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學界泰斗甘惜分逝世(組圖)

06-26

1月9日凌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喻國明在其認證的新浪微博發布消息稱：「新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愛的導師甘惜分教授於昨天（1月8日）晚上22:55分駕鶴西去……僅僅8天前我們還在一起談笑風生、縱論天下，今天卻天人兩隔，哀慟之情無以言表！！！願甘老在天堂安好……」

微博截圖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通過多個信源證實了這一消息。

甘惜分，男，生於1916年，四川鄰水人。著名新聞理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首批榮譽一級教授。

2015年是甘惜分先生的百歲壽辰。當年4月上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甘惜分先生新聞思想研討會暨百歲壽辰慶典」，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知名專家學者回顧甘惜分先生開拓性的學術貢獻與新聞教育生涯。

《中國記者》雜誌2015年第6期特邀甘先生的學生喻國明教授撰文，回憶師生過往學習、生活的點滴。澎湃新聞獲喻國明教授授權轉載本文。

甘惜分先生千古。

以下為喻國明教授回憶文章：

甘惜分先生是誰？

中國著名新聞理論家甘惜分。本文圖片均來自網路

提到甘惜分這個名字，現在的學生們或許有點陌生了，但在我做學生的時代卻是如雷貫耳的大牛級人物。我是人大新聞系79級的，在本科生期間沒聽過甘老師的課，碩士研究生期間甘老師在「新聞理論專題講座」這門課上給我們83級的7名碩士研究生講過兩講。當時的印象就是，這是人大新聞系名號第一的大牛老師。

在他給我們上課之前，我找來了一篇介紹甘先生的文章，於是就有了對他的一些基本了解：

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奠基人。1916年4月17日出生於四川省鄰水縣。1937年未滿21歲便瞞著家人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先後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八路軍120師政治部和晉西黨校擔任政治教員和政策研究員。1945年日本投降後，調任新華通訊社綏蒙分社任記者、編輯。1947年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領導，親耳聆聽毛主席對《晉綏日報》編輯部人員的談話。1947年2月親自編髮劉胡蘭烈士事迹的報道。1949年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采編部主任，采寫的「11·27大屠殺慘案」和楊虎城將軍被殺真相等獨家報道引起巨大反響。1954年9月調任北京大學新聞專業副教授，1958年北大新聞專業合併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78年成為全國第一批新聞學碩士生導師。1980年創辦《新聞學論集》並任主編。1984年成為全國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導師。1984年10月成功籌建中國新聞教育學會並任首任副會長。

以上就是我對於甘先生的最初認識。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甘先生又獲得一系列學術榮譽：1986年11月創辦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並任所長。繼1982年他公開出版新中國第一本新聞理論專著《新聞理論基礎》後，又接連推出了他的學術專著《新聞論爭三十年》《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選集》《甘惜分文集（三卷本）》等，主編了我國第一部新聞學辭典《新聞學大辭典》。2005年、2009年先後被中國人民大學評定為首批榮譽教授、首批榮譽一級教授。

……

作為甘先生博士生的第一次談話，便遭遇了劈頭蓋臉的批評

甘惜分與喻國明。

1986年我成為甘惜分先生門下第三位博士研究生，前兩位是童兵（復旦大學教授）和劉建明（清華大學教授）。於是就有了和甘先生第一次面對面的私人交談。記得那是1986年5月的某一天，因為學院希望我留校任教，鑒於我在碩士研究生期間已經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12篇論文的事實，為我辦理了推薦免試直接攻讀博士研究生的手續。當時人大新聞系只有兩位老師具有博士生導師的資質，一位是甘惜分老師，另一位是方漢奇老師。我是新聞傳播理論方向的，自然歸在甘老師名下。教務秘書告訴我說，甘先生希望和我談談，我便按照地址，敲開了甘先生在張自忠路鐵獅子衚衕1號院住家的大門。

在他那略顯局促、滿滿書香氣的書房裡，甘先生沒有寒暄，直入主題。他說：「我看了你在刊物上發表的全部12篇文章，我覺得你很愛思考，也有理論研究的天分……」看到我略帶得意之色的表情，甘先生嚴肅起來：「但是我要批評你，你的文章有很大的問題。」我內心一驚，屏息聆聽。「你文章的特點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越說我越糊塗。」我在碩士期間曾經瘋狂地迷戀黑格爾，寫出的文章受他的影響頗深但又未得其精髓，只是在表面形似方面有所模仿——概念疊套，賣弄邏輯。但當時還一度有點自得，認為自己寫的文章挺有「模樣」的。

甘先生看出我內心的「不服」，語氣凝重地說：「一個研究傳播的人卻不能把話說得讓人明白，說輕點是你的傳播能力有問題，說重點是你缺乏社會責任的表現。如果你認為你的研究成果是有社會價值的，卻在表達上故弄玄虛，這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更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甘老師進一步循循善誘道：「一個以追求社會影響力最大化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一定要有這樣一種明確的學術路線：竭力避免與那些總是樂於用曲高和寡來詮釋學術水平的人為伍，他要做的，恰恰是把在暗室塵封的理論搬入廣場，放置於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之中。學術應該是透亮的，像陽光那樣，照亮大多數人的生活。」

