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期·【史學研究】歷史上華北地區的民族變遷

【原刊信息】《河北學刊》2011年4期

【作者簡介】史金波，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史金波（1939—），男，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西夏文史和中國民族史研究。

【內容提要】 華北地區歷來是中國少數民族活動的重要地區，是漢族和少數民族接觸、交往、融會之地。歷史上匈奴、氐族、羯族、鮮卑、突厥、奚、契丹、党項、女真、蒙古、回、滿等族都曾在這裡繁衍生息，留下了生動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華北地區還是中國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區，這裡是很多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的重要歸宿地。北京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少數民族貢獻極大。華北地區還留有大量多民族的寶貴文化遺存，對此理應認真保護，並深入發掘其內在的歷史、學術、藝術價值。

【關 鍵 詞】華北地區；民族變遷；文化遺存

　　一、歷史上華北地區的少數民族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人民為祖國的締造與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的歷史是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包括歷史上曾經存在後來逐漸消亡的民族，一起形成、發展和共同前進的歷史。

　　中國的華北地區包括華北平原和蒙古高原，這裡歷來是漢族和各少數民族接觸、交往、融會之地，也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活動的重要地區，發生了很多有影響的重要事件。研究這一地區歷史上的民族變遷對深入了解這一地域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先秦至兩漢時期

　　原始社會時期，中國尚未有民族之分，但後來民族的先民逐漸有了歷史傳說和記載。如《史記·五帝本紀》所載的著名的黃帝和蚩尤的戰爭。約在四千多年以前，黃帝戰勝炎帝後，在今河北涿鹿等地與蚩尤部落大戰，「三戰而擒蚩尤」，東夷、九黎等部族融入了炎黃部族，形成了今天中華民族的最早主體。商、周時期，民族歷史有了新的發展，關於民族的記載也逐漸多了起來。在殷商甲骨文與周代銘文中，均有關於民族先民的記錄。

　　春秋戰國時期，華北地區已出現突出的民族問題。編年體史書《左傳》記載了華族與華族以外各民族的分布和互相之間的關係，以及互相接近甚至融會的過程。該書記載晉悼公和大臣魏絳討論如何對待山戎事。晉應屬今華北地區。魏絳堅持「請和諸戎」，並認為：「和戎有五利焉。狄戎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狄戎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1](卷29，《襄公四年》)晉悼公最終接受了魏絳的建議，達到了「和諸戎狄以正諸華」的效果。魏絳考慮到民族關係，提出了如何對待少數民族的思想和適當的民族政策，這在當時是很有見地的。

　　趙國是戰國時期位居今華北地區的一個諸侯國。趙武靈王向少數民族學習，推行「胡服騎射」，增強了國力，減弱了鄙視胡人的心理，拉近了民族間的距離，進而推進了社會發展和民族融合。這一發生在華北的著名事件是中原華夏族借鑒北方游牧民族優秀文化的成功例證，突出表明了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發展的貢獻。

　　秦漢時期，漢族逐漸形成。秦朝統一了中原，管轄著中國的東部和南部。當時，東北的扶余、北部的匈奴、西北的月氏與西部的羌都是擁有較大勢力的少數民族。秦朝時期，華北北部為東胡和匈奴控制。東胡也是強盛一時的北方民族，原與中原的燕國和趙國接觸比較頻繁，漢初被匈奴擊敗。匈奴是古代蒙古戈壁草原的游牧民族，分布地域很廣，華北是其重要活動地區。秦始皇派大將蒙恬率大軍北擊匈奴就主要發生在今山西、內蒙古一帶。

　　兩漢時期，華北北部主要由鮮卑和匈奴統治。西漢時，匈奴是漢朝北方最大的威脅。漢高祖時，韓王韓信曾在馬邑（今山西代縣西北）降匈奴。後匈奴攻晉陽（今山西太原），引發著名的平成（今山西大同）之役，以漢高祖狼狽逃遁告終。可見當時匈奴在這一帶勢力之強大。後來，漢朝採取和親政策，緩和了與匈奴之間的關係。漢武帝時，國力強盛，開展了與匈奴之間的戰爭，其中華北的山西一帶仍是重要戰場之一。後來，匈奴分裂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進入中原內附，主要在今山西北部和內蒙古中西部一帶。漢元帝時，王昭君被選到匈奴和親，成為呼韓邪單于閼氏（王妻）。王昭君之墓即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市郊。

