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透視】奧巴馬時代美國與沙特關係 緣何漸行漸遠？

奧巴馬時代美國與沙特關係

緣何漸行漸遠？

馬曉霖

內容提要 美國的奧巴馬時代行將結束。奧巴馬任內在中東實施的戰略收縮政策不僅引發中東地區秩序裂變與重組，而且與傳統戰略盟友沙特的關係漸行漸遠，呈現階段性沉降特徵。其原因主要在於：美國在中東變局、伊朗核危機、敘利亞危機、新能源革命和「九·一一法案」等一系列涉及地緣政治問題的做法，引發沙特的微詞與不滿；沙特謀求地區大國地位與主導權同調整地區政策的美國產生利益錯位，進而形成沙特戰略地位下降和孤立狀態凸顯；美國與沙特雙邊互動中的經濟問題、軍事合作、文化價值觀等長期結構性因素，也對美沙關係走低產生影響。基於沙特與美國的戰略利益關係，後奧巴馬時代美沙戰略盟友關係雖然不至出現顛覆性逆轉，但重溫過去70年牢固而穩定的漫長蜜月的預期將大打折扣。

關 鍵 詞 美沙關係 美國外交 「奧巴馬主義」 伊朗 反恐 能源

作者簡介 馬曉霖，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教授、博聯社總裁（北京100089）。

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結束兩個任期。過去8年，美國的戰略與外交政策繼續處於調整中，在中東地區尤其明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美國繼續從中東戰略收縮，努力避免深度捲入，注重調動各方力量，積極發揮多邊機制，量入為出，趨利避害。同時，中東變局引發地區格局大變，恐怖主義逆勢擴張，難民潮嚴重外溢，形成兩個危害世界特別是歐洲穩定的變數，謀求基本穩定成為奧巴馬任內中東外交的最大訴求，由此也引發一系列政策調整，進而對美國和地區國家關係形成衝擊。其中，美國與中東海灣地區最重要的盟友沙特的關係階段性沉降十分突出，無論是雙方公開相互批評，還是在中東事務中協調缺失，都體現雙方關係的冷淡與裂隙。美沙關係走低不僅成為推動地緣版圖變化的重要因素，而且對沙特未來在中東地區的作用乃至王權統治前景投下一層陰影。

作為昔日美國在中東的傳統戰略盟友，美沙關係緣何從親密走向相對疏遠？這源於多方因素的綜合與集成，其中雙方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摩擦是美國與沙特關係趨冷的最直接表現，因此本文擬從地緣政治因素、美國因素、沙特因素、美沙雙邊互動因素等四方面為切入點，分析美沙關係趨冷的致因及其表現，在此基礎上，以美沙關係的恆量因素為基點、變數因素為參考，研判後奧巴馬時代雙邊關係走向。

地緣政治因素：

美國與沙特利益摩擦與衝突

小布希政府時期，由於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伊斯蘭國家發動戰爭並推廣西方民主價值觀，導致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對立加劇。奧巴馬執政後，著力全面改善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但這種「包容式」和解又因改變一以貫之的敵視伊朗政策而引發沙特不滿。隨著奧巴馬中東政策的實施，圍繞中東變局、伊朗核危機、敘利亞危機、新能源革命和「九·一一法案」等一系列問題的發酵，美沙關係漸行漸遠，逐步形成明顯的沉降特徵。其中，美國伊朗關係的變化是非常關鍵的發酵劑。

第一，奧巴馬力推美國與伊朗和解並達成核協議，被沙特視為「放虎歸山」。2009年6月4日，上任半年後的奧巴馬首次訪問中東，並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被譽為與伊斯蘭文明「和解」的演講。奧巴馬聲稱，「我來這裡是為了尋求美國同全球伊斯蘭世界建立新的開始」。這次演講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對伊朗釋放善意。其一，奧巴馬承認美國曾經干涉過伊朗內政，暗含歉意並表明美方對美伊關係長期敵對不無責任；其二，奧巴馬聲稱「我們兩國間會有很多議題需要探討，而且我們也願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無條件地推進兩國交流」。「要克服幾十年的不信任很難，但是伊朗要明白，美國已準備好同伊朗改善關係」；其三，奧巴馬強調核權利面前各國平等，承認伊朗有權和平利用核能：「任何國家——包括伊朗，如果能夠按照核不擴散協議履行職責，都有權和平利用核能」。

上述轉折性表態是美、伊交惡30年來首次由美國總統做出的，它預示著奧巴馬將重新設定美伊關係，包括對伊朗發展核能力網開一面。這個表態對於剛剛送走奧巴馬的沙特而言堪稱當頭一棒。儘管沙特官方保持沉默，但其官方媒體《麥地那日報》警覺地指出奧巴馬開始「構建中東新秩序」。以開羅之旅為起點，奧巴馬拉開中東政策調整大幕，伊朗成為這一調整的關鍵角色，也逐步構成影響美沙關係的主要障礙。

2013年一連串美、伊和解的標誌性事件的發生，使沙特備感失落。4月初，美國和伊朗就核問題達成框架協議，取得歷史性突破；月底，兩國外長在紐約舉行斷交以來的首次單獨會談；9月，伊朗新總統魯哈尼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會議期間，奧巴馬闡述中東政策，強調不謀求變更伊朗現政權，也將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源的權利。奧巴馬這個表態是在開羅講話基礎上徹底對伊朗示好，意味著埋葬了小布希的「邪惡軸心」說，為此，雙方進行了破冰式的15分鐘首腦電話交流。沙特看到自己曾熟悉和放心的美伊敵對關係已明顯逆轉，品嘗了被美國「叛賣」的滋味。2015年，《伊核全面協議》簽署後，沙特警告伊朗不要把制裁放鬆當作在地區製造動亂的機遇和條件。

