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的學術心境、功底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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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的學術心境、功底與情懷 2007-12-29 14:28瀏覽：1660 　　

按：今日寫完「呂思勉在蘇州中學的教學遺產」之第二部分，現擇出一些貼上。本月總數因此湊到9篇，希望下月能有所上升，以讓自己的與史料相處的孤寂日子能多一些收穫，亦可為關注我的人們多送去些新年的「禮物」。

民國史學「四大家」中，論「名氣」，呂思勉（誠之）遠不如陳寅恪、陳垣和錢穆，其中原因，如錢穆弟子、史學家嚴耕望所言，乃是由於：

誠之先生的時代，第一流大學者多在北平，學術中心也在北平。前輩史學家能享大名，聲著海內者，而莫不設教於北平諸著名大學。誠以聲氣相求，四方具瞻，而學生素質也較高，畢業後散步四方，高據講壇，為之宣揚，此亦諸大師聲名盛播之一因。而誠之先生學術生涯之主要階段，一直留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上海不是學術中心，光華尤非一般學人所重視。誠之先生是一個埋頭枯守、默默耕耘，不求聞達的學人，我想這也是他的學術成就被忽視之又一原因。①

嚴耕望繼續說道：呂思勉的國學、史學功底並不在陳寅恪、陳垣和錢穆之下。他完全有資格任教於北京著名高校，而且他也有機會。嚴耕望引呂思勉學生黃永玉的回憶為證：抗戰前，胡適曾有意邀請呂思勉前往北京大學任教，但被呂思勉拒絕了，依舊留在學界「排不上號」的光華大學。呂先生不去北京大學的理由是：

光華的文學院長錢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離開光華等於拆他的台，我不能這麼做。

淡薄名利，友情、信義比名利重要，乃是呂思勉一生為學為人謹守的基本原則。顯然正是因為有這種精神墊底，呂思勉會被嚴耕望視為「默默耕耘、不求聞達的學人」的典範；而黃永玉亦不禁感嘆：「為了幫助老朋友辦好學校，甘願放棄北大的優厚條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尚的品德」。②

另一位後輩史學家王家范則將呂思勉譽為「盡心平心治史的楷模」，並責問現在有幾個人能像呂思勉不為「名利」，不為「應用」，「盡心」閱讀史籍。王家范認為，現在之所以沒幾個人（並自謙說包括他自己）能像呂思勉那樣「盡心」，總是被名利、交誼纏身，或者為發表論文而去閱讀史籍，歸根結底都是因為「心」不能「平」。與之不同，呂思勉在這一點上的要求則是：

予謂遇事弗克盡心，皆其心不能平，故平字已攝盡字之義也。③

惟心「平」才能「盡心」治學。呂思勉說這話時是在1933年，有此心境，當時的胡適如何能將他請到北京大學去。可見，除「忠義」外，「心平」也是支撐呂思勉偏居東南一隅、埋頭治學的內在精神力量。而在呂思勉看來，這些其實都是一名「真正的學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品質。此即如他在評論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前輩學人的一篇長文中所言：

我願世之有志於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如何則可為真正的學者？絕去名利之念而已。顯以為名者，或陰以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種利，所以簡言之，還只是一個利字。不誠無物；……志在自利，就是志於非學，志於非學，而欲成為學者，豈非種瓜而欲得豆，種豆而欲得瓜？不誠安得有物？①

不知道呂思勉1946年寫這段文字時有沒有思考過，胡適、顧頡剛等「顯以為名者」同樣也會被人譽為「真正的學者」，甚至「追名」恰恰就曾是胡適、顧頡剛等「學界名流」埋頭治學的內在動力。②不過，無論胡適等人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學問，也不管他們能得到多少人的擁戴，呂思勉都不會「心動」，而始終能做到以心中的「真正的學者」所必須具有的品質來要求自己，並因此拒絕與「學界名流」來往。

毫無疑問，呂思勉這樣要求自己，必然會付出「代價」，其中之一正是「名氣」及「勢力」遠不及胡適等人，但其收穫亦會非同一般的豐富。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遠離了名利糾纏與勢力較量，呂思勉才得以收穫「名流」們難以企及的時間、精力與成就。提起呂思勉的學術成就，後輩學人尤為津津樂道的倒常常首先不是他的一系列斷代史專著，而是他的史學功底，尤其是呂思勉究竟讀過多少遍《二十四史》，更是幾乎成了學界的一大「公案」。王家范說「不止三遍」。③黃永玉說「四遍」，且曾聽人說是「七遍」。④

呂先生自己的說法是：

人家說我正史讀過遍數很多，其實不然。我於四史，《史記》、《漢書》、《三國志》讀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遍，其餘都只兩遍而已。⑤

不過，即使按呂先生自謙的說法，只讀了兩遍《二十四史》，亦是很難達到的成就。呂思勉在二十一歲至二十三歲之間，第一次讀完一遍《二十四史》，更是學界少有。況且在首次讀完《二十四史》之前，呂思勉還讀了《資治通鑒》、《明紀》、《通典》、《通考》、《日知錄》等許多正史之外的古史典籍。誠如庄崴所言：「早在二十二歲以前，他讀的史籍就已非一般治史者所能盡讀了。」⑥

