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中的周禮

06-26

亂世中的周禮

鄭連根

孔子盛讚周朝的禮樂文化，他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史載，周禮為周公所制，內容包括「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幾乎涵蓋了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這些言行規範我們可從《禮記》中窺見一斑。周公制定周禮的目的，並非僅僅限制人、使人不能做惡這層消極目的，更飽含讓人過上高度藝術化生活的積極願景。所謂高度藝術化生活，就是要讓人們舉手投足之間都能展現出內心誠敬、言行優雅的氣度，這是一份自信從容、淡定吉祥的美感。有此美感，生活質量和人生境界自然會大幅度提升。

美好的事物難於建立，卻易於損毀。周禮也是如此。西周滅亡之後，周平王東遷，中國進入了春秋時代。在一個政局動蕩、諸侯爭霸的時代，周禮也漸漸被人拋棄了。不遵守周禮的時間長了，人們甚至連周禮是怎麼規定的都忘了，這便出現了人們所說的「禮崩樂壞」的現象。

不妨舉例說明。魯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衛國大夫寧武子來魯國進行外交訪問，魯文公設宴款待他。按朝周禮，宴會之上，主人和客人是要「賦詩」的，所謂「賦詩」也不是要大家當場寫詩，而是要唱誦或演奏詩歌。所唱所奏詩歌，多選自《詩經》（《詩經》是孔子後來編定的詩歌總集，在孔子之前，這些詩歌類似於今人所說的流行歌曲）。可是，跟今人唱卡拉OK是純粹為了娛樂不同，春秋時代的人「賦詩」是要借詩歌含蓄地表情達意的。賓主相見，很多話不用明說，通過「賦詩」就能彼此會意，這叫「詩言志」。因此，孔子才教育他的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意思是說，不好好把《詩》學會，你出席正式場合就不能很好地與人交流——別人「賦詩」你聽不出其中蘊含的意思，不知該如何回答，你說的話又太直白，不得體，沒美感。

魯國是周公的兒子伯禽的封國，自古就是「禮儀之邦」，在春秋時代也算是保存周禮最好的國度，在外交場合當然是要「賦詩」的。於是，魯文公就讓樂工為寧武子「賦詩」兩首：《湛露》和《彤弓》。可是，寧武子聽了之後，既沒說感謝的話，也沒「賦詩」回報。魯文公感到很奇怪，就讓外交人員私下問寧武子。寧武子解釋說，我以為你們的樂工是為了修習學業才演奏的這兩首樂曲，沒想到是為我賦詩。為什麼呢？過去諸侯在正月去朝賀周天子，周天子設宴款待他們才演奏《湛露》，用意是表明天子向明而治，諸侯恪盡職守；諸侯奉命去征討天子討厭的人，勝利之後向天子獻功，周天會賜給諸侯紅色的弓一張，紅色的箭一百支，以及黑色的弓和黑色的箭一千支，這個時候才演奏《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幹大禮以自取戾。」意思是說，我只是衛國的外交人員，來魯國是為了繼續表明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承蒙君主盛宴款待，哪裡還敢僭越大禮來自取罪過？即這兩首樂曲都是天子招待諸侯時才能使用的，魯文公自己才是個諸侯，怎麼能用這兩首樂曲來招待他國的外交官呢？

看看，人家寧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不是不知禮，而是太知禮，太守禮了。寧武子是春秋時代的賢者，孔子讚揚他說：「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說，在太平歲月，寧武子的智力水平是一般人可以學到的，但是在亂世之中，寧武子那種於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的擔當意識則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從這次外交活動中，我們也可看出寧武子的智慧，魯文公讓樂工演奏的兩首樂曲明顯越禮，若回應就等於認同了這種僭越之禮，若當場立即指出，則會讓魯文公「很沒面子」，下不來台，所以寧武子就裝糊塗，不做回應。你來問，人家才向你解釋，若不問，可能人家就不解釋了。這種「沉默的智慧」，著實高人一等。

