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在安徽的歲月

　　第四章 在激烈爭論中

　　爭論加劇，責難接踵而至。《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如同兜頭一瓢冷水，澆到了安徽農民的頭上。關鍵時刻，他們聽到了萬里的聲音。

　　1979年早春，乍暖還寒。

　　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關於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座談會。會議由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和副主任杜潤生主持，廣東、吉林、湖南、四川、福建、山東、安徽等7個省農村工作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安徽作為率先實行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的省份，派省農委周曰禮和全椒縣縣委書記王傑參加會議。

　　會上，周曰禮就黨的三中全會的兩個文件、省委《六條》的貫徹落實情況和推行聯產責任制情況作了詳細的彙報，滔滔不絕，半天都沒有講完。他發言後，與會者圍繞著「包產到戶」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有的人大動肝火，甚至拍著桌子說：「這和解放前有什麼兩樣？不就是回到單幹嘛！」

　　有人認為，包產到戶即使還承認集體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承認集體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統一經營這一點上，本質上同分田單幹沒多大區別。

　　周曰禮據理力爭說：「包產到戶只要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就與分田單幹有本質的區別！」

　　就在會議開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中央有關領導同志批給《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要求《人民日報》表明態度。

　　《人民日報》編輯部在眾多讀者來信中選擇了甘肅檔案局幹部張浩的一封來信，在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

　　張浩在回河南老家時看到聽到了一些關於農村實行責任制的情況，認為這都是不對的。他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說：「現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符合農村的實際情況，應當穩定，不能隨便變更……輕易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的。同樣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挫傷群眾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對農業機械化也是很不利的。那些幹部、群眾的懷疑和擔心是有道理的，頂著不分是對的，應該重視並解決這個問題。」

　　《人民日報》編者按則提出：「人民公社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能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匆忙忙搞基本核算單位的過渡，更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我們認為張浩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認真學習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經驗說明，只要群眾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會同意以作業組為核算單位的做法。至於在勞動計酬上採取哪種方法，還是要從實際出發，聽取群眾的意見，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

　　這封來信對包產到組後正在忙春耕的安徽農民潑了一瓢冷水，一些對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心有餘悸的同志認為編者按有來頭，惶恐不安。

　　3月16日聽到廣播後，萬里驅車來到滁縣地區。一位地委領導見到他，開口就問：「萬書記，《人民日報》都說話了，我們怎麼辦？」

　　他回答說：「作為報紙，發表個人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嘛，也可以發表你們的意見嘛。有位記者說的好，報紙好比國際列車，他可以上，你也可以上。」

　　一位縣裡的領導說：「我們這麼干，看來中央不認可呀。」

　　萬里說：「究竟什麼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讀了一封讀者來信和編者按，就打退堂鼓。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生產上不去，農民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報社也不能管你飯吃！」

　　針對有人說，現在他們搞得是三級半核算分配，突破了三級所有，萬里說：「三級半有什麼不好？這是經濟核算嘛，四級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核算，那不是五級嗎？」

　　他還對地委書記說：「不管什麼形式的責任制，就是堅持一條，凡是能增產，能叫農民、集體、國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辦法……你們地委做得對，及時發了電話通知，已經實行的各種責任制一律不動，只要今年大豐收，增了產，社會財富多了，群眾生活改善了，你們的辦法明年可以干，後年還可以干，可以一直幹下去。」

　　話是這麼說，可他心裡清楚，人民日報的來信，沒有來頭是登不出來的。但這個來頭究竟有多大，一時還看不清楚。

　　果然，當他走到嘉山縣檢查工作的時候，接到了來自中南海的電話，聽筒里傳來副總理王任重的聲音。簡單寒暄過後，王任重直奔主題：「萬里同志，你們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在會上的發言引起很大爭論，他所說的那些情況，你們省委都知道嗎？」

　　萬里回答：「周曰禮是省委派去參加會議的，可以說他的發言是代表省委的。」

　　王任重停頓了一下，說：「不少同志說你們那裡搞了分田單幹……」

　　萬里詳細介紹了安徽搞的各種形式責任制和省委對此的態度：「不管怎麼說，我們這裡已經干開了，就是單幹也不要變了。我們的態度是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但要保護群體的積極性，我是秋後算賬派，一切等秋後再說，不論用什麼辦法，能增產就是好辦法。給中央備個案，搞錯了省委檢查，我負責！」

　　王任重說：「那好吧，你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

　　將近40分鐘的通話結束後，萬里走出房間對大家說：「王任重同志同意我們省委的意見，可以幹嘛！」

　　第五章 省委書記的謀與略

　　改革，決不是比誰膽大，也不完全是比誰敢於碰硬，安徽農村的改革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政治家的智慧與策略。

