。他專門為此事寫下一段語重心長的話:「詩書並茂,情意兩真;讚譽之甚,其實難符;只知辦事,唯願利民;不求非分,祈勿流傳。」

任總理時,朱鎔基在湖南長沙老家的鄉親們都盼望他回去,退休後,他老家的幹部更是盛情力邀,但朱鎔基最終沒有返鄉——熟悉他的人說,在位時,他擔心家鄉拿他旗號行事;下來後,他擔心家鄉拿他包裝搞旅遊。

朱鎔基的堂兄朱天池,曾經為朱鎔基寫過傳記一本,主要講述朱氏家族和朱鎔基的奮鬥歷程,長達六七十萬字,朱鎔基一度拒絕閱讀,更遑論同意出版。

2003年冬,在廣東避寒的朱鎔基夫婦曾經參觀華南植物園,朱鎔基「要求當地媒體不得報道行蹤」。

後來,朱鎔基再去其他地方參觀或遊覽,比如,去湖南郴州曾經囚禁張學良的地方蘇仙嶺參觀,2007年10月再次赴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座談,幾乎不為外界所知。

應該留下點什麼

在任總理的時候,朱鎔基曾經表示,關於他有種種傳聞,或者說傳奇,但是,他都沒有時間去看,「究竟說了一些什麼,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這些東西。」

可是,退下來後,關心的人們還是覺得他應該留下點什麼。

歐陽鶴說,早在2005年他們清華大學同學的聚會上,他們班的一些同學就勸過朱鎔基,讓他把當年的一些親身經歷給寫出來,朱鎔基不置可否。另一位同學說,後來,他們抬出了周恩來的例子。

「周恩來總理做出了那麼大的貢獻,經歷了那麼多事情,可是,隨著他撒手西去,沒有留下任何東西,那些最為真實、寶貴的資料都沒了,很遺憾。你不能再這樣,所以,你應該留下點什麼。」朱的這位同學勸朱鎔基。

無法得知,是在周圍人的勸說下,抑或朱鎔基自感,也應該對他經歷過的那段歷史有一個交代,以示後人。事實上,朱鎔基自己口風逐漸鬆動——大約2006年前後,他告訴與他關係較近的一位老同學:「我出書時,你幫我看看。」

朱的這位同學告訴本刊記者,剛看到《答記者問》這本書的時候,覺得有些突然,但後來一想,出這本書確實挺好的。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都是歷史的真實情況,並不是他(朱鎔基)自己寫的,都是原來與記者的問答,他不用擔任何責任。而且,這樣的書,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吹噓成分。」朱的這位同學說。

歐陽鶴分析,《答記者問》這本書應該是朱鎔基應別人要求而出的,並不是他自己主動要求的結果。歐陽鶴的理由是,《答記者問》公開發售的前一天,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播出了這條消息,而且「播得還不短」,那「中央有關部門肯定是同意」,「應該不是個人的意思」。

「他自己肯定看過,這沒問題。」歐陽鶴說。經過和幾個大學同學溝通後,他們一致的看法是,他們也都覺得書出得好,因為,記者們的提問很有挑戰性,而「朱鎔基的回答更是精彩,舉重若輕,有人情味,還讓記者沒話說。」

「鳳凰衛視的阮次山說,答得這麼好的總理,全世界也不多的。」歐陽鶴說,他很為自己的這位老同學驕傲。

老百姓願意聽,也喜歡聽

那為什麼朱鎔基回歸公眾視野,選擇了「答記者問」這個切入口呢?要知道,5年總理、7年副總理,朱鎔基工作牽涉到中國的方方面面,幾乎每個方面都可以談,而很多分析人士更是指出,《答記者問》「是朱鎔基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著作」。

為什麼?

回看歷史,朱鎔基的成名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其為政風格的強硬、親民,以及他執政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變革,影響深遠;二是,朱本人富有魅力的語言通過媒體放大後,給民眾留下深刻印象。

香港鳳凰衛視的主持人吳小莉,曾因被朱鎔基兩次點名而一度成為海內外傳媒的焦點人物。她覺得,朱鎔基很樂於和媒體交往——「他知道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麼忙碌,但是都會注意到我們的存在,給我們以幫助。他會把我們當作平等的人來對話。」

原中央電視台記者賀永強,以隨行記者的身份,完整記錄和見證了朱鎔基當總理的5年。他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5年來,我粗略地統計了一下,我們拍攝到的總理活動新聞與中央電視台播發的總理活動新聞的比例是3:1,也就是說,有60%多的總理活動我們拍下來後只是留作了歷史資料,並未公開報道。

「對於《新聞聯播》播發自己的時政活動報道,總理有嚴格的要求。除非重大或重要的時政活動,一般的外事會見,他都要求不上電視。總理曾開玩笑說自己:『一個丑老頭,老在電視里出現,人家會說,他在幹嘛呀?』」賀永強說。

