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之問：共和需要多長時間？（上）

1912年2月12日，清廷頒布的辭位詔書說，「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這樣被全國上下接受了。

當年秋天，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向身邊的英文秘書顧維鈞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麼？」

袁、顧對話

幾個月前，年輕的顧維鈞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他主修國際外交，副修憲法和行政法、政治學，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當他應時任內閣總理的唐紹儀之召回國，第一眼看到袁世凱，留給他的印象就是「堅強、有魄力，誰一見他也會覺得他是個野心勃勃、堅決果斷、天生的領袖人物」。

面對袁的共和之問，他回答，「共和國源出於很久以前的羅馬，羅馬公民很重視他們的公民權利和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羅馬作為共和國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這種思想在中世紀有所抬頭……美國人（原為英國的移民）經歷了幾世紀的殖民統治之後，經過革命建立了共和國。他們容易取得成功，因為他們熱愛自由，並具有以法律為依據的權利與自由的觀念。美國人的思想在歐洲、拉丁美洲廣為傳播，近年來又傳播到亞洲。誠如總統所說，中國情況大不相同，特別是國土這樣大，人口這樣多。不過，要教育人民認識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也只是需要時間而已。」

袁接著問：「共和的含義是什麼？」他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民有的國家。袁對此頗有疑惑，中國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打掃屋子時，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潔，大街上臟不臟則不管。他回答：「那是由於他們無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們也一樣愛好自由，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獲得自由，那就應由政府制訂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袁問：「那需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他回答：「時間是需要的，不過我想用不了那麼久。」

這次談話讓顧維鈞意識到，「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體優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顧維鈞回憶錄》）

事實上，袁世凱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共和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袁世凱之問，真的無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還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袁確實完全不懂共和國的性質，他只是以帝國時代豐富的從政閱歷來思考問題，而舉國上下又有幾人真正明白共和到底是什麼？

「共和」進入民國教材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在帝制的循環中打轉，一代代的哲人聖賢都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當中華民國誕生之時，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迅速推出的小學教科書，為順應時代的需要，才開始出現大量關於共和的課文。

商務印書館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書乾脆就叫《共和國教科書》，每年的發行數都在700萬本以上。新國文初小第四冊即有課文《大總統》，第七冊有《共和國》《自由》《平等》等課文，第八冊有《國慶日》《選舉權》《法律》《司法》《行政》等課文。《共和國》一課簡明扼要，將共和的原則說得清清爽爽：

「共和國者，以人民為國家主體，一切政務，人民自行處理之，故亦謂之民主國。

雖然，一國之人數至多，欲人人與聞政事，為事勢所不能，於是有選舉之法，選舉者，由多數人選舉少數人，使之代理政務也。

共和國以總統組織政府，以議員組織國會，總統議員，由人民公舉，其職權、任期，皆有限制，故無專擅之弊。」

在《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初小第八冊也有《選舉》《博愛》《平等》《自由》《好國民》等相關課文。

《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高小第一冊有《國體與政體》《民國成立始末》《共和政體》等課文，第二冊有《人民之權利義務》，第三冊有《國家》《國民》，第四冊有《地方自治》《共和國之模範》《共和政治之精神》《臨時約法》，第六冊有《政黨》等課文。《共和政治之精神》以「平等、自由、博愛」來概括共和政治的精神。

《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高小第二冊有《自由》，第四冊有《博愛》，第六冊有《人權》等課文。何謂人權？課文如此回答：

「人權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損者也。析而言之，有對於公眾之權，有屬於個人之權。

組織社會，參與政治，選舉議員，舉吾學識之所及，皆得發佈於外，以求有益於人類。此人權之對於公眾者。

信教自由，營業自由，生命自由，財產自由，意志所在，即權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權之屬於個人者。……」

