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源地

對此，今人多有論說，如劉文英先生指出：「從60年代以來，在原伏羲故里，天水地區，以大地灣為代表，發現了不少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以大量的史前的出土文物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伏羲傳說產生的原始背景，因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揭示有關傳說的文化歷史內涵。」[1]伏羲氏在中國的歷史傳說中被列為三皇之首，被認為是華夏文明最早的開創者，就活動於今甘肅天水一帶。有意思的是，華夏先民歷來以「龍」為自己的圖騰崇拜的對象，中國人一般又自稱為「龍的傳人」。在這樣的話語系統中，伏羲與女媧便又有著龍的形象。《帝王世紀》言：「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2] 雷澤是雷神居住的地方。在遠古時期，人類對環境的認識和駕馭能力還非常低下，處於一種對大自然的敬畏與恐懼之中，因而便誕生了對大自然最為簡單樸實的認知——「萬物有靈」。而雷神則代表著上天的發怒的聲音，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伏羲就描述為龍身人頭、有著巨大力量的雷神與世間婦女結合後所生的有著神奇力量的「神人」。《補史記》則稱其：「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羲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羲。」[3]

伏羲有許多事迹是和女蝸的事迹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人們常常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稱之為華夏先民的始祖夫婦。女媧又稱媧皇。傳說伏羲與女媧原為兄妹，因天下未有人民，為了繁衍人類，乃結為夫妻。《淮南鴻烈解》稱：「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爛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鰲足以立四極。」[4]又或云：「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徳，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唯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水媧亦木徳王，蓋宓羲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類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5]在這些傳說當中，女媧和伏羲兩人的關係顯得比較複雜，既是兄妹、夫妻，同時也是傳承者「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徳，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6]在這樣的順序當中，伏羲與女媧就成為了華夏民族最早的兩位祖先，而位於三皇五帝之首。當然這裡具有很多神話的色彩了，有些學者就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而將兩者分離出來，並指出：「『伏羲』最早由莊子提出，我國到秦漢時代成書的某些古籍偶有提及，伏羲的傳說，實際上是源於《庄於》，乃是庄於藉以論道的假託，並非上古帝王，伏羲的傳說既不是古代華夏族所固有，也不是古苗蠻民族的遺裔所傳入。伏羲被推崇為『三皇之尊』乃至成為眾人相信的古代帝王，乃是與中國古代士人崇古傳統分不開的，崇古而述古為伏羲由假而真提供了舞台，戰國未到秦漢時成書的託言孔子所著《易傳·繫辭》亦言伏羲，伏羲遂聲名大噪，伏羲的傳說遂成信史。」[7]

然而有意思的是，有關伏羲與女媧的傳說，並不僅流傳在漢族地區，就是在西南的諸多少數民族中也有很多分布。針對這種情況，劉堯漢根據西南民族傳說中的伏羲與女媧的傳說，指出：「中國……自遠古以來便是龍虎文化」[8]，「中華民族的龍虎文化，始自遠古女蝸、伏羲，經由夏、商、周、秦、漢，一貫而下」[9]，而龍虎文化——中華民族龍虎文化「淵源於遠古女蝸、伏羲的合體」——葫蘆崇拜，而「哀牢山彝族祖靈葫蘆是龍女蝸和虎伏羲的合體」[10]。伏羲與女媧的崇拜原本是多個民族的信仰，而在這裡卻被他不自覺地縮放到了哀牢山彝族祖靈葫蘆的傳說之中，當然引起了眾多的反對聲音。常金倉指出：「伏羲、女蝸都是戰國文獻中新出現的人物，沒有任何記載可以證明他們的故事傳自史前社會。伏羲、女蝸和洪水神話是大禹治水的派生或翻版。西南少數民族關於羲蝸兄妹相婚再造人類的故事並非所謂血緣婚殘餘，而是在道教傳播中『種民』之說的神話表述，」「這個神話傳入西南斷然不早於漢魏時代。」[11]易謀遠則在《中華民族祖先是彝族祖靈葫蘆里的伏羲女蝸嗎?——和劉堯漢先生商討》一文中，斷然指出：「中華民族的祖先是黃帝、炎帝（含蚩尤），而不是彝族祖靈葫蘆里的龍女蝸和虎伏羲。」[12]應該指出的是，這些反對意見毫無疑問都是引經據典而得出的結論，而關於伏羲和女媧的傳說也確實是在歷史進程中呈現出話語累積的語言形態，然而不應該否認的是人類在自我的認識過程中也存在著日益清晰的特徵，如果就此斷然否認伏羲與女媧存在的歷史真實性，恐怕也未必是符合歷史的真實。或許剝去包裹在這些傳說之上的神話色彩，這些傳說也具有某些內在的合理性。

