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迪斯雷利時代的保守主義 | 弗蘭克·奧高曼

年輕時代的索爾茲伯里

按：作者弗蘭克·奧高曼（Frank O』Gorman，1940～），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代表作《漫長的十八世紀：1688-1832年英國政治與社會史》，編有《英國保守主義》、《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哲學》。本系列譯自他為《英國保守主義》所寫的長篇導言，分十二小節，本文為第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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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皮爾，迪斯雷利更加浪漫主義，也更有遠見，但他仍反覆宣揚著同樣的信息：必須適應工業化新時代，但不忽視古老的價值。迪斯雷利的保守主義標誌著對土地利益集團那種舊的高舉「教會與國王」的托利主義的摒棄，過渡到土地與工業、政府與專家、尤其是階級與階級的一系列聯合上。迪斯雷利的行動在多大程度配得上他的雄心，他的信念能支撐他走多遠，不是我們目前所要討論的。他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賦予保守主義一種新的內容和方向——「托利民主」、「一國」（One-Nation）、「帝國主義」——但又總是強調傳統的社會穩定力量。研究英國政府的歷史學家可能會一針見血地揭示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承諾與實踐的矛盾，但觀念史學家則指出，迪斯雷利主義的理念與設想在1881年他死後的一個多世紀里發揮著持久的力量。這決非浮泛的溢美之詞，而是得到證明的：保守黨最終成功適應工業社會，並同時吸引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歷史學家正確地觀察到，無論在任的保守黨領導人行為多麼像皮爾，但他們總是喚起迪斯雷利的願景來吸引大眾。

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保守主義是對民主制穩步前進的一種意識形態反應：1867年改革法案，緊接著就是1872年的秘密投票法案、1883年的腐敗行為法案、1884年改革法案和1885年的席位重新分配法案。正如老自由黨人古德溫·史密斯（Goldwin Smith）在1893年指出，「秉持君主政體與世襲的上院能確保英格蘭的穩定與安全這樣的信念，英格蘭陷入了比美國更肆無忌憚的民主政治中，而後者的環境本來更為兇險。」不過這也不是什麼自相矛盾，保守黨此時已變成一個執掌政府的政黨：自由黨1886年在愛爾蘭自治運動問題上分裂，使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那種城市的自由黨統一派（譯註：自由黨內的一派，因主張英格蘭和愛爾蘭統一而得名）歸入索爾茲伯里那種土地與鄉村的保守黨。一個財產所有者的保守主義聯盟就這樣成立了。

因此，索爾茲伯里的保守黨自然就成了政府執政黨，一直到1906年自由黨再次獲勝。這個時期的保守主義思想是一種高度精英主義、不平等的、維護土地與商業之體制的官方意識形態，這個體制正迅速地適應工業資本主義。在舊的秩序、習慣與制度（包括一些不那麼舊的）的殼子里，新的社會與經濟組織被整合進建制。此時，中產階級開始湧入保守黨，尤其是在某些地方，而且不僅是工業資產階級，還有鄉村資產者、白領職業團體。他們中很多人自認為是土地貴族。因此，這對舊秩序來說是一個回暖。對這個國家古老制度自滿的、甚至常常過度的頌詞司空見慣。

（索爾茲伯里勛爵，1886年）

索爾茲伯里勛爵，1885年至1902年的保守黨領袖，跟很多人一起決心捍衛這些制度。他打算利用保守黨減緩和控制民主化進程——既然不可能完全阻止。索爾茲伯里不是盲目的反動分子。他知道，頑固地擋在進步主義的道路上可能帶來更多損害。抵制改變，是為了避免變動可能會危及政治與社會秩序，以及它們培育的文明價值。「對他而言，保守主義不是要反擊宗教、財產和社會秩序的反對者，而是一種且戰且走的戰略撤退，頑強而緩慢，持續做後衛和重組，期間穿插著建立在危險平衡之上的間歇調整。」

正像迪斯雷利對皮爾的保守主義展開攻擊，索爾茲伯里也在事業的早期反對迪斯雷利的「一國」保守主義。他認為大眾政治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緊張、階級結社以及全國情緒的爆發威脅著國家統一的肌理，尤其是破壞了由國王、上院和下院構成的古老混合憲制的根基。索爾茲伯里腦子裡很清楚，這個古老的貴族制度應該接納一些中產階級的參與。他所質疑的是中產階級在這個工人階級政治的時代里捍衛利益的意願與能力。與迪斯雷利不同的是，索爾茲伯里將政治理解為階級鬥爭和利益鬥爭。在此，柏克那種講究保守與有序變化的保守主義已經蕩然無存了。對索爾茲伯里而言，古憲制是一個四面楚歌的堡壘，四周環伺著自由黨人、激進分子與社會主義者。他沮喪地認為，對付工會最終統治國家的唯一方案就是軍事獨裁。

