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崧金文書法欣賞

蔣維崧

當代金文書法大師

(1915-2006)

蔣維崧，字峻齋，1915年生於江蘇常州。1938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央大學助教、廣西大學講師、山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曾兼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漢語大詞典》副主編、山東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等職。現為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山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顧問、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山東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文字訓詁與書法文化方向博士生導師。

蔣維崧先生是當代著名漢語言文字學家，同時又精於書法、篆刻。書法擅長諸提，尤以行草和金文享譽海內外。其行草近師沈尹默，遠法二王，清峻含蓄，溫潤可人。他的金文用筆豐富動，結體正中寓奇。晚年更趨蒼勁、古樸，又吸收了戰國竹書的筆法和形體糅入金文書法，不僅在當今書壇獨樹一幟，而且為金文書法的創作開闢了一條新路。他的篆刻師承喬大壯先生，氣格高古，以精雅的布局和犀利的刀法著稱，在中國印壇久享盛譽。

學藝同輝與時俱進——蔣維崧及其書法篆刻藝術

書壇耆宿蔣維崧教授，數十年執教於高校，堅持以人格、學問

滋養藝品，以其淵博卓犖的學問、典雅俊逸的書法和深蘊古穆的篆刻藝術，深受當代廣大中青年書法家的尊敬和愛戴。

蔣維崧１９１５年生於江蘇常州，１９３４年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時，除從胡小石習古文字和書學史外，還從喬曾劬鑽研印法，後經喬先生介紹，得到沈尹默的教誨。

蔣維崧曾執教於中央大學、廣西大學、山東大學，併兼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漢語大詞典》副主編，山東省語言學會副會長，中國書協理事、篆刻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書協主席等職；現任山東省書協名譽主席，山東省文史館館員，西泠印社顧問，山東大學特聘教授、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言學專業文字學（含書法）博士生導師。他常年在高校講授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許多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從事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和科研工作，著作等身，是「當代著名文字語言學家、書法篆刻家」（《中華書局編輯部》）。

蔣維崧是學者，書法原是他的業餘愛好。然而他持之以恆，７０年如一日，博覽歷代碑刻法帖，精研商周鐘鼎彝器，終於成功地「在清代以來諸家之外別出心裁地書寫出當代一種融古為新、典雅俊逸的金文書法」（《中華書局編輯部》）。他的篆書，線條清麗生動，筆意質樸洗鍊，既有殷周銘文那種質樸、圓潤、雄渾、厚重的金石氣，又展現出一種清新、流暢的勃勃生機。莊重規整的結體和雍容迂徐的筆意，巧妙地體現了商周金文的神韻——秀逸而又凝重。他的行草書，師法晉唐，根植二王，而又轉益多師，神清骨秀，如行雲流水，飄逸峻拔，筋骨老健，自具風神。他平日深居簡出、淡薄名利、襟懷坦蕩、作風嚴謹，故形成了他內涵深邃、健康的書法風格。他的書法，成功地處理了一些辯證關係，巧妙地將剛與柔、潤與燥、深沉與輕盈有機地統一起來，字形簡約而有法度、挺勁中露秀雅，結構平正中見流動、峻峭中透骨力，率真自然，典雅清正，以濃郁的書卷氣，給人以樸實暢美的藝術享受。

蔣維崧文字學根底深厚，書法造詣深入堂奧，其篆刻亦早在上個世紀４０年代就蜚聲于海內外。他博採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及秦漢篆隸等多種古文字入印，廣泛吸收珍貴的古金石文字資料融入方寸之中，熔「黔山派」篆刻創始人黃士陵凌厲的薄刃沖刀法與喬曾劬精妙的章法布局於一爐，取平正雅潔的鑄印風格為旌尚，一樹端嚴文靜、純凈爽利、洗鍊暢達、溫潤古穆的獨特風格，在當今印壇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從本質上說，蔣維崧的書法篆刻成就，首先得益於他的學術成就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是他綜合文化修養的折射。他堅持的學術方向和藝術道路，體現了先進文化的方向。他堅持的以學問滋養藝術、以藝術輝映學問的道路，給藝術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最寶貴的經驗。

