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我也是魯迅的遺物
文_ 何姥姥
1906年,一個在日本留學的周姓青年收到了母親病危的電報。作為家中長子,他嚴守孝道,心急如焚連夜趕回老家紹興。然而踏入覆盆橋周家台門的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震驚:母親魯瑞安然無恙,破房修葺一新,傢具漆得油光發亮,室內布置成婚禮模樣。
母親歉疚地告訴他:生病是假,騙他回家成親是真。
周家大少爺本名周樹人。七年前,母親為他相中了朱家台門的安姑娘,周朱兩家締結婚約。但周樹人不情願這樁婚事,去日本留學遲遲不歸,導致婚禮拖了又拖。
【1902年魯迅從江南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公費赴日本留學。此是魯迅第一次剪掉辮子,時年21 歲】
紹興當地向來有「養女不過二十六」的說法,1906年朱家安姑娘已經二十八歲,周朱兩家的長輩都很焦急。魯老太太不得已,才使了「苦肉計」把兒子從日本「騙」回來。
這一年,周樹人二十五歲,距離他以「魯迅」筆名發表《狂人日記》還有十二年。雖然在國外受了新思想的洗禮,但出於孝道,他不忍拂逆母親,只能默默遵從。
農曆六月初六,周家台門辦起喜事。新娘朱安穿著鑲棉邊的紅紗單衫和黑綢裙,娘家替她穿了一雙大尺寸的繡花鞋偽裝「天足」。腳小鞋大,人又矮小,朱安坐在轎里,「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當她掀開轎簾的一刻,鞋子從腳上掉了下來。
青年魯迅彼時已經剪掉了辮子,卻不得不戴上綴有假辮子的禮帽,穿上厚重的禮袍。他像走木偶一樣完成了繁瑣的儀式,陰沉著臉走進新房。第二天,僕人看到他的臉被印花被上的靛青染青了,或許是因為蒙著被子流淚。
關於魯迅的新婚,後人有許多回憶和猜測,卻鮮有人關心朱安是怎麼熬過來的。
【朱安 】
朱安身材矮小,臉龐略長,有一對窄而尖的三寸金蓮。當時,一般紹興女子都纏足,否則就嫁不出去。和朱安締結婚約後,魯迅曾寫信給朱家,希望他們能送朱安去上學,同時放足,不要裹腳。
保守的朱家人拒絕了魯迅的請求。當魯迅留學東洋、讀著《天演論》,朱安卻在念誦《女兒經》里「三從四德」的教條。這段婚姻,似乎從一開始就註定是悲劇。
婚後第二晚魯迅就搬到了書房,三四天後他又搬到了母親房中,再往後不久,他返回了日本。關於這段婚姻,魯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遠渡重洋,經歷了棄醫從文的轉變,而朱安在故鄉獨守空房。每天,操持完家務,她邁著小腳,一步一步走上逼仄的樓梯,回到樓上空蕩蕩的房間,無異於守活寡。和她和為伴的,是兩個真正的寡婦:魯迅的祖母蔣氏和母親魯瑞。
1909年8月,魯迅在母親的催促下回鄉。然而對朱安來說,丈夫歸來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多久。一個月後,魯迅又打包行李去了杭州,一年後才回到紹興執教。
即便是在紹興,魯迅也獨自睡一屋。他將全部精力投注在做學術、搜集古舊書、栽培植物,從而抑制生理慾望,避免和朱安有交集。
再怎麼迴避,畢竟抬頭不見低頭見,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
年近30歲的魯迅在故鄉感受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下了決心要拋開一切——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1911年,辛亥革命的起義軍截獲了裝有清軍軍火的列車,12月29日起義軍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2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2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政府北遷。客居北京宣武門的紹興會館,他過了7年苦行僧般的生活,靠抄古碑、讀古書紓解苦悶。
朱安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幾似被遺棄的她心中作何感想。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都娶了日本妻子,兩位弟媳還是姐妹。看他們兩家人熱絡地作「日本式的聊天」,朱安在家族中的位置更顯尷尬。從1914年起,朱安越來越頻繁地回娘家,有時一待就是一個月。
【1912年周家合影,後排左為周建人、右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魯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懷抱的嬰兒是周作人長子周豐一】
1919年年底,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衚衕買了四合院,把全家人接到北京。1923年與周作人「兄弟反目」後,他帶著朱安搬出八道灣,先後住在磚塔衚衕61號和西三條衚衕21號。
