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新底層社會呈擴大化趨勢 向上流動機會越來越少

——他們區別於傳統的弱勢群體；他們飽受社會階層固化之痛；他們因為無資本、無權力逐漸被邊緣化；他們心懷理想與希望，奮力「向上流動」

30餘年來，中國社會快速轉型。利益格局、社會關係、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深刻變動，推動中國社會階層急劇分化。據人民論壇雜誌調查顯示，「新底層社會」呈現擴大化趨勢。

與傳統意義上的底層公眾相比，「新底層公眾」群體構成更為複雜、文化程度相對較高、價值取向多元、自我期望值高、利益訴求表達強烈，典型群體有農民工二代、大學生「蟻族」等。

「新底層公眾」一無資本、二無權力、三無「關係」、四無聲望，但大多懷有理想與希望。他們具有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觀，渴望獲得體面的工作，有尊嚴的生活，對社會公平正義需求強烈。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是中國社會不斷進步、民族復興的重要推動力。

然而，隨著改革的快速推進，底層社會呈現出新變化、新趨勢、新動向。「新底層公眾」經濟上更趨貧困，話語權越來越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幾乎成為在激烈的社會競技場上「無力還手」的群體。這一現象不僅值得執政者警惕，更需要全社會的關注。

「新底層公眾」不應成為社會發展的負擔和不穩定因素，他們也不需要憐憫和同情。只有改革當前社會體制機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暢通社會流動渠道，他們的話語權、發展權等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保住他們流動的夢想」，他們將會自立自強地尋找改變自身處境的機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社會底層新變

胡建國

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來，在各種資源與機會的配置中，社會底層處於劣勢甚至出局的地位

近10年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中一個需要引起關注的現象是：在中上階層快速崛起的同時，社會底層也在擴大。這一現象使得當前中國社會階層面臨著日益分化的風險。近期接連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幼兒園小學兇殺慘案以及企業員工自殺等社會衝突，與這種社會階層分化和社會底層擴大不無關聯。

財富分配的失衡與流動機會的減少導致社會底層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以職業分類為基礎，表現為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佔有的分化。其中，處於社會底層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處於貧困狀態的城鄉居民、農民工，以及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

在過去10年中，中國社會底層的規模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從社會底層3大群體規模變化來看：外出進城農民工由2000年的1億左右上升到現在的1.3億左右;城鄉貧困人口按2009年國家新的標準，不降反升，超過4000萬人，而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則超過2億人;再次，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規模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由2001年的4.8%擴大到2006年的5.9%。

造成社會底層擴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來，在各種資源與機會的配置中，社會底層處於劣勢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觀察到的就是財富分配的失衡與流動機會的減少，導致社會底層的擴大。

從財富分配來看，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造成低收入群體的增加，這是社會底層擴大的直接原因。近10年來，中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自2000年基尼係數越過0.4以後，不斷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中，那些主要憑體力勞動獲得收入的社會底層勞動者群體由於收入增長嚴重滯緩，如規模不斷擴大的農民工群體，其收入增長在過去十年時間裡基本處於停滯。2000年以來，伴隨著中國資本[4.09 0.99%]市場的成長，經濟增長成果越來越多的份額開始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分配，財產性收入成為人們分享發展成果新的主要方式，這在造就很多受益群體的同時，也出現更多在這場財富分配盛宴中出局的群體，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擴大了社會底層。

從社會流動來看，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流動成本的提高，導致社會中下階層及其子女越來越難以向上流動，這是社會底層擴大的又一重要原因。從流動機會來看，教育是現代社會流動的最主要機制，然而，1999年高校擴招後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機會，並非如擴招之初人們想像的那樣惠及社會底層家庭的子女。由於擴招後高校全面收費和高校畢業後就業難的出現，社會底層家庭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渠道也變的越來越窄了。從流動成本來看，在近10年來，農民工的地位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有所惡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絕大多數農民工是抱著外出務工經商、過上小康生活的夢想出來的，但是，由於農民工工資長時間停滯不升、工作環境長期惡劣、生活負擔日增等，他們的所得往往意味著更多的付出。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出現農民工大大獲益的景象，相反他們向上流動的成本越來越高，不但他們自己難以向上流動，就連他們的子女向上流動的渠道也越來越窄了，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們難以支撐孩子的教育;城鎮房地產價格猛漲，使他們看不到遷居城鎮實現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

2000年以來社會底層擴大的現象也引起政府的關注，並圍繞著再就業，保護農民工權益，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貧困人口標準，為貧困家庭子女就學提供貸款、加強弱勢群體社會保障等問題，陸續出台了相關的政策。但是，社會底層規模是否因此會縮小，目前來看，政策的效應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與行動越來越明顯和越來越強烈