所謂「成紀」即今甘肅天水，在歷史地理學上應該是不妄之詞。而在今天的天水地區就流傳著大量關於伏羲和女媧的傳說，甚至還有風台與風城的遺存之地。此外，有伏羲廟在天水市內，女媧廟在秦安縣境內。而這一地區與秦安大地灣的歷史文化遺址相距亦屬不遠，同屬一道河谷。在大地灣遺址，就已經出土的狀況，已經發現了規模很大的宮殿遺存，而這些遺址已經在距今7000多年前僅8000多年了。易謀遠還在《中華民族祖先是彝族祖靈葫蘆里的伏羲女蝸嗎?——和劉堯漢先生商討》一文中指出：「以姜姓炎帝言之，他是古羌人各部的始祖。《山海經·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羌。」說明散布在今陝、甘、青、藏、川和寧夏廣大地區的氏羌或羌戎，都與炎帝的後裔伯夷有關係。《國語·周語下》還記伯夷的裔胄太岳後來發展為齊、呂、申、許四國，均在今河南省境內。《史記·齊太公世家》又載太岳之裔姜氏太公望在東方的活動，也不比西方姜氏的事迹少。都說明炎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之一，其後裔去向是遍及古代中國許多地方的。」[13]雖然他也明確自己在諸多炎帝的傳說中更相信炎帝活動中心的南方說，事實上誰也無法明確炎帝就不可能曾經活動於今天的黃河、渭河流域。不然，襲號炎帝的蚩尤又如何在部落聯盟時代各部落活動空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與活動於黃河、渭河流域的黃帝部落聯盟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呢？其後蚩尤又與黃帝相爭，這種相爭可以有兩解：其一，爭奪地盤；其二爭奪最高領導權。然而無論何種相爭，都說明兩者相距不會太遠。只是在戰敗之後，蚩尤各部才逐漸遠離黃河與渭河流域的。如果這種說法成立，反觀「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徳，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的記載，那麼由這些四散而去的部落將伏羲與女媧的傳說散布到各地也未為可知。至於說，在其他民族中缺乏更早的歷史記載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因為他們本身就缺乏用以書寫的文字，那麼隨著他們再次被納入到華夏文明圈內的時候，在相互的交往中，人們再將自己聽到的這些少數民族的傳說記載下來，不僅是符合歷史的，也是符合邏輯的。現今，已經有學者通過文獻學、考古學與民俗學的方法證明了：「重慶文化主源頭就是蛇巴文化，它源自甘青高原上的一支伏羲文化。」[14]因此，對於伏羲與女媧的傳說，我們或許持有一種更為審慎的態度為好：「伏羲既是大蛇圖騰團族奠基人，也是我國古代龍圖騰團族的始祖，故數千年來，凡自詡是龍的傳人的華裔，仍稱伏羲為『人祖爺』，尊他為『華夏先祖』，即『龍的祖師爺』。這也說明，華族自古代形成時起，就是由多元族系融合而成的綜合體，眾多後期形成的諸民族，又多是在長期的歷史階段中不斷地分合而形成的。故今日漢族與各兄弟民族的神話傳說中，仍保留千絲萬縷的交織瓜葛，難於截然分開。」[15]

故而，張豈之先生指出黃帝、炎帝共同出生於今陝甘交界一帶：「最近兩年以來，陝西地區的一些學者較深入地開展了關於史前炎黃時代的研究。在研究中提出了一個觀點：炎黃時代的原始農耕是後來周秦文化產生的肥土沃壤。我本人也持這個觀點。炎黃時代距今約五千年左右。我國歷史記載最早談到黃帝出生的，是《國語·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少典族原居住在陝西、甘肅交界處，與有蟜氏通婚姻，生下黃帝和炎帝。黃帝居姬水，以後姓姬；炎帝居姜水，以後取姜姓，黃帝生於今陝北黃土高原，炎帝生於今寶雞市姜水一帶。黃帝和炎帝部落曾經順河移動，發展到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後來稱為華夏族。華夏的子孫稱為炎黃子孫。』」[16]這對於我們認識伏羲、女媧與炎帝真實的歷史形態有不少啟迪意義。而黃帝作為華夏的人文始祖，在目前來說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了。至於其發祥地，葉修成、梁葆莉通過「對關於黃帝族的發祥地及其所處時代的各家之說，進行比較考辨後，據古文獻的記載與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得出：黃帝族發祥於今西北陝甘黃上高原，其時代約相當於考古學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年代大致為公元前4000~3000年之間」[17]。