書法是我國的國粹，是民族藝術百花園中不可或缺的一隅。如何進行書法學科建設，培養和成就高層次的書法人才；如何進行書法創新，正確導引時代書法創作風氣，特別在現在這個時候，顯得特別有意義。去年春，在山東大學招收文字學（含書法）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時，蔣維崧堅持將書法專業放在文學院，並語重心長地指出：「書法人才在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培養比較合適。一開始寫字還看不出來，以後越來越覺得不讀書，沒有傳統國學修養，就上不去了，這是經過歷史證明了的。現實中的例子很多很多。」這幾句深入淺出且意味深長的話，表明了他不凡的學術觀點和藝術見地。關於書法的繼承和創新，他講得好：「藝術總是要創新的，這一點我們同『創新派』沒有矛盾，問題是怎麼創新。有人認為，創新就得來個面目全非，把一切舊的推倒重來，有人實在無計可施，就搞丑、怪、狂、野，這是自毀傳統，自毀藝術。」他還說：「藝術的出新，並不是要把一切舊的東西推倒重來，而是要我們根據現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為突破口進行探索，以此推動藝術的進步。」他７０年如一日艱苦探索，與時俱進，走出了一條正確的、科學的創新道路。從其書法、篆刻集中可見，無論是他那「源於商周，高於商周」（徐超《高標獨立，古籀重輝》）的金文臨作，還是他「在清代以來諸家之外別出心裁地書寫出當代一種融古為新、典雅俊逸的金文書法」，以及其「章法高雅脫俗、刀法流暢洗鍊」（《中華書局編輯部》）的篆刻藝術都充分說明：他是時時注意並堅持創新的。（附圖為蔣維崧書法篆刻作品）　

無時不在學問中——訪蔣維崧先生齊魯晚報記者 霍曉蕙/文 陳文進/攝影

蔣維崧，字峻齋，1915年生於江蘇常州。1938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現為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山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顧問、山東大學特聘教授。

近日得知蔣維崧先生在家休養，便前去探望。想起去年夏末時節曾去先生的寓所拜訪，請他題寫「翰墨晚晴」欄目刊頭，一晃多半年時間過去了。

今年90周歲的蔣維崧先生仍然是那麼儒雅，清癯的面容，淡淡的笑意，言談中透露出謙和與風趣。問起蔣先生的生活起居情況，他告訴記者：「平日里除了讀書、翻報，偶爾提筆寫字外，也就是在電視上看看京劇、足球。」這種清靜、簡易、平淡的生活，在他卻饒有興味。

陸遊詩 行書 蔣維崧

無論在學問上，還是在生活中，蔣先生都不是那種保守的人，這在他那一代的老人中實屬難得。他在書中看到某些字的新寫法，就會有意識地借鑒，融會在自己的作品中。看他寫的「池上好風來」、「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幾幅金文作品，把剛剛得來的「新字」都「嵌」在了作品中。我們覺得這些作品和先生以往的書法風格不一樣，但格調氣息卻一脈相承，就說：「先生的消化能力真強，現學現用了。」先生幽默地說：「這是我的新品種。」 蔣先生喜愛京劇，他偶爾出門，便帶著「隨身聽」，有時還帶著掌上電視，這是用來欣賞京劇的。學生們經常可以見到蔣先生像年輕人那樣帶著耳機自我陶醉。他們說：「看著蔣先生欣賞京劇、談論京劇時的興緻，會覺得先生對京劇的理解怕是比書法還要高深。」了解蔣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種對什麼事不做則已，要做就做到極致的人，對聽戲這種「玩一玩」的事情也是這樣。