　　秦、漢王朝與北方匈奴民族的關係是影響當時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雙方或征戰、或和談，都表現出少數民族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越加重要。而華北地區正是漢朝和匈奴相鄰、往來最密切的地區。

（二）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分天下。魏居北方，與烏桓、鮮卑關係密切。在三國短暫的分裂局面後，中國統一於晉。晉朝時，匈奴內遷，鮮卑南進，吐谷渾西移，形成了少數民族大遷徙的局面。從東漢到晉朝，華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是鮮卑，其勢力進至今河北、山西、內蒙古一帶。

　　短暫的晉朝中後期又發生了新的分裂。是時，少數民族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影響擴大，地位提高，進入所謂十六國時期。十六國中有十三個是少數民族政權，其中有匈奴三，巴氐一，羯一，鮮卑五，氐二，羌一。有的已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如匈奴建立的前趙，羯族建立的後趙，鮮卑族建立的前燕、後燕和西燕，氐族建立的前秦等。他們之中存在時間最長的不足五十年，但其存在本身在中國民族史上卻具有重大意義。其中對華北影響最大的是北部的鮮卑和進入中原建立前秦的氐族。鮮卑是北方勢力最大、佔據地域最廣的民族，因其不斷南遷和西徙，拓跋鮮卑和東部鮮卑都佔據著華北北部部分地區，東晉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峙（今山西渾源西南）建代國。前秦為氐族苻堅所建，都長安（今陝西西安），盛時疆域東至大海，西抵蔥嶺，南控江淮，北極大漠，東南以淮、漢與東晉為界，包括了整個華北地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羯族建立的後趙、鮮卑建立的後燕也包括了華北廣大地區，後趙建都襄國（今河北邢台），後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

　　東晉滅亡後，中國進入南北朝時期，基本是漢族和少數民族政權的對峙。南朝的轄地為中原和南方，繼東晉後有宋、齊、梁、陳前後承接；北朝則建立了影響很大的北魏王朝。先是鮮卑拓跋部游牧於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後都於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晉太元十一年（386年），道武帝拓跋珪稱帝，東晉太元二十年（395年），在參合陂（今山西大同東南）大敗後燕軍，並乘勝南下奪取中山（今河北定州）、鄴（今河北臨漳西南）等重要城鎮，擁有黃河以北地區，成為北方的強大勢力之一。北魏天興元年（398年），拓跋珪定國號為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獎勵農業生產，其奴隸主貴族也逐漸漢化轉化為封建地主。他招納漢族大地主參加統治集團，加快了鮮卑拓跋部的漢化進程。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年），太武帝拓跋燾以強大的武力滅匈奴赫連勃勃所建夏國，收北燕，取涼州，敗柔然，完成統一北方大業。魏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改革，頒布均田令，遷都洛陽，提倡漢族文化，經濟發展，國力大增。作為以少數民族鮮卑族為主體的王朝，北魏佔據北方廣大地區，與南方的宋（後為齊）形成南北朝局面。北魏存在近一個半世紀，是少數民族在內地建立的地域寬、時間長、影響深遠的王朝。北魏實行的胡人漢化政策，使少數民族迅速漢化，促進了包括華北地區在內的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

　　後來，北魏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加劇，釀成大起義，分裂為東魏與西魏，後又分別衍化為北齊、北周。這些政權都是鮮卑族為統治者，都有部分領土在華北，特別是位於東部地區的東魏和北齊幾乎包括了今河北及山西全境。北齊定都鄴城（今河北臨漳西南），歷代皇帝幾乎每年都來往於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鄴城之間，晉陽被稱作「別都」。兩地都是華北重鎮。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處於分裂、混亂局面，少數民族長期管領北方，往往以中國正統自居，這種格局對民族歷史的認識和史書的撰述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隋唐時期

