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視閾中漢字安全的潛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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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互聯網時代的迅猛發展、全球一體化背景下世界大國國力的博弈深層次展開，當代中國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愈顯突出。2002年9月，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唐家璇在第57屆聯合國大會上指出：「安全問題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已經涉及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代表中國政府從新的國家安全觀的角度，首次明確提出文化安全問題。2003年8月，在第十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會議上，中國最高決策層第一次將「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提高到重要位置，指出要「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和社會穩定」。文化安全已成為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之後的中國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意義。2014年4月，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又首次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將文化安全列為當代國家安全體系中十一項構成要素之一，成為五項非傳統國家安全要素中的重要一項。文化安全研究可謂新時期國家安全理論學界之「顯學」，正如有學者所言：「文化安全是在經濟全球化、信息網路化、文化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下提出來的一個重要時代命題」；「當前，文化安全與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和信息安全並列，成為國家的四大安全之一」。

一 中國人對文化安全中漢字安全問題的誤區

按照目前國家安全理論研究的共識，「國家安全就是一個國家處於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也就是國家既沒有外部的威脅又沒有內部的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作為國家安全派生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其最基本的內容就是語言文字安全。按照《國家安全學》的闡述，語言文字安全的基本含義是：「一個國家使用自己固有的語言與文字的權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別是外部強權的威脅和侵害……保持合理的純潔性……不至於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多於便利的不便、多於益處的害處」。目前，漢字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應用方面，由於英文縮略詞濫用、兩岸三地之間漢字字形不統一、中國人書寫漢字的能力下降、不雅漢字的泛濫，都極大地影響了保持漢字系統的穩定性、純潔性，呈現出漢字系統內部的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給民眾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害處，正在萌生文化安全中漢字安全的危機。正如《人民日報》評論員曾指出的：「一些報刊上錯別字隨處可見，電視熒屏上的錯別字時有所見，廣播和電視中讀音的訛誤時有所聞，一些地區和行業濫用繁體字、亂造簡體字，……語言文字應用的混亂，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中國文化安全問題重大而複雜，其中對漢語言文字安全問題的探討也是充滿爭議。在當前無國界的互聯網時代，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世界大潮中，與討論政治安全、軍事安全或經濟安全明顯不同的是，討論漢字安全問題可謂敏感而棘手的話題，頗具學術風險。概括而言，目前社會上以及學界對漢字安全問題的認識存在三方面的誤區。

一是某些自謂「世界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融入世界大潮流主義者」的人士認為，在互聯網信息大發展時代、數字化生存時代，在「非零和性」與全球共贏的現代化時代，人們都嚮往並享受著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給國人帶來的方便和驚喜，而這時呼籲漢字安全的理念，那就是守舊、不開化的冬烘思想，往往被扣上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等帽子。馬歇爾·麥克盧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傳播學概念——「我們這個地球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村落」，更是這種質疑重視漢字安全的一個利器。又受當代英美語言文化以及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強勢影響，不少國人認為，在「世界是平的」之全球化背景中，全世界的語言文字理應相互開放、交流，所謂保持漢字的穩定性、純潔性是「偽命題」。

二是有一些人認為，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正在崛起，不必擔心什麼漢字的安全問題，不必杞人憂天。孔子學院在全球各大洲全面「開花」，當今全世界都在學習漢語言文字，漢字安全沒有受到什麼威脅、不存在什麼風險或危機。

三是不少媒體、國人甚至學者對複雜而重大的漢語言文字學術問題的認識存在誤區，沒有釐清漢語與漢字的關係，將「漢字」理解為「漢語辭彙」，把兩者混為一談。《人民日報》發表的有關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反對外來語濫用等一系列評論文章，受到很多網民的質疑，被認為是偽命題，甚至有《讓所謂的「漢語純潔性」隨風去吧》這樣的文章見諸媒體，其實也正是因為《人民日報》評論的表述在學術性和科學性方面出現不足，反而引起很多讀者的誤解。不少全球文化多元主義的擁躉者往往夾雜著偏激、浮躁的情緒，從而產生簡單化、情緒化的表述：漢語怎麼不可以吸收外來辭彙？其實，我們反對的並不是「禽流感」「微小顆粒物」這樣的外來辭彙、概念或語義，而是「H7N9」「PM25」這類非漢字筆畫特質的英文字母縮略詞大量嵌入中國大眾媒體，進入報刊文章之中；我們憂患的是漢字形態的純潔性、規範性，而不是辭彙語義意義上的漢語純潔性。所以，《人民日報》等媒體籠統地提「漢語的純潔性」並不科學，本身就存在學術誤區，容易引起歧義，應該提「漢字的規範性」或「漢語寫作中使用規範的漢字」才準確。

