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勝：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再認識

虞崇勝：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再認識時間:2010-08-24 15:35 作者:虞崇勝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891次 ——紀念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發表30周年　　與經濟體制改革的一路高歌一樣，政治體制改革也必須深化。以前圍繞著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爭論和分歧，不同程度上都與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認識上的偏差有關。因此，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必須要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有科學的認識。總結30年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性質，可從以下三重視角來進行再認識：其一，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其二，政治體制改革是制度、人事與文化的協同變革；其三，政治體制改革是揚優、借鑒、創新結合的變革過程。　　關鍵詞：政治體制改革性質；鄧小平「8·18」講話；政治制度；協同變革　　自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以下簡稱「8·18」講話)以來，已經30年了。30年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譬如，執政黨地位的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強和完善，「人民公社」體制的徹底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基本終止，依法治國方略的有效實施，「一國兩制」的成功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等等。正是通過這些改革，進一步彰顯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為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因此，那種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什麼進展的說法和認識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比，現行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甚至有的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距，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政治體製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相適應。」[ 1 ]因此，我們要在科學總結30 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而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必須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有一個科學的認識。以前圍繞著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爭論和分歧，不同程度上都與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認識上的偏差有關。因此，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認真領會鄧小平「8 ·18」講話的精神實質，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進行再認識。對照鄧小平「8·18」講話精神，總結30年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筆者認為，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性質，可以從以下三重視角來進行再認識。　　一、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鄧小平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任務之後，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黨的十三大至十七大的歷次代表大會也都指明了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們要始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壯大愛國統一戰線，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更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2 ]之所以要反覆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是因為如果不能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準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這一性質，就會產生或「左」或右的錯誤認識，影響乃至放棄政治體制改革。　　從本質上講，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形式上講，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創新和優化。因此，要使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就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3 ] ( P176)　　根據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要求，我們大致可以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概括為以下五個「有利於」：第一，必須有利於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第二，必須有利於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第三，必須有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第四，必須有利於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切實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第五，必須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五個「有利於」的原則，是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缺少哪個方面都會出現問題。只有嚴格遵循這些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個既體現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要求，又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政治體制。　　總之，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體制改革是較之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更困難、更艱巨的改革。同時，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不是要改變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採取全方位推進的、劇烈的方式，而只能採取漸進式的、逐步推進的方式。　　要充分認識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就有必要澄清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爭論和分歧。綜合3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人們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爭論和分歧的核心，還是鄧小平所說的「姓資姓社」的問題。18年前，鄧小平在視察我國南方的講話中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實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 ] ( P372)在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取得重要進展的新形勢下，要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必須破除長期以來存在的「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明確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央領導集體在強調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同時，曾經反覆闡明了三個方面的要求：其一，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其二，必須大膽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三，必須通過改革創新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本身是有利於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正是通過不斷改革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體制而彰顯其優越性的。