資源與機會分配的不平等，不僅導致社會底層在擴大，而且由於在資源與機會的配置中，社會底層處於財富、教育、權力等多種資源配置劣勢位置的重合，這使得社會底層面臨著重重困境，這突出表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民生艱難，體面生存受到威脅。過去的10年，是中國教育、醫療、住房成本快速上漲的10年，由於教育、醫療、住房等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民生保障，不同程度的推向了市場來解決，並且這些公共物品的市場價格一路上漲，然而同期社會底層收入增長卻相對滯緩。無力通過市場來滿足基本需求。在市場失靈、政府缺位，支出與收入「一漲一緩」的情況下，社會底層淪入了民生艱難的困境，體面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

另一方面，權利受損。2000年以來，社會底層在擴大的同時，社會財富階層快速崛起。改革開放之後在中國出現了一個財富階層，但是近10年來中國財富階層的成長速度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根據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的統計，1999年中國內地百富排名榜上榜人數為50人，而2008年達到1000人。同期，排名第50名的財產也從0.5億元上漲到100億，其中的2007年更是達到120億元;前50名財富合計從2004年的1715億元快速的上漲到8275億元。

財富階層的興起與社會底層的擴大，二者之間是存在關聯的，也就是說財富階層的壯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會底層擴大為代價的，這突出表現在社會底層的權益被侵犯。如勞動領域用工不規範，勞動者權利得不到保護，工資低下並拖欠工資，不給工人繳納社會險等等現象並不少見，企業在發展，工人權益卻在受損。另外，從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富豪最集中的行業是房地產業。而2000年以來中國社會底層的擴大中，征地拆遷是個重要的原因。一些房地產商與部分地方政府官員相勾結，暴力拆遷，低價拿地，嚴重侵佔被征地者利益。正是由於一些富豪的財富積累與社會底層的權益受損密切相聯繫，引起民眾不滿情緒和強烈的不公平感，在一些社會底層群體當中出現了「仇富心態」，這種社會心態的出現表明，在社會底層中已不再是相對剝奪感，而正在向絕對剝奪感轉變。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在諸多利益問題上，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與行動越來越明顯和越來越強烈。

體制外抗爭在底層抗爭行動中所佔比重呈上升趨勢

近年來，社會底層維權行動趨於公開性與多樣性。根據我們對東西部地區農民征地糾紛調查結果來看，只有23%的農民表示「無可奈何，只好忍了」，而有77%的農民表示會採取各種公開的辦法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些方式包括與對方協商;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找說得上話的官員幫助;打官司;找媒體幫助;暴力反抗和上訪靜坐示威等。概括來看，社會底層的維權行動分為兩大類：

一是體制內抗爭，即依照現在體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維權。在遇到利益受到侵犯時，多數社會底層群體不再像過去心存顧忌，而是依據國家法律及政策的相關規定，賦予了維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整個活動具有很大的公開性與多樣性。這種體制內的依法維權並不具有太強的衝突性，但是，這種體制內依法維權的途徑對於社會底層而言，效果甚微。根據調查，只有1/3社會底層群體認為維權結果是公平和比較公平的，而有2/3認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存在兩種可能：一是期望值過高，二是結果的確不公平。從近些年來大量相關案例報道和調查來看，第二個原因是不可忽視的。另外，對於社會底層而言，依法維權途徑有限且行動成本過高，過程不僅漫長而且判決後執行也存在許多困難，這往往使他們感到失望。

二是體制外抗爭。在依法維權不能解決問題之後，社會底層群體的維權方式轉向體制外維權。和依法維權相比，這種維權方式具有很強的衝突性，超越了現有體制的調控，極易引發社會不穩定與社會失序。目前來看發生的規模性群體性事件，以及個體的暴力抗爭，其行為主體多為社會底層。概括來看：這種體制外的抗爭方式具有三大特徵：一是維權心態具有很強的衝突性，「仇」、「恨」色彩濃厚;二是維權行動強烈，甚至涉及人身傷害攻擊;三是維權後果容易引發社會震蕩，由於社會底層群體處於弱勢地位，因此這種體制外抗爭行動極易引發社會同情的蔓延。

另外，體制外抗爭還有一種極端的方式，即所謂的反社會，如近期接連發生的針對幼兒園和小學的慘案。在人們一致譴責這種行為的同時，還須注意到這些反社會行為的共同特徵：一是行兇者多來自社會底層，都有遭遇歧視或權益受損的經歷;二是除個別案例外，被攻擊的多為當地最好的幼兒園和小學。我們不能僅譴責這種反社會行為而不深思背後的社會致因。

目前體制外抗爭在社會底層的抗爭行動中所佔比重呈現上升的趨勢，由此引發諸多矛盾與衝突，正在引發社會的不穩定與失序。同時也表明，現有維權制度安排並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底層的權益。如何改變社會底層維權難的現狀，促進社會穩定，這是當前無法迴避的重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