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月報》對中國新文學的塑造

《文匯讀書周報》第1675號第一、二版「特稿」

（2017年8月7日發行）

1907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寶山路建造第一、二、三、四印刷廠及編譯所、外棧房、療病房等。圖為鼎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上海寶山路）全景。

創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也是中國近代以來影響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本月13日至15日，海內外專家學者及各界人士將相聚京城，圍繞「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興起」主題進行研討。時值商務印書館創立一百二十周年之際，本報特約請與會者之一，中國茅盾學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楊揚教授撰稿，以作紀念。

——編者

《小說月報》對中國新文學的塑造

楊揚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新文學領域，雖與北京的新文化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仍保持著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以《時事新報》為例，它一方面探討社會主義等理論問題；另一方面，卻抱著商討而非倡導的態度。在文學領域，當時上海最重要的期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

1919年底，茅盾受命執掌《小說月報》。由此，《小說月報》由一個充滿舊文學氣息的文學消遣雜誌，蛻變為引領中國新文學潮流的大型文學雜誌，不僅為新文學爭得了最重要的發表作品的平台，而且培養了一大批新文學家，為新文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改革前的《小說月報》

《小說月報》與同時代諸多文學期刊有所區別，它不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文人自己辦刊，而是商務印書館的刊物。商務印書館雖是民營出版企業，但其經營規模、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追求，與當時一般的出版企業有所不同，很多人願意稱其為「文化出版機構」。

早在《小說月報》創辦之前，1903年商務印書館就邀請著名小說家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可惜李伯元1906年便病逝，1907年《繡像小說》停刊。直到1910年，商務印書館才創辦《小說月報》。新文學運動興起之前的兩位主編王蘊章、惲鐵樵，是這一時期文學領域的辦刊高手。在這兩位主編手裡，《小說月報》有著不俗的表現。魯迅先生的第一篇文言小說《懷舊》，就是在惲鐵樵主編時，刊發在《小說月報》上的。

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之際，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人們不再滿足於點點滴滴的改良，而希望有一個全盤革新的文學激變。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新人沈雁冰（茅盾）被商務印書館物色為新的主編。

茅盾在其晚年回憶錄中說，1919年底，「身兼《小說月報》和《婦女雜誌》主編的王蒓農忽然找我，說是《小說月報》明年將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學，擬名為『小說新潮』欄，請我主持這一欄的實際編輯事務。」

批評家茅盾的「改革宣言」

茅盾接手後的《小說月報》，是批評家辦刊。因為茅盾和他的繼任者鄭振鐸，在當時都以文學批評見長，兩人的風格鮮明地烙在刊物上。

茅盾

1921年茅盾在《〈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將評論欄目的改進放在第一條。1922年，茅盾發表《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提出《小說月報》的努力方向是推進新文學的發展；在創作與翻譯問題上，是兩者並舉，只有通過翻譯，才可能吸收國外文學的各種技法；與現代的世界文學水準相比，中國新文學的發展需要經過自然主義的洗禮。

茅盾還計劃在1922年的《小說月報》上開設十個方面的欄目：一是長篇、短篇小說創作；二是西洋小說史略的介紹；三是詩歌、戲劇創作；四是文學研究；五是創作現狀的討論；六是雜論；七是海外文壇消息；八是通信；九是讀者反饋；十是編輯手記。

茅盾對接手《小說月報》一年來的辦刊經驗總結與新年計劃，都體現了一個文學批評家對當時中國新文學發展狀況的判斷和看法。改革版從第一期到第七期，每期打頭的都是文學批評，創作則是置於文學批評的視野之中。從第八期開始，文學創作似乎放到了版面的前列，實際上還是貫徹著批評家對當時新文學的某種判斷，也就是新文學要經過自然主義寫實方法的洗禮，才能有一個紮實而牢固的基礎。

事實上，早在1920年茅盾撰寫的「小說新潮」欄發刊宣言中，他就描繪了歐洲文學演進的基本輪廓，即從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到新浪漫主義的過程。茅盾頭腦中這一歐洲文學的進化圖景，很可能得自於英美文學史著作。然而，對照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現狀，茅盾對於究竟應向歐洲文學學習什麼仍不清晰。所以，他有時側重寫實主義，有時又偏向新浪漫主義。但從《小說月報》第八期開始，他對自然主義創作方法的倡導，顯得比較明確。這一變化，與《小說月報》編輯部內部意見有關。