必須明確，如同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一樣，政治體制不同於基本政治制度，它不姓「資」也不姓「社」，政治體製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表現形式和運行機制，可以為不同政治制度所反映和利用，是實現基本政治制度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不能再糾纏於「姓資姓社」的討論中，以致耽誤改革的大好時機，而必須破除「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輕裝上陣，積極而有序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本來，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利於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的，但是有的人片面地看待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治改革的教訓，認為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一樣亡黨亡國。這種思想認識既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誤解，也是高看了前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　　我們知道，政治體制改革不同於政治革命，它是在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樣的改革，無論怎麼改，都不會改變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質，而是給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增添生機和活力，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強身健體的工程。　　自從蘇聯解體後，一些人由於對前蘇聯改革的情況不了解，簡單地將蘇聯解體的原因歸結為政治體制改革搞錯了。其實，這種認識是極為片面和有害的。蘇聯的解體與其說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失誤，不如說是因為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結果。正是由於前蘇聯長期堅持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所以一旦矛盾和問題積累到臨界點，其原有僵化的政治制度的解體就是勢所必然了。至於20世紀後期前蘇聯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即制度轉軌)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機理來說，根本不是什麼科學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因為科學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前蘇聯改革的結果是基本政治制度的放棄，即所謂「易幟」或「轉軌」——放棄社會主義旗幟和偏離社會主義軌道。這正如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曾指出的，改革與轉軌的區別在於，「改革的焦點是調整與完善現有制度，而轉軌是改變制度基礎的過程。」[ 4 ]可見，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是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結果，也是在改革性質問題上的嚴重失誤——將改革搞成了「易幟」和「轉軌」造成的，並非是科學的政治體制改革而導致的。　　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正確總結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解體、劇變的教訓，從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積極、穩妥、科學地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政治體制改革是制度、人事與文化的協同變革　　以往人們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理解，似乎都只是注意到制度和體制本身的層面，沒有或較少關注到與其相關的其他層面。其實，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制度、人事和文化協同變革的過程。長期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欲改難行、步履蹣跚，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實現制度、人事、文化三者的協同變遷，在一定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人事和文化拖了制度的後腿。換句話說，是改革的理論設計和實踐沒有「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唯一能使現代革命成為真正革命的形勢、關係和條件。」[ 5 ]　　毫無疑問，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制度和體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對於制度和體制的重要性，可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非制度化劫難的鄧小平的認識最具有權威性。他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之初，就明確地提出要從制度和體制上解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問題。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6 ] ( P333)　　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人事和文化也不可或缺。從三者關係來說，制度是人事和文化結合的產物，人事是制度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因此，要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廓清制度與人事、文化的關係，促進三者的協同變革。　　關於制度的特點，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歸納。錢穆認為，要把握制度的精神，必須注意如下要點：第一，要講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離開人事單來看制度，則制度只是一條條的條文，似乎乾燥乏味，而且制度已是明日黃花，也不必講。第二，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間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個體系，否則制度各各分裂，既不能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雖已勒定成文，其實還是跟著人事隨時有變動。某一制度的創立，決不是憑空地創立，它必有淵源，早在此制度創立之先，已有此項制度之前身，然後漸漸地創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決不是無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變，早在此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項制度的後影，漸漸地在變質。第四，任何一項制度之創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必然有其內在的用意，否則它不會存在。但任何一項制度，都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們不能因為時過境遷而忽視其當時的實際需要和真正的用意。第五，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其實際利弊而判定；而所謂利弊，則以當時所發生的實際影響而判定。第六，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要重視其地域性和國別性。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某一制度是可行的，但並非在其他國家、其他地區也是可行的。因為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 7 ] ( P4 - 7) 。　　制度的生命力是深藏於社會環境之中的，正如拉斯基在《美國總統制》中所說：「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其奧秘並不是簡單地在書本上所能闡明的。這並不是說，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為產生制度的環境如果發生變化，則制度本身也就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制度也可以根據運用制度的人物如何經常發生變化」，「重要的制度並非單憑一紙法律就能形成，它其實是傳統、成規和慣例的結晶。這些傳統、成規和慣例，雖不見於法律，卻具有不亞於法律的影響力。」[ 8 ]對此，我們在研究政治體制改革性質時不僅要充分注意到，而且要把它具體運用到制度和體制生成條件的分析之中。　　錢穆還特別指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因此只把外國現成制度，模仿抄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制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只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得上呢？ 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7 ] (序)　　我們知道，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的國度和社會環境中生活著的。正因為如此，人們往往都十分強調社會環境對於人的發展的制約和影響作用。但是，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社會總是由人組成的，國家也是以公民的存在為前提的，因而人的素質的高低對於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誠如威爾·杜蘭特所說的：「有其人，必有其國」，「人和人不一樣，政府與政府也不相同」，「國家是由構成這個國家的人組成的」，「有什麼樣的公民，就有什麼樣的國家。