　　自6世紀末，中國又走上統一的發展歷程，再一次反映出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強大的凝聚力。隋唐時期雖也是以武力為後盾實行民族壓迫政策，但其政策比較和緩。隋、唐的皇室都有北方少數民族血統。唐朝對少數民族的羈縻政策已經系統、成熟，和親政策也行之有效。其北制突厥，西連回紇，封回紇首領吐迷度為都督，開絲綢之路；南和吐蕃，實行和親。

　　隋唐時期，北方以突厥勢力最強。突厥原與北周保持著和親的良好關係。隋初時與突厥關係開始緊張，開皇二年（582年），突厥軍曾進攻隋朝的平州（今河北盧龍北），突厥派出五個可汗所屬騎兵四十萬人進入長城[2](卷53，《長達奚長儒軍傳》)。

　　唐朝初期，李世民進攻東突厥，一部分突厥人遠徙西北，有十萬人歸降唐朝。唐朝保存了他們的部落，不改其風俗習慣，將他們安置在今河北、山西、陝西、寧夏一帶，設立定襄都督府、雲中都督府管轄。這一帶遂成為少數民族聚居之地[3](卷215，《突厥傳》)。

　　薛延陀是唐朝時期北方地區另一個有影響的游牧民族，自稱「鐵勒部人」，風俗大體與突厥族相同，居於漠北，曾從屬於突厥，有時也進入漠南。唐貞觀十五年（641年），其可汗發兵二十萬進攻東突厥，來到漠南，達到今呼和浩特以南地區[4](卷196)。

　　唐朝北部少數民族眾多，唐室為便於統治，多倚重能通多種胡語及了解少數民族風習的胡將。身為突厥族的安祿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地節度使，掌控今華北地區。唐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趁唐朝內部空虛腐敗，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十五萬士兵，在河北范陽（今河北涿州）起兵，河北州縣立即望風瓦解。翌年，安祿山佔領洛陽稱帝，又攻入長安。後其部將突厥人史思明降唐，被唐封為歸義王，任范陽節度使。後史思明起兵再叛唐朝，於唐乾元二年（759年）在拔魏州（今河北大名）稱大聖燕王，後還范陽稱帝，更國號大燕，不久被兒子殺死，長達七年的「安史之亂」才告結束。唐代「安史之亂」以後，社會動蕩，民族關係緊張，形成藩鎮割據局面。藩鎮中不乏少數民族政權，華北地區仍有多個少數民族存在。

　　（四）宋、遼、西夏、金時期

　　五代時期，朝代更替頻繁，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相繼登場，其中有兩朝統治者是少數民族。沙陀族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滅梁，建後唐。其後，沙陀人劉知遠在晉陽（太原）稱帝，遼兵北退後，他進入洛陽和開封，並在開封建都，史稱「後漢」。當時又有十國，民族問題更為突出。此時，契丹和奚族在華北北部均有很大勢力。

　　有宋一代，北宋與遼、西夏對峙，南宋與金、西夏鼎足。同時代還有西北的回鶻、西部的吐蕃唃斯羅政權、西南的大理政權，有約三個世紀的時間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王朝分立時期，這種民族關係的新格局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於907年統一契丹各部，並征服了奚、室韋、阻卜等部落，稱汗建國，國號「契丹」。契丹神冊三年（918年），建都皇都（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羅城）。後率兵親征渤海國，改渤海國名為東丹國，冊立皇太子耶律倍為東丹國王。契丹天顯十二年（936年），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以稱子、割讓燕雲十六州為條件，乞求耶律德光出兵助其反對後唐。華北地區歸入契丹統治。遼太宗耶律德光率五萬騎兵，在晉陽城下擊敗後唐軍，後率軍南下上黨（今山西長治），助石敬瑭滅後唐。遼太宗採取「因俗而治」的統治方式，實行南北兩面官制度，分治漢人和契丹。又改幽州（今北京西南）為南京，雲州（今山西大同）為西京，燕雲十六州成為進一步南下的基地。耶律德光率軍南下，會同十年（947年）攻克後晉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滅後晉，定國號為「遼」。遼景宗前期與宋朝聘史往還。宋太宗統一江南後，於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親征北漢，遼派數萬兵支援北漢。後宋太宗進攻幽州（今北京），與遼軍大戰於高梁河（今北京西北），宋軍大敗，宋太宗僅以身免。遼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蕭太后與遼聖宗率大軍深入宋境，宋、遼在澶州（今河南濮陽）對戰，最後雙方訂立和約，成為兄弟之邦。從此，兩朝和好達一百多年之久。遼朝的南京道、西京道、中京道都在華北地區，南京在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在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中京在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宋遼的邊界在今河北、山西中部一帶。華北北部為契丹人和漢人雜相居處的地區。