胡適在1921年7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昨日讀《小說月報》第七期的論創作諸文，頗有點意見，故與振鐸及雁冰談此事。我勸他們要慎重，不可濫收。創作不是空泛的濫作，須有經驗作底子。我又勸雁冰不可濫唱什麼『新浪漫主義』。現代西洋的新浪漫主義的文學所以能立腳，全靠經過一番寫實主義的洗禮。有寫實主義作手段，故不致墮落到空虛的壞處。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極能運用寫實主義的方法的人。不過他們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義的病境。」胡適的批評意見，在《小說月報》1921年八月號的編輯後記「最後一頁」中有了迴音，編輯認為應該注重寫實手法的學習和運用。

十二月號上，發表了日本評論家島村抱月的《文藝上的自然主義》。在次年4月發表的文章中，茅盾強調自然主義小說在寫實方法上的重要性，提出「依自然派的描寫方法，凡寫一地一事，全以實地觀察為準；莫泊桑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實在的，福樓拜做《薩蘭坡》，除多考古籍而外，並且親至該地。可知自然派的精神並不只在所描寫者是實事，而在實地觀察後方描寫」。

五月號上，除了發表謝六逸撰寫的《西洋小說發達史》中的「自然主義時代」章節，還在「通信」欄目中，開設「自然主義論戰」，發表茅盾與周贊襄、湯在新、徐繩祖等人的往來書信。六月號的「通信」欄中，有「自然主義的懷疑與解答」。

作為《小說月報》主編的茅盾，這一時期關注自然主義文學，但他不僅是從翻譯、引進的角度介紹法國自然主義文學，而是針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現狀，思考自然主義寫實方法對於新文學的價值和意義。這一時期茅盾最為重要的理論文章，是刊發在《小說月報》1922年七月號上的《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這篇論文所闡述的一些看法，不僅僅是針對鴛鴦蝴蝶派等舊派文學創作，而且也針對新文學青年作家的創作問題。《小說月報》的批評家辦刊的做法，不僅創造了很多文學話題，而且獲得了文學話語的優先權。

文學翻譯是《小說月報》改革過程中的重頭戲。在「改革宣言」中，茅盾將文學翻譯視為介紹和促進中國文學的手段。從文學翻譯的角度講，推介外國文學作品是《小說月報》一直在做的工作，王蒓農、惲鐵樵時期的一些滬上小說家已翻譯不少作品，大名鼎鼎的林紓翻譯小說，就是商務印書館的看家寶貝。但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將翻譯外國作品當作改造中國舊文學、推進新文學的一項急迫工作，則是茅盾改革《小說月報》之後所提出。而且，茅盾一開始就提出經濟地、系統地介紹外國文學，也是針對中國新文學的急需。「從十二卷到二十二卷，共譯介了三十九個國家三百零四位作家及其作品八百零四篇，共九百五十餘萬字，佔後期《小說月報》文字總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左右。」

文學研究會的代用刊物

文學研究會在北京的成立和《小說月報》在上海的改版，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兩件事。原本分別在京滬兩地各自進行的新文學活動，因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主編茅盾，與他的作者王統照的關係，而將兩地的文學活動聯結起來，進而納入到統一的新文學運動中來。

《小說月報》集中發表文學研究會成員的作品，在社會上有意無意變成了文學研究會的代用刊物，以此為號召，吸引了大量的新文學家向《小說月報》投稿。當時一些有影響的新文學作品，基本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如落花生的《命命鳥》（第十二卷第一號）、冰心的《超人》（第十二卷第四號）、廬隱的《靈魂可以買么？》（第十二卷第十一號）和《或人的悲哀》（第十三卷第十二號）等。很多文學青年正是看到了《小說月報》上冰心、廬隱、落花生、葉紹鈞等作家作品，才萌生了文學創作的激情。丁玲在回憶《小說月報》編輯葉聖陶對她的幫助時說：「我是他從來稿中發現的。」無獨有偶，施蟄存也是因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作品，在文學創作方面獲得自信，從而走上了文學道路。

文學研究會成員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舉行成立大會時的合影。右起前排：易家鉞、瞿世英、王統照、黃英、楊偉業、郭夢良；中排：蔣百里、朱希祖、范用餘、許光迪、白鏞、江小鶼；後排：孫伏園、耿濟之、蘇宗武、李亞晉、許地山、宋介、鄭振鐸、王星漢。