第二，美國在敘利亞不僅消極作為，還提升和擴大伊朗角色，直接傷害沙特戰略安全利益。敘利亞危機原本是沙特介入阿拉伯關鍵國家內政、破解「什葉派之弧」圍堵、緩解伊朗長期戰略威脅的歷史機遇和巧妙抓手——通過顛覆敘利亞什葉派政權，扶植遜尼派新政府，向西孤立黎巴嫩真主黨，向東壓制伊拉克什葉派，將大幅度擠壓伊朗深入阿拉伯腹地的影響力半徑。2011年3月敘利亞危機爆發之初，以色列媒體稱，沙特試圖以200億美元援助重金收買巴沙爾，換取敘利亞斷絕與伊朗的戰略關係。當這一交易被敘利亞拒絕後，沙特立場快速逆轉，以卡達為先導，驅動海灣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和阿盟動員阿拉伯世界集體孤立、封鎖和制裁巴沙爾政權，凍結其阿盟成員國資格，以其反對派取而代之。

美國多次公開申明無意強行變更巴沙爾政權，凸顯了美國與沙特巨大的立場鴻溝。奧巴馬2011年8月11日首次公開宣布制裁敘利亞，並敦促巴沙爾下台，但強調華盛頓「不能也不會向敘利亞強加民主轉型」，並承諾聽從敘利亞人民不希望外國勢力介入的強烈要求，「讓敘利亞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此後，美國針對巴沙爾命運的表態還多次出現反覆。2013年秋，敘利亞連續發生化學武器襲擊事件，觸碰美國「紅線」，奧巴馬政府擺出動武姿態，但依然強調不打算以武力改變敘利亞政治走向。關鍵時刻，俄羅斯提議敘利亞放棄化學武器換取美國免於動武，俄、美迅速就此達成妥協，使敘利亞政府逃脫卡扎菲政權式命運。沙特對此十分不滿，而這筆由美、俄達成的「越頂交易」成為沙特看透美國的轉折點。為了表達強烈不滿，沙特當年10月拒絕接受首次獲得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並指責安理會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內戰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

實際上，在沙特看來，奧巴馬政府對其戰略利益的傷害並未止於放過巴沙爾政權，聽任什葉派勢力擴張，而是變相「承認敘利亞為伊朗的勢力範圍」，認可伊朗在中東發揮「功能性作用而非領導性作用」，視其為「利益攸關方」。其標誌性事件就是，美國不顧沙特強烈反對，於2015年10月執意邀請伊朗參與第三輪日內瓦敘利亞問題多邊會談。而此前的2012年和2014年兩輪談判，由於美國和沙特反對，伊朗都被排除在外。

2015年9月，在巴沙爾政權岌岌可危的關鍵時刻，俄羅斯及時出兵救援，並以持續半年的高密度攻勢改變戰場局面，幫助敘利亞政府軍收復大批失地。美國很快與俄羅斯達成共識，並協調反恐，變相重新劃分勢力範圍，與「貝魯特-大馬士革-巴格達-德黑蘭-薩那」什葉派軸心成為反恐盟友。沙特不僅成為美國與伊朗交易的犧牲品，也成為美、俄在中東彼此妥協的棄兒。面對伊朗影響力在阿拉伯世界的歷史性擴展，沙特的緊張和失望可想而知。2015年12月，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接受聯合國的第2554號決議，敘利亞危機由戰爭向對話、和解及聯手反恐方向轉軌。至此，沙特企圖藉助敘利亞之亂對伊朗進行戰略反擊的如意盤算徹底落空。

第三，奧巴馬公開為伊朗站台，罕見抨擊沙特，導致雙方矛盾公開化。伊朗的影響力因美國放任而大增，受伊朗影響的葉門什葉派胡塞武裝和前總統薩利赫也於2014年7月從大本營北部賽達省發起攻勢，相繼奪占首都薩那，襲破南部中心城市亞丁，控制紅海3個港口，兵逼曼德海峽。胡塞武裝舉兵發難，對沙特而言無異於後院起火，面臨什葉派陣營的前後夾擊。2015年3月，沙特聯合埃及等10個伊斯蘭國家發動空襲，對葉門進行軍事干涉，試圖幫其扶持的哈迪總統奪回對該國的控制權，壓制什葉派勢力的擴張和包抄。然而，沙特盟軍空襲效果不彰，後來又被迫投入地面部隊，依然未能改變戰局，沙特騎虎難下。

在沙特忙於全力對付伊朗及其地區盟友的幾年間，奧巴馬政府卻一再為核門檻邊緣的伊朗鬆綁，特別是2015年7月《伊核全面協議》達成，標誌著美伊關係取得歷史性和解，伊朗長期受到的封鎖初步得到解除，其石油恢復出口及與西方貿易正常化後實力必然大漲，左右地區局勢的條件也將更加充裕。沙特表面歡迎達成核協議，實則極其不滿，於5月8日通知美國方面稱，沙特新國王薩勒曼不僅拒絕參加一切白宮舉辦的會議，同時也將缺席此後在戴維營舉行的美國與海合會峰會。