與民國同步誕生的中華書局，搶先推出適用於新時代的教科書，搶了商務印書館的先機，得到了部分教科書市場。在《新制中華國文教科書》中，孩子們也可以讀到《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記》《國體之別》《政體之別》《共和國民之自治》《共和國民之責任》《共和政治》等課文。

正是透過這些教科書，共和觀念悄悄地滲透到千千萬萬少年的心中，與報刊等媒介中盛行的共和話語，與標榜民主、共和的政黨一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浪潮。

共和國民如何養成？

對於在皇權意識中浸了兩千年之久的中國人，「共和」完全是個陌生的觀念，有之，也不過是古老的「周召共和」。1903年，少年鄒容鼓動革命的小冊子《革命軍》中出現了「共和國」的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麼是「共和」，是不是就是「周召共和」的那個「共和」。而辛亥革命造成的時勢，卻是一邊倒的共和呼聲。1915年10月2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與袁世凱談起當年的選擇，還充滿無奈：

「當時華民醉於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滿清之得力口號，是時大總統以為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習慣，爾典與美使嘉樂恆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南北討論之時，唐少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駱寶善評點袁世凱函牘》）

唐紹儀骨子裡是個共和主義者，他傾向共和並非一時感動。袁世凱之接受共和確是時勢造成，並非出於對共和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共和是什麼？民國是什麼？他與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陌生。

原來主張君主立憲的立憲派領袖張謇，當大勢所趨轉向共和之際，在《建立共和政體之理由書》中提出，「國民程度由一國之政治制度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後有共和程度之國民。」國民程度不足，不宜實行共和，是當時包括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在內許多人的看法。不過張謇很快發現國民程度確實不足，有些學生誤以為共和就是放任，不要秩序。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報》發表文章批評這一現象，指出歐美養成共和國民，「惟以重公德、愛秩序為唯一之方法。」（《張謇全集》）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駿的對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剝奪國民黨議員席深感不滿，他認為，「我們已經走到迫不得已只好不顧一切接受議會政體的地步，儘管億萬人民還遠遠沒有達到實行代議制的程度。」他在寫給莫理循的信中說：「我們當中多數人甚至不懂什麼是憲法，幾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對於政府體制漠不關心。對政府來說最根本的問題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識，並使他們關心政治從而引導他們用切合實際的方式過問政治。政府過去所做的只有使人民覺得，過問政治是一條可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險道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凱的器重，希望將這些意見轉達給袁。然而，這是袁不會去做，也不願做的。讓國人關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識，也就是張謇所說的養成共和國民，這與袁的經驗和認識距離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所以，我們只看到他下令改教科書，刪除「自由」「平等」等課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設臨時政府，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這樣的內容都要被刪去。（《錢玄同日記》）商務印書館被迫將「共和國教科書」更名為「普通教科書」。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統一的共和紀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這一紀念日就被廢止，學校照常上課（1917年又恢復了這個紀念日）。毫無疑問，這些帶有「共和」記號的課文、日子，跟袁世凱都顯得格格不入。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凱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國駐華公使，袁世凱跟他說：「中華民國是一個非常幼小的嬰孩。必須加以看護，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醫所開的烈性藥物。」幾年後，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頒布的一個告示，對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試圖肯定共和主義的信仰怎樣深入遙遠的邊區，又要獎勵那裡剛剛歸信的共和主義者：

據蒙藏事務局呈：科爾沁旗親王伊錫海順咨請該局轉呈稱，該旗呼圖克圖昆楚克楚隆木布爾率其部屬擁護民國，請予褒獎。查該呼圖克圖率其部屬效忠民國，深明大義，殊堪嘉許，應准其乘坐黃緞篷蓋馬車，以示寵榮。

透過這個文縐縐的告示，這位美國外交官發現，「這種承襲清朝的、一味講究外表和喜歡炫耀的習氣，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個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過我們所想像的程度。中國大部分社交禮節上都帶有這種色彩。」他到總統府呈遞國書時，來接他的那輛莊嚴華麗的禮車用八匹駿馬駕駛，車身塗著描有金飾的藍琺琅，以極其豪華的帝國宮廷的排場，來迎接他的侍從武官長蔭昌，即滿洲貴胄、清廷的陸軍大臣。