《小說月報》的改革版刊登了《文學研究會宣言》及其章程，隨後發表的作品中，又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作品居多，當時很多人稱其為文學研究會的代用刊物。對此，茅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發表的《關於「文學研究會」》中就澄清過，《小說月報》不是文學研究會的刊物，而是商務印書館的刊物。但他認為，文學研究會宣言中所提出的「為人生的文學」這一主張，被很多文學研究會成員所接受。這種接受，其實是《小說月報》所體現的特色。換言之，一方面，《小說月報》的評論欄目、翻譯欄目和通信欄目中，不斷發表有關自然主義問題的論爭以及相關的思潮介紹，從創作理念上向廣大的文學寫作者灌輸有關寫實的方法和理論；另一方面，在作品的發表上，也有意識地選擇相關題材和相應寫作方式的作家作品。如冰心、葉聖陶、落花生、廬隱、王統照等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沿襲了寫實的方式方法。

比如冰心的一些小說作品中，儘管含有鮮明的理想主義浪漫氣息，但被批評家闡釋為「問題小說」之後，其現實題材這一面被突現出來，她也被視為反映現實的「社會問題」小說家，具有強烈的寫實主義傾向。事實上，寫實還是虛構，對冰心創作而言，並非最重要的問題。1921年她寫就的《文藝叢談》中，表達了她心目中的文學追求：「無論是長篇，是短篇，數千言或幾十字。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識的作者，全身湧現於讀者之前。他的才情，性質，人生觀，都可以歷歷的推知。而且同時使人腦中起幻象，這作者和那作者又絕對不同的。這種的作品，才可以稱為文學，這樣的作者，才可以稱為文學家！能表現自己的文學，是創造的，個性的，自然的，是未經人道的，是充滿了特別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靈里的笑語和淚珠。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遺傳和環境，自己的地位和經驗，自己對於事物的感情和態度，絲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總而言之，這其中只有一個字『真』。所以能表現自己的文學，是『真』的文學。」也就是說，文學是不是為人生，是不是反映現實，對冰心而言，不是最根本的問題，她關心的是文學應該有個性，真實傳遞自己的心聲。這樣的創作觀與文學追求，留有「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自由色彩，也有中國文學中的言志抒情傳統的影響痕迹。

對照冰心的文學觀與《小說月報》中茅盾等人倡導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文學，兩者之間是有差距的。但正如茅盾所說，《小說月報》不是同人刊物，也不是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而是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文學刊物。它倡導和發表的文章，文責自負，對別人沒有強制性的約束力。或許正是這種鬆散而自由的組織和交流形式，新文學家們才能走到一起，交流經驗，發表作品，共同探索，使得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新文學家有了一個共同的努力方向。

《小說月報》的「後茅盾時期」

「讀後感」欄目開創「作家論」批評文體之先河

如果說，茅盾主編《小說月報》時期，回應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起步階段及新文學的要求，那麼，到了鄭振鐸手裡，《小說月報》將回應新文學面向社會革命時提出的種種要求以及新文學內部的分裂。

鄭振鐸

1923年5月，《創造周報》第二號發表成仿吾的文章《新文學之使命》，第三號發表郁達夫的《文學上的階級鬥爭》以及郭沫若的《我們的新文學運動》，認為中國的政治面臨一種轉折，文學上應該有一種新的運動。《中國青年》第八期、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刊發了惲代英的《八股》、鄧中夏的《貢獻於新詩人之前》和肖楚女的《詩的方式與方程式的生活》，呼籲新文學運動要與正在進行的國民革命相結合。與《小說月報》聯繫密切的茅盾，也在《文學》周報第一百零三期發表《「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呼應惲代英等人的觀點，強調文學要有時代的擔當。

一些分屬於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的新文學成員，在1923年開始，都在呼籲文學的轉向，由封閉的文學世界走向廣闊的社會生活。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廣闊的社會生活，其實有著特定含義，主要指正在醞釀的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運動。茅盾用「文學與政治的交錯」為題，來形容他1923年以後的生活。