　　現在，人們都認同了鄧小平的話——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在安徽廣大幹部群眾中，都說萬里敢為天下先，在全國最早向極「左」路線宣戰，具有為貧苦農民鬆綁的膽識。但他們並不知道安徽農村改革的每一步，都和萬里採取的一系列極富彈性的決策有著直接的關係。在這場改革的進程中，人們看到了萬里高超的領導藝術和政治智慧。

　　他主持制定省委《六條》的時候，目的是給農民以更多的自主權，當交給各地市、縣委書記參加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逐條進行討論時，由於觀念問題，不少人反對「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準備寫進去的給農民鬆綁的文字。

　　有些激進的同志則說，這些不寫進去，《六條》就沒有什麼意義了。要想解決農村、農民的問題就是要敢於碰硬。

　　意見反映到萬里那裡，他沒有立即表態，經過思考，決定對草案進行修改，並叮囑負責起草文件的周曰禮：「不要勉強！多數領導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對待，現在他們接受不了，如果硬寫進去，反而會把事情搞糟！」

　　在他的具體指導下，對草案進行了較大修改，刪除了明顯違禁的條文，再一次交大會討論。大多數領導同志接受了，認為抓住了當時安徽農村的要害問題，對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會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六條》最終獲得通過，並以「試行草案」的形式，下發全省各地農村貫徹實行。

　　1978年9月，剛剛在貫徹省委《六條》中開始復甦的安徽農村，由於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災，形勢又陡然嚴峻起來。秋收秋種根本進行不下去，來年將顆粒無收。在萬里主持下省委常委會做出了一個上下兼顧、既不公開違背中央精神，又滿足了群眾利益的高超決策，那就是借給每一個農民三分地用於種麥，對超產部分不計徵購，歸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灘種植的糧油作物誰種誰收。

　　這一個「借」字，讓我們看到了萬里的智慧和良苦用心！中央文件明令不準「包產到戶」，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他當然知道「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不可能、也不應該和中央的文件對著干，這是他堅定的黨性原則；而借地又幫助了危難中的農民，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和農民心連心、拯救農民於困頓之中的強烈願望和權宜之策。

　　在人們的心目中，中國的改革始於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個歷史的鏈條上，還原則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兩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例》(試行草案)。這兩個文件，總結了農業農村工作的七條經驗教訓，又提出許多加快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但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左」的影響。

　　文件中一方面提出「三個可以」(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這有利於放開農民的手腳，但同時又提出「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

　　早在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文件草稿時，萬里就對起草文件的負責人說：「三個可以表現了解放思想，當然很好。後邊的兩個不許，不符合這個精神，應該去掉。」

　　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接受。後來他找到胡耀幫，提出：「文件中不要寫『不許包產到戶』了吧」。

　　胡耀幫去找了有關的負責人後，回來和萬里說：「有人反對，他們還是不同意。」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下達後，萬里派周曰禮帶一批幹部組成工作組，1979年2月2日到肥西縣山南公社宣講文件。

　　這個公社小井庄等生產隊，因在「借地渡荒」中早已把土地分到戶，群眾聽到文件傳達後，失望地說：「早也盼，晚也盼，盼來兩個不許干」、「我們要求包產到戶，如這次一炮打不響，就沒有希望了」。

　　周曰禮曾擔任過曾希聖的秘書，在1961年參加搞過「責任田」的試點和推行，深知「責任田」的好處，對農民的心理、感情、要求非常理解和支持，但由於中央文件明確規定「兩個不許」，感到很無奈。

　　2月5日他急忙趕到合肥，當晚就向萬里彙報，反映群眾對包產到戶要求強烈，詢問這件事情怎麼向農民表態。

　　萬里說：「這不是一件小事，明天我們開常委會再說，看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2月6日，他主持省委常委會議，周曰禮做了彙報。會上，意見不一，有人提出中央文件上講不準干，我們要表態同意農民干，是違反組織原則；有人建議如果同意農民干，首先要向中央報告請示，中央同意後，我們再表態。討論了一上午，意見統一不起來。

　　下午繼續開會，萬里讓王光宇發言。王在會上回顧了1961年安徽推行「責任田」的實際情況，說：「責任田」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克服困難，對當時扭轉形勢起到了很大作用。現在說起「責任田」，農民仍非常懷念，他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我們可以有領導、有步驟地推行，至少在生產落後、經濟困難的地方可以先試行。

　　他還說：「過去一二十年不斷地批判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大家搞怕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安徽有幾十萬幹部因包產到戶的問題受到批判，有些領導幹部被戴高帽子、遊街、關牛棚，把大家搞得談『包』色變，一直心有餘悸。現在如果要群眾搞包產到戶，首要的問題是要把幹部思想搞通，解除他們的顧慮。」