文化安全這種「非傳統安全的研究，屬於高難度的系統工程，需要多學科的攻關，更需要廣泛的參與和支持」。習近平在論及思想宣傳工作時曾指示，闡釋中國文化特色時要做到「四個講清楚」，要求在各個層面講清楚、講明白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歷史淵源、文化積澱、發展脈絡、精神追求等方面的獨特創造。筆者認為，探討漢字安全問題應該做到：一是要在「跨學科」和「多視閾」的角度觀察，二是要在更深層的學術層面講清楚。正如有學者談到目前文化安全研究時指出：「從宏觀全局性和全程性問題轉向微觀局部性和環節性問題，突出研究的深入性和準確性。只有學理研究的深入和局部環節性問題的明晰，才能進一步在更高層次上從宏觀和全局的國家戰略高度解答中國的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我們正視漢字安全面臨的潛在危機，深入細緻地展開對漢字安全問題的探討，有助於糾正當前學界對中國文化安全研究的空泛化現象。

二 漢字安全在中國文化安全中的特性

漢字安全是保障中國文化安全的重要元素，漢字體系一旦變異或者消亡，也就談不上中華文化的存在或延續。傳說中華先民先祖創造漢字時驚天動地，「天雨粟，鬼夜哭」。漢字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發展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字聖」許慎所言，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蘊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信息，是中國文化的主要根基和承載者，是中華民族的面孔、靈魂和精神象徵，而不僅僅只是記錄漢語言的工具。曾有學者說：「方塊字教育愈普及，則民族愈團結；民族愈團結，則政治統一便愈容易推動。……如今世界，四個人之中便有一個是『炎黃子孫』，豈偶然哉？」五千年的中華燦爛文明，現今似乎什麼都發生了巨變，例如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烹飪飲食、語法辭彙等等。連音韻也發生巨大變化，今人吟誦唐詩宋詞會發現很多已不合轍押韻。但唯有漢字的形態和結構特性還是保持本色原樣，包含著巨大的文化認同和凝聚力量，是中華民族保持統一的最穩定的因素之一。中國各地方風俗、方言迥異，幾千年來雖然也時有分裂、亂離，但至今仍然作為大一統的世界強國屹立世界東方，除了政治、文化諸原因之外，穩定的漢字體系也是重要的原因。20世紀初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指出：「歷代以來，中國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統一，大部分也不得不歸功於這種文言的統一勢力。」漢字對古代中華帝國控制東南亞大陸也發揮著巨大優勢，正如西方漢學家所說：「漢字對中國文化產生統一和保存的效應……在東亞歷史上，漢字也有重要的壓倒性的重要意義，這就是中華帝國對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所擁有的文化支配地位」。

漢字安全對中國文化安全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被譽為世界第五大發明的漢字，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基石，由於其鮮明的方塊特徵、平面形態以及布局對稱、構件組合等特性，同時還衍生了許多與之相關的藝術門類，如書法、剪紙、楹聯、字謎、格律詩詞等，具有很強的藝術屬性。2008年北京奧運會運用篆體漢字設計會徽以及運動項目標識，得到世界輿論的好評。2014年8月南京青奧會吉祥物「砳砳」，受到國人的熱捧，被譽為「青春的密碼」。不用「樂樂」兩字，而用不常見的漢字「砳砳」，也是因為設計者緊扣南京的象徵物雨花石，用本來指敲擊石頭髮出聲音、諧音「樂」的「砳」這個字，給人一種平面設計的新奇感，充分運用了漢字的文化元素，顯示了漢字藝術的魅力。2014年11月，中國舉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在北京「水立方」的煙火表演，也是著力在夜空中用煙火呈現「春、夏、秋、冬」四字，進而彰顯中國特色。可見，我們應當增強漢字安全意識，使漢字系統始終保持合理的純潔性和穩定性，從而為中國文化安全提供保障。有學者認為：「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漢字文明的時候，最重要的啟發就是，任何政治、軍事甚至制度上的成就都是暫時的，而文化內在的生命力則是永久的。但是決定文化內在生命力的東西是什麼呢？是文字，以及用文字寫成的偉大經典。……無論光陰如何流轉，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我們的民族之魂就會熠熠生輝。珍視漢字這個文化精髓，傳承這份寶貴財富，是每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無與倫比的榮耀」。

