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家文化的發現與特徵（馬俊華）

齊家文化遺址的發現

1914年春天，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接到「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聘請書而來到中國。1921年，他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發現了一枚「可疑」的牙齒，從而發現了「北京人」。1921年4月，他在河南澠池縣城北9公里處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遺址。1923年9月，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在西寧市大堡子鄉朱家寨村發現了「朱家寨遺址」。1924年5、6月間，安特生的考察團在臨洮縣辛店村駱駝崖與石郭家村石家坪開始發掘，發現了辛店文化遺址，同時在寧定縣（今廣河縣）魏家咀村發現了半山文化遺址，在齊家坪村發現了著名的齊家文化遺址，在臨洮縣衙下村寺窪山發現了寺窪山遺址。「齊家文化」，因安特生首次發現於齊家坪遺址而得名。

安特生在比較了仰韶彩陶與中亞土庫曼阿什哈巴德附近發現的安諾文化彩陶、烏克蘭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以及甘肅一帶發現的馬家窯、齊家文化彩陶之後，在《甘肅考古記》中把齊家文化的年代排在仰韶文化的前面；把馬家窯文化歸為甘肅仰韶文化。並且認為，甘肅的彩陶不是土生土長的，是外面傳播過來的。他在《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中說：「從中亞開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漸接近當代，說明中國陶器的製作技術是從中亞傳入的，因此中國文化亦有可能是從中亞傳入的。」這就是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

後來，他的「中國文化西來說」被中國考古學者所糾正。1931年，中國學者梁思永發現了河南安陽的後崗三疊層，證明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朝文化一脈相承，未受外界根本性的影響，安特生也承認了這一點。

1945年5月，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到甘肅寧定縣做考古發掘，後發表了《在齊家文化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考定》一文，糾正了安特生在分期上的錯誤，第一次確定仰韶文化年代早於齊家文化。1947年至1948年，中國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在甘肅省大夏河、洮河流域考古調查中發現90多處齊家文化遺址，首次發現了白灰面住室和石圓圈遺址。解放後50年代，黃河水庫考古隊在黃河上游進行了大量的考古調查發掘，在臨夏回族自治州進行了有影響的永靖秦魏家、大河庄遺址考古發掘。1974年甘肅省考古研究所在廣河齊家坪考古發掘中又獲得了比較重要的資料。此外，在青海柳灣、武威皇娘娘台、蘭州青崗岔等地考古發掘總共約350處，基本揭示了齊家文化的文化特徵、墓葬習俗、經濟生活和社會狀況等。

齊家文化的特徵

根據考古學家鑒定，齊家文化是以中國甘肅為中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它晚於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屬銅石並用時代。它的主要特徵有：

年代：

齊家文化經歷的年代，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和坑位關係，晚於馬家窯文化，而早於辛店文化。據C14測定，其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725—1620年，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前2050年—1955年，距今為3675—3570年，大體上有六七百年的歷史，或更長一些。[1]東部較西部為早，西部比東部大約要晚300多年，[2]基本與中國的夏朝（約前21世紀—約前16世紀）同期。以此證明，齊家文化就是夏文化，是華夏文明的源頭。

分布：

齊家文化分布範圍比較廣泛，主要分布在東起渭河上游地區，西至湟水流域，南達白龍江流域，北入內蒙古阿拉善右旗附近，橫跨今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四個省區；如按地域計算，它東西綿亘，分布在約750平方公里的廣闊地區。

遺址：

據初步統計，迄今已發現的齊家文化遺址和墓葬共350多處，房屋遺址20多處。出土各類陶器、石器、骨器、銅器等文化遺物1萬餘件。[3]比較重要的文化遺址，有甘肅東部渭河流域和西漢水上游的天水、武山、甘谷、隴西、秦安和禮縣等地；中部黃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的東鄉、永靖、臨夏、蘭州、榆中、臨洮、廣河等地；西部湟水和庄浪河流域及河西走廊的武威，青海的樂都、貴南等地。經過發掘的遺址有秦安寺嘴坪、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和樂都柳灣、武威皇娘娘台等遺址。[4]