基於對什葉派陣營在阿拉伯腹地滲透與擴張的恐懼和惱怒，沙特不顧美國私下說服和警告，於當年底處決什葉派宗教領袖奈米爾，引發伊朗上下憤怒。隨後，沙特以其駐伊朗使領館受衝擊為由，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和交通、貿易聯繫，並動員部分阿拉伯國家跟進。美國學者把沙特這個舉動形容為「加倍下注」，其目的就是要逼迫美國在沙特與伊朗之間選邊站隊。沙特一直希望美國能回心轉意，聯手抵制伊朗領導的什葉派陣營崛起，但是，奧巴馬顯然不買沙特的賬。

2016年3月，奧巴馬在出訪沙特並參加海合會、美國峰會前夕，接受美國《大西洋月刊》專訪時呼籲，沙特與其地區宿敵伊朗「共享」中東，並停止在伊拉克、敘利亞和葉門的代理人戰爭。他還批評沙特向其他伊斯蘭國家輸出「瓦哈比教派」。奧巴馬甚至對把美國拉入「教派戰爭」的企圖表示十分反感。奧巴馬此番言論被認為是美沙建交以來美國領導人對沙特最嚴重的公開冒犯，以「知美」甚至「親美」著稱的前沙特駐美國大使費薩爾親王親自撰文回擊奧巴馬，質疑其是否已「轉向伊朗」。至此，美沙關係的惡化與緊張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為對奧巴馬的報復，沙特國王不僅拒絕接聽奧巴馬本人的澄清電話，而且冷淡對待他的到訪。

第四，美國能源革命引起沙特戰略恐慌，也誘發持續兩年的油價大戰。2014年6月，作為世界主要石油生產和出口國的沙特悄無聲息地發起油價大戰。面對世界經濟低迷、市場供大於求和伊朗即將石油解禁等抑制油價的客觀因素，沙特放量向市場灌油，導致油價從當月每桶116美元的高位直線下挫，近兩年來，世界油價基本保持在50美元以下的谷底，看不到回彈希望。沙特官方人士一年後公開宣稱，對頁岩氣革命阻擊戰已經獲勝……低油價戰略使投資者不敢再接近高成本的石油，包括美國的頁岩氣、深海油和重油。

近些年，能源技術革新，從石油、天然氣、可再生能源、「氫能源」再到頁岩油氣，每一次能源革命都由美國引領。美國頁岩油和頁岩氣的開發，使得頁岩油氣成為國際能源界的「博弈改變者」，預計2020年美國能源自給率將突破85%，美國能源信息署預計在2035年將達到87%。美國正在逐步掌握影響全球石油價格的定價權和主導權，這將嚴重削弱中東地區能源的戰略地位，並深刻影響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格局。頁岩氣革命的勃發，無疑將從根本上顛覆傳統的油氣格局。在沙特打響油價戰一年後，美國國會廢除了存在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標誌著美國政府決心參與能源博弈，確保美國石油在世界市場的份額。

在沙特看來，頁岩氣革命代表著兩個致命性風險：首先，沙特依靠傳統石油開採並享受高油價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經濟運行、民生保障和社會穩定都將面臨嚴峻挑戰。其次，由於沙特作為世界石油市場重要保障和穩定器作用的降低，其戰略價值也將隨之貶值，並有可能最終被美國當作戰略負資產拋棄。而奧巴馬時代一系列讓沙特感到不快的中東政策變化，都被用來印證美國對沙特政策正進入轉折性的調整期。面臨可怕前景的沙特，試圖通過擊敗新能源對手，確保自己的傳統價值而維護沙美關係的穩固。

第五，「九·一一法案」獲美國國會通過，沙特巨額主權資產面臨風險。「九·一一」恐怖襲擊不僅改變了美國和世界安全格局，也改變了美國社會特別是精英階層對沙特這個盟友的認識。直接參与襲擊的19名恐怖分子有15人來自沙特，這一事實成為雙邊關係中無法迴避的病灶。2016年5月17日，美國參議院通過跨黨派「反支持恐怖主義者法案」（又稱「九·一一法案」），根據該法案，「九·一一」恐怖襲擊受害者及其家屬有望起訴沙特政府並索賠。2002年，美國國會曾出台的調查報告並未公布結論部分中的28頁內容，有人因此懷疑涉及沙特政府和王室。被追加為第20名劫機者的扎卡利亞·穆薩維供認，部分沙特王室成員曾向「基地」組織提供資金。

儘管奧巴馬政府從美沙關係大局和美國經濟穩定角度，一直反對和阻撓「九·一一法案」成為法律，認為它將給美國外交造成連鎖性災難。但是，沙特依然緊張和震怒不已。2016年3月，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訪美期間警告稱，如果「九·一一法案」獲得通過，沙特將售出或撤回在美國的資產以免受損失。據報道，沙特是美國12個主要債權國之一，是支持美國財政和維持美元及能源霸權的重要基石。沙特直接購買的美國國債達1 168億美元，還能影響更多歐佩克成員特別是阿拉伯國家減持美國國債。此外，沙特有7 500多億美元主權資金投在美國，對美國債券市場和經濟穩定舉足輕重。