當代國人對漢字安全的忽視和誤解，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漢字學與漢語學的關係問題研究上出現的偏差和誤區。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文字學自古就是獨立的學科，有深遠的學術淵源。遠在周代，宮廷教育科目設立「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其中之一的「六書」（象形、會意、指事、形聲、假借、轉注）就是研習漢字形體結構的學科。此後兩千多年，漢字學在中華傳統學術中的崇高地位已無人質疑。但由於自晚清以來經濟、軍事的積弱衰敗，導致近現代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不自信，這正如有學者所感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為追求現代化，付出極大代價——解構承載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反覆批判自己的文化，在接受來自西方的、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思想觀念的同時，也逐步遮蔽了自己的文化意識，一步步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在中國漢語言文字學術理論發展中，長期照搬西方的語言學理論。歐洲自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文字是言語的符號」到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言語中心主義」，都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文字只是語言的工具」，言語為本、體，文字為輔、用。因而，傳統西方語言學系統並不重視文字學。風靡世界語言學界的「索緒爾主義」是在西方拼音文字系統的語言傳統背景下產生的，並不適宜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忽視漢字的特質，具有極大的缺陷和嚴重局限性。甚至後來許多西方學者也不苟同，當代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67年發表的《論文字學》就認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具有本質差別的實體，文字不是語言，文字獨立於語言。「文字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創立文字科學或文字哲學是一項必要而艱巨的任務」。牛津大學前語言學系主任羅伊·哈里斯（Roy Harris）在《文字再思》（Rethinking Writing）中提出：文字的產生，並不是為了記錄語言，文字和語言是兩個平行的系統。法國著名漢學家白樂桑（Joel Bellassen）指出：「中國文字是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遠遠不僅僅是工具，而且影響著中國文化。」

早在20世紀40年代，漢字學家唐蘭先生也對盛行的西方語言中心主義保持清醒的認識，今天看來極為難得：「千萬不要以為這一套新興的科學是萬能的，忘記了中國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語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殺中國兩千年來的固有的文字學」，認為由於漢字的歷史及其特殊性，漢字學應該是獨立的學科。他在60年代又繼續強調：「語言學與文字學是不同性質的兩門科學」。倡導建立「中國文字學」（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對於漢字和漢語兩者的關係，近期許多學者都極力主張漢字具有其獨特性、並不全然附屬於漢語的觀點。有學者指出：「漢字的創造和演變滲透了、固化了當時的文化信息。……漢字能夠體現中國人的文化思想和民族精神……漢字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的負載體，而且是文化的『化石』」；「要注意漢字跟漢語的區分」。還有學者認為：「漢字是一個獨立於漢語的視覺符號系統」。也有學者論證「漢字與拼音文字不完全相同，它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表意的漢字本身就能構成一種符號，而不是『符號的符號』，……正因為此，漢字和語言的關係不同於拼音文字」。有學者說得好：「漢字不是指向意義、本質、概念，意義就在漢字中，漢字不是向事物獲取本質、概念的聲音橋樑……漢字不是文明的工具，不是科學、知識，而是存在，漢字就是文明本身」。「方塊漢字作為一種信息載體，是中國文化縮微系統。漢字本身有深刻的文化性」。因而許多學者都強調以漢字字形及其構形系統為中心來研究漢字的文化特性，認為「漢字本身是一種文化項，與文化巨系統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

依此推理，我們可以認清漢字安全問題在文化安全之中的定位與特性。第一，漢字安全問題決不能與漢語安全問題等同起來，漢字安全的規律不能完全等同於漢語安全的規律。漢字的使用和延續，除了適應漢語外，還有其自身獨特的規律。而目前在中國國家安全理論研究領域，許多論著大多是籠統地論述漢語言文字安全，不加區別地將之作為文化安全項之下的一個子項，其中並沒有區分漢語安全與漢字安全（參見圖1）。

圖1籠統的中國國家文化安全分類

其實，漢語安全和漢字安全應為既有聯繫，又有各自獨立特質的、直接與中國國家文化安全關聯的兩個子項，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參見圖2）。