　　女真族勃興於今東北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其領袖太祖完顏阿骨打首先在東北地區建立政權，收國元年（1115年）稱帝建國。隨後展開南下滅遼之戰，先用五年時間攻佔東北全境，金天輔六年（1122年）進入華北，先後克遼中京、西京、南京。阿骨打去世後，其弟太宗即位，乘勝利銳勢繼續追擊遼部殘餘勢力，金天會三年（1125年）滅遼，天會五年（1127年）滅北宋，與南宋形成南北對峙局面。金朝勢力比遼朝更向南擴展。金朝最早的都城是上京會寧（今黑龍江哈爾濱阿城南），貞元三年（1155年），設中都路首府大興府為中都（今北京），西京路首府大同府為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路首府大定府為北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南京路首府開封府為南京（今河南開封）。華北地區此時盡入金國版圖。金先遷都中都，再遷都南京，歷經一百二十年。金天興三年（1234年），在蒙古與南宋聯合進攻下滅亡。

　　這一時期，華北地區先後有契丹族、女真族為主的少數民族生活居住，分布範圍廣，持續時間長。一方面，這些少數民族在與漢族接觸過程中不免趨於漢化，以至於少數民族統治者憂心忡忡地要本民族回復原有的語言和風俗習慣；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的文化和風習也影響著漢族。

　　（五）元代

　　以蒙古族為主體建立的蒙元王朝，結束了中國又一次分立，形成了盛大的統一王朝。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少數民族掌握全國政權的格局。蒙元時期實行民族等級壓迫制度，將境內人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等，以蒙古、色目為優。大一統的王朝方便了各民族間的接觸與交往，特別是隨著行政管理、軍事駐軍等政府行為的實施，蒙古族及以色目人為主的北方各民族分布到全國各地。早在蒙古伐金時期，蒙古、色目人已進入華北。如唐兀（党項族）大將察罕是率軍協助成吉思汗攻金、伐宋的主將之一，他從成吉思汗「略雲中、桑乾」[5](卷120，《察罕傳》)。這些地方都在華北地區。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這使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地區再次成為少數民族匯聚之地。元大都聚居著蒙古皇室、各級官員、商人和其他居民，其中除蒙古人外，還有很多唐兀、乃蠻、汪古、回回、畏兀兒、康里、欽察、阿速、哈剌魯、吐蕃等色目人以及契丹、女真等族人。

　　元大都還是少數民族文化中心，北京的白塔寺（大聖壽萬安寺）當時是蒙文佛經翻譯刻印中心，同時也印刷回鶻文佛經。這裡聚集有多民族的翻譯、編輯、出版人才。元朝的皇家樂隊也有色目人，從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後，每年在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時，「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5](卷77，《祭祀志》)。回回樂應指新疆少數民族音樂，河西樂則指西夏樂，可見元大都已有少數民族樂人居住。

　　蒙古軍隊原以怯薛軍為主力。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中央禁軍稱為宿衛軍，宿衛軍又分皇帝親自掌握的「怯薛軍」和由樞密院統領的侍衛親軍。元世祖除保留原來的四怯薛軍，又抽調各地精銳，建立前、後、左、右、中五衛親軍，作為中央禁軍，直接隸屬於樞密院，設親軍都指揮使統領，編組為皇帝的護衛軍和京城防守軍。又簽發各族丁壯組成二十一衛親軍，駐守京城附近地區。宿衛軍中有蒙古軍隊，色目軍隊立衛的有阿速、貴赤、欽察、唐兀等衛。每軍達數千人至萬人左右。駐軍衛所的蒙古、色目人士兵多以軍戶著籍，「即營以家」，北京一帶的蒙古、色目軍人及其家屬數量可觀。