因此，我們只有指望素質良好的人，才能有素質良好的國家；否則，千變萬化，根本不變，還是白搭。」[ 9 ]　　美國心理學家阿歷克斯·英克爾斯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走向現代》一書中曾提出著名的現代人理論。他指出，在現代化的研究中，經濟學家只重視如何用國民收入來衡量現代化水平，政治學家忙於從政治機構和組織的功能結構來解釋社會的現代性。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現代化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忽視了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那種的人，不去探討他們的心理特徵是否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現代化社會的節奏，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就是嚴重的錯誤，因而也就不可能對現代化的各種問題作出滿意的解答。今天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從西方國家引進科學技術、企業管理方法、政治制度和形式、教育體制甚至全部課程，希望這樣能夠使它們儘快地躋身於先進國家之林，但結果往往是失敗和沮喪。這些沉痛的教訓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能夠賦予先進位度以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化的心理基礎，如果掌握和運用先進位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上還沒有經歷一場向現代性的轉變，那麼失敗和畸形發展就是不可避免的。」[ 10 ]　　就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經過改革開放30餘年的發展，雖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與現代化所需的人文素質和人格品性，尚有較大的差距。特別是我們的政治精英隊伍，既缺乏系統的政治知識和政治專業訓練，又缺乏獻身國家和民族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致使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步履維艱。對於人的因素對改革的阻礙，鄧小平也是深有感觸。他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3 ] ( P164)　　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是該國文化的固有組成部分，體現並反映了該國文化的總體特徵與演化趨勢，在中國這種具有古老文明的國度里尤其如此。錢穆不僅十分強調人事對於制度的意義，而且認為文化對於一個國家民族來說具有生命的價值。他說：「普遍我們說文化，是指人類的生活，人類各方面各樣的生活匯合起來，就叫它做文化」， 「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種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歷史演進，便成所謂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於沒有了生命。」[ 11 ]事實也確實如此。有人在總結前蘇聯改革失敗的教訓時指出：「在一個沒有足夠的政治文化，而代表不同的社會、民族、宗教、文化和其他利益的各種群體之間又沒有就關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機構取得明確表述和充分理解的協議(認同)的國家中，現行的政治體制就可能無法迴避破產和崩潰。」[ 12 ]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在對世界各國民主化進程作了比較分析後指出：「如果公民對民主的觀念、價值和實踐給予有力的支持，一種穩定的民主的前景就更加光明；如果這些信念和傾向落實到國家的文化中，並且大部分能夠在代際之間傳承，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換言之，就是國家擁有一種民主的政治文化。」[ 13 ]阿爾蒙德和維巴更明確指出：「一個穩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靠政府結構和政治結構，還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對政治過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夠支持民主系統，否則，這種系統獲得成功的機會將是渺茫的。」[ 14 ]　　當我們重溫30 年前鄧小平「8. 18」講話的時候，有必要著重提出一個長期以來被人們忽視的問題，這就是鄧小平在這個講話中專門講到的「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問題。鄧小平在講到我們現行制度和體制中的種種弊端之後，著重指出：「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他具體列舉了封建主義殘餘的種種表現，並且指出，以前我們對封建主義殘餘的影響估計不足，「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6 ] ( P334 - 335)與時同時，他還指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同時，決不能絲毫放鬆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總之，必須把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工作，同對於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結合起來。」[ 6 ] ( P337 - 338) 30年過去了，鄧小平當年所說的情況雖然有所改觀，但思想文化方面不適應體制變革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如何把體制變革與人事變革和文化變革結合起來，推進位度、人事和文化的協同變革，仍然是擺在中國改革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三、政治體制改革是揚優、借鑒、創新結合的變革過程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在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生變化以後更是如此，沒有現成的可以照搬的模式。因此，需要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大膽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不斷推進政治體制創新，增強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生機與活力。　　展開而論，政治體制改革是政治發展的永恆課題，因為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通過積極有效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同於政治革命的性質，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通常需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關係：　　其一是「揚優」，即充分發揮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要維護現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因而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長處充分展示出來，基本政治制度才能得到鞏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經濟和科技的因素固然重要，但關鍵還在於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優勢，只有當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具有了比較優勢，才能保證政治局面的穩定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為了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曾經多次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鄧小平曾經提出：「我們判斷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3 ] ( P213)江澤民明確提出了我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六個原則：一是，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二是，改革的目標是要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擴大基層民主，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三是，堅持不懈地加強和完善黨內民主，以不斷促進人民民主的發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關鍵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看能否增進各族人民的團結，改善廣大人民的生活，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五是，不能丟掉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民主，要根據我國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六是，政治體制改革很複雜，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利益，要分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 15 ]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特彆強調：「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堅持依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1 ]　　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所說的這些原則和要求，集中起來有一個核心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而不是放棄這些優勢去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模式。