的確，保守派圈子的重心明顯轉移到右翼政治的理論團體上，這在保守黨內外皆然。在這些右翼思想家中，首屈一指的是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他早期的名作《古代法》（1861）和《村社共同體》（1871）為他保守主義色彩的《大眾政府》（1886）奠定了基礎。對梅因來說，民主制會破壞傳統憲制，卻不能抬高民意的地位。秩序與穩定受到大眾不滿的威脅，也許不得不通過軍事力量來重建。在一個民眾政府中，權力會屬於政黨活躍分子中的一小撮精英。他對社會既存秩序的辯護，既源於欣賞其內在特質，又因恐懼它的替代品。

（《自由·平等·博愛》，馮克利、楊日鵬譯，江西人民出版社）

在詹姆斯·斯蒂芬（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的作品裡，我們進一步偏離那種古老傳統的祖先智慧，走向一種公然的個人主義辯護。斯蒂芬最著名的作品《自由·平等·博愛》比柏克的保守主義更為強調服從、領導力和強政府。對斯蒂芬來說，平等主義者的實驗是徒勞的。他們既不能避免團體壟斷政權，也無法抑制個人對自身擴張的追求。不過，正如斯蒂芬指出的，「無論立法機關還是公共輿論都不應予以干涉。」迪斯雷利那種事事過問的家父管制就這樣被丟棄了。例如，在馬洛克（W. H. Mallock）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貴族制與進化》（1898）一書中，國家干預是斷然不可的。個人主義與企業家精神本身是好的，於社會也有益。社會中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改善大眾福利超出了政府權力的範圍。大眾的聲音鮮被重視。

及至十九世紀末，保守主義的聲音逐漸響亮起來，以對抗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惡。諾埃爾·奧沙利文（Noel O』Sullivan）指出，「保守主義的敵人已不再是自由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因此，保守主義明顯開始適應並捍衛它先前反對的自由主義價值。」短短几年內，後來20世紀保守主義反對國家集權危險的劇情幾乎預演了一遍。歷史學家威廉·萊基（William Lecky）就在他的《民主制與自由》一書中警告說，要反對官僚制國家，反對控制和約束壓迫的觸手，以及工會日益增長的權力。就像當代眾多保守主義思想家一樣，他對階級關係持悲觀看法，眼前是充滿了階級鬥爭的不安未來，只有專制國家才能解救社會。對萊基而言，社會主義對自由權和自由討論是毀滅性的。社會主義抑制經濟增長。社會主義者的平均主義會使國家陷入貧困。社會主義者的原則與自由交換和商業是不兼容的。社會主義宣揚階級忠誠代替愛國主義。在19世紀結束之前，保守主義批判社會主義的論據已經羽翼豐滿。20世紀以來又對它有多少貢獻實在令人懷疑。

伴隨著對社會主義否定的是對資本主義的讚揚。這些趨勢表現在20世紀早期英國憲法協會的成立和活動上。在它的文件和會議中，協會不僅斥責集體主義給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壟斷，也反對大部分其他形式的國家干預：免費普及教育、養老退休金、失業救濟金以及校園餐等。在索爾茲伯里時代，保守主義已經像自由黨人那樣開始信奉最小政府了。國家偶爾對窮人進行幫助，不是要替代工人階級的自助。索爾茲伯里承諾保障財產權，維護社會與政治穩定，把政府干預降到最少，並提供一種能樹立商業信心的專業政治家才能。「對柏克來說基督教道德最重要的支柱——國家，到了索爾茲伯里這裡已經變得比保護財產權的機構大不到哪裡去了。」不管迪斯雷利的「一國」福利政策多麼不完善，它至少不僅僅是一個保護小民免受剝削的幌子。比如，迪斯雷利在1871年承認了糾察隊的權利，索爾茲伯里卻拒絕為1901年淡水河谷案的判決翻案。事實上，索爾茲伯里1892年就公開批評迪斯雷利同情八小時工作制的主張。必須指出，迪斯雷利「一國」社會的設想其實並未對索爾茲伯里的行政保守主義產生多大影響。

（倫道夫·丘吉爾，1883年）

毫不意外的是，這些趨勢從一開始就引發了重申迪斯雷利式保守主義的運動。倫道夫·丘吉爾勛爵（譯註：溫斯頓·丘吉爾首相之父）的「托利民主」被新當局拋棄，被稱為「一組姿態和口號的雜燴，主要用處是為作者本人服務」。儘管如此，丘吉爾的理念仍然給一些同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不僅確立，而且大大拓展了迪斯雷利的遺產。其實，在1881年迪斯雷利去世以後，保守黨期刊和雜誌就保守黨應走什麼路爭論不休，丘吉爾及其「四人黨」（見下圖）卷了進去。丘吉爾認為，保守黨應該更民粹、更負責任。尤其是，他看到了保守黨吸引工人階級新選民的必要性。雖然這並未讓同代人滿意，但至少是爭取迪斯累利衣缽的一次可觀的競價。1886年丘吉爾從索爾茲伯里政府中辭職，標誌著他在個性、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挑戰失敗。這是一次不會讓人懷舊的失敗。丘吉爾作為一個改革家，所作所為並非無可指摘。例如，他反對公民權改革。他所動心的是萬眾擁戴保守主義的傳統支柱（王權、教會和上院）這樣一種理念。他對政治權力的決定性轉變漠然視之。在丘吉爾的保守主義中，源自上層的貴族改革仍遠比下層求變的需要更引人注目。