　　元代少數民族地位高於漢人的政策改變了人們對國內民族關係的認識，以漢族為中心的傳統思維受到極大衝擊。由於元代各民族交往頻繁，近距離接觸，使長期在中原居住的一些少數民族迅速走上被同化的道路，元代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項人走向消亡的重要時期，其中有很多少數民族融合在華北地區。

　　（六）明代

　　元末農民起義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元滅明興，是朝代的嬗替，但在相當一部分漢族人思想上是從中原驅逐了「夷狄」。儘管明朝也是多民族王朝，但並未完全統一中國。明代中國的北方仍由勢力頗大的蒙古族統治，形成與明朝南北對峙的局面。

　明朝始都南京，明成祖遷都北京。明初，太祖朱元璋提出「不分等類，驗才委任」[6](卷53)的政策，任用了一些少數民族為官。攻下元都後，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曾下詔：「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7](卷2，《太祖本紀二》)，延攬少數民族中的人才。但後來實行的《大明律》中規定：蒙古、色目人「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8](卷6)。這實際上是對少數民族實行民族歧視和強迫同化的政策。

　　明太祖時為聯繫少數民族敕撰《華夷譯語》。明成祖在北京東安右門外設四夷館，該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接續敕編少數民族文字和漢文對照的工具書《華夷譯語》。四夷館始有八館：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其中雖兼及外國，但以少數民族為主，其教師不少為少數民族。四夷館的設立和《華夷譯語》的編纂，對當時與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的北京是各少數民族絡繹來朝的地方，四夷館更是少數民族文化薈萃之地。

　　明朝軍隊中也有少數民族。當時鎮守北方的燕王朱棣的軍隊中就有蒙古阿速部人、兀良哈三衛人，他們對燕王奪取政權起了重大作用。

　　明朝時，蒙古族首領也先統一了蒙古各部，佔據廣袤的領土，其南部為華北的今內蒙古地區。也先伺機南下，給明朝造成嚴重威脅。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軍分四路向明朝發動進攻，其中也先親率大軍攻明朝重鎮大同，另一支攻重鎮宣府（治今河北宣化），直逼明朝心臟之地。還有兩路分別攻遼東、陝西。明英宗在把持朝政的太監王振慫恿下，御駕親征，在狼山西路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全軍覆沒，自己亦被俘。也先率蒙古軍兵臨北京城下，列陣於西直門、德勝門和彰義門外。後也先將明英宗送回。這次「土木堡之變」發生在華北地區，對明朝和蒙古的關係影響深遠。

　　明朝後期，蒙古在達延汗和俺答汗祖孫統治下，勢力再次強大。蒙古版圖向南擴展，大同已成為明朝和蒙古的邊界。俺答汗開發豐州灘（大青山以南、河套以東地區），振興土默特，發展牧業、農業，修築城鎮。先在豐州灘西部建築大城鎮「大板升城」，後又仿大都修築庫庫河屯（即呼和浩特），明神宗賜名「歸化」[9](卷48)。這為華北地區增加了一座重要新城，此後呼和浩特一直是漠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連接內地和蒙古的紐帶。有明一代，華北的一半是蒙古的天下。

　　（七）清代

　　明末，滿族崛起於東北，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各部，後其繼承者入關統一中國，又一次建立了少數民族統治的大一統王朝。在少數民族為統治民族的清朝，一方面，繼承傳統文化，重視儒學和史學；另一方面，反對輕視夷狄，特別是對滿族的回護，衝擊了大漢族主義觀念，造成了新的民族主義的高壓政策。

　　滿族入關，首先佔領華北地區，以北京為首都。北京繼續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清初在基本控制全國局勢後，採取了一些穩定統治秩序的政策，如更定內外官制、制定清律、主持地主收回「祖業」，確定賦稅制度等。同時，實行了多項危害很大的民族壓迫政策，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髮、易服五大弊政。從清順治元年（1644年）開始在京畿一帶大規模圈地，設立皇莊、王莊和八旗官員莊田及兵丁份地，佔地十七萬餘頃，將民間田地強迫撥給「東來滿洲」[10](卷25)。這樣使很多漢族農民逃亡在外，而大批滿族人入駐華北地區。至今華北一帶仍有很多滿族人，如河北承德就有豐寧、圍場、寬城三個滿族自治縣，秦皇島有青龍滿族自治縣，等等。

