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騎馬作戰的開始

《三國演義》中,劉備對孫權說,北人善騎馬,南人善乘船。其實在春秋以前,北方華夏族的人也不騎馬,中原地區的戰爭與交通皆用馬車,馬只是駕車的,不用於騎乘。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曲禮上》的注中寫道:「古人不騎馬,故經但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說的正是這種情況。一直到了戰國時代,趙武靈王學習游牧民族,穿胡服,習騎射,中原地區才開始將馬用於騎乘,戰爭也由車戰為主轉入騎戰為主的時代。  發憤圖強,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在位期間,正處在戰國中後期,列國間戰爭不斷,兼并之勢愈演愈烈,各諸侯國均發憤圖強,以立於不敗之地,進而吞併諸國,稱霸華夏。當時,趙都邯鄲,疆土主要有當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陝西省東北隅,其周圍被齊、中山、燕、林胡、樓煩、東胡、秦、韓、魏等國包圍著。時人稱趙為「四戰之國」,其形勢之險惡可以想見。趙武靈王即位前,趙的國勢很弱,往往無力抗擊二、三等小國中山、林胡的侵擾。趙武靈王即位後,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於秦、魏,損兵折將,國力大衰,還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趙武靈王決心發憤圖強,以振興日漸衰弱的趙國。他客觀地分析了當時趙國的實際情況和所處的環境,認真研究了壯大趙國力量的辦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氣魄,毅然拋棄了中原傳統的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大膽學習北方游牧族軍事上的優點,下令在全國推行「胡服騎射」。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趙國被動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國這個「心腹之患」,進而繼承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事業,僅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複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賓士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必須學習諸胡的長處,壯大自己,才能免於被動挨打。以騎兵對抗騎兵,才是增強趙國軍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的寬袖長袍為短衣緊袖、皮帶束身、腳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統和華夏禮樂文化自負的氛圍中,他敢於改革傳統的輿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飾習俗,顯示出他的雄才大略、宏大氣魄。  胡服騎射不單是一個軍事改革措施,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移風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對傳統觀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不僅平民百姓不願接受,朝廷內意見也難以統一。以公子成、趙文、趙造、周紹等人為代表的貴族官僚,抱著「循法無過,修禮無邪」的傳統觀念,拒絕胡服騎射。他們或公開反對,或稱疾不朝。群臣也都不願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這樣巨大的阻力面前,趙武靈王沒有灰心,他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說服教育,以理服人。由於胡服騎射順應時代的要求,代表趙國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強敵侵擾的願望,趙武靈王採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自上而下逐步推廣,最終胡服騎射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騎射初見成效,趙武靈王即攻佔了原陽(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東南黑水河南岸)。這裡草原遼闊,水草豐美,是一處良好的天然牧場,也是訓練騎兵的理想場所,加上這裡的人民素有騎射的習尚,容易取得成功。於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騎射的訓練基地。在初步取得成功之後,又推廣到全國。  趙武靈王在推行胡服騎射的過程中,通過在全國,特別是在北方邊境地區人民中招募善於騎射的人,改組部分步兵為騎兵,收編邊地游牧族的胡騎等途徑,迅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並通過在代地經營胡馬和迫使林胡王獻馬等渠道,獲得了大批良馬,為騎兵部隊的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  威震天下,影響深遠  隨著軍事改革的發展,趙國的軍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強,多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為之一變。趙國在東北方向攻滅「心腹之患」中山國,在西北打敗林胡、樓煩,一躍成為北方的軍事強國,其軍事力量影響到武靈王死後的若干年。以致在各國「縱約」瓦解,紛紛獻地事秦之時,只有趙國尚能屢敗秦軍,威懾匈奴。  趙武靈王在推行胡服騎射,打敗林胡、樓煩後,在北方修築長城,東起無窮之門(今河北張家口外),向西沿陰山直到高闕塞(今內蒙古五原西北黃河東流處),置軍戍守,並實行進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邊地免除了胡騎的侵擾,保護了邊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鞏固了北方邊疆,加強了局部統一,為後來秦漢統一北方邊疆奠定了基礎。趙武靈王在北邊新開闢的地區設置了雲中、雁門、代三郡,解放內地依附於吏大夫的奴隸,讓他們充實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開發了廣大邊地。  胡服騎射的影響不僅局限於當時,它對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趙武靈王變胡服是出於騎射的客觀要求,但事實上,胡服不僅只適應於作戰的需要,它比中原原來的衣冠更便於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從而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當時楚、齊兩國已有人效法外,漢代即已成為官定武服。北朝投降,文武官員皆著胡服,後來一般百姓,甚至婦女、兒童也逐漸穿上胡服。胡服的優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漸漸成為漢民族服裝的一個部分。  趙武靈王倡導的習騎射對於此後中國的戰爭與交通也有很大的影響。它標誌著我國由車戰時代進入騎戰時代,這在中國軍事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隨著騎射的發展,馬便逐漸用於騎乘,大大加強了各地區間的交往與聯繫,促進了各地間,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可以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族與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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