其實關於黃帝的問題早有比較明確的答案，司馬遷在早在《史記》中已經記的非常清楚「黃帝崩，葬橋山」。這就說明，黃帝主要活動於以橋山為中心的陝甘地區。作為統一各部落的雄主，自「崩」而始便成為人們的祭祀對象。王國維校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云：「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此後，黃帝作為人文始祖被後世祭祀不絕。《經禮補逸》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後氏禘黃帝而郊。」[18]

可以說，「在黃帝死後的一千年間，華夏族的地位日益上升，對黃帝的祭祀又呈現出一種新的跡象。黃帝不但作為華夏族的始祖，而且還贏得其他部族的崇敬。在當時祭祀始祖的禘禮中，黃帝佔有很重要的地位。」[19]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更是特別注重對黃帝的祭祀。史載：「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20]其後，「歷代帝王在中部縣（今黃陵縣）的橋山之巔設壇築場，虔誠地祭祀著軒轅黃帝，儀式隆重，規模盛大……不過，明代以前對黃帝的祭祀並不專在今天的黃陵縣。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歷代帝王君主對黃帝的祭祀場所，確定為今天的黃陵縣橋山之巔的黃帝陵。」[21]當然，在歷史的嬗遞之間，黃帝的影像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清代的雖然是由關外的滿族所建立，同樣也進行著黃帝的祭祀；「清朝對黃帝陵廟的祭祀，儀式隆重，規模宏大，次數較多。除常規之祭外，逢皇帝登基，太后壽辰，國家慶典，平急叛亂，水旱災害，五穀豐登，大功告成等重大事件，特別是需要團結禦敵，或獲重大成功需要祭告古代聖王時，皇帝常派員祭告黃帝。從順治到道光帝，清朝廷對黃帝陵的祭祀，見於記載的主要有30次，30次中，清世祖順治在位18年，祭陵1次；清聖祖康熙在位61年，祭陵9次；清世宗雍正在位13年，祭陵3次；清高宗乾隆在位60年，祭陵10次；清仁宗嘉慶在位25年，祭陵3次；清宣宗道光在位30年，祭陵4次。」[22]這也並不奇怪，其實在我國的諸多少數民族地區同樣流傳著人文始祖黃帝的傳說。

到了近代以來，黃帝日益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每當國難當頭之時，人們便會通過祭祀黃帝的方式或高揚黃帝精神的旗幟相互號召，共御外侮。1935年，國民黨「中央為追崇先聖前烈，發揚民族精神，規定於每年清明節日舉行民族掃墓禮，以今歲為之始。」[23]是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推舉委員張繼、邵元沖，國民政府派鄧家彥，陝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陝西省政府、西安綏靖公署公推邵力子、郭英夫、馮欽哉、雷寶華、李成鋼、宋志先等，致祭於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陵。從1935年到1947年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每年都派員前往黃帝陵祭祀黃帝。其中，1937年清明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派員祭黃帝陵，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總部也派代表前來祭陵。[24]這標誌著中華民族大團結，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局面初步形成了。

三皇五帝之後，在中國進入奴隸社會的早期文明階段，幾個重要的王朝也大多以西部為發源之地。如夏族的直接祖先夏禹，「本汝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25]石紐在今四川理縣境。而周興起於今天的西部地區更是不爭的事實。至於周代商而興，建都於今陝西境內，早已彪明於史，可以置於不論。而關於先周之周祖的歷史則還有許多爭論，最近的一些新作已經充分證明，其活動的區域主要為今甘肅慶陽市境內。這些論說或不為世人廣知，尚有介紹的必要。其中關於周人先祖公劉至太王所居之豳地的地望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則至為關鍵，誠如汪受寬先生所言：「周人古稱禮儀之邦，在歷史上，還有哪一個朝代在中華文化的奠定上比周朝更為關鍵？」[26]基於這種考慮，汪受寬先生旁徵博引，以大量的歷史材料結合實際的地理調查，充分論證了「豳邑在今甘肅寧縣境內」[27]。這說明，先周周人的主要活動區域即在今甘肅慶陽市境內。於俊德、於祖培兩位先生更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圍繞先周地望問題，綜合運用考古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民俗學的各種方法，肯定了豳國在今甘肅慶陽市南境，豳邑在今寧縣廟咀坪。[28]歷史上，在今慶陽市境內有多處先周的歷史文化遺存，如公劉廟、不窋墓等。如今，在慶陽市慶城縣，則因不窋墓而建廟以為祀。

現今，在陝甘境內圍繞伏羲與女媧、黃帝、周先祖為核心，形成了三大祭祀系統，每年舉行公祭，在海內外的華人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參與，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凝聚的一種很好的方式。通過這種認可，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對西部為中華民族民族發源地的認可。的確如此，華夏族的人文初祖、人文始祖、夏族先祖、周先祖都出生在西部地區，不是對西部為中國文明重要起源地的有力證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