一路走來，甘老師的這一席話一直鞭策著我。我的理論關注點一直圍繞著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在我看來，好的學術成果，絕不僅僅有漂亮的文字、縝密的邏輯和豐厚的引證，最重要的是一種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一種大徹大悟的智慧。當這種境界、情懷和智慧面對社會發展進程的現實「問題單」時，好的學術成果也就應運而生了。

甘先生送我的條幅「書生報國無他物，惟有手中筆如刀」，成為我的座右銘

2012年，甘惜分在工作中。

甘先生始終認為決定一個研究者成就的是他的境界，他要求我們不要瑣碎，不要被那些花里胡哨的東西所誘惑，應該始終考慮一流的問題。

甘先生曾經對我說過，對於一流的東西，我們是無法規定它的品質上限的——一流的東西常常具有能夠超越我們期待的品質；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它必須達到的品質底線在哪裡。甘老指出，首先，它應該是主流大氣，站在時代發展的制高點上的。這其實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它的社會品質，它不應該是少數研究者卡拉OK式的自言自語，而是緊緊把握著時代脈動的守望者；二是指它的價值品質，它不是隔靴搔癢的泛泛之作，而應善於擊中社會綳得最緊的那根弦。其次，它應該是獨立的，與社會現實、與利益集團、與流行文化保持適當的距離。現在的人們都在追求一種所謂「零距離」式的關係，但一流的學術一定不能是「零距離」的，因為「零距離」會剝奪思想的空間。要知道，一切原創的東西，都是獨立思考的產物；一切有價值的反思，都是在保持距離中完成的。喧鬧和緊密可以產生激情，但卻無法產生智慧；不識廬山真面目，就因為「身在此山中」。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的確，有品質的學術研究，不應該是既有聲音的一次次重複———這無異於是一種思想的剽竊，而應該敢於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

永遠站在社會和學術的前沿，這是甘老對我、也是對所有他的學生的要求。正是在甘老的教導下，回顧我的學術研究的脈絡，雖然跨越了從宏觀到微觀，從新聞改革到傳媒產業，再到如今的研究方法的拓展等不同的領域，但「前沿性」卻是一個始終不變的追求。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傳—受互動方格」理論，到新聞體制選擇的多維性理論、以及對中國新聞改革現實動因和未來走向的分析等等，都是站在新聞改革前沿的創新成果。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我的研究進一步轉入將前沿理論與現實的傳播實踐接軌的方向，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必讀（視、聽）性」的概念、引進了《紐約時報》關於報紙不但是「新聞紙」而且也應該成為「有用紙」的產業邏輯，以及創立傳媒產業是一種「影響力經濟」的學說，等等。

1986年，我在甘老領導下參與創辦了我國第一家專門從事輿論研究和民意測驗的學術機構——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迄今為止已經主持進行了四百餘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和學術價值的輿論領域和新聞傳播領域的調查研究項目，為中國的調查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數據。

2003年，在我的努力推動下，中國人民大學在國內率先開設了「媒介經濟」學科方向，開始培養傳播經濟研究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經過十年的艱辛探索，已經修成「正果」，如今擁有了成熟的科研團隊和豐碩的學術成果，我也被選為中國傳媒經濟與管理學會創會會長。在互聯網時代，我及我的團隊對於新媒體的研究同樣走在學術研究的最前列。早在新浪「微博」上線之前，我帶領團隊對於微博的前期研究報告，被新浪作為重要依據反覆研究探討，並為新浪微博的正式推出做出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近年來，我在跨學科的視角中不斷探索前進，將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手段引入傳播學的研究中。比如將認知神經科學的方法用於傳播學研究，並據此提出「瞬間效果」的研究範式，在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所有這一切，都疊映著甘先生當年諄諄教導的智慧之光。

甘老今年已屆百歲，他的頭腦依然是那麼敏捷，並且在思考著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沿問題。不久前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召開的「甘惜分先生新聞思想研討會暨百歲壽辰慶典」上，他還一再叮囑我要思考大問題。他說，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把時間精力放在真正有價值的問題上，才能收穫有價值的思想成果。他還對我組建的多學科合作團隊表示極大的讚賞，他說作為一個一流的學者就是要有一種胸懷。在今天要解決一個問題，特別是多變數影響的複雜學科，要研究和分析的相關的現象是非常複雜的。光靠一個學者、一種學術邏輯單槍匹馬，是不太可能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來。因此，以雙贏和團隊精神去兼容別的學科、別人的智慧是一種最值得倡導的學術風格。

甘先生，你的道德文章和悉心教導是作為學生的我一生最為寶貴的思想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