　　在清代實行八旗制度中，滿洲人全部入旗，成為滿洲八旗，後來又有蒙古八旗。滿洲八旗中也有部分漢人，主要是通過掠奪、購買獲得的附屬於家主戶下的漢人包衣，後來大批漢人、漢軍進入滿洲八旗。清軍入關後又建立漢八旗，人數眾多。進入八旗的漢人逐漸滿化，滿族的人口迅速增加。由於滿族人進入漢族聚居地區，長期雜居，鍾情漢族的先進文化，學習漢語、漢文，甚至與漢族互為婚姻，逐步縮小了滿、漢差別，使滿族漢化，後來這一過程變得更為迅速。華北地區是滿、漢民族之間接近、融會的重要地區。

　　由於京師處於華北地區，這裡保存有不少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特殊建築。清康熙時期為鍛煉軍隊，保持滿族風俗傳統，在距北京不遠的今河北承德圍場開闢皇家獵苑——木蘭圍場，傳承著滿族的狩獵風習。在清代康熙到嘉慶的一百四十多年裡，在這裡舉行木蘭秋獮一百○五次。

　　地處華北的承德避暑山莊是中國清朝皇帝的夏宮，是一座皇室、皇家園林和宏偉壯觀的寺院群所組成的綜合建築，也是清朝皇帝為安撫、團結邊疆少數民族，鞏固國家統一而修建的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建築。在避暑山莊的東面和北面，建有十一座寺院，分屬八座寺院管轄，被稱為「承德外八廟」。在寺院中有藏傳佛教形式，也有藏傳和漢式混合形式，供西方、北方少數民族的上層朝覲皇帝時禮佛之用。避暑山莊興建後，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時間在此處理軍政要事，接見外國使節和邊疆少數民族政教首領。這裡發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存世的重要遺迹和重要文物，都成為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見證。

　　清王朝的皇陵分為東陵和西陵。東陵在今河北遵化，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體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築，共建有皇陵五座——順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豐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東（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後陵四座、妃園五座、公主陵一座，計埋葬十四個皇后和一百三十六個妃嬪。西陵在今河北易縣，包括雍正的泰陵、嘉慶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緒的崇陵，此外還有三座後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園寢。

　　清代的華北北部依然是蒙古族聚居之地，清政府以盟旗制度治理。蒙古族上層與清朝皇室聯姻，兩族關係密切。在統一的清王朝內，蒙古族和中原地區不再是像明朝那樣的對立關係，華北地區成為蒙、漢交流的最重要地區。

華北的回族始於元代的回回，後通過駐防、經商、遷徙等方式人口逐漸增多，分布較廣，幾乎各地都有聚居或雜居的回族。以今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滄州、保定、定州人數最多。

　　北京市門頭村還有世居的苗族人，系清乾隆年間湘黔苗族起義領袖石三保及其兵將的後代，祖籍為湖南花垣。他們起義失敗後被押送至京城，編入軍戶，受八旗管轄，世代養馬，後子孫繁衍至今。

　　北京市現有兩個滿族鄉、兩個回族鄉、一個滿族蒙古族鄉，另有一百一十七個民族村，包括滿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壯族、瑤族等。現北京市少數民族約近七萬人。整個華北地區少數民族成分更多，人口數量更大。

　　清代繼明代四夷館設四譯館，因「夷」字為清朝所忌諱，改為「譯」字。明朝滅亡後，四夷館三十二名官員亦隨之投誠，被留用成為四譯館的最早成員。清隨明制，四譯等館職責與明代相同。「四譯館之所掌凡三十餘國，統以八館列為東西，爰擇師儒分館教習，而設少卿以董之。」[11]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與會同館合併，改屬禮部，更名會同四譯館。會同四譯館成立後，編撰了一批《譯語》。北京當時是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央政府聯絡中心，不少少數民族領袖到北京覲見皇帝，辦理各種事物，一些商人也到這裡經商。