圖2科學的中國國家文化安全分類

第二，漢語系統與漢字系統在對外來語言文字系統的開放程度上應有本質的區別，漢字安全不可對外來文字的衝擊開放，不能簡單地套用一般的語言文化開放交流的概念來對漢字安全問題進行類推。不少國人認為在「全球化」浪潮之中，漢語系統應該開放，所以漢字系統也應該開放。即往往產生這樣的簡單推理：文化理應開放、交流、多元→漢語言文字理應開放、交流、多元→漢字理應開放、交流、多元。其實這並不能成立。換言之，在漢語中的辭彙、語義甚至語法等層面，可以向外來的語言系統開放、混合、嵌入，我們可持寬容的態度，所謂「漢語純潔性」的提法可能並不妥。但是，漢字系統是中國文化的本體和真髓，反映和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思維特質和對世界認識的獨特性，漢字安全攸關國家文化整體安全，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延續意義重大。對外而言，不可向外來文字系統開放，中國大眾媒體應重視漢字的純潔性、穩定性，不可濫用英文字母縮略詞；對內而言，兩岸三地應該在漢字形態上統一，保持漢字系統的完整性，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含糊。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中國語言文字學界重漢語、輕漢字，將漢字作為漢語的附屬品，這些錯誤的理念具有相當大的慣性，對當代漢字安全產生了諸多非常不利的影響，以致今天國人以及大眾媒體往往缺乏漢字安全意識，忽視漢字安全在中國文化安全中的獨特性，沒有甄別漢語問題與漢字問題，沒有界定文字學與訓詁學的領域，也經常將「漢字」與「辭彙」混淆，將濫用英文字母縮略詞視為常態，無視漢字的純潔性問題，自覺或不自覺地逐漸損害了漢字安全，進而也損傷了中國文化安全。

三 漢字安全在新時期面臨的外源性風險

文化安全即指一種文化系統所體現的狀態，即其「正常運行和持續發展的狀態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脅的狀態」。因此，漢字安全就是指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漢字，處於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也就是既沒有外部的威脅又沒有內部的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國人使用漢字的權利不受外部強權的威脅和侵害；漢語在國家文化中不失去主導地位；在內外因素作用下保持合理的純潔性；不給人民帶來不便和害處。

當前，中國人使用漢字的權利雖然沒有受到外部強權的威脅和侵害，漢字在國家文化中也沒有失去主導地位，但存在著沒有保持合理的純潔性、給人民帶來不便和害處的隱性危機。漢字安全之「危」已在我們身邊步步逼近。有學者論及文化安全問題時指出：「對文化安全的威脅既可能來自外部，也可能來自內部」，因而形成影響國家文化安全的內外兩種原因，一是「外生性原因」，即「強勢政治經濟實體對相對弱勢者在文化上的影響、滲透甚至替代」，二是「內生性根源」，即「其自身在時間這個縱向維度的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特性和因素的影響」。也有學者表述為「文化內源風險」和「文化外源風險」，特別是「文化外源風險」，「是指由於內源文化抵抗力不足，缺乏一種群體性的識別和抗病毒的免疫能力而導致外來文化的惡意侵犯和擴張對本國文化的殖民主義危機。一旦這兩種風險形成共振，將造成中國全面的國家文化危機和國家安全問題的發生」。韓源：《國家文化安全論——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頁。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當前漢字安全也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的潛在危機，成為影響或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不利因素（參見圖3）。

圖3漢字安全面臨的風險

近年來，中國持續推進改革開放，與世界的信息交流日趨頻繁。隨著全球化、信息化進程的深入發展，英語字母縮略詞（或簡稱「字母詞」）在中國大眾媒體里蜂擁而現，也同時滲透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不分專業、不管對象、不分場合、不作翻譯、不加註釋，被過度使用，並呈迅速擴張之勢，使漢字系統趨於失去純潔性和穩定性，並給廣大民眾帶來了不便，對漢字安全形成外源性風險。例如（括弧內為漢字譯名）：CD（激光唱片）、OA（辦公自動化）、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CPI（物價指數）、O2O（線上到線下）、MOOC（大型開放式網路課程）等等。目前，影視、報紙、書刊以及新興媒體，甚至國家正規出版物和正式文件，往往棄用漢字譯名辭彙，而喜用英文字母縮略詞，使漢字文章中的非漢字成分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近期《人民日報》記者例舉了一則這樣的充斥著英文字母縮略詞的段落：「採用了基於Open EdX開源平台，開發了HTML5視頻播放器，不再依賴國外課程播放首選的YouTube，解決了國內用戶無法訪問國外EdX平台的問題。」這令我們擔憂，一篇文章中出現如此多的「零翻譯」字母詞，不知道有多少讀者能看得懂，這樣的文章，必定給受眾帶來極大的困惑和不便。