帝制時代的老辦法、老規矩、老儀式、老排場，都是袁熟悉的，他擺脫不了，也無意擺脫。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凱：「他不了解在一個共和國中執政的意義是什麼，雖然他受過訓練，見多識廣，但他沒有高深的文化修養，沒有到過外國，也不懂得外國語。因此，他對於中國這時正在開始模仿的外國的各種制度，只可能有一個淡薄的、模糊的觀念。他對於共和政體的原則，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對國會的職能和真實用處，尤其是對國會內的反對派的職能和用處，也同樣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

這與顧維鈞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旦有機會，袁世凱就要將反對派趕走，甚至解散國會。這一點，梁啟超、張謇他們沒有看穿，即使他在政治上的對手、對共和國抱有強烈熱忱的宋教仁都沒有看穿，他們對他的認識都是有限的。

曾長期在大學教授政治學的芮恩施，在踏上中國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黃浦江邊曾有一個感覺，「中國有著可供民主的種籽生長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的。中國究竟是一個古老的君主國家，而共和政體卻是相當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現在仍然處於調整的時期。」他說，「中國正在努力創造真正的代議制，其主要榜樣是美國。個人統治和帝制傳統阻礙了中國人的這種努力，同時他們也缺乏經驗來作指導；此外，他們還受到外國的懷疑和反對。」（保羅·S·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

外國人對中國共和態度悲觀

當時，有許多長期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對中國的共和前景抱著相當悲觀的態度。1912年12月8日，《紐約時報》發表對濮蘭德的長篇採訪，此人是英國人，自1883年以來長期在中國任職，曾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私人秘書，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過，對中國相當熟悉，著有暢銷書《慈禧統治下的大清帝國》等。他在接受採訪時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稱中國源遠流長的專制制度只是換了個名字，其本質特徵並未改變。

「普選代議制並不是解決方案。在現今中國，它是不可能實現的，並且在今後若干年也不可能實現。歷史經驗表明，相信中華民族會突然出現激進變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一次變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實現的。」據這位「中國通」的觀察，中國人的內心，並未因辛亥革命而發生任何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多數人的心中也缺乏對自由的渴望和籲求。這與魯迅的感受幾乎是一致的，在他的系列小說和雜感中，呈現的正是這樣一幅圖畫。

濮蘭德斷言：「這裡並沒有誕生一個『全新的中國』。國家不會新生，只會演變。從結構上看，他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特性，政治屬性和中國官員的秉性並未改變。人類歷史經驗和科學研究表明，中國這種根植於民族傳統、綿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兩年內或者一代人之內就發生改變，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說，中國與美國不同，美國是幾個世紀來根植於英國民族內心、與生俱來的一種精神表現。這種精神起源於英國憲章革命，通過移民由「五月花」號帶到新大陸，成為英美兩國人民追求自由權利的基礎。「你不能指望僅僅通過大叫兩聲『共和』，便可以把這種精神成功地灌輸給那些從不知道自由為何物的人們。」（鄭曦原編《共和十年 政治篇：紐約時報民初觀察記》）這些看法即使到今天仍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1913年10月13日，在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之後，長期研究中國事務的日本人佐原篤介，寫信給袁的政治顧問莫理循說：「事實上存在著一個偽裝的軍事獨裁的專制政體，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成其為共和國。……袁世凱現在儘管年富力強，但是不能指望一個血肉之軀永遠活著。他死後誰能治理國家？我看最好是在他的背後建立一個由皇帝統治的好制度。」他主張把權力交還給宣統皇帝。（《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這些外國觀察家的意見，袁世凱不會毫無耳聞。他稱帝之前最擔心的也不是國內的反應，而是外國能否接受。他在1913年迅速擊敗革命派，並將立憲派玩弄於股掌之上，共和體制在他眼中實在分量太輕了。1915年10月2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當面向他表達英國的立場：「現行之共和，繫世界所無之政體，既非共和，又非專制，又非君主立憲，此種特別政體，斷難永久維持。若早日議決正當君主立憲政體，則於中國人民思想習慣，絲毫不背。」（《駱寶善評點袁世凱函牘》）這對於他最終邁出稱帝這一步，恐怕比他兒子袁克定專門為他印的假《順天時報》影響更大。