很多人提起蔣先生首先想到他是書法家，其實蔣先生的本色是學者。很多人不知，蔣先生寫字是經常要人提醒、催促才去動筆的。這些年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蔣先生只好從命式地寫下一些字。前兩年，蔣先生兩個眼睛都做了白內障手術，好長一段時間不能看書、寫字，於是就天天聽京劇，也常常和周圍的人聊聊天。這段時間他談藝論道的興味也最濃，其中對書法學科的設置、書法創新等問題的看法已經見諸報端，收到了很強烈的反響。

孔子《論語》句 金文 蔣維崧

談到藝術的推陳出新，蔣先生對記者說：「藝術的出新，並不是要把一切舊的東西推倒重來，而是要我們根據現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以此為突破口進行探索，從而推動藝術的進步。許多人把創作的調子唱得太高，以為一定要搞得面目全非來才是新，結果只好從丑、怪、僻里找出路，以至於走上邪路。」又說：「中國詩文里有用典故的習慣。用典故可以使人產生許多歷史的聯想。我們刻印也要在舊面目上增加一些新東西，讓人對古代藝術形式產生聯想，從而賦予舊有藝術新的內容，豐富它的內涵。」

近年來，蔣先生寫的金文比較多，一些行家還看重他的行書，魏啟後先生就曾一再地談到這一點。蔣先生寫行書，最重「行」的節奏和韻律，作品喜歡字字獨立，不枝不蔓，卻又筆筆呼應，顧盼有情。用墨喜和潤，用筆取含蓄，故其書清婉多姿，溫潤可人，其文人書卷氣息溢於字裡行間，謙謙君子風度躍然楮墨之上。

說到行書，蔣先生說：「寫行書講究抑揚頓挫，怎麼講究呢？打個比方說：一個人朗誦詩，聽他朗誦的語氣和節奏，就可以知道他對這首詩理解不理解了。這就是說，寫行書不僅要有適合寫行書的文辭，還要有適合寫行書的運筆方式和節奏，而且，這種節奏還要與書寫的具體內容相一致。」 擴展到藝術創作，蔣先生說：「書法篆刻都離不開學問。一開始還看不出來，後來就越來越會感到，沒有傳統的國學基礎，就再也上不去了。許多人寫了一輩子的字，而不能步入藝術的殿堂，正緣於此。」聽了蔣先生的精闢之言，再來看先生的書法作品，探討先生的藝術追求，就能別有會心了。蔣先生從入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學習開始，在中國傳統學問里浸淫了70餘年。他工作在學問之中，生活也在學問之中。讀書、寫字、聽戲，蔣先生無時不在學問之中，也不斷地品嘗工作和生活的樂趣。這就是蔣先生的境界。

輕研古墨寫新章——讀《蔣維崧書法集》□ 劉廣東 常誠 　來源：CCTV.COM

　　山東大學蔣維崧教授90華誕之際，中華書局出版了《蔣維崧書法集》，作為蔣先生的學生，我們「近水樓台」先睹為快了。

　　這批作品大部分為蔣先生的新近創作，輕輕翻開，靜美儒雅、洒脫委和的氣韻撲面而來。我們有幸目睹了其中一些作品的創作過程，始終有一種淡雅清麗的感受，整個心靈處於博大的靜淵之中，雅緻、散逸、流落的趣味如古箏獨奏一般，很讓人陶醉。在我們看來，蔣先生的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種譴興抒懷之作，是一種沒有書法創作意識的書寫。看著蔣先生輕捻毛筆，心無掛礙，任情恣性，高情深致、學問情操，一寓於此，那種神遊晉唐的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那種不染半點世俗塵埃的「風行雨散，潤色開花」，那種飄然而至的書卷清香，都使人迷戀不已。