　　萬里一邊聽一邊點頭，說王光宇對責任田的回顧對人很有啟發。他有幾句話講得非常深刻、精彩，也極富哲理性：「過去批判過的東西，不一定是錯誤的；過去提倡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正確的，都要用實踐來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制訂的政策，也毫無例外地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

　　最後，他提出一條建議：把山南公社作為省委的試點，進行(包產到戶)試驗，搞一年。年底總結，這個辦法好，我們就搞；不好，我們就收回來。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們有辦法把它拉回來。如果收不到糧食，省委負責調糧食給他們吃。

　　王光宇和顧卓新、趙守一表態同意萬里的建議，其他同志也先後表態同意，終於形成一致決議：由周曰禮率一批幹部在山南公社搞試點，實行「三不」的九字方針：不宣傳、不推廣、不制止。

　　事後證明，這一做法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說是英明的，不僅使「包產到戶」責任制免遭夭折，而且健康地發展了起來。如果在這時候推行「包產到戶」，勢必失敗。所以，既使「包產到戶」責任制免遭極「左」政策的摧殘，又尊重了農民的首創精神，巧妙地保護了農民的創造性。

　　第六章 鄧小平一言九鼎

　　大江南北盛傳「要吃米，找萬里！」的時候，國家的政治生態發生變化，萬里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農村和農業工作。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他披荊斬棘全面推動農村改革。

　　1980年對安徽農村改革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

　　元旦剛過，省委就召開農業工作會議，調查研究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總結過去一年實行生產責任制的經驗教訓，安排布置新一年的工作。

　　會議開得很熱烈，萬里在這次會議上做了著名的《要敢於改革農業》的報告，公開肯定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他洪亮的聲音在會場回蕩：「為什麼包產到戶在安徽引起這麼大的輿論呀！我們頂了多少年，來的時候就頂了，開始制訂《六條》的反映就來了，給我扣帽子，了不得呀！有些善良的人叫我不要犯錯誤，這就是心有餘悸了！有人說：「再坐噴氣式受不了了，我都60歲了，還是怕呀！」

　　「包字是個好東西，不要怕這個東西！鳳陽的大包干，火車上的三八包乘組，這是中國人一種土的說法，不要怕這個『包』字！在長期經濟落後、集體經濟搞不好、極左思想干擾嚴重、群眾生活一直非常貧困的情況下，群眾習慣於小農經濟，這是有歷史根源和階級根源的！『包產到戶』並不是我們的主張，問題是已經有了，已經生了孩子，他母親挺高興。哎呀，可解決大問題了，給報個戶口吧！孩子挺好的，許多人去看了看都熱烘烘的，回來以後就涼了半截。為什麼呢？不合法，要批判呀！『包產到戶』沒有什麼可怕，我們的根本態度是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群眾已經認可了，苦苦哀求：『讓我們干兩年好不好？』同志，批准！為什麼不可以？為什麼責難那麼多？我是不同意這種意見的……」

　　會後沒有幾天，在料峭的寒風中，萬里風塵僕僕來到小崗村。院里與院外堆滿的玉米棒子，彷彿要告訴省委書記——這裡今年豐收了！他挨家挨戶地走，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有的屋裡放不下，就在院里堆起來。

　　他說要看一戶最困難的人家。於是村裡的幹部把他領進一個姓關的農民家。這家6口人，老人多病，孩子還小，算是比較困難的，如今家裡也有3000斤糧食。

　　萬里十分高興，對小崗生產隊長嚴俊昌說：「你們這樣干，形勢自然就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干，就怕沒人敢幹。你們這樣幹了，我支持你們！」

　　嚴俊昌又把萬裡帶到了嚴宏昌家。嚴宏昌趕快端出炒花生招待省里的領導。萬里笑著說：「吃你的花生，我可沒有帶錢！」

　　嚴宏昌說：「要不是大包干，過去想給你吃也沒有哇！」

　　他一邊說一邊把炒好的花生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裝。萬里說：「好，也讓省里的同志都嘗嘗你們大包乾的成果。」

　　嚴宏昌說:「讓我們幹下去，別變……可有人批我們小崗『開倒車』，上邊也給我們念緊箍咒。」

　　萬里說：「只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地委能批准你們干三年，我批准你們干五年。」

　　他還說：「有什麼緊箍咒呢？小崗還沒有蓋瓦房、住高樓！我在美國和日本訪問期間，見到許多家庭農場都有兩排小樓、一個是住處，另一個是放小汽車和拖拉機的庫房，先進得很呢！今後不要再給小崗村念緊箍咒了，哪一級都不要念了！」