因為呂思勉青少年起便將閱讀《二十四史》當作自己的日常生活，《二十四史》記載的人事與體制變遷近乎成了他自己的個人經歷，以至別人問起《二十四史》的細微內容，他也可以做到如數家珍一般。黃永玉記得，有一次，呂思勉的女兒問元代的「知院」指什麼，呂思勉馬上回答：「知院」就是知樞密院，在元代，知樞密院是主觀軍事的機構。一旁的黃永玉聽後，去翻《元史·職官志》，發現呂思勉說的一點也沒有錯。黃永玉還記得，當時他看過一位「頗為知名的史學家」在自己公開發表的文章里望文生義地將「知院」解釋成了「和尚」，可見那位「史學家」寫文章時根本沒有去查《元史》，⑦更不要說把讀《元史》當成業餘愛好了。

有趣的是，那些「浮談無根」的「史學家」反倒「瞧不起」通讀《二十四史》的「通人」，認為後者沒有「理論」、「思想」，只不過記誦了一堆「史實」而已。面對這類「浮談無根」的「史學家」，呂思勉的立場非常堅定：在《論疑古考古釋古》一文中，他強調一個「真正的學者」首先必須靜下心來，閱讀《二十四史》，直到成為中國歷史的「通人」。將這類言論與之前提過的「盡心」、「平心」等自勵話語放在一起，無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在呂思勉的心目中，一名「真正的學者」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學術心境、學術功底與學術行動。

如果看一下呂思勉的生命存在狀態，則會發現，呂思勉對於「真正的學者」的想像實際上皆來自於他自己的學術生活經驗。言外之意，呂思勉的學者理想與其自身的現實生命存在完全合而為一了。如其再傳弟子姜俊俊所言：

呂思勉先生一生不喜交友，自甘孤寂，為的是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和寫作。不管是在瀋陽高等師範、常州府中學堂，還是光華大學，他除正常的教學外，每天清晨即起，埋頭於閱讀和寫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不分寒暑，五十年如一日。①

那麼，呂思勉於幾十年的「自甘孤寂」處境中做了多少研究呢？從方德修的整理結果來看，②呂思勉從1915年在中華書局出版《蘇秦張儀》開始（當時呂31歲），到1948年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兩晉南北朝史》，民國時期33年的學術生涯中（呂去世於1957年），呂思勉一共出版了39本著作。此外，他還在《東方雜誌》、《建設雜誌》、《宇宙風》、《時事新報》、《正言報》及《瀋陽高師周刊》、《光華大學周刊》等報刊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③

民國時期呂思勉完成的著述中，最令世人稱道的經典之作無疑是《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上下兩冊）和三部斷代史（即《先秦史》、《秦漢史》及《兩晉南北朝史》）。④《白話本國史》於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通史》上冊於1940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下冊於1944年亦是由開明書店出版。對於《呂著中國通史》，顧頡剛在其194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曾給予高度評價，如其所言：

中國通史的寫作，到今日為止，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即呂思勉先生出，有鑒於此，乃以豐富的史實和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的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他的書是《白話本國史》四冊，書中雖略有可議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為一部極好的著作。又呂先生近著尚有《中國通史》二冊，其體裁很是別緻，上冊分類專述文化現象，下冊按時代略述政治大事，敘述中兼有議論，純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上，批評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極多石破天驚之新理論。⑤

顧頡剛與呂思勉因不屬於同一學派，彼此之間無甚交往，但即使如此，他在分析民國時期《中國通史》成就時，依然能做到就事論事，認為《中國通史》的寫作真正發生質的飛躍，是從1923年呂思勉推出《白話本國史》開始。換言之，是呂思勉以自己深厚的功底與思想使《中國通史》具有了鮮活的「個性」，為人們思考數千年的中國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變遷樹立了極好的榜樣。呂思勉20年後完成的兩冊《中國通史》更是可以啟發人們如何對中國歷史展開獨立、深入的考察與思索。

至於斷代史著作，顧頡剛覺得，呂思勉1945年前完成的兩部著作（即《先秦史》和《秦漢史》中，只有《秦漢史》可以和勞干、其他民國史家的同期斷代史成果相媲美，堪稱「極偉大的新式斷代史」。①需要指出的是，呂思勉的另一部斷代史《兩晉南北朝史》的出版時間是在1948年，而顧頡剛的史學評論專著完成於1945年，因此顧頡剛無法評論。不過，即使顧頡剛後來看到了呂著《兩晉南北朝史》，恐怕也不會改變其對「中古」時期斷代史著作的基本評價，因為中古史研究這一塊有陳寅恪大師坐鎮，其餘人實在無法超越他的貢獻。直到今天，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著作依然象徵著中古史研究的最高境界。