　　二、歷史上華北地區少數民族特點

　　（一）華北地區是一個多民族地區

　　華北地區位於中原與北方、東北、西北交界處，是內地通往北方津梁，也是北方的民族走廊。這裡歷來是民族雜居、民族往來、民族溝通的重要地區。歷史上很多民族在這裡繁衍生息，留下了他們生動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有的民族繩繩繼繼，存留至今；有的與其他民族交融，加入到新的民族行列；有的像是這裡的匆匆過客，轉移他鄉。

　　（二）華北地區是一個民族大熔爐

　　從歷史上看，華北地區是中國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區之一，很多少數民族消失在這一地區。一些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其興盛、發展、消亡都與華北地區有重要關係，如匈奴、烏桓、鮮卑、奚族、契丹、女真、党項等，這裡成為他們活動的歷史舞台和重要歸宿地。

　　有些民族作為一個族群消失了，但作為該民族的個體後裔還可能傳承下來。如北京有女真族的完顏氏後裔。完顏氏因系金朝皇族後裔，故在清朝受到特殊優遇，被列入上三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載：「完顏氏本列二十八卷，奉高宗特旨，用虞賓義，列為第一。」[12](卷28)這表明清王朝對金朝皇族後裔身份的確認。今北京安定門內交道口北之北兵馬司衚衕仍有其宗祠舊址。現在北京仍有完顏氏後裔，但已改姓王氏或汪氏。又如，在今山西安邑房子村和三家莊村至今仍聚居著一批仝姓的女真遺裔，他們保存的《仝氏家譜》修於清乾隆年間，後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譜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夾谷氏，嗣遭元滅，遂易今姓。元初有諱慶成者，為本邑令，因家焉。」夾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載《金史》附《國語解》。今河北武邑、邢台，山西臨汾、洪洞都有女真族後裔粘氏居住。

　　有的民族在過去強大時期與華北無涉，但後來其後裔卻來到這裡。西夏主體民族党項羌在西北地區建國近兩個世紀，西夏被蒙古攻滅後，党項人在蒙、元時期被稱為唐兀人，屬地位較高的色目人。元朝滅亡後他們走上了迅速消亡之路，但在明朝仍能見到党項族後裔。河北保定郊區韓庄曾出土兩座明代的西夏文經幢，據其題款可知建幢時間皆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其題款中有很多西夏時期的党項族姓氏，證明當時當地有党項族聚居，有的還有較高的官職[13]。這是目前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有關西夏後裔的石刻文物，證明華北地區融入了党項族的血液。

　　（三）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與少數民族關係極大

　　北方少數民族趨向中原，遼、金勢力的南移，確立了北京大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北端，東南與天津相連，其餘為河北所環繞，與北方少數民族有天然的聯繫。北京建城有三千餘年的歷史，但成為王朝的首都應自金朝開始。此前，北京作為遼朝的重要城市南京，已為其成為王朝的中心城市作了實質性鋪墊，金朝進一步將北京提升為大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中京，完成了由地方中心城市向都城的轉變。

　　元代繼承和發展了北京的都城地位，使北京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成為將全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明、清兩朝延續北京作為首都的作用，特別是清朝使北京成為聯繫國內各民族的中心，影響深遠。不難看出，少數民族對確立北京的地位作出了最重要貢獻。

三、華北地區有大量少數民族文化遺存

　　對於多民族大家庭來說，華北地區有特殊的地理空間和民族歷史布局，給後世留下了大量多民族的寶貴文化遺存。這些文化遺存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見證，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見證了華北古往今來的多民族歷史。華北有關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遺存難以計數，例如：

　　——有古史傳說「黃帝戰蚩尤」的河北涿鹿境內現存有軒轅丘、蚩尤墳、黃帝泉（阪泉）、蚩尤三寨、蚩尤泉等遺址遺存。

　　——從春秋戰國開始、秦朝大規模修築、至明代完善的長城，在其橫貫的今九省（市、自治區）中，華北佔據河北、天津、北京、內蒙古、山西五省（市、自治區）。長城的重要關隘山海關、居庸關、慕田峪關、井陘關、紫荊關、娘子關、雁門關、平型關、古北口、喜峰口、張家口等都在華北。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王昭君墓見證了漢代匈奴和漢朝的民族關係。