陶器：

制陶業是當時比較重要的手工業。各地齊家文化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過去認為齊家文化陶器只是素麵單色的，後來出土了一部分彩陶。早期的陶器是手工制的，晚期則多用輪制，反映了技術的進步。常見的有折肩大雙耳（即安佛拉式）器形，最能代表齊家文化特點。有的器蓋雕塑有羊頭、犬頭的形象。彩陶多使用紅色或紫色花紋，紋飾圖案大多是三角紋、菱形紋、網紋、粗細線相間的弧線文、連續天字紋和十字紋等，個別似為變性的蛙紋。還發現了類似馬廠類型的彩陶豆，為探索齊家文化彩陶的淵源提供了新資料。齊家文化陶器種類由少到多、造型美，胎薄面光，獨具風格，反映了原始手工業的進步。[5]

在臨夏地區出土的齊家文化陶器主要為雙耳罐、大口瓶、規、三耳罐，還有形象的鳥形壺等，在稀有的齊家彩陶上，用紅彩或黑彩繪製簡便的網格紋、菱形紋、波折紋等；在砂陶上有繩紋，附加堆紋等。齊家文化制陶工藝比較高，變化多端的造型，精細薄光的陶體，充分表明了制陶業的發達。陶器製法一般也是在泥條盤築的基礎上，經慢輪修正，並打磨光滑，陶色呈橙黃和磚紅。

紡織：

齊家文化的紡織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在永靖大何庄發現了布紋痕迹，較粗的布紋，每一平方厘米交織經緯線各11根；細的布痕，其交織密度幾乎與現代的細麻布類似。各地還發現有較多的陶、石紡綸和骨針，都反映了當時紡織縫紉原始手工業的進步。[6]

農業：

齊家文化的先民，主要以原始農業為經濟形態，人們已過著比較穩定的定居生活，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永靖大河庄遺址出土的陶罐中，曾發現粟殼。齊家文化生產工具一般選用硬度較高的石料製成，因而玉石器比較普遍，另外還有骨器等。

牲畜：

齊家文化的畜牧業相當發達，在墓葬中普遍發現有豬、羊、狗、牛、馬、驢等骨頭，其中以豬骨最多。僅墓葬中發掘出的豬骨就多達800多件，反映了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飼養業的發達。此外還出土有鼬、鹿、麀（yōu）等野生動物骨骼，應是齊家人狩獵的捕獲物。說明狩獵是當時人們謀取生活資料的一種補充手段。

銅器：

齊家文化時期已有大量的銅器出現，是齊家文化一項很突出的成就。說明齊家文化為銅石並用，並向青銅器時代過渡的時代。人們不僅從事農業、畜牧業，而且已經掌握了冶銅業。不僅有銅刀、鑿等工具，而且有指環、銅飾和銅鏡。經鑒定，這些銅器既有紅銅也有青銅，有冷鍛也有冶鑄。

在馬家窯和馬廠類型遺存中發現銅器，經C14測定，距今約4700年，是我國原始社會考古中發現的最早的銅器。齊家文化繼承了這一早期的冶銅技術，而且製作技術有了更大進步。在齊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銅器中，不僅有紅銅器，還出土了鉛銅器和青銅器。在永靖大河庄遺址中出土銅匕一把，永靖秦魏家遺址中出土銅斧一把、銅錐一把，廣河縣齊家坪遺址出土銅斧一把，器型厚重，一端有長方形銎，並附一對小鈕，刃部鋒利，全長15厘米，是齊家文化銅器中最大的一件標本。齊家坪遺址還出土過一件銅鏡，器形較小，直徑約12厘米，中間附一橋狀鈕，鏡面有光澤，這是中國最早的銅鏡之一。另外在臨夏縣蓮花鄉魏家檯子出土了一把骨柄銅刃刀，廣河縣西坪出土一把銅刀。齊家文化銅器製作多用冷煅法，有紅銅，也有鉛青銅與錫青銅。銅器出現，表明齊家文化晚期已進入青銅時代，社會生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玉器：

齊家文化的玉器主要有玉鉞、玉戈、玉鏟等；玉佩飾是人身佩玉，主要有玉發箍、玉璜、玉人、玉龍、玉鳥、玉勒、玉鐲、玉墜等；玉喪器是指喪葬用玉。葬玉的風俗在新石器時代齊家文化晚期已盛行。幾經滄桑，在封建社會玉喪葬歷久不衰。其品種有玉臕、玉塞、玉握、玉璧、玉琮等。

齊家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是甘肅、青海本地的玉，還有新疆和田玉。有人估計大約是7與3的比例，即百分之七十是本地玉，百分之三十是和田玉。在齊家文化圈內的甘肅臨夏—榆中境內的馬銜山和酒泉等地，有墨綠色、艾青色、豆綠色玉材以及屬蛇紋石鴛鴦玉和試金石類黑色石材。隴西的鴛鴦溝即出鴛鴦玉。