（四人黨：丘吉爾、貝爾福、德拉蒙德-沃爾夫、戈斯特，《名利場》，1880年）

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歷史上的這段重構時期更深遠地影響了統一主義（聯合主義、Unionism）的出現，後者是保守主義傳統中的一項重要因素。格萊斯頓1885年對愛爾蘭自治運動態度的轉變使（哈靈頓領導的）輝格黨和（由喬瑟夫·張伯倫領導，幾乎有一百位）自由黨統一派都站在了他的對立面。輝格黨、自由黨統一派與保守黨在愛爾蘭與英格蘭聯合問題上的這種合作，原本是反對愛爾蘭自治運動的一種暫時的實用策略。索爾茲伯里對這一聯盟的捍衛，使之成為保守黨最典型的特徵。實際上，它造成了政治力量的一種永久重組，鞏固了保守黨從1885年到1906年的政治統治地位。自治運動的影響促使游移不定的城市中產階級向保守黨加速靠攏，從而逐漸成為一個支持資本主義、財產和秩序的政黨。從短期看，張伯倫對國家干預的堅定遵奉或許是事實，而且他兒子內維爾·張伯倫在1920年代成為干預主義的代表人物，但1885-1925年間保守黨的特點更多是遵奉個人主義和自由企業，而非國家干預。1886-1892年期間，索爾茲伯里政府在社會政策方面乏善可陳。由於濟貧法和稅制改革被忽視，因此雖然1888年的《地方政府法》通過了，但對改革者來說仍然意味著失敗。總體來說，與統一主義的綁定強化了保守主義對干涉主義的反對態度。一個獨立的自由黨統一派組織一直持續到1911年，但此前許多地方的保守主義組織就已吸收了其中的統一派。早在1912年，保守與統一黨就誕生了。

因此，19世紀末的保守主義關注的是鞏固：鞏固聯合王國的團結、資本家對工人的權利、國家對民族的權力，以及統治階層的權利。最重要的一點，保守主義關注帝國的擴張與鞏固。在這一點上，保守主義把握住了時代的氣息。一種侵略性爆棚的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情緒反應在西萊（Seeley《論英格蘭的擴張》[1883]）和弗勞德（Froude《大西島》[1883]）的作品中，以及圍繞布爾戰爭的沙文主義情緒上面。迪斯雷利遺贈給後人帝國主義使命這一觀念：「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帝國，在這樣一個國家，待到你們子孫成年時，他們將可獲得顯赫尊位，不僅受同胞尊敬，亦令世界敬重。」他的繼任者從兩個方面發展了這種暢想。一方面是（索爾茲伯里）歸納出他關於帝國使命的願景。另一方面，（張伯倫）則描繪出帝國重組的方案。

後者主導了維多利亞時代後期保守主義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帝國的組織體制必須在其經濟環境中審視。同外國對手的自由競爭不再能天然地維護不列顛的經濟繁榮。英國工業現在需要關稅的保護，它能使（對手）打進國內和帝國市場更加困難。而且，更嚴格的帝國機構會像保護市場那樣確保英國獲取原材料。關稅改革運動和約瑟夫·張伯倫本人的個性為維多利亞時期保守主義加入了更多的帝國主義抱負。最重要的是，他們將一種「社會帝國主義」的觀念熔鑄到這些經濟主張中：關稅改革帶來的收入可被用作國內的福利目標。張伯倫夢想一個聯邦帝國，甚至有可能的話，一個聯邦的委員會。由於無法從內部使政黨轉型，張伯倫於1903年辭去了內閣職務。但後來他從外部也沒能讓它令人信服。儘管如此，1906年選舉失敗後，不顧巴爾福（Balfour）的反對，關稅改革分子控制了政黨，並且著手打擊自由貿易者。保守黨已經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的關稅改革黨。

在步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些年裡，維多利亞晚期保守主義中的激烈和強大的情緒衝動開始分裂。不列顛保守主義內部開始凸顯出嚴重的矛盾。一個資本主義政黨如何使自己同「社會帝國主義」相調和？一個法律與秩序的政黨如何接受對阿爾斯特新教徒實施暴力的不安趨勢？一個憲政主義的政黨如何能夠與攻擊憲政的1903-1914年自由派政府相調和？保守黨為什麼相對平靜地接受了1906-1914年的社會改革，卻抵制自由黨的憲政舉措以至於危及聯合王國的政治穩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保守黨採用的意識形態比任何時候都更沒有說服力。至少在政治層面上，保守主義縮水為對財產權的保護、對關稅改革的維護和對阿爾斯特新教徒權利的捍衛。誠如馬什（Marsh）教授恰如其分地評述：「保守主義的道德立場急需一個新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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