事實上,朱鎔基是一個深諳新聞規律的執政者,他對媒體的遊戲規則極為熟稔。

1999年4月,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行人康比德夫婦採訪時,朱鎔基開門見山來交心——「你們提出了一些問題,我的秘書班子起草了回答你們這些問題的答案,所以我也不把這個答案交給你們了。我認為還是由你們直接向我提出問題,我即席回答,可能更符合你們的要求……」。

在美國七團體的晚餐會上,他談到了如何應對記者:「Corner(逼到牆角)這個詞我本來不知道,是我在達拉斯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非常確切。1990年我來時,他們(指記者)問我的問題老是『天安門事件』。今天他們問我的問題儘是『科索沃事件』。有朋友告訴我,記者corner你的時候你要跳出來,可是我怎麼也跳不出來。」

「在我們看來,廣大民眾對朱鎔基印象不錯,主要是他當年記者招待會上說的話,還有一些媒體的報道,老百姓願意聽,也喜歡聽。這是《答記者問》最先作為其個人著作出版的原因。」參與《答記者問》一書編輯工作的一位專家說。

「我的名字小一點」

《答記者問》一書沒有責任編輯,人民出版社的說法是,「精心挑選出30多名資深編輯,是集體合作的功勞,不宜署某一位編輯的名字。」

這還僅是人民出版社方面的工作。

本刊獲悉,早在3年前,《答記者問》就成立了自己專門的編輯隊伍,陣容強大,其總協調人李炳軍,在朱任總理時,作為朱鎔基辦公室的主任,跟隨其多年。

在這個編輯組內,還有多名專家,如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謝明干、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等。尤其是1934年出生的著名經濟學家謝明干,在朱鎔基任職國家經委時,就是朱的智囊,後來朱出任總理,謝更是經常作為經濟政策擬定者之一出現,對朱的政策思路極為熟悉。

編輯組內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本刊,在定下了先出版「答記者問」這一大方向後,他們開始尋找素材,先是朱鎔基的5次全國人大政府記者招待會,再就是接受國外媒體記者的採訪,「要照顧到方方面面,不能僅是美日這些大國」。

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答記者問》一書僅收錄「部分」演講和答記者問,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對朱鎔基的「答記者問」材料的收集整理,是首次,「儘管材料的來源渠道比較寬泛,但難免會有遺漏。」

《答記者問》編輯組專家對此予以了證實:「時隔多年,很多資料都已經找不到了。既然找不到全部,那我們只能在這有限的部分內進行選擇。」

「但即便在這有限的部分內,也是困難重重。比如,一些圖片資料,現在再要求外交部、駐外的大使館來提供,他們人都換了好幾撥了,這個要求不太現實。」

「舉個例子,我們知道,朱鎔基到國外訪問時,是幾乎從不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擁抱的,但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訪問俄羅斯時,和葉利欽,而且葉利欽還特地把朱鎔基的手拉到自己的胸口,讓他感受自己的心跳,以示真誠。但照片找不到了。沒有辦法。」

「還有朱鎔基訪問日本的時候,也有很多有趣的東西,但找不到原始資料,我們也沒辦法。」

人民出版社負責協調《答記者問》一書的負責人陳亞明,告訴了本刊一個細節,在出版社拿出最後的封面設計樣後,朱鎔基審閱時提出,封面上他的名字太過醒目,而書的主角應該是記者。

「他告訴我們,他的名字應該小一點。」陳亞明說,如果仔細看,在《答記者問》一書的61頁,選用了全是記者的圖片,「是特意選的」,就是為了向記者們表達敬意。

關於《答記者問》的封面圖片,也有一個小故事。

內容定下來之後,人民出版社推薦用的封面圖片是朱鎔基握拳頭和手指人講話的兩張,編輯組的一位專家認為不妥,因為,按照國外的慣例,手指人是不禮貌的行為,後來最終改為了現圖。

「現在這張照片,顯得朱鎔基非常有信心,而且面目和善,不像講『地雷陣』時那樣威嚴。」這位專家說,如果不出意外,還會有一些朱鎔基的書出版,因為「看到這些書,是他有生之年的心愿」。

http://www.infzm.com/content/34698電子報 >>人物周刊>>第178期「答記者問」中的朱鎔基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陳磊 2009-09-15 17:14:23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朱鎔基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回歸」公眾視野,再次將人們拉回那個屬於他的年代

「一天到晚都頭疼」

朱鎔基總理的任期並不長,只有5年,就是這5年,讓他走進了歷史。觀察家們分析,朱的成名源於之前中國政壇少有像他那樣有鮮明個性的人物,比如,第一次以總理身份公開亮相,他「地雷陣」、「萬丈深淵」等極富形象色彩的比喻,讓公眾興奮、激動,同時也道出了中國改革的艱難現實和窘境。