從這則小故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即便是保持禮樂文化最好的魯國，其對禮樂文化的研究和理解也很不夠了。這充分說明了禮樂在當時被破壞到了何種程度。

另一件事則更能說明春秋時期禮樂文化的荒蕪狀況。魯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93年），晉將士會帶兵滅掉了赤狄及其餘部留吁、鐸辰，立了大功。晉侯向周天子請求冊封，任命士會做晉國的中軍主帥，兼做太傅。不久，周王室發生了內亂，晉侯派士會去協和王室，周定王宴請他。宴會開始，上來的是帶骨頭的肉塊。士會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就向旁人打聽。周定王聽到了，就將其召至跟前說：「季氏（「季」是士會的字），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意思是說，你沒聽說過嗎？周天子招待公侯用享禮，招待卿用宴禮。這是周王室的典制呀。所謂享禮就是把殺掉的整個牲畜端上來，稱為體薦，宴禮則是端上帶骨頭的碎肉塊，稱為折俎。士會也是春秋時期晉國的賢大夫，後人稱他為隨武子，可他已經做了晉國的正卿（執政官），仍不了解周王室的典制，可見當時周禮的荒廢程度。士會在此次朝見周天子時丟了丑，回到晉國之後下大力氣修晉國之法，儘可能地恢復周禮。

跟士會差不多的人物還有魯國的孟僖子。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他跟隨魯昭公去楚國朝見，途經鄭國，鄭伯在公曆設宴慰勞魯昭公。這次外交儀式由孟僖子做「介」（主持儀式的副使），結果，孟僖子「不能相儀」，主持不了這個儀式。到了楚國，楚國以郊勞之禮招待魯昭公，孟僖子也不知道該用什麼禮儀答謝。孟僖子也是魯國的賢大夫，可此時他都沒能力「相禮」了，可見周禮之不興到了何等地步。像士會一樣，孟僖子也是知恥後勇，回到魯國後，凡是聽到有懂禮儀的人，他就去請教。臨終的時候，他還囑咐兩個兒子一定要做孔子的學生（孔子是研究周禮最權威的專家），以彌補自己生前的遺憾。他的兩個兒子就是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後來果然都成了孔子的學生。

「物極必反」，看到周朝禮樂文化荒蕪到了極點，以孔子為代表的一大批春秋賢者感到非常痛心，立志要恢復周禮。這一點，大概就像今天一些人努力弘揚傳統文化差不多。同時，春秋後期的一些人也有學習周禮的心理需求——經過一段痛苦的社會轉型之後，人們總是要尋找安穩身心的文化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橫空出世了。他是禮樂文化的集大成者——不僅全面地掌握了周禮的種種儀式，而且還「與古維新」，從周朝的禮樂文化中提煉出「仁」的思想。孔子通過周遊列國和興辦私學，廣泛地傳播了「仁」的理念，最終成了儒家思想的大宗師。

周禮在亂世中的命運，其實是一切優秀文化在轉型時代遭遇冷落及隨後慢慢復甦的一個縮影。在一個心浮氣躁的轉型社會，人們最先去追逐的肯定是各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眼前利益。於是，禮崩樂壞、人心不古乃至物慾橫流就會成為一切轉型時代的最初癥候。但是，就像巴金所說，「人是不能光靠吃米活著的」。金錢可以買來物質和慾望的滿足，但它購買不到心靈的充實和喜樂；權力可以讓一些人增加控制外部世界的能量，但它同樣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優秀文化的最大價值就在於它具有超越性，能讓人們從內心中自然而然地生長出力量。這種力量能讓生命於平凡中獲得尊嚴和高貴，能讓生活與平淡處展現出詩意和浪漫。這就是優秀文化的魅力——其最大功能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當生存的基本條件滿足之後，或者再通俗地說，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後，優秀文化也就成了人們進一步提升生命境界和提高生活質量之所必需。到了這種時候，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就會成了時代的呼喚，作為對這種呼喚的回應，越來越多的人便會投入到優秀文化的研究、整合、普及和踐行之中。經過眾多仁人志士的努力，優秀文化之火種自會慢慢發展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