　　嚴宏昌說：「有人說我們小崗村挖社會主義牆角，拉歷史車輪倒退！」

　　萬里被激怒了：「誰這樣說，你就問問他，如果他有更好的辦法使農村富起來，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沒有更好的辦法，誰再說你『挖牆腳，拉倒車』，不准你們干，這個官司交給我給你打好了！你是生產隊長，就這樣幹下去，這才是農民的真正出路！你們只要完成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但不要吹，一定要實事求是，五年後我還來小崗，看你們的新面貌！」

　　……

　　回到合肥後，萬里在省委常委會上捧出小崗生產隊社員送的花生，一邊叫大家品嘗，一邊講小崗的情況。他再次強調，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管採取哪種形式，只要能增產增收，對國家能多貢獻，集體能多提留，社員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辦法。

　　就在萬里在安徽給「包產到戶」上戶口的時候，北京和全國不少地方圍繞這個問題正進行著激烈的爭論和鬥爭。

　　在國家農委召開的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包產到戶」姓「社」姓「資」的問題擺到了桌面上。有好幾個省的人說，我們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人民公社。現在又退回到分田到戶。不是倒退是什麼？「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寫進了憲法，誰也不能動！

　　緊接著，《農村工作通訊》再次向萬里發難，發表了火藥味十足的文章《分田單幹必須糾正》等兩篇文章，矛頭直指安徽的改革，大有興師問罪的味道。

　　安徽的同志和北京的記者張廣友都把這兩篇文章送給了正在北京開會的萬里。同時他們要求寫文章進行反擊。萬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對張廣友說：「這篇文章就由你和吳象同志來寫！」

　　文章寫成後，送給有關的報刊，居然不給發表。最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7000多字的長文——《聯繫產量責任制好處多》。恰在這時，萬里的工作發生了重大變動，不過這次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委以重任——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一次會議上，萬里見到了被稱為「元老之一」的陳雲。陳雲抱拳揮手說：「萬里同志，我完全贊成你在農村政策上的那些做法，我舉雙手贊成！「

　　聽到這話，萬里心頭一熱。

　　4月2日，鄧小平在與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等人的談話中指出，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貧困的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要解放思想，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揮自己的特點。他指示：「此事請萬里同志研究個意見，提到書記處討論」。

　　萬里抓住機會，將有關農村落實生產責任制情況和意見，報告給最高決策層。

　　到了槐花飄香的5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農村政策放寬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還是生產隊。總的來說，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為什麼爭論那麼激烈？主要是一些領導思想不解放……關鍵是發展生產力……目前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形式就會有發展變化。這種變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消息傳出，安徽農民奔走相告，甚至有的人歡呼：「鄧大人為我們說話了！」

　　萬里後來說：「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鬥爭，沒有鄧小平的那一番談話，安徽燃起的包產到戶之火，很可能會被撲滅。光我們給包產到戶上了戶口管什麼用，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上了戶口還很可能會被『註銷』的。」

　　於是，中國農村歷史的大轉折開始定向。

　　萬里調中央工作後，很快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主管農業工作。他說：「我雖然住進了中南海，可老百姓一天不脫貧，我就一天睡不好覺！」

　　而這時的農口仍停留在「農業學大寨」的桎梏中，對安徽的雙包責任制橫加指責。這令萬里不能容忍，在農委的會議上公開批評說：「農業部是國務院的一個部，不能另搞一套。有些同志不關心農民的根本利益，不去想我們搞了30年，農民肚子都吃不飽，問題在哪裡？現在有希望了，他們反而想不通，反而憂心忡忡，這些同志腦子裡恐怕只有一個抽象的農民，哪怕農民們餓肚子他們也不理。我們有人掙工資，吃飽了飯，憑經驗，憑主觀想像，呆在北京城裡說長論短！要親自下去調查，下去，都下去，其他一切回來再說！」

　　萬里的批評震動很大。國家農委、農業部、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等部門組織了17個調查組，分赴15個省、區，重點調查雙包責任制問題。不下去不知道，下去使他們眼界大開，對中國農村、農民的看法有了新的飛躍，一致稱讚雙包責任制挽救了苦難的農村，是中國農民由貧困走向富裕的必然選擇。

　　到了9月，萬里向胡耀邦建議，召開一次省委書記會議，專門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通一通思想，講一講包產到戶」。正是在這個會上形成的《紀要》使「包產到戶」從獨木橋變成了「陽關道」，並為後來出台「天字第一號」——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問題的第一個一號文件奠定了基礎。

　　自此，中國農村改革的動作勢如破竹。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煥發出了無限的活力。在萬里的主持下，連續5個「一號文件」相繼出台，從而創造了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2%人口的奇蹟。

　　(作者簡介：董保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