其二是「借鑒」，即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因為之所以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由於原有政治體制存在諸多弊端，因而不能只在原有體制中打轉，而需要借鑒其他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　　人類政治發展史反覆證明了一條真理：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走什麼樣的政治發展道路，要與本國的國情相適應。同時，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總是離不開借鑒別國的經驗和教訓，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借鑒是政治制度發展和優化的必經之路。而且，政治制度的優勢和活力就在於其借鑒和吸納其他政治文明的能力。因此，要推進中國政治發展就必須大膽借鑒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　　學習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列寧曾經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管理組織要同資本主義最新的東西相結合，他指出：「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別的什麼社會主義。」[ 16 ]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指出過：「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17 ]周恩來甚至說過：「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 18 ]鄧小平也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3 ] ( P373)　　其三是「創新」，即通過更新原有政治體制使之充滿生機與活力。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政治體制的更新，只有創新政治體制，才能從體制和機制上鞏固基本政治制度。　　政治發展是政治生活的文明化過程。衡量政治生活文明化的標準可能有許多層面，但其中最重要無疑是政治體制的文明化。所謂政治體制的文明化，其實就是政治體制適應社會發展要求不斷創新的過程。這也就是說，政治體制創新的過程其實就是政治發展的過程。因此，任何國家的政治發展都是以政治體制的創新為基本標誌的。不僅如此，政治體制創新還是政治體制活力的源泉，能否及時地實現政治體制創新是政治體制是否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重要體現。政治體制創新能力是政治體制的生命力之所在。　　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調整各方面的政治關係，但其直接的目標則是政治體制的更新，也就是新的制度安排。通過新的制度安排，才能改革舊的制度建構，推進政治發展。因此，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創新，政治體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義。表面上看，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對原有政治體制的調整，而在深層次上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現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政治體制改革與其說是「破壞」不如說是「建設」，即對現有政治制度的維護和加強。政治體制改革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只能採取「立字當頭，破在其中」的改革策略——即通過政治體制創新來帶動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政治發展。　　在深化改革過程中，政治體制性障礙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同以往的30年相比，我國現階段政治體制創新的現實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迫切得多。譬如，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於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由市場主導的轉變，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體制保障；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要的是通過政治體制創新，確立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以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解決腐敗問題，重要的在於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從制度上制約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解決體制性、機制性的腐敗問題，以使權力正確行使；統籌中央地方關係，其實質是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形成一個合理的中央地方權力和利益格局，並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財政稅收體制和官員考核機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取決於能否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形成一個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由此奠定公共治理結構的制度基礎和制度保障。不僅如此，政治觀念的變革更新也要求政治體制創新。觀念是體制的先導，體制是觀念的體現。沒有體制創新，觀念更新就是空話。近些年來，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中國的政治觀念變革有很大進展。如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三大政治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又如溫家寶多次講到要使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等等。明確提出這三大政治理念，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重大突破。然而，如何才能使這三大政治理念落到實處呢？ 關鍵就在於通過政治體制創新，使現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如何蘊涵這三大政治理念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溫家寶所說的，要使這三大政治理念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　　就揚優、借鑒、創新三者關係而言，「揚優」是前提，因為基本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得到鞏固，政治體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義；「借鑒」是途徑，因為新的政治體制不會從空中掉下來，也不可能是原有制度中所固有的，只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從其他政治文明中有選擇地學習和借鑒過來；「創新」是目的，因為「揚優」也罷，「借鑒」也罷，都是為了實現原有政治體制的更新，使之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揚優」不是固守原有政治體制不變，「借鑒」不是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模式，「創新」不是放棄現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通過「揚優」和「借鑒」，找准本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實現政治體制的自我更新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鞏固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我們要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人民新期待，堅定信心、砥礪勇氣，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2 ]這應該成為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也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再認識所得出的基本結論。　　參考文獻：　　[ 1 ]胡錦濤.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N ]. 人民日報， 2007 - 10 - 25.　　[ 2 ]胡錦濤.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 ]. 人民日報， 2008 - 12 - 19.　　[ 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4 ] [波]科勒德克. 從休克到治療——後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M ].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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