9月28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以97∶1和348∶77的壓倒性多數票推翻了奧巴馬對這一法案的否決，進而對該法案的法律化進行了實質性推進，引起沙特強烈不滿。沙特外交部警告稱，此舉將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帶來嚴重和危險後果。沙特法律界也提議對美國採取類似反制措施。考慮到美沙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此法案明顯服務於兩黨大選需求的「政治正確」一致選擇，不排除大選後美國國會對其進行修改的可能，以避免美沙關係徹底破裂，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不利於美國的國際反應。

美國因素：

「奧巴馬主義」與奧巴馬時期中東政策變化

所謂「奧巴馬主義」，指的是奧巴馬執政理國的思想體系，特別是其外交戰略的整體思路和實施策略。作為與小布希大唱反調而贏得大選的奧巴馬，其施政理念必然對「布希主義」構成悖反和匡正，並以此為基礎推出具有自身色彩的政策和主張。概而言之，「布希主義」屬於攻勢戰略，鼓吹美國強勢出擊，充當絕對的世界領導者和霸主，政治上，在全球推廣美式民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軍事上，迷信武力並鼓吹「先發制人」，強調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國際關係上，輕視多邊合作和國際法框架，強調單邊主義和「美國例外」論。也有學人將「布希主義」簡化，概括為「以先發制人、政權變更、單邊主義和追求仁慈的霸權的外交政策為標誌，其思想基礎是美國新保守主義。」

相比之下，「奧巴馬主義」堪稱守勢戰略，主張美國立足經濟危機現實，正視實力和能力不足，主張全面調整，重點經略，確保美國領導者地位及其主導的安全體系和政治秩序。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奧巴馬反對單邊主義，強調多邊合作和發揮盟友作用，重視「軟實力」和「巧實力」建設，倡導文明對話與多元並存，聚焦於重整貿易規則和振興美國經濟，努力「化敵為友」並強化亞太再平衡。「奧巴馬主義」的輪廓和脈搏從2010年和2015年兩個國家安全戰略版本的比照中可見其清晰的連貫性和延續性，並對美國外交政策特別是中東政策的規劃和推進產生實際影響。一言以蔽之，導致「奧巴馬主義」認知的基本判斷是，「美國不能單獨承受新世紀帶來的諸多壓力；敵人卻希望看到我們因過度擴張和延伸力量而消耗我們的實力。」正是基於「奧巴馬主義」的外交理念，具體到中東地區，其外交政策體現為以下幾方面特點：

第一，量力而行。奧巴馬承認美國深陷經濟危機而國力透支過度，無法一手遮天這一困境，以現實主義態度計算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投入產出比，不再像小布希那樣追求絕對的領導地位和深度干涉角色，避免繼續深陷中東泥潭而導致美國徹底衰落。奧巴馬於2012年完成從伊拉克撤軍，2014年底宣布結束在阿富汗的主要軍事行動，並積極尋求同塔利班武裝進行談判，不在乎超級大國的戰而不勝和威信掃地。即便2014年9月宣布在中東發起開放式反恐戰爭，奧巴馬也更多倚重所組建的60餘國鬆散聯盟，避免重新派出大批和成建制部隊重返中東，而以少量特種部隊和作戰顧問人員協助盟友反恐。

第二，集體行動。對待中東難點和熱點問題，奧巴馬採取退後、跟跑或隱身策略，向國際組織、大國夥伴、地區盟友乃至昔日對手讓渡作用空間，以分散壓力、規避責任和降低風險，確保美國能如願抽離亂局，藉助多邊合作和集體合力實現對中東的基本掌控。對於利比亞危機，美國原本不情願軍事干涉，但礙於英、法和阿拉伯夥伴的強烈要求和道德綁架被迫參與，推出「北約」並隱身其後；對於埃及變局，美國首鼠兩端甚至兩頭下注，既想確保埃及穩定，又怕引火燒身；對於葉門危機，美國突出海合會特別是沙特的作用，避免染指太多；對於敘利亞危機，美國頂住壓力拒絕動武，前期放任英、法和海合會突前，後期則向俄羅斯乃至伊朗讓步。

第三，重點突出。奧巴馬不僅在全球重新調整戰略坐標，如加速改善與古巴等拉美國家關係鞏固後院安全，放棄與朝鮮對話以便激化東北亞態勢為亞太再平衡助力。在熱點、難點和焦點問題集中的中東，奧巴馬也重排輕重緩急和取捨次序，不再事事介入和到處插手，避免與伊朗軍事攤牌、防止核擴散、遏制恐怖主義和化解難民潮以確保歐洲後院安全成為優先議題，而推動中東國家政權變更、塑造轉型國家政治體制、推廣民主化及斡旋巴以衝突，則不再是奧巴馬中東政策的興趣點所在。

第四，多邊制衡。奧巴馬中東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基於小布希政府兩場戰爭打破地緣穩定的教訓，充分認識和理解地區固有宗教、種族和地緣矛盾的複雜性，認識到維持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中東四大地緣政治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也認識到調動伊斯蘭派系力量彼此制衡的必要性，尤其是重估伊朗作用並積極擴大其角色範圍，以借力打力方式壓制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推動地區穩定的儘早實現。從這個角度看，奧巴馬中東政策很有回歸美國「離岸平衡」傳統的色彩。