　　今年9月，歐陽中石先生回故鄉山東，在濟南看望了比他年長13歲的蔣維崧先生，兩位老人相晤十分歡快。歐陽先生得見蔣先生的行書長卷蘇東坡詩，讚不絕口，帶回寓所後，在此卷引首上寫下了「文德翰彩，光及北辰」八個大字。蔣先生的書法早年多作行書，他的行書妙在能糅合個人的性情和筆墨，表現出獨一無二的自然意態，那種輕鬆愜意寫來的筆底風光是魏晉風度的一脈傳承，是「二王」餘緒的遠代流注。對作品集中的行書作品仔細讀來，我們可以發現筆情墨趣一任天機流衍，絲毫沒有鼓努造作之處，那是「北窗時有涼風至，閑寫黃庭一兩章」似的對生命與藝術狀態的喜悅，是「偶然把筆山窗下，古樹蒼煙在眼前」

　　那樣的古雅之風飄然而至。

　　到了老年，蔣先生書寫金文比較多，這與他的古文字研究密不可分。很多人提起蔣先生首先想到他是書法家，其實蔣先生的本色是學者。很多人不知，蔣先生寫字是經常要人提醒、催促才去動筆的。這些年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蔣先生只好從命式地寫下一些字。蔣先生執心清沖，矢志學問，從入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學習開始，在中國傳統學問里浸淫70餘年。數十年孤月清燈下磨鍊出來的治學功夫和精心爬疏的研究成果，在書法創作中有很好的表現。蔣先生說：「書法篆刻都離不開學問。一開始還看不出來，後來就越來越會感到，沒有傳統的國學基礎，就再也上不去了。許多人寫了一輩子的字，而不能步入藝術的殿堂，正緣此也。」古來善書者，無一不是好學深思之士，其所領悟形之筆畫，無不在剛柔、開合、虛實之間求得諧調之美。蔣先生學具靈慧，高著眼光，學問游內，翰墨游外，所見者博，所取者精。他的書法面貌在八十歲後又有很大變化，由嚴謹細膩而趨於自由活潑、筋骨柔和，越發有著抒情達意的妙用。看蔣先生揮毫，情馳神怡之際興象萬端奔赴筆下，優遊愜意、翰墨淋漓之間便臻於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的佳境，讓人感到內含剛特卻能柔而莫瀆，其形端儼而其勢飛動，鐵為肢體，於蒼勁中極饒古渾之致；意若長風，便能思接千載，風流駿快。

　　一切藝術貴乎表現出時代精神和作者個性，這些精神和個性能適當地發揮，正可以構成未來傳統的一部分。在談到藝術創新時，蔣先生說：「藝術總是要創新的，這一點我們同『創新派』沒什麼區別，問題是怎麼創新。有人認為，創新就得來個面目全非，把一切舊的推倒重來。有人實在無計可施，就搞丑、怪、狂、野，這是自毀傳統，自毀藝術。」他又說：「藝術的出新，重要的是要根據現在的眼光和現今的材料，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以此為突破口進行探索，並以此推動藝術的進步。」

　　蔣先生處世、治學、為藝的原則都是不自欺、不欺人，他的書學主張如此，書法創作也是如此。他的書法雅正有度，文而不野，新在既能沉潛於對傳統的綜合而又不乏藝術的遐思上，高明之處在於不僅能於細微之處表達自我風神，更能在神韻、風采、器宇上把握了總體效果的高格調、高境界，增損古法，裁成今體，不泥於古，不背乎今，那種滿卷書香、一縷清韻的恬美莊重的意境，那種「花明柳媚、月朗風清」的高潔清新氣息，正是在傳統基礎上生髮出來的美學特徵和個性風采，同時也是一種人格本色。蔣先生曾經跟我們談到：「我從來沒有刻意設想過自己的書法要變成個什麼面目，回過頭看看自己的東西，總是有變化的，但這種變化只是在自然而然中產生的。」他的老朋友黃苗子先生曾特別談道：「決定自己命運和藝術成就的總體——個性或性格，是變不了的。表現在書法藝術上，峻齋（蔣維崧字峻齋）的金文、隸書、行楷，都使人感到風華高潔，通體布局，如大將臨軍，行伍整肅，而逐字則跳宕多姿，變化從心，別饒風骨。」