中國傳統文化中表示次序的甲、乙、丙、丁等常用漢字，目前正逐漸被英文字母「ABCD」取代，如北京地鐵的各個進出站口標識牌上就是這樣。英文字母「F」取代了漢字樓層標誌，樓房建築里的「一層」、「二層」等標誌，往往被「F1」「F2」等所取代。高速公路收費站的電子收費通道也全然印成英文字母「ETC」。英文字母已經成為方塊漢字的「對手」和「殺手」。中國在自己國土上舉辦的大型國際性活動的重要標誌、會徽，時常棄用漢字。各類市政建設中文字標誌、公交車站雨亭上的各類廣告牌甚至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往往用英文字母取代了漢字。許多政法機構工作人員的制服上不見漢字，只有英文字母。連個別著名大學的校徽上，也「消滅」了漢字。中國公民手持的機票、超市購買的生活用品商品標籤，也常常是毫無漢字的蹤跡，剝奪了中國公民的漢字使用權，也給消費者帶來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英文字母縮略詞大量進入大眾傳媒的問題，早在2004年就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或反對，而十年後的今天還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許多正規出版物大量使用「零翻譯」的英文字母縮略詞，如將UMIST、OEM、PRC、SMTP等英文縮略字母詞直接使用於漢字文章之中。英語字母詞在中國大眾媒體以及文化生活中的盛行，顯示了國人對漢字安全問題的認同趨於失語狀態，漢字安全的危機迫在眉睫。甚至有人認為這是當前中國社會「去中國化」的一種表現，也並非誇張。

現今英文字母詞「侵入」中國大眾媒體的數量無疑呈逐年增多的趨勢。2001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字母詞詞典》收錄了正式出版物所使用的兩千多條英文字母縮略詞。2002年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實用字母詞詞典》收錄了英文字母縮略語有1 300條。2009年外研社《漢語字母詞詞典》收集字母詞達2 600餘條。據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對2005年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媒體的漢字使用情況調查，英文字母與符號的數量占語料庫字元總數的583%。這對於漢字系統而言是嚴重的傷害。而對高校網路媒體（BBS）用字調查的結果顯示，即使排除可視為漢語言文字的有機成分標點和數字，非漢字的異質成分仍然高達33%。以致有學者驚嘆：「一種語言文字，如果異質成分高達這個比例，它能否保證本質而不變，保持原有系統而不崩潰?」 2011年，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即使是文化程度較高的網民，對12個在媒體上使用頻度較高的英文縮略詞（如GDP、4S店、3G、ATM、GPS）也遠未達到「知道其大概含義」的程度，普通民眾對一些英文縮略詞的真正含義更是知之甚少。

大量英文字母詞不轉換為漢字形態，在大眾媒體中直接地大量嵌入漢字體系，造成國人閱讀和交流上的障礙。中國13億人口中學習英文的只有3億人，不熟悉英文的多達10億人之眾，作為大眾傳媒，理應使用大多數人看得懂的漢字。特別是對部分未受英語教育的讀者，閱讀夾雜英文字母的中文文章時有困難，往往會阻礙信息的傳播，甚至可能造成誤會，同時也帶來廣大媒體受眾審美視覺的不快，造成心理的不安或疑惑，對國民的文化心理造成負面影響，這些都已經引起公眾的不滿。這些現狀警示我們：漢字體系正在受到外來文字系統的嚴重污染或衝擊，如果聽之任之，任由其擴張、泛濫，不加以有效控制和制止，那麼，傳承了數千年的瑰麗的漢字系統必將成為不倫不類的混雜物，進而危及漢字安全，衝擊國家文化安全的基因或基石，其結果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零翻譯』的外語詞，既破壞了漢語言文字的嚴整與和諧，……從深層次來說，也消解了中國文化精深而豐富的內涵。」有學者認為，大量英文字母詞「以原詞形態（包括其縮略形式）強勢介入本土語言，……確實會消解漢語的表意功能，影響漢語的理解和交流」。其結果就會帶來漢字的消減或損傷，最終導致中華文化的衰敗、甚至消失。