齊家文化玉器中的工具類如斧、錛、鑿等，便主要選用本地玉，一部分工具還直接選用接近石質或玉內含有較重石質的材料。但齊家文化玉器已有相當數量是由新疆和田玉製成。一般說來，禮器類的琮、璧、環、璜、鉞、刀、璋等，都選擇玉質滋潤、色澤純美的本地玉或和田玉。和田玉的發現與運用當早於齊家文化，但大量用來製作禮器和部分工具，當始於齊家文化。

房屋：

齊家文化最有特點的房屋建築是「白灰面居室」，即在房內地面及牆壁下部抹一層白石灰面，以利隔潮，這在建築史上還是一大進步。一發現石灰層，就能確定為齊家文化住地。齊家文化房屋都是半地穴建築，表面呈方形或長方形。在永靖大河庄發現的七座房屋遺址，可分兩類，一類面積較大，地面堅硬平整，不塗白灰，結構簡單，屬於小棚房之類的建築遺存；另一類是房子空間較大的白灰面住室建築，結構較複雜。在大河庄發現的7號房屋，是一座半地穴建築，呈長方形，門向西南，面積約36 平方米，四壁保存完整，居住面與四壁均塗白灰，屋中間有一灶址，房屋四角各有柱洞 一個，經復原屋頂大體為小面坡的方形平頂，這是齊家文化保存比較完好的房屋建築。

墓葬：

從齊家文化墓地的發掘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保持著自己氏族的公共墓地，墓葬多的有二三百座，少的有十多座。樂都柳灣墓地有366座。齊家文化的墓地與村莊在一起，大多數墓葬為單人，但亦有成年男女合葬，合葬之中男性為仰身直肢，女性則呈蜷曲姿態，墓中大多有石器與陶器作為陪葬。此外，地面上發現類似於宗教建築的石造建築。目前已發現的齊家文化墓葬共800多座。其中秦魏家的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墓，男性為仰身直肢，女性則位左，側身，肢面向男性；在皇娘娘台的成年一男二女的三人合葬墓里，男性仰身直肢位於中間，二女分列左右，屈附其旁。這些合葬墓表明齊家文化中的婚姻狀況已由對偶婚制過渡到一夫一妻制，只有少數富裕的人家中過著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同時也說明男子在社會上居於統治地位，而女子卻降至從屬和被奴役的地位。

齊家文化中還存在以人殉葬的習俗，殉葬者都是奴隸和部落戰爭中的受害者。殉葬這一惡俗反映了社會地位的差別與階級分化。

墓葬中隨葬品的多與少也顯示出貧富不均的社會現實。如皇娘娘台墓葬的隨葬器物，陶器少者一兩件，多達37件，玉石璧少的只有1件，多者83件。根據作者對346座齊家墓葬的統計，殉3件以下陶器的有201座，佔總數的58%，殉4~5件的有50座，佔14.45%，殉6~8件的有47座，佔13.58%，殉9~12件者33座，佔9.53%，殉12件以上者有15座，佔4.53%。在武威娘娘台墓葬中，出土有殉葬的豬下頜骨、玉璧，少則一二件，多則十餘件，甚至殉葬有作工細緻的玉斧、玉鏟、玉琮等禮器，無疑反映齊家文化氏族中已經出現了貧富分化現象，伴隨著私有財產的發展。這種經濟變化，為進入文明時代打下了基礎。[7]

宗教：

齊家文化的宗教，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占卜已成為這個時期的經常活動，遺址中常發現大量的卜骨。這時期的卜骨未加鑽、鑿，只有妁痕，基本上都是用羊肩胛骨做成的。皇娘娘台M8的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隨葬，秦魏家M23隨葬的羊卜骨被存放在一隻可以從腹部扣合的高領雙耳罐內。隨葬羊卜骨是墓主人生前巫師身份的標誌。這類墓葬的存在是當時已存在巫師階層的例證。[8]

注釋：

[1] 郭厚安 陳守忠：《甘肅古代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2—73頁。

[2] 同上，第74頁。

[3] 謝瑞踞：《試論齊家文化》，載《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3期。

[4] 郭厚安 陳守忠：《甘肅古代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2頁。

[5] 同注[4]，第76頁。

[6] 同注[4]，第76頁。

[7] 郭厚安 陳守忠：《甘肅古代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7頁。

[8]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456—457頁。

作者：馬俊華，原臨夏州教育局長、臨夏回民中學校長、夏禹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