第五，戰略收縮。奧巴馬對外頂住西方盟友和地區夥伴壓力，對內頂住共和黨人和鷹派陣營甚至多半民眾的不滿，維持美國在中東軍事低強度的存在，較為理性地處理地區局勢變化，特別是中東變局引發的權力與安全真空，確保戰略收縮總政策和重心向亞太轉移總進程不變，集中精力處理域外的烏克蘭危機、美古關係正常化和南海爭端介入，避免重新在中東做軍事和財政上的巨大投入，小心翼翼避免重蹈小布希政府之覆轍。

奧巴馬政府對中東政策的明顯調整，客觀上降低了美國的介入力度，也帶動了地區內外部力量的變動，使沙特產生明顯的不適應，因為沙特在美國中東政策天平上的分量不僅有所下降，其地緣角色和國家利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沙特因素：

謀求更大的地區事務主導權

冷戰結束後，美國一超獨霸，威脅沙特等中東盟友戰略安全的大國因素消失，沙特和其他美國庇護下的小夥伴獲得較多獨立發展的餘地。世界格局多極化也催生部分地區大國的領袖意識，尤其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成立的二十國集團，沙特作為最富有發展中國家應邀入列，一方面體現了它的資源、資金優勢，另一方面也放大了它自身的成就感，增強其作為地區「超級大國」的願望和自信，尤其是它通過長期對諸多貧窮國家提供資金援助，擁有更大話語權的訴求也空前強烈。因此，奧巴馬時代的沙特不像以往那樣低調、內斂，其傳統上單純依賴美國的心態已經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促成其強化國家訴求和謀求更多利益的願望，在外交上也自然體現出不同以往的姿態。強勢和特立獨行、奉行干涉主義、動輒使用武力和公開角逐地區「領頭羊」地位，已明顯成為奧巴馬時代沙特的外交主要特徵，也難免與正在努力調整地區政策的美國產生利益錯位，甚至迎頭相撞。

第一，基於國家利益訴求，沙特需維護本國的獨立與安全，與美國保持距離，並進行等距離大國外交。這個訴求甚至從奧巴馬上台前的小布希政府第二任期，也即前任國王阿卜杜拉履新前後即告開始。2005年，阿卜杜拉登上王位，他判斷世界經濟重心正在向東方轉移，提出阿拉伯經濟發展的希望在東方，尤其是中國，並於2006年1月把中國當作域外首個出訪國。沙特國王首訪不選擇美國而是中國，這不僅體現中、美兩個大國對於沙特重要性的升降變化，也彰顯傳統美沙關係出現裂隙。此後，沙、中高層互訪頻繁，關係密切，即使敘利亞危機雙方立場差距較大，也沒有影響雙方戰略互信。奧巴馬時代，沙特也與俄羅斯保持著密切合作，沒有因為地區利益衝突而導致關係破裂。大國合作是沙特平衡美國、發揮獨特作用的重要手段。

第二，確保本國政治制度特別是沙特家族的君主制和世襲統治。任何可能挑戰這一核心訴求的力量，都會被沙特列為敵人，包括伊朗、反對君主制的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反對世俗政權與西方文明的「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武裝。儘管這些戰略對手基本上都是美國的敵人，但美、沙之間關於國家政體的認知差異既是巨大的，也是根本性的。從西方價值體系標準考察，美、沙根本不應該成為政治和軍事盟友；相反，更符合美國輸出顏色革命的標準，雙方只是基於實用主義而維持雙邊的合作。

第三，維護本國作為伊斯蘭教兩聖地監護國以及遜尼派「領頭羊」的宗教地位。沙特是伊斯蘭文明發祥地，是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故鄉，擁有兩大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因此，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擁有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但是，其作為遜尼派龍頭老大的地位一直面臨著埃及、土耳其、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國的挑戰，同時，其獨家監護兩聖地、壟斷朝覲事務決定權的傳統，也不斷被伊朗質疑和詬病，進而使雙方成為教派鬥爭的直接對手。奧巴馬時代經歷的沙特與伊朗戰略博弈，就是歷史與現實恩怨、教派與民族矛盾的綜合體現。從當下看，沙特屬於主動出擊，但從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矛盾的成因看，沙特屬於防守反擊，因此，它對美國在關鍵時刻的立場搖擺尤其失望。

第四，維持世界石油大國地位以及依靠石油支撐的經濟體系。沙特位居世界石油生產與出口三甲之列，不僅佔據著世界市場近1/4的份額，還通過歐佩克組織及美元定價和交易體系，與美國聯手控制世界能源特別是油氣市場的價格與收入。作為其他自然資源稟賦稀缺的國家，石油安全關係到沙特的經濟命脈，也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以及王權的鞏固和延續，因此，任何可能導致能源結構發生顛覆性革命的行為，都會被沙特視為事關生死存亡的威脅。也正是這一點，導致奧巴馬時代沙特主動發動低油價大戰，直接與美國展開能源規則制定權的戰略爭奪。

在上述核心國家訴求驅動下，奧巴馬時代的沙特外交也呈現出鮮明特徵，即主動性、矛盾性、攻擊性、冒險性，一反其保持幾十年的溫和、保守和剋制傳統。沙特外交的主動性和矛盾性，也充分體現在應對中東變局外溢過程之中。一方面，沙特收留被街頭運動驅逐的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反對埃及、葉門、巴林、約旦、摩洛哥等地的街頭力量，支持溫和阿拉伯強人維護政權和統治；另一方面，沙特又主導阿盟和海合會，強勢干涉利比亞、葉門、巴林和敘利亞內政，一度成為阿拉伯世界風頭最盛的國家，以至於被部分專家誤判為阿拉伯國家新的「領頭羊」。在此過程中，沙特帶動海合會攜手約旦和摩洛哥，建立八國「君主聯盟」，深化沙特與巴林的一體化進程，並推動海合會由合作向融合方向深化發展。