接替茅盾的鄭振鐸，在思想文化上，表現得比茅盾要溫和一些。比如，《小說月報》在鄭振鐸接手後的第一期，就開設「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專題，並發表鄭振鐸自己的《讀〈毛詩序〉》，第二期開始又開設「讀書雜記」欄目，發表一些學術性的研究文章。這些內容一方面體現了鄭振鐸個人的文學取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與胡適在北京發起的「整理國故」運動相呼應。

茅盾對「整理國故」是持批評和保留意見的。1924年，茅盾在《文學周報》第一百二十一期發表《文學界的反動運動》，對文學領域中的復古空氣予以批評。1922至1923年，鄭振鐸翻譯出版了泰戈爾的《新月集》等作品，並在《小說月報》開設泰戈爾專號。1924年4月，泰戈爾訪華。對於泰戈爾訪華，新文學陣營內部有著不同意見。魯迅、茅盾等發表文章，對國內一些借泰戈爾訪華而鼓吹東方文化復興論的復古論調，予以批判。鄭振鐸與他主編的《小說月報》，則對泰戈爾訪華持積極的歡迎姿態，鄭振鐸還親自去匯山碼頭迎接泰戈爾。這些差異，與茅盾和鄭振鐸的不同社會背景有關。

「五四」之後，新文化陣營分化。經過國共合作的由合到分的激烈社會動蕩，一批文學新銳脫穎而出。像魯迅編輯的《莽原》和後來接編的《語絲》，刊載的大多是青年作家的作品。這些被「五四」召喚起來的青年人，與此前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前期成員，在精神氣質和思想觀念上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最主要地表現在他們對新潮的追逐上。這一時期，文學新人的同人刊物層出不窮，各種標新立異的話語紛紛出籠。

相比之下，《小說月報》顯得沉穩而厚重，它所擁有的作者隊伍的基本面，還是一批元老級的「五四」新文學人士，包括魯迅、茅盾、鄭振鐸、葉聖陶、王統照、冰心、廬隱、許地山、俞平伯、郭紹虞、朱自清等。一些文壇新人，儘管叱吒風雲，但在《小說月報》是以創作實績來引人注目的。如豐子愷、丁玲、巴金、戴望舒、梁宗岱、沈從文、羅黑芷、施蟄存、胡也頻等，他們在其他刊物上或言論尖銳或創作手法新穎獨特，但在《小說月報》露臉時，則以紮實的創作實力見長。所以，《小說月報》並非完全是先鋒新穎開拓型的文學期刊，而是帶有沉穩風格的累積性質的文學期刊。特別是它開設的「讀後感」欄目，直接對新文學家的作品予以批評，從文學評論視角，總結和引導作家創作。茅盾發表的《魯迅論》（第十八卷第十一號）、《王魯彥論》（第十九卷第一號），從整體上對新文學家的思想觀念與創作之間的關係，予以理論論述，開創了作家論這一批評文體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批評中的先河。

《小說月報》代表著一個時代

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後，商務印書館遭受戰爭破壞，所有生產停息下來，包括《小說月報》在內的諸多出版物停止出版。有意思的是，《東方雜誌》在商務印書館復館計劃中，得以重新開張，但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卻再也沒有恢復。

一些文學史研究者認為，戰爭時期的商務印書館無力支持《小說月報》出版，所以停刊。問題是商務印書館在《小說月報》停刊之後，如何來挖掘和出版新文學作家及其作品。在此前的二十世紀行進過程中，面對晚清的「小說界革命」、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以及大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學」，商務印書館都有所回應。但進入上世紀三十年代後，隨著《小說月報》的關閉，似乎商務印書館與新文學界之間的互動關係告一段落了。這一變化，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等人的影響有關，也與上世紀三十年代文學期刊的實際生存處境密切相關。如果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期刊與二十年代的文學期刊作對比，或許就會看到，三十年代的文學期刊所面對的，是國民黨黨治之後，迎來的同樣是激烈的黨派組織的文學反抗。1930年「左聯」的成立，開始了一個文學組織化的時代，上百種文學雜誌背後都有著政治勢力的強勢介入。這種情況下，在商言商的民營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擔憂在政治的漩渦里遭遇麻煩，更何況鄭振鐸等人在王雲五眼中根本不是同路人，因而要獲得商務印書館的資助，基本上不可能。

由此，《小說月報》結束了自己的使命。但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月報》代表著一個時代，也開創了一個新文學的新紀元。如果沒有上世紀二十年代《小說月報》的努力，三十年代新文學的局面大概不會如此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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