目前中國大眾傳媒濫用英文字母縮略詞、排斥漢字的現象的原因是複雜的。在主觀原因方面，首先，相當一部分媒體從業人員或社會人士，有意無意地將英文縮略詞隨意嵌入報紙雜誌，視之為炫科技、炫英文、趕時尚、上檔次、文化知識水平高以及與國際接軌的行為。有「智商」一詞不用，非要用「IQ」；不說「自己安裝」，偏要說「DIY」；不寫「貴賓卡」，非要寫「VIP卡」；不寫「臉譜網」，非寫「Facebook」；不寫「應用軟體」，非得寫「APP」。生吞活剝地「拿來」，損傷了漢字體系的整體性和純潔性，增加了受眾理解的難度。或者普遍存有圖省事、省時間的心理，即使知道已有漢字翻譯詞，但是也會用上英文字母詞。對隨時出現的英文字母縮略語詞缺乏研究透、翻譯好的熱情。甚至有學人持有這種論調：「寫哪種字體和是否拋棄傳統文化之間並無必然聯繫」，用英文字母詞是「經濟有效的方法」，「省得我們組織人數眾多的專業翻譯隊伍整天圍在成千上萬的外來新詞術語旁邊，為吟安一個字而捻斷數莖須」。「即使有一天漢文變得與今天面目全非，我們也不必把它視作徹底的滅亡，而應視之為涅槃之後的新生」。如此數典忘祖，真是令人痛心，值得警惕。漢字消亡了，何談中國國家文化安全？何來什麼涅槃？

其次，由於前文所述的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漢字與漢語的關係問題上的理論偏差，至今尚有不少文化界學人還是走不出重語言、輕漢字的誤區，認為漢字只是漢語應用的一個工具而已。如還有人認為「具體的語言體系和具體的文字體系沒有必然的聯繫，……並不是某種語言註定非用某種文字不可」。甚至個別蔑視漢字的人士還喜滋滋地認為「字母詞的出現和使用標誌著中國正在進入雙文字時代。雙文字即文字雙元化，也可稱為『雙文制』，是漢字拼音化的前導」。有人認為媒體應用的英文字母詞「屬於漢語成分，而不宜再視作外語」，並認為使用英文字母詞是漢語生命力與動態發展活力的體現。這些觀點，從漢字學理論上而言都是明顯錯誤的。

最後，更深層的原因應是來自中國20世紀以來盛行的漢字落後論、漢字繁難論以及對拉丁字母的迷信崇拜的「後遺症」，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的丟失，也帶來社會對媒體濫用英文縮略語詞、排斥漢字的寬容。早在1923年，錢玄同倡導「漢字拉丁化論」和「漢字廢除論」，認為唯此才能提高國民文化素養，才能富民強國，「竭力提倡寫漢字的文章之間儘可能夾雜許多外國字」；「人家用的名詞，早已約定俗成了，我們除了照用，是沒有第二種好辦法的。我主張這些學術上的名詞，老老實實的把原字寫進我們的國語來，才是正辦。什麼『意譯』、『音譯』，都是吃飽飯，沒事幹，閑扯淡」。認為使用英文字母詞理所應該。直到今天，網路上仍時有漢字劣勢論的文章出現。這真如唐代詩人司空圖所感嘆的：「漢兒盡說胡人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當然，目前媒體以及社會上濫用英文字母詞、排斥漢字的現狀也有其客觀的原因，那就是當代英美語言文字的強勢進入。隨著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英語逐漸成為強勢的語言文字。目前，英語及其所承載的文化正在強勢地不斷向全世界擴展。據統計，現在互聯網上的信息中有85%是用英文傳播的；在聯合國各種國際場合使用的語文中，95%是英文，非英文發言（稿）和文件必須全文譯為英文，漢語的使用率只佔到百分之零點幾。多年以前在上海召開的「第四屆全球華人物理學家大會」上，號稱與國際接軌，從論文彙編到會議網站、從演講到提問，乃至會場門口的指南手冊，限定全部使用英文，以致有公眾深深感傷當今中國社會如此摒棄自己的語言文字。

由於西方英語國家在科技、醫藥等領域尚處於領先位置，更由於英美等國的強大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文化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英文將繼續加速進行它在全球文化交流範圍擴張領地的進程。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說：「對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威脅的，並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按照美國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觀點：「軟實力——即我們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號召力」，英文就是憑藉其自身的語言文字強勢，以使他人信服而自願跟隨的「軟實力」，對中國漢字安全形成強大的衝擊，大有文字上的「同質化」之勢，逐漸在語言文字領域吞噬中華文化的重要元素——漢字體系，實現所謂的「文化上的替代」。中國媒體以及社會生活中大量英文字母詞的過度被使用，也是與當代的西方理念、英文辭彙的海量湧入分不開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美國人是把文化軟實力當作『矛』來運用的」。英國學者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直言：「軟實力實際上只是帶著天鵝絨手套的一隻鐵掌而已」。英文對漢字體系的擴張和推廣，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有人認為是比原殖民主義方式更具有隱蔽性、滲透性和威脅性的新殖民主義手段，也並非毫無道理。