　　蔣先生一向以道德、學問為立世之本，游塵不到，潛心學問，一副淵儒碩學風範。黃苗子先生說：「我初識峻齋，朋友便交口稱譽，說峻齋人品、學問、風度都如六朝人所謂『朗朗如玉山上行』的。」讀蔣先生的書法作品集，除感受筆情墨趣外，我們也讀出了蔣先生學識的深度、人生的氣度、修養的高度，諸多感受願與各位朋友一起細細品味。

蔣維崧的書法藝術

徐超 來源：人民網

　　清人張之屏說；作字如論史，必須有才、學、識，並認為尤須有「不震於大名，不囿於風尚」的高眼光，故「三者之中，識為尤要」(《書法真拴.談屑》)。百年書壇，風氣更迭，名家擅場，王霸雜出，一時難與評說。而「不震於大名，不囿於風尚」，卓犖獨立，以自成一家氣格者，亦代有其人。當代著名學者、書法篆刻家蔣維崧教授便是其一。

　　蔣維崧，字峻齋，一九一五年生於江蘇常孫。一九三八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央大學助教、廣西大學講師、山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長。曾兼任中國訓話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漢語大詞典》副主編、山東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等職。現為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山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顧問、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如果把蔣維崧先生的藝術歷程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的話，那麼前期成果應以篆刻和行書為主。後期則以金文書法為主。

　　先生系統進行藝術研究，應從在中央大學學習期間選修喬大壯先生書法、篆刻課程開始，時在一九三六年。因為先生有早年書法、篆刻的基礎，所以，一經喬先生指點，技藝就突飛猛進，不久便成了喬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先生的篆刻成績引起全校師生的注目，當時任藝術系主任的徐悲鴻先生也讚賞不已，並請先生刻印。一九三九年，潘伯鷹先生介紹為章士釗先生刻印，章曾以「作者篆刻擅巴蜀」的詩句給予讚揚。後來印藝益進，文化名流求治印者不期而至，聲名由此遠播。

　　先生治印，歷來求精、求雅、求巧，而不求多。即追求格調的高雅，構思的巧妙，刀法、線條和整個印面的精緻，而且一以貫之數十年。

　　先生治印明顯接受了喬大壯先生的藝術主張，但在保持喬派藝術特色的基礎上又有新的探索。比如愛取大篆古籀入印，是喬先生篆刻的一大特色，但由於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越來越豐富，加上蔣先生長期從事文字學研究，又特別喜歡和擅長金文書法，所以他在引金文入印方面做得更加自覺。

　　關於推陳出新，我們最好能結合他的藝術見解來略加說明。先生曾經對筆者說過：「藝術的出新，並不是要把一切舊的東西推倒重來，而是要我們根據現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為突破口進行探索，以此推動藝術的進步。許多人把創作的調子唱得太高，以為一定要搞出個面目全非來才是新，結果只好從丑、怪里找出路，走上了邪路。」

　　又說：「中國詩文里有用典故的習慣。用典故可以使人產生許多歷史的聯想。我們刻印也要在舊面目上增加一些新東西，讓人對古代藝術形式產生聯想，從而賦予舊有藝術新的內容，豐富它的內涵。」這一點也可以用先生的行書來說明。先生寫行書，最重「行」的節奏和韻律，所以他的運筆，行止合度，不激不厲，不飄不滯，一任天機流衍，絲毫沒有故作誇飾的地方。作品喜歡字字獨立，不枝不蔓，卻又筆筆呼應，顧盼有情，形斷意連，略無掛礙。用墨喜和潤，用筆取含蓄，故其書清婉多姿，溫潤可人，其文人書卷氣息溢於字裡行間，謙謙君子風度躍然楮墨之上。