　　——被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的雲岡石窟，展示出五世紀、六世紀鮮卑族所建北魏王朝傑出的佛教石窟藝術，是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傑作。

　　——北京西有遼代的天寧寺塔。河北涿州城內東北隅有遼代雙塔，其中智度寺塔始建於遼太平十一年（1031年），雲居寺塔始建於遼大安八年（1092年）。山西應縣木塔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畢，是中國現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純木結構樓閣式建築。河北永清、雄縣和霸州等地，均清理髮掘出了遼代地下古戰道。內蒙古巴林左、右兩旗內有遼陵。祖陵位於巴林左旗，系遼太祖耶律阿保機、貞烈皇太后、齊天太后的陵寢；遼太宗耶律德光的懷陵在今巴林右旗，遼穆宗耶律璟附葬於此；遼聖宗耶律隆緒的永慶陵、遼興宗耶律宗真的永興陵、遼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合稱慶陵，也在今巴林右旗。

　　——位於北京房山車廠村至龍門口一帶的金陵遺址，共葬金代十七個皇帝、后妃及諸王，是北京地區第一個皇陵。

　　——北京有元大都遺址，城內有元代白塔。北京昌平居庸關有建於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過街塔，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台塔。其門洞內用梵、藏、八思巴、回鶻、漢、西夏六種文字題刻的《陀羅尼經咒》和《造塔功德記》。

　　——北京有明清兩代修建的故宮，河北有清東陵、西陵和直隸總督府，以及承德的避暑山莊、木蘭圍場等。

　　——少數民族文字文物除上述居庸關六體文字石刻、西夏文經幢外，華北地區還有很多契丹文墓志銘、八思巴字石碑、蒙古文和滿文石碑等。

　　——河北省的很多地名、村名都保存有少數民族的印記。

　　華北地區有關少數民族的文物和文獻很豐富，是這一地區歷史上各民族發展的真實寫照，各民族交往的歷史見證，以及各民族創造力的重要體現，也是研究這一地區民族歷史的珍貴資料，應給予高度重視，並加以認真保護和整理髮掘。

　　過去對少數民族文物了解、重視不足，有些文物未能很好保護，甚至使之遭到破壞。高碑店是北京通往保定的必經之路，元代著名宰相安童和拜住祖孫皆葬於此，這裡矗立著記述他們事迹的高大墓碑，高碑店的地名即源於此。《元史》中安童和拜住的傳即以此碑為主要參考資料。民國時，此碑被當地官員破毀。

　　新中國成立以後，十分重視文物與考古工作，華北地區很多有關少數民族的文物均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總計不下數十處。其餘省級或縣級有關少數民族的重點保護單位為數更多。

　　近些年又陸續新發現了不少與少數民族有關的文物和文獻。僅以遼代為例，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的釋迦像中發現一批佛經，為久已失傳的《契丹藏》刻本。1976年在河北豐潤天宮寺塔第四層至第八層塔心室內也發現了《契丹藏》部分刻本。遼代曾在北宋雕刻的大藏經《開寶藏》天禧修訂本的基礎上雕印《契丹藏》，共五千餘卷，歷時三十餘年刻成。但《契丹藏》這一重要大藏經刻本久已失傳。上述兩種《契丹藏》的發現填補了印刷史上的實物空白。又如，契丹文石刻近年陸續發現。其中，契丹大字墓誌有1988年在內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耶律習涅墓誌》、1993年在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出土的《耶律祺墓誌》、2000年在內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永寧郡公主墓誌》等，契丹小字石刻有1994年在內蒙古巴林左旗發現的《澤州刺史墓誌》殘石、1995年出土於內蒙古赤峰喀喇沁旗的《耶律永寧郎君墓誌》、內蒙古通遼扎魯特旗出土的《耶律敵烈墓誌》、內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韓高十墓誌》和《韓敵烈墓誌》、1996年出土於內蒙古哲里木盟扎魯特旗的《耶律弘辨墓誌》、1997年出土於內蒙古巴林右旗的《宋魏國妃墓誌》等。

　　華北地區少數民族文物十分豐富。對這些文物首先要給予重視，認真做好保護工作，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發掘其內在的歷史、學術、藝術價值，為進一步認識華北地區少數民族歷史作出新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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