面對當前漢字安全的外源性風險，筆者認為應當在如下幾方面及時應對。

第一，中國政府相關部門應當把漢字應用工作、特別是遏制英文字母詞濫用的工作，提高到維護文化安全、漢字安全的高度來認識；重視漢字安全，充分履行職責，及時跟進與漢字安全相關的立法工作，出台有力的措施，加大漢字規範應用管理的力度。

許多國家政府都非常重視本國文字安全問題。例如，俄羅斯把保護母語納入了國家安全戰略。德國加強德文網路研究，試圖將德文打入互聯網，與英文對抗。不少國家也曾經掀起過「純潔語言」的活動，最為突出的是法國的「純潔法語運動」。面對英文的強勢「入侵」，法國政府不遺餘力，出台了一系列捍衛法文純潔性的保護政策與措施。1975年，法國議會批准了國民議會議員巴斯-羅里奧爾（Lio BasLauriol）提交的保護法語議案（即羅里奧爾法），規定商業廣告和街頭招牌等處濫用英文可視為違法。1994年8月法國議會通過了《法語使用法》，規定公共場所的標語、公告等必須使用法文，如果是引進的外語廣告，原文旁必須附加字體不小於原文的法文。任何個人違反此法令將被處以高額罰款，自然人罰款5 000法郎，法人2.5萬法郎。

現任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就提出必須把學習奧斯曼-土耳其文作為高中的一門必修課，在土耳其社會引發了一場有關文化與傳統復興關係的爭論。土耳其凱末爾（Kemal）黨人在1923年建國後推行激進改革，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模仿西方、全盤西化。尤其是1928年的文字改革、即所謂的拉丁化改革，是土耳其追求現代化、接近西方的一個激進步驟，但卻造成其後代完全看不懂本民族的古代甚至近代文獻的結局，更讀不懂他們祖先的碑銘，完全割裂了歷史，使民族的文化之根長期斷裂，屬於文化上「自宮」式的現代化。埃爾多安就把當初廢除奧斯曼文形容為切斷了土耳其的「頸靜脈」。目前恢復學習奧斯曼語的教育政策，是土耳其恢復其自身「根源」的必要步驟，有利於彌合因為近代的激進改革所造成的土耳其人與其傳統的斷裂。

目前，中國政府部門已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特別是2010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曾下發《關於進一步規範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要求在漢語出版物中，禁止出現隨意夾帶使用英文單詞或字母縮寫等外國語言文字。同年，國家廣電總局也下發通知，要求在廣播電視機構播出的電視節目中進一步規範用語，不能使用NBA、F1甚至GDP等英文縮寫詞。對這些已有的有關漢字應用規範的法律法規，我們要切實落實，加大執法力度，約束社會各領域排斥漢字的現狀，確保漢字安全。近期有學者提出「帶著警覺加入全球」的理念，以求避免在眾聲喧嘩之中，中華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被扼殺。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改革開放之初，就有學者擔憂，面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趨勢，有的國家為了取得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權利，有可能其代價是會喪失部分文化主權。我們但願這樣的擔憂不會在中國成為現實；相信在現代化、全球化進程中，漢字安全應得到保障，國人使用漢字的權利不會喪失或受到損害。

第二，充分發揮大眾媒體、書刊報紙出版界的標杆示範作用。權威媒體、網站作為大眾傳播的主要載體，影響著社會上的主流用語，引導著廣大青少年的漢字使用的方向，責任重大，應當以身垂範，共同肩負起責任，自覺維護漢字體系的完整和純潔。特別是漢語漢字辭典字典的編寫工作，對於中國社會和教育具有強大的權威效應，我們應當以正確的學術思想為指導，加大對漢字辭書的編寫審定工作。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自1996年第三版開始，於附錄之中增設「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一欄目，收錄字母詞39條，而到2012年第六版則猛增到239條，平均每年增加15條，以致百餘名學者聯名舉報《現代漢語詞典》違法。這些學者指出，把英語辭彙「納入」漢語詞典，導致漢英混用，對漢字安全造成了威脅，甚至「是漢字拉丁化百年以來對漢字最嚴重的破壞」。具有國家權威的漢語詞典決不應當收錄英文字母詞，因為這樣的編纂理念表面看是與社會生活接軌、順應網路民意、為公眾方便，實則違背了漢語字典編寫的學術規範，也使公眾產生錯覺，將英文字母詞與漢字等同，誤認為這些英文字母詞可以理所當然地在中文寫作中應用。其實，這些英文字母詞與字形、字源、偏旁等漢字學範疇毫無關係，充其量只是一個書報編輯排版的技術問題。