沙特外交的攻擊性和冒險性體現在四方面：其一，多次出兵維護本國利益，包括武裝干涉巴林、葉門和利比亞內亂，組建遜尼派反恐軍事聯盟。其二，執意處死什葉派教士奈米爾，用「雙倍押注」的方式激化教派矛盾，與伊朗攤牌，挑戰和抵制美國的地區政策調整。其三，不惜犧牲石油收入和危害經濟安全，破釜沉舟地發起低油價攻勢。其四，沙特既不想直接與以色列和解，又暗中合作商議共同對付伊朗；既高揚阿拉伯民族主義旗幟，又冷酷地將以抵抗以色列而著稱的哈馬斯和真主黨列入「恐怖主義」黑名單。

但是，無論這些行為如何不同尋常，它們都體現了沙特在國際和地區力量深刻變革時期努力維護本國利益的務實立場和價值取向，也是一種亂中取利、亂中避害的積極姿態。沙特的這些服務於本國核心訴求的外交努力，必然與美國的利益訴求形成共識與分歧並存、合作與摩擦同在的特徵。當然，由於媒體的放大作用，沙、美間的這種關係走低，也容易掩蓋雙方更多的利益交集點。而且，沙特四面出擊，用力過猛，與美國產生較多不和諧乃至摩擦，使其陷入罕見的地區和國際外交孤立，號召力和凝聚力明顯不足：它主導成立的葉門干涉聯盟「雷聲大，雨點小」，實際效果不彰；它發動與伊朗斷交攻勢，只有少數國家實際追隨；它籌建的所謂30個國家組成的反恐聯盟更是武斷而倉促，部分重要成員如印尼、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當即予以否認。

美沙雙邊互動因素：

長期隱形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判斷，奧巴馬時期美沙關係逐步陷入沉降狀態主要由美國戰略收縮，以及中東變局引發的地緣政治大面積變動相互震蕩而引發，本質上說，是新時期美國與沙特重新調整政策、確立自身角色、維護自身利益的主動或被動行為。但是，從沙特自身的內政外交變化發展考察，影響沙美關係走低的絕不僅限於地緣關係的重組，雙方的長期結構性矛盾也對沙美關係走低產生影響，這種影響自「九·一一」事件後就已經開始，在小布希執政後期即有明顯跡象，到了奧巴馬時代，這一跡象更加凸顯。

第一，沙特政治改革緩慢，美國的包容度日益下降。沙特王室自立國80多年來，一直以封閉、保守和神秘而著稱。沙特政治改革多年停滯不前，即使在奧巴馬時代也無明顯進步，人權狀況被美國及西方媒體廣為詬病。20世紀90年代初，沙特曾嘗試做出一些政治改革，並於1993年成立由120人組成的諮詢機構協商會議。2000年之後，在美國敦促下舉行首次地市級議會選舉。2011年9月，阿卜杜拉宣布在2015年的基層選舉中給予女性選舉權。2012年，沙特首次允許女性運動員參加奧運會，2013年，首批30名女性協商會議代表誕生。但是，客觀地說，這些改革都是點綴式的，女性依然不能擁有廣泛和平等的社會權利，甚至男性秀街舞都遭受鞭刑懲罰。

沙特政治改革艱難而緩慢的原因在於內在驅動力嚴重缺失。主導該國意識形態的瓦哈比主義主張回歸宗教原本，與西方民主與自由主張相抵觸，而改革開放可能引發的挑戰宗教威權和西方「腐朽生活」進入，對沙特而言更是致命性威脅。此外，若推動民主改革，則必然削減集權實現平權，這不僅將危及龐大的統治家族的特權利益，甚至可能引發顛覆王權的社會革命。

因此，沙特既仰仗美國的強大保護，又被迫承受來自美國的公開和私下壓力，也因此成為美國眾多盟友中最具內外爭議的特殊夥伴。按照美國宣揚的價值觀標準，沙特是最具負麵價值的戰略資產，是其推行民主化進程和人權革命的反面樣板。但是，由於石油霸權和冷戰時代延續的利益置換，導致沙特長期置身於美國政府的價值觀批判和干涉外交的豁免目標。

第二，沙特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過分倚重油氣而容易受到美國影響。沙特以石油立國，長期作為石油市場的主要供貨商而參與世界政治與經濟進程。自進入石油時代以來，雖然沙特歷屆政府意識到「荷蘭病」的長遠風險與危害，也一直試圖改變過度倚重石油工業的經濟結構，努力擴大其他產業的比重而實現經濟多元化，但是，由於人口總量有限，其他資源稀缺，自然環境惡劣，加之社會封閉保守，除積累大量石油美元用于海外投資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一頭沉」的經濟結構。