朱鎔基對改革是這麼定義的,他說:「改革,是一場人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極大的變革,所以不能不產生矛盾,也不可能不遇到阻力,有時候,會引起一些並不很了解前景的人的一些不滿。」

「比方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時候,中國曾經有1000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或者說失業。這當然引起了社會不穩定,一直到現在(2000年9月,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說),這些下崗職工也不可能完全都能就業……」

「又比方說,由於我們採取的農業政策的成功,中國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糧食不是不夠,而是超過了需求。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糧食價格不斷下降,農民收入減少,引起了農民的不滿。」

2002年3月,在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坦陳了自己的憂慮:「我一天到晚都頭疼,最厲害的,就目前來講,主要是增加農民的收入。因為這4年里,國家的公務員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資……大多數大中型國有虧損企業在3年裡面已經基本脫困,很多企業職工的工資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比較起來,農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個別地方還有下降……」

在1999年的記者招待會上,總理一年的他感慨異常:「過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難,這個困難超過了我預料的程度。第一,我原來沒有估計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這麼大;第二,我國發生的歷史上罕見的特大的洪澇災害也超出了我的預料……」

話鋒一轉,他又說:「我所不滿意的,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覺到,有個別部門和地區沒有很好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

讓人民來評價

朱還未卸任時,已經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對本屆政府的評價,「由人民和歷史來做。」在很多問題的處理上,他也常從歷史感角度出發。

針對美國遲遲不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朱鎔基幽默地說:「柯林頓總統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現在不批准,恐怕要後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後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後,美國人民翻到這個歷史的時候,也會要後悔,為什麼當時犯這個錯誤,掩卷而長嘆……」

針對人權問題的提問,朱鎔基說:「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訪問中國時,我告訴她一句話。我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她說:『是嗎?』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說:『不是嗎?我比你大10歲,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作鬥爭,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的時候,你還在上中學呢!……中國幾千年是封建社會,還有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麼可能把所有問題都解決?」

在很多人的腦海以及媒體的報道輪廓中,朱鎔基是一位銳意進取的革新者,可他自己並不這麼看——「我稱不上改革的先鋒,絕對不敢稱自己是改革的旗手。這個旗手應該是鄧小平先生,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我在經濟改革中所做的工作,是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做一些具體的工作。當然,開創經濟改革新局面這個工作是很艱難的,我做的一些具體工作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朱鎔基的「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等名言影響深遠,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就這個「名言」,他也進行過澄清:「我在就任總理的時候,曾在記者招待會上面講過這樣的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我沒有說我已經踩在『地雷』上,沒有。這是表示一種決心。」

就總理任期,他曾這麼總結:「我在本屆政府就職時提出的經濟改革目標,現在(2001年10月)已經基本實現了。當然,我說的基本實現是指我提出的階段性目標已經實現了,但整體的中國經濟改革還沒有完成,要走的路很遠。」

「至於政治改革,我認為,在我的任期內,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進步——西方國家所認為的政治改革和我們理解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樣的……西方國家認為的政治改革的標準是,是否實行多黨制,是否實行普選,是否實行『三權分立』。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政治改革,他們當然感到失望。」

「現在,有一個現代化的工具叫Internet。Internet上罵我們的言論有的是,天天都可以看到罵我的話。(但是)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沒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朱鎔基對於個人經歷,不是說「不值一談」,就是講「沒什麼可說的」,尤其不希望別人學習他,因為「沒有什麼優點,除了埋頭苦幹以外,不希望別人學習」。

「關於我,有種種傳聞,或者說傳奇。我知道目前為止(2000年10月),至少有11本關於我的書,我沒有時間去看。它們究竟說了一些什麼,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這些東西。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值一談。」朱鎔基說。

在《答記者問》中,他罕見地幾次談到自己的個人經歷。

在接受韓國中央日報社會長採訪時,他說:「我出生後就未見過自己的父親,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那時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國,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艱苦的。就像孟子講的那樣:『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也許是這種挫折與磨鍊有助於自己的成長。我不管受到什麼挫折和磨鍊,從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許沒有小時候那些挫折和磨鍊,我今天就當不上總理,就不會有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了。」

1999年4月2日,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發行人採訪時,朱也談到幼年經歷:「我是靠我自己個人的努力,才能夠受到教育的。也許這培養了我一種性格,就是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