但是，呂思勉的通史與斷代史著作能夠得到顧頡剛非同一般的好評，顯然說明呂思勉無論就功底還是就思想而言，都達到了民國一流學者的水平。而呂思勉的老師屠敬山雖在元史領域積累深厚，但其成果卻少有人稱道，這當然不能說明屠敬山的著作水平不高，而只能說明他的著作「過時」了，無法贏得民國頂級學界的歡迎。那麼，看上去同樣「舊式」味道極濃的呂思勉為何能獲得顧頡剛等民國一流學者的認可呢？這其中的關鍵一點正在於呂思勉除了史實功底深厚之外，還非常了解彼時流行的「社會科學」及各種新理論，並且善於吸收「社會科學」及各種新理論來深化自己的歷史研究，如此也就不難理解，顧頡剛為什麼覺得呂思勉的史學著作「極多石破天驚之新理論」。

對於「社會科學」及各種新理論，呂思勉曾有過長期的關注與吸收。早在1923年，即完成《白話本國史》那年，呂思勉就曾專門撰文，評論自梁啟超主持《時務報》以來三十年的社會輿論走向，②而到1941年，早已功成名就的呂思勉仍在表示要像梁啟超學習，學習「他那種大刀闊斧，替史學界開闢新路徑的精神」。③1945年抗戰勝利後，呂思勉更是根據自己長期吸收社會科學及各種新理論的治學經驗，寫了一本《歷史研究法》，其中所表達的精神依然是儘可能多地吸收新理論，以開闢史學新路徑。

如呂思勉本人所言：

現在要想研究歷史，其第一個條件，就是對於各種科學，先得要有一個常識。治史學的人，往往以為社會科學是要緊的，自然科學則不甚重要，實亦不然。有許多道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相通的。……所以治史學的人，對於現代的科學，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則用力雖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無以異了，安足稱為現代的學問家？④

毫無疑問，以上觀點表明，和之前一節介紹的錢穆一樣，呂思勉同樣具備著在當時學界堪稱一流的治學眼界，而且他們形成此一流眼界的途徑也頗相似，都是通過認真領會梁啟超以來頂級學界名流的治學進路，來摸索自己的史學發向。

至此，呂思勉作為一名「真正的學者」，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學術心境、功底與思想，都已大致做了分析。此刻惟需再補充一點，數十年間，呂思勉不斷追求卓越的學術心境、功底與思想，決不是「為學術而學術」，或僅僅是為了弄清中國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之歷史及其演變真相。在呂思勉一生的治學努力背後，還有一種更強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著他。這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在呂思勉為紀念蔡元培而寫的一篇文章中有所表露，其基本意思是強調，讀書人身處國家社會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局面，當不計個人名利得失，承擔起自己對於國家社會的職責，以自己嚴謹科學的學術研究，為國家社會的興盛做出貢獻。

由此出發，呂思勉確立了「真正的學者」為學為人的「終極目的」，並以中國歷代學人的學術教訓及蔡元培的學術胸襟與責任擔當為例，認為「真正的學者」必須明確「學術為國家社會興盛的根原」，「當國家社會遭遇大變局之時，即系人們當潛心於學術之際」，直到像蔡元培那樣，奮鬥一生之後，能讓後人從他身上感受到一種「悲天憐人的苦衷」。總之，在呂思勉看來，「真正的學者」還必須具備一種以「國家社會興盛」為本的學術情懷，或者換一種更感性的說話就是，「真正的學者」最終能夠真切地感受到「社會的慘舒，社會上人的苦樂，是最足以激動我的感情」。①

① 嚴耕望。

② 黃永玉。

③ 王家范。

① 呂思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

② 比如，胡適初登北大講台時，就意識到，如果自己的學問、名望不夠大，實在無法壓住台下一群舊學功底深厚的學生。因此他在頭幾年的時間裡，埋頭著述，以至「積勞成疾」。第一部書稿《中國哲學史大綱》完成時，還如願請到蔡元培為其作序，以抬高新著的「身價」，胡適的「好名」以及籍此為動力由此可見一斑。對此，可以參見。

③ 王家范。

④ 嚴耕望。

⑤ 呂思勉《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

⑥ 庄崴。

⑦ 黃永玉。

① 呂思勉《呂思勉說史》。呂思勉有一弟子，名楊寬，楊寬後來成為新一代史學名家，姜俊俊即是楊寬的弟子。

② 方德修。

③ 與錢穆相比，呂思勉從未在《清華學報》、《燕京學報》等京城學界的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這或許也可以證明，呂思勉始終沒有融入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主流史學家的「陣營」，而情願居於「邊緣」。

④ 1957年10月初，呂思勉收到《隋唐五代史》的清樣本，抱病校閱了幾天後，於10月9日去世。1959年9月，篇幅長達百萬餘字的《隋唐五代史》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參見），因此呂思勉一共完成了四部斷代史。而計劃中的《宋遼元金史》和《明清史》一直沒能完成，不能不說是呂思勉一生最大的學術遺憾。

⑤ 顧頡剛。

① 顧頡剛。

② 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

③ 呂思勉《史學上的兩條大路》。

④ 呂思勉《歷史研究法》。

① 呂思勉《蔡孑民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