第三，中國翻譯界、學術界應拿出我們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戰鬥力，加強翻譯人才的培養，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翻譯業務素質，積極應對日益湧現的外來英文字母詞，將漢譯工作及時跟進，有所作為，杜絕「零翻譯」現象。有學者指出：「漢語言文字承載了豐富的漢民族文化，過度使用外語詞、字母詞可能會衝擊漢語言文化的獨特性，有可能造成一定的語言交際障礙，所以，目前對外語詞進行中文譯寫規範是很有必要的。」

我們反觀世界其他語言文字體系在引進外來詞語時的規律，都是轉換為本語種的文字形態。如日本的日語出版物中也運用大量的英語語彙，但也都是以日文字元形式排印。英美的英文出版物中極少出現漢字、斯拉夫字母、日文字母等。英文zombie（殭屍）原本來自西非語言、vampire（吸血鬼）來自匈牙利語、tomato（西紅柿）來自墨西哥的地方語言，但都是轉換為英文字母形態而進入英文書報，絕非使用外來字形字母。當代英語也吸納了很多中文辭彙，例如kongfu（功夫）、tofu （豆腐）、chipao（旗袍）、feng shui（風水）、Tai Chi（太極）等，但都是轉換為英文字母形態而非直接使用漢字形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又有一批中文新詞進入英文日常辭彙中，據統計，截止2013年11月，《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已新收入約120條來自中文的辭彙或語句，但都是以英文字母直譯拼音的形式進入英文傳媒，而絕非使用漢字。例如「中國航天員」被譯作taikonaut，是由「太空」的漢語拼音taikong與英文astronaut合成，將外語詞轉化為英文字母形態再使用，而並不是直接寫成「太空naut」。這種做法，其實就是為了保持他們本民族的文字安全。

中國歷史上也曾面臨數次外來文字系統衝擊、改變漢字的危機，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很好地解決了外來語彙漢字化的問題。秦漢以來，「葡萄」「石榴」「苜蓿」「獅子」「玻璃」「駱駝」等辭彙、概念，大量從西域引入，但都是翻譯、轉換為漢字形態，而並沒有使用西域文字。魏晉以迄唐宋，中國接納了佛教文化的觀念和語彙，引進了「菩薩」「金剛」「浮屠」「煩惱」等大量梵語辭彙，也都相應地運用漢字譯名流布，並沒有採用梵文字母，流傳至今的佛教經典也都是漢字形態，而非採用梵文。假設上述這些外來辭彙在今天是以拉丁字母的形式傳入中國，那麼，今天的大眾傳播恐怕就直接使用英文字母縮略詞了。若言「兩個夜叉（Yaksa）」，可能就寫成「兩個Y」；「很多煩惱（Klesa）」，可能就寫成「很多K」；四諦「苦集滅道」（Catursatya）或許就會寫成「四C」；「一剎那（Ksana）時間」可能就會寫成「一K時間」。如此這般，漢字體系恐怕早就離析殆盡了。從北魏、遼、金、元以至清代，統治集團所使用的文字都屬於拼音文字系統，但都沒有強行推行漢字的改變，而是清醒地認識到漢字是個具有嚴格自我規律的穩定體系，非常明白在如此疆域廣大、人口眾多、風俗複雜的中國，一旦更換或改變漢字，必定會帶來國家的分裂與大亂，因而都明智地維護了漢字體系的穩定。近代化學元素辭彙也都是從外文字母成功地轉換為漢字，如將化學元素外文名稱Tl、Pu轉化為漢字「鉈」「鈈」等等。在當代，我們也成功地將像AIDS、Email、TOFEL等很多英文縮略字母詞，規範為「艾滋病」「電郵」「托福」這樣的漢字辭彙，在社會生活中廣泛使用，避免了過度使用英文字母詞。可見，將英文字母縮略詞轉化為漢字辭彙來運用，是完全可能而且有效的。

因此，中國傳媒以及翻譯等各領域應當增大對英文字母詞的研究、翻譯工作力度，及時於官方平台發布對外來英文字母詞的規範漢字翻譯標準。正如有學者說：「保護漢字就是保護漢字的獨特字形，使漢字字形不被改變，因為改變漢字字形就等於破壞漢字了」。「我們有兩千年累積下來的外來詞漢化改移的優良傳統」，當今我們也應該有文化自信力將英文字母詞的漢字化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必要立項研究如何做好英文字母詞的漢化工作」。目前，外語中文譯寫規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已經建立，並正在逐批頒布《推薦使用外語詞中文譯名表》。這對於應對漢字體系遭到破壞和撕裂的外源性風險，都是有力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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