在2000年的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針對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針對台灣問題的提問,他動情地回憶:「抗戰全面爆發時,我只有9歲,救亡的歌曲,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每逢唱這些救亡歌曲的時候,我的眼淚就要流出來,我就充滿了要為祖國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能夠允許自古就屬於中國領土的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嗎?絕對不能!」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他描述了青年時代的情形:「我1947年在清華大學學習的時候,清華被稱為『中國的MIT』,我所學習的教科書大部分是從MIT來的,當然,不是從美國來的原本,是在中國影印的……我當時就憧憬有一天能夠到MIT來學習,而且拿一個學位。」

2000年10月14日接受東京廣播公司採訪時,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我吃了很多虧。我的一生中經受過很多的挫折,你很難想像。」

這種青年時代的遠大抱負,這種經百難而不回的勇氣,讓朱鎔基為政時多了許多堅忍,少了一份中庸。上任伊始,他喊出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驚人之語;在中美關係最敏感的時候,在美國媒體將其照片用得「像個死人」的情況下,他依然前行,「因為,既然你們(美國部分議員)有氣,我就要去給你們消消氣。」

這些稱號不接受

但朱又是一個較真的人,對於外界有人給他的「賣國賊」、「赤字總理」稱號,他一概不予接受:

「我當上海市長時,主張在上海設立AIG分公司,有人說我『賣國』。可惜我當時作為上海市長還沒權力批准AIG在上海設分公司。直到我1991年到北京任副總理之後才批准。」

「大前年(1997年),我跟喬治·費舍爾先生談,請他的柯達公司來中國合作的時候,我曾經被某人第二次當成『賣國賊』。但是經過這兩年,柯達公司進入了中國,大量地投資,促進了中國膠片工業的發展。因此,那位叫我『賣國賊』的人,最近在春節活動的時候來對我講:『我以前講錯了。』」

「我相信,今後我不會第三次被稱做『賣國賊』了。」

「對於外界稱我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經濟沙皇』等,我都不高興。」

「香港有一份報紙,送給我一個『榮譽』稱號,叫『赤字總理』。我從來不接受榮譽稱號或者榮譽學位,因此,對這個問題我需要解釋幾句。我查了手頭的資料,我只查了二十幾個國家。2000年,19個國家都有赤字,包括一些發達的大國。所以,問題不在於財政有沒有赤字,而是這個赤字的水平是否在承受能力範圍以內,特別是這個赤字是用在什麼地方、『赤』在什麼地方……

「所以,對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總理』這個『榮譽稱號』,奉送回去。」

「我不孤獨」

在很多媒體乃至傳記的描述中,朱鎔基都是以一個帶有幾分孤獨意味的改革者身份出現,但《答記者問》這本書告訴我們的是,朱鎔基對此並不認可——「我一點也不孤獨。」2000年9月21日,接受日本經濟學家和NHK的採訪時,朱鎔基說。

「每天要看無數的人民來信,每天有無數的人打電話要來見我,我不能全看,也不能都見。我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來信接近一萬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我的辦公室等著我一個一個地見他們。」

那麼,作為一個總理,朱鎔基的業餘生活是怎樣的呢?

「我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睡覺的時間都不充足,根本沒有時間從事體育運動和文娛活動。幾年以前,我偶爾還打打網球,現在沒時間了。」

「歡迎外國的政府首腦也好、元首也好,最多也就是參加會談和宴請,從來不參加文藝活動。不是我不喜歡文藝活動,實在是沒有時間。我在國內參加文藝活動,一年也就是一兩次,最多也就是3次。」

「平時,我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轉圈。院子太小,轉起圈來頭暈,但我必須保證每天散步一個小時。我愛好文學,也愛好音樂,但現在既沒有時間讀小說,也沒有時間聽音樂。所以,我的生活很簡單。」

「為了讓腦子休息一下,我近兩年發明了一個辦法,就是與我的夫人散步時,一起去背頌過去所念過的中國古詩,最近(2000年6月份)我們在背《長恨歌》,描寫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現在可以全部背下來了。」

這怎麼能說是業餘生活呢?

可這確實是一個總理的真實狀態——「每天不斷地開會,不斷地批文件,工作非常枯燥」。可朱鎔基「絲毫不知疲倦」地在進行他所擔負的政府的工作。因為,他已經失去了太多——「經過差不多20年的挫折(1958年,朱鎔基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經歷許多坎坷,1978年調入中國社科院,方恢復黨籍)。」

朱鎔基的大學同學告訴本刊,退休後,朱鎔基的生活變得清閑起來,冬天,他會到南方避寒,氣候適宜的時候,會到各地走走,每天爬一個小時香山,下午散步一個小時,再就是拉拉胡琴,和夫人勞安來上一段京劇。

當然,《答記者問》這本書還告訴讀者一個小秘密:「我在家裡是完全聽我夫人的。我的口袋裡連一分錢也沒有,全部上繳給她了。」

(本文的朱鎔基引文取自《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向編輯該書的人民出版社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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