　　我讀先生的行書，有時覺得並不是欣賞一幅藝術品，而是接受一種道德洗禮，油然而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聯想和慨嘆，從而達到心靈的凈化。先生的行書成就當然與他的學習歷程密切有關。先生早年寫楷書，由褚遂良、虞世南入手，多參行意。由此入行，不僅基礎紮實，而且過渡十分自然。由此遠尋二王法，近師沈尹老，終成一家面目。

　　趙宦光說：「入門正，骨始生；師友直，學始立。」(《寒山帚談·學力》)先生早窺名家門戶，復受名師規箴，則骨生學立，似乎必有大成矣。可趙宦光接著還有一句話，說：「若但委之血肉之骨，乃是古障；任己孤陋寡聞，乃是死魔。」說得真是精彩極了。東坡論作字之法，以為「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正是此理。先生學書的時代，碑風已是強彎之末，冷靜的書家早已覺察到一味尊碑所帶來的弊端。

　　先生就曾經對筆者說過：「北碑是個好東西，但好東西對你也許無益。」「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它使用的工具和材料都是柔性的，書法就要適應和發揚這種柔性性能；作為一種書體，行書又最講究流利。所以，融北碑人行書是難以和諧的。這就象詩歌講究情調、意境一樣，你用北碑風格去寫王維的詩就很彆扭。」他又說：「寫行書講究抑揚頓挫。怎麼講究呢?打個比方說：一個人朗誦詩，聽他朗誦的語氣和節奏，就可以知道他對這首詩理解不理解了。這就是說，寫行書不僅要有適合寫行書的文辭，還要有適合寫行書的運筆方式和節奏，而且，這種節奏還要與書寫的具體內容相一致。」

　　聽了這兩段話再來看先生的行書作品，探討先生的藝術追求，就能別有會心了。所以我說，入門正，師友直，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藝術乃是自我人格和審美情趣的載體。食桑而吐者絲，採花而釀者蜜。師古之得法，博採之用心，貴在知善惡，辨雅俗，有自我。否則，生吞活剝。不知去取，敗筆效顰，求古戾古，何足道哉。張之屏說過：「我輩幸生於古人後，得古人為錘爐，借古人以攻錯，苟有美質，加以洗鍊，以垂嘉譽，以壯國光，豈非快事哉!」(《書法真拴·緒言》)我覺得先生正是這段話的躬行者。

　　蔣先生在篆刻和行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應該大書一筆的還要數他的金文書法藝術。縱觀「金文時代」以後的金文書法史，我們可以看到，金文書法風格主要有三種明顯的分野：一類是追求工穩的，大致以線條平勻、結體工整為基本特徵，這一類作品為最多；另外兩種，一類是追求「金石氣」的，多以枯筆、顫筆、方折頓挫等筆法表現；一類是追求「行草意」的，如寫行草，隨體潔拙。

　　這二類作品各有特色，其中有些甚至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但由於整個社會從事金文書法藝術實踐的時間不長，同隸、楷、行、草等書體相比，其總體水平就顯得相對落後了。如第一類，作者在書寫時多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小篆筆法，線條平均，結體和章法都過分整飭，很難用筆墨表現書家個性。後兩類顯然是受鄧石如以來碑風的啟發和影響，硬是用毛筆、水墨、宣紙等柔性材料去表現刻鑄工藝中的「金石氣」——甚至還要加上「泐損氣」，如果表現手法不當，難免弄巧成拙。