沙特經濟體系中，石油及相關產業長期佔比在30%～60%之間，不僅比重高，而且波動幅度大，極易受到外部市場和石油價格起伏的影響。長期以來，沙特石油產業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至少為45%。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沙特的經濟運行和其他產油國相比，對高油價的依賴尤其嚴重，保持財政盈虧的平衡點2015年竟然要求油價達到106美元，遠高於其他主要產油國。畸形的經濟結構導致沙特長期將經濟命脈寄託於石油生產和出口。過去20多年，由於地緣風險高企，美國對沙特的石油進口逐步減少。從1991年以來，只有在當年5月海灣戰爭結束和2003年5月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單月從沙特石油進口量分別達到226萬和231萬桶，期間大部分時間都保持在150萬桶左右，約佔進口量的11%左右。2009年3月一度跌至72萬桶，2014年3月為144萬桶，2016年2月又跌倒94.5萬桶。這種用石油和石油美元凝聚的沙美關係，如果說過去彼此的依存度相當牢固，如今，美、沙間的相互競爭與排斥色彩日益濃重，美國對沙特的重視程度已開始下降，也必然讓沙特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疏離感，雙嚮導致戰略關係的重估與重置。

第三，沙特國防倚重美國，但又受到雙重製約。沙特是個地區大國，但又不具備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區大國那樣的人口優勢，進而存在著防範外敵入侵的天然脆弱性。因此，沙特國防一直依靠美國保護，軍隊建設、武器裝備和國防現代化也基本倚重美國。長期的武器貿易，不僅構成沙、美雙邊貿易的重要乃至主要經常項目，而且成為密切雙邊戰略關係的重要紐帶，它為沙特提供了世界一流的現代化防務硬體和國防自信，也為美國解決了部分的出口市場和就業機會。據統計，僅2004至2011年沙特進口軍火達75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國際軍控組織研究表明，2011年至2015年期間，沙特進口美國武器增長和前5年相比，增加了275%。

從1943年兩國建交起，沙特就與美國簽署了共同防禦協定，形成軍事同盟，並在兩伊戰爭及海灣戰爭期間達到高潮。至今朱拜勒等地還保留著美國的軍事基地，沙特也曾在多次美國軍事行動中提供有效支持，但是，過於依賴美國的防務，給沙特帶來巨大的內部和外部輿論壓力。國內，激進的宗教勢力抨擊王室的親美政策，甚至質疑王室政權的合法性。國外，不僅伊朗等始終抨擊沙特出賣伊斯蘭原則和利益而為美國驅使，美國的政治精英也對沙特有無資格使用美國裝備頗有微詞，將軍售政治化、人權化，特別是這些裝備被用於巴林、葉門等國的軍事行動。英國《衛報》稱，美國參議員和克蘭德·保羅和莫里斯·墨菲等2016年呼籲阻止奧巴馬批准最新的對沙特軍售計劃，指責沙特的人權記錄不良，在葉門屠殺平民，而且引發地區軍備競賽。

第四，沙特國家意識形態傳播遭受美國和西方社會質疑和壓制。由於「基地」組織及其升級版的「伊斯蘭國」武裝主要骨幹均源於瓦哈比或薩拉菲分支，因此，依託「瓦哈比主義」建國、護國的沙特一直被視為伊斯蘭保守主義的大本營，加之長期利用石油美元輸出瓦哈比意識形態使沙特在恐怖主義泛濫的當下遭遇瓜前李下的尷尬。2015年12月，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對《明鏡》周刊稱，「沙特資助了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教瓦哈比派，德國的許多伊斯蘭危險分子來自這一派別……我們必須向沙特闡明，我們不能視而不見」。「瓦哈比派給『伊斯蘭國』武裝提供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加布里爾這一罕見的公開表態，其實代表了西方主流精英的擔憂，尤其是隨著歐洲「伊斯蘭化」輿論的熱潮，沙特及其國家意識形態瓦哈比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日益趨於負面。西方輿論甚至將瓦哈比與「伊斯蘭國」的崛起直接聯繫起來。

基於法律與文化的不同以及美沙關係的特殊性，美國政治家們一般都迴避公開討論沙特的意識形態問題，但是，部分文化精英毫不掩飾他們對沙特瓦哈比主義的敵意和傳播恐慌。《赫芬頓郵報》2014年9月發表阿拉斯塔爾·克魯克文章，從瓦哈比的產生到當下與「伊斯蘭國」武裝進行了縱橫關聯：1945年，剛參加完雅爾塔會議的羅斯福在美國戰艦上接見了阿卜杜勒·阿齊茲，從那一場會面開始，沙烏地阿拉伯就長期依賴於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變……稍微了解一點瓦哈比派的歷史，你就應該知道，敘利亞叛軍里的「溫和派」比麒麟還罕見。西方為什麼會幻想激進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溫和派？為什麼會幻想提出「唯一統治者、唯一權威、唯一清真寺」的教派，能從「逆我者亡」走向溫和與忍讓？著名猶太裔專欄作家弗里德曼2015年也撰文抨擊沙特，稱「伊斯蘭國」武裝是沙特的「意識形態產物」。他不僅指責沙特宗教機構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以大量資金援助世界各地的宗教組織和激進派別，而且指出沙特增加了中東的不穩定。

這種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瓦哈比的質疑、抨擊，從根本上否定了沙特國家意識形態的和平色彩，而201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反覆脫口而出的歧視和限制穆斯林言論，也容易讓沙特從文明衝突的視角來反思和審視正在走下坡路的沙美雙邊關係。