在西三條居住時,魯迅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的講師,家中常有女大學生來訪。她們20出頭、剪短髮、穿黑布裙、渾身上下散發著清新的氣息。這讓已經40多歲、典型舊式裝扮的朱安感到更深的自卑。
魯迅和朱安各居一室,除了衣食住行的日常應答,對話寥寥。其實,魯迅同樣感到極大的痛苦和煎熬。就在這個時期,許廣平出現在魯迅的生命中,促使他「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
【魯迅和許廣平】
1926年8月,遭段祺瑞政府通緝的魯迅離開北京,和許廣平一道南下。在上海整整十年,魯迅沒有給朱安寫過一封信,即便不得不對話,也往往是通過母親魯瑞轉達。但他每月按時給朱安匯錢,保障她在北京體面過生活。
對命運,朱安也有過激烈的反抗。一次是在紹興,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跪在眾人面前,曆數魯迅的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另一次是在北京,魯迅母親壽誕,開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齊走出來,向親友下了一跪,撂下一句「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叩了頭,退回房裡。這番話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也讓魯迅更加無奈,但朱安的命運並不能因此改變。
【1918年,魯迅首次用筆名「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狂人日記》】
作為「新文化運動」先驅和「五四運動」里許多青年學生的精神導師,魯迅在《我之節烈觀》等雜文中,曾多次提到舊時婦女的不幸。在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他認為「娜拉」走後只有兩種命運: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魯迅雖然不愛朱安,卻何嘗不理解和悲憫她的處境:她無力謀生,娘家亦敗落,倘若真離了婚,她也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和許廣平結合後依然供養朱安,只是始終保持冷淡的距離。
後半生,朱安守在魯老太太身邊,像對待親生母親一般伺候婆婆,維護著自己作為周家大媳婦的尊嚴。1929年,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出生,年過五十的朱安和別人一樣,興奮異常。作為舊式婦女,她有著封建的宗族觀念——她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生育,有了周海嬰,就有人給她養老送終了。
【魯迅和周海嬰合影】
平靜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1936年魯迅逝世後,朱安把魯迅著作的出版權轉讓給了許廣平,她每月能從許廣平處獲得一筆生活費。
日軍攻陷北平後,魯迅的著作收益大減,朱安也陷入了以稀粥和蘿蔔為食的窘境。她聽從周作人的建議,在報紙登載廣告,準備賣掉魯迅的藏書。人在上海的許廣平聞訊,焦急萬分,她囑託唐弢和劉哲民去見朱安,勸說她珍藏好魯迅藏書。朱安的情緒很激動,她對來訪的唐、劉等人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我呀!」
最終,朱安聽從了眾人的勸告,沒有賣掉魯迅的藏書。
八年抗戰結束後,朱安疾病纏身,她自知不久於人世。1947年6月24日,全身浮腫、氣喘不已的她在昏迷中醒來,說,在夢裡見到了去世的親人。5天後,69歲的朱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未能如願回南方和魯迅合葬,甚至也未能葬在婆婆魯瑞身邊,而是一個人被埋在了偏遠的保福寺。
臨終前,她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見過海嬰。面對來訪的記者,她說:「海嬰很聰明,你知道嗎?有機會的話,我願意看到他……」
今天的北京保福寺一帶,馬路寬闊,高樓林立,物是人非。鮮有人知道,這裡埋葬著一位老婦人。
九十年前,她沒有去北京火車站給魯迅和許廣平送行。在靜默的西三條衚衕,她曾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
她寂寞地活著,又寂寞地死去。世界上,少了這樣一個寂寞的人。
【晚年,朱安在西三條居住時留影】
*本文原創,首發在「 路老師讀經典」微信公眾號
*寫作中參考喬麗華《我也是魯迅遺物:朱安傳》
延伸閱讀
《魯迅雜文集》
魯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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