　　用「行草意」寫金文，自無不可，但如過於粗率，則與金文莊嚴、靜穆和雍容華貴就顯得很不和諧。竊以為金文書法的推陳出新雖有多途，但主要著眼點不應放在外部形式上，特別是不應簡單地在線條和筆墨上做作，在結體上動手術。而是要在「內修」上下功夫，即追求線條質量、筆墨質量、結體上的精構和巧妙變化，在筆墨情趣、神采韻味、在這些方面，清代至近現代書家也多有建樹，代有其人，而蔣先生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眾所周知，我們現在見到的「金文」是書寫後經過刻模、澆鑄等複雜工藝過程和長期風化、鏽蝕、泐損後顯現在青銅器上的作品，臨摹和創作金文作品，就不可能、也不應該是簡單地「恢復」和「再現」刻鑄品上的金文，而是要求書寫者站在今天的學術高度和藝術高度去認識、解讀那些刻鑄品，然後再用自己的綜合文化修養和藝術修養去「重塑」和「創作」。成功與否，則取決於書寫者的上述綜合素質。把蔣先生的金文臨摹品和用金文書體創作的書法作品同原金文拓印品作比較，同「金文時代」以後的歷代金文書法作品做比較，深感其中的一些差別實不可以道里計。

　　首先，先生的作品豐富了線條變化和筆墨情趣，表現了書卷氣。書法是筆墨線條的藝術。書法的神韻、情感、趣味、層次感、立體感、律動感、生命力、書卷氣、明暗動靜變化等等藝術因素，主要靠線條和墨韻來體現。如果說線條是書法藝術的生命的話，那麼，水墨則是書法藝術生命體的血肉。先生寫金文，一改金文拓印品和前人作品中一些過於纖弱、臃腫或板滯的線條，代之以強健、雋季和靈動；對於過於嚴整等寬的線條，則增加了粗細變化；弱化肥筆，縮小了肥瘦懸殊；弱化方折，增加了圓轉變化。這也是改「刻鑄」和「筆墨」之後的必然趨勢。

　　用墨方面，先生講究和潤。一般人用他調製的墨來寫字，也許難得理想的效果；而先生則靠超凡的控墨能力，運筆果斷爽利，擒縱有致，加上輕重、徐疾、提按的變化。寫出的線條沉著痛快，流走自如、多彩多姿，把陰柔和陽剛、筋骨和血肉、形質和性情、飛白和墨暈、筆的彈力和墨的張力等都表現得淋漓盡致，把充滿金石氣息的刻鑄品、拓印品寫成了洋溢書卷氣息的真正意義上的書法作品，從而形成了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

　　其次，先生的作品調整了字的結體和章法。先生的臨摹功夫罕有其匹，下筆如有神，形態畢肖，但如果遇到原拓本中字的線條或部件有明顯奪衍、變形、借位等情況，先生都要參考不同器銘中相同的字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歷史和藝術的真實，更臻完美。而用金文組詞成句的作品，先生則注意根據總體的需要，在結體上增加一些參差錯落、俯仰欹側等細微變化，以奇正變化之勢豐富字形，增加動感。在大章法上，則改變以前限於一器之內的有限天地進行布自的方法，而是適應宣紙書寫和室內懸掛等需要，靈活安排章法。

　　研究蔣先生藝術道路和藝術成就，筆者深深感到自己私心推崇和追求的「以人格、學問滋養藝品》的治藝準則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天衣無縫地體現。面對先生的藝術作品，我們每個人了解他的為人，了解他的藝術思想，從而也了解他藝術追求的人，都會感受到一種驚人的和諧。那就是他那嚴謹、靜穆的金文，心氣和平的行書，庄峻有法的小篆，淳樸古淡的隸書，神清骨秀的篆刻，同他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人格精神，高古超邁的胸襟情懷，博聞卓見的學養學識，科學、縝密的治學態度，甚至同他溫雅、謙和的步履神態和駿骨逸情等，都達到了高度地和諧統一。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蔣維崧先生及其書法篆刻藝術。　

金文屈原《楚辭.九章》句 縱136cm 橫68cm

金文管子語

金文屈原《楚辭.九章》句

臨金文書軸

行書孟浩然詩《李氏園林卧疾》 縱95cm 橫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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