此前，美國的政治學教授古德諾博士在北京對芮恩施說過：「這裡至今還是一個缺乏政治的社會，這種社會經過了許多世紀，它依靠自行實施的社會的和道德的約束，沒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現在它突然決定採用我們的選舉、立法和我們比較抽象的和人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夠更緩和些，如果代議制能以現存的社會集團和利益為基礎，而不以普選的抽象觀念為基礎的話，那末情況就要好得多。根據實際經驗，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至今仍然沒有意義。」

共和與君主立憲的較量

袁對內閣制一直深深懷疑，並一心予以抵制。這一點國民黨人中具有洞察力的領袖宋教仁也早已看出。1913年2月1日，他在武漢寫信給「北京國民黨諸兄先生」說，「吾黨形勢，以此次選舉觀之，大約尚佳。惟可慮者，即將來與袁總統之關係耳。袁總統雄才大略，為國之心亦忠，惟全賴之以任建設事業，恐尚不足，此必吾黨早已認定，故主政黨內閣。近聞頗有主張不要內閣者，此最危險之事也。」（《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

極力主張內閣制的宋教仁，當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出，政黨內閣呼之欲出之際橫遭暗殺，幕後主使者到底是誰雖無定論，而袁世凱不可逃避地成了嫌疑者之一。

圍繞在袁世凱身邊的梁士詒、周自齊等人都是共和政體的懷疑者，他們先後對芮恩施表示喜歡君主政體。梁說：「中國官方的和商業的傳統和習慣都強調個人的關係。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來說，抽象的思想形式為我國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統治下，權力將會更加穩固，因此有可能徹底進行基本財政改革，如地產稅改革等。要抵制官員中貪污腐化的發展，就必須要有對個人忠心和負責這樣一個因素。中國人無法想像對一種純粹抽象概念的個人負責。」（《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

到了1916年6月4日，袁去世前二天，《紐約時報》還發表了梁士詒的署名文章《君主立憲制是中國的選擇》，開篇即說：「中國到底應該實行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國民會議的代表毫無異議地一致贊成中國採取君主立憲制，顯然中國將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

他認為，「想要中國國體從根本上轉變為共和制，就像強迫美國突然轉變為君主制一樣令人匪夷所思。」他論證說，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宗教國家，基督教在國家政治事務中始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將不同民族和地域聯繫在一起的，是一套儒家倫理道德體系，其中「忠君」是維繫整套國家政治體系的基石，也是國家建立「德政」的核心。他質疑共和制的致命弱點是不穩定性，中國如果想要在世界各國的殘酷競爭中存活下去，註定要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共和十年》）

在贊成恢復帝制的「籌安會」發起人中，不乏胡瑛這樣的革命黨骨幹。

讓袁世凱無法理解的是，1915年12月舉行的所謂「國民代表」投票中，1993人當中支持君主立憲制的明明是100%，想要求幾張裝點門面的反對票都不得。然而等到帝制真要登台，卻到處都是反對的聲音。

其實，反對者未必對共和有多少的理解，包括袁親信的北洋將領，他們反對的不是帝制。陳獨秀的這番判斷是可信的：「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對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不是真心從根本上反對帝制。」（1917年5月1日《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在北京神州學會講演》，《陳獨秀文章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