餘論：基於重大利益交集的

後奧巴馬時代美沙關係走向

2016年11月9日，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出乎多數觀察家預料，當選新一屆總統，引發世界對美國內政外交走向巨大變化及其外溢效應的嚴重憂慮。與競爭對手希拉里意欲總體延續奧巴馬政策截然相反的是，特朗普主張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其治理下的美國與傳統盟友關係、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將呈現何種變化，充滿了不確定性。

美國政治將步入後奧巴馬時代，美沙關係也將進入風險較高的特朗普時代。回顧美沙關係70年的歷史主脈，儘管雙方產生過1973年石油戰這樣的不睦，儘管沙特也不滿美國長期庇護以色列的國策，儘管經歷「九·一一」襲擊這樣讓沙特十分難堪的災難性後果，儘管當下美國與沙特在國家利益、地緣政治等方面存在諸多隔合，但是後奧巴馬時代也即特朗普時代，美沙關係的總體特點不會發生根本撼動，即穩定大于波動，信任多於懷疑，合作多於分歧，默契多於不和。雖然這個總特點在奧巴馬時期已經遭遇挑戰，但是，特朗普時代還不至於無可挽回或出現顛覆性逆轉，當然，重溫過去70年牢固而穩定漫長蜜月的預期會被大打折扣。

事實上，美沙關係還有比較堅實的穩定基礎。這主要是基於數十年美國與沙特的長期特殊戰略利益關係。沙特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早的盟友，自從中東發現石油，美國從控制現代能源、石油美元進而控制世界經濟的角度把沙特當作其中東政策的基石之一。美沙關係也是整個20世紀沙特對外國際關係的核心主線，儘管雙方存在利益分歧，美國一直是沙特在地區和國際關係中穩定發展環境的維護者和保證者，沙特現代化也正是仰仗美國的幫助才得以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沙特的國家安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美國的庇護才得到確保。因此，雙方的戰略盟友關係依然具有相對可靠的穩定性和互利性，關係基礎沒有消失，本質依存關係也沒有發生質變。具體而言，沙特對美國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沙特向世界石油市場提供穩定的石油供應，確保歐洲、日本等大經濟體的持續能源需求，並且通過與沙特的合作控制世界能源市場。第二，沙特依然是對抗世界級戰略對手和伊朗等地區對手的重要盟友和堡壘，尤其可以藉助沙特影響海灣其他阿拉伯小國保持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和安全機制運轉。第三，沙特是中東衝突中相對溫和且支持和平進程的重要國家，沒有沙特的輿論和資金支持，中東和平僅靠美國一家推動將更加困難。第四，沙特是美國在中東重要的貿易夥伴和軍火市場，也是美國主要債權國和重要金融合作夥伴，對維護美國經濟穩定和就業作用重大。第五，沙特是美國聯繫伊斯蘭世界的重要橋樑，保持美、沙戰略關係有助於維持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聯繫，對促進文明交流、對話與和諧相處具有特殊意義。

同樣，美國對於沙特的價值和意義也極其重要甚至無可替代，主要體現在：第一，美國是沙特現代化和石油工業的支柱，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在油氣徹底退出能源市場的漫長未來，美國還將是沙特保持經濟穩定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夥伴。第二，美國是沙特政權和國家安全的最大「靠山」，也是沙特君主制度和人權狀況抵禦西方抨擊的「遮陽傘」，維持戰略關係，將最大限度地化解西方壓力，更能直接避免美國喜歡策動的顏色革命。第三，美國是沙特巨額主權基金的最佳投資市場和保值增值平台，就目前經濟運轉和資本市場表現看，沙特不可能撤離多數主權資產。第四，美國還是沙特藉助石油資本提高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的關鍵夥伴。藉助沙美戰略關係，沙特可以保持超越綜合國力本身的國際地位，並用於制衡世界其他大國的對沙特關係。

過去70年，基於雙方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美國與沙特在很長時間內保持著穩定而密切的關係。但由於美、沙戰略考量不同，當下與長遠利益錯位較大，進而形成沙特戰略地位下降和孤立狀態凸顯。美沙關係走低不僅成為推動地緣版圖變化的重要因素，而且為沙特未來作用乃至王權統治前景投下一層陰影。當然，美國與沙特關係走向與當政者的政治與外交取向亦有一定關係。特別是風格與主張與奧巴馬大異其趣的特朗普，將決定美沙關係的變化。

在競選階段，特朗普就因其仇視穆斯林、抨擊沙特政府的極端言論而與沙特王室成員公開在「推特」網站互相惡語相加，他的限制穆斯林入境主張一旦形成政策，必然使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面臨重構甚至全面倒退，也將美沙關係置於更加惡化的地步，而且特朗普聲言美國將不再為盟友承擔過多安全責任。此外，特朗普誓言要推動美國能源開發和出口並繼續支持新能源革命，都將延續雙方在能源領域的既有博弈。當然，特朗普是個精明和務實的商人，而且在諸多問題上表態隨意，前後不一，起伏較大，因此，其競選言論是否一定轉化為外交政策有待觀察。畢竟，美沙關係畢竟具有戰略性價值，雙方終究不會走得太遠，這也是美國金錢政治與精英治國的雙重氣質所決定的。

正如美國《外交》季刊刊載的德克薩斯大學格雷戈里·考斯教授所言，雙方將麻煩不斷但也不會公開決裂，「美國不會自絕於少有的幾個能夠自我治理併產生地區影響的阿拉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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