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讓魯迅的文本自己說話」 （第5頁）

　　反過來看，他的這些選擇和決定同某種集體性的歷史境遇嚴絲合縫地擰合在一起。也可以說，作為一種道德立場和文化定位的魯迅從來沒有其他的選擇或出路。魯迅年曾說他的雜文都是被「擠」出來的，也就是說，都是在四面碰壁的環境下，被環境逼出來的。其實這個「擠」字也很好地說明了他同自己時代的親密關係，就是那種同各種力量遭遇，無處可逃，只能打肉搏戰的關係。這樣看，魯迅是被擠壓在歷史的夾縫當中動彈不得的，這決定了魯迅基本的位置、立場、姿態和戰法。這個魯迅沒有胡適或施蟄存那樣的「自由」或「可移動性」。他不可能把自己從某種命運裡面摘出來，放到「自由主義」或「為藝術而藝術」的真空里去。

　　從魯迅所負擔的文化使命看，通日文和德文而不通英文，是一件好事；通過日本這樣的中介去思考現代性的基本問題，也是一件好事，它們都為魯迅特有的內在性提供了屏障和條件，也為在一種更為激烈的道德衝突、文化衝突和政治強度中面對現代性的基本問題提供了條件。而在胡適或徐志摩那樣的英美留學生裡面，我們看不到這樣的緊張和強度，看不到這樣的哲學的深度，也看不到文學空間的內部的突破和顛覆。這涉及到中國現代性的內在緊張的核心。魯迅正處在這個核心，而世紀初的日本，既使近代中國的政治危機和文化危機尖銳化（甲午戰敗對中國士大夫階級文化自信的打擊，當遠在兩次鴉片戰爭之上）；又因為它表面上的「同文同種」和對自身文化的拚命維護（「和魂洋材」），一定程度上為某種「中國文化意識」提供了一個內部空間，至少是一個緩衝地帶。章太炎對非西方文化必須建立自身文化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宗教性的看法，也只有在日本這樣的環境里，才能影響到魯迅。

　　姜：日本時期的魯迅是有強烈的屈辱感的，為此，很多人認為魯迅是為苦難而寫作的，他的作品是任何一個深嘗苦味的人都需要的。

　　張：的確，中國人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與魯迅就比較疏遠，當四處碰壁，壓力重重下就與魯迅心靈相通，這也是個問題。其實，魯迅也沒那麼慘，他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儘管虛無、絕望、寂寞和黑暗構成他寫作的母題，但他的一生是充滿熱情的一生，是勤奮、充實的一生。魯迅愛寫自己運交華蓋，但在生活中他其實是個有辦法的人，在思想和情感領域，都是一個積極的人。魯迅更是一個能從自己的戰鬥里獲得滿足和快感的人，因為那讓他感到自己還活著，還活在人間。所以魯迅最終是熱愛生活的。今天的讀者在向魯迅移情的時候，往往反映出自身的孱弱，好像承受不了生存壓力的重負，承受不了思想的痛苦和激情，也無法體會戰鬥的快感，所以常常需要沉浸在同「先生」的對話中，以一種「魯迅腔」嘲諷時事或顧影自憐。那種生於「大時代」的戰士的形象，對於消費時代和職業主義時代的人來說，也許是太激烈、太嚴酷了。

　　姜：他這種戰鬥的快感更多的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還是現實層面上的？如果是現實層面上的，您怎麼看待他那些文人式的「筆戰」？與他「打擂台」的一些作家不是也與他一道用筆的方式參與了中國時代的記錄嗎？為什麼只有魯迅才最值得被置於廣闊的國際語境中來探討？

　　張：在一個國際語境裡面，像「魯迅偉大還是金庸偉大」這樣的問題就會失去它的問題性了，當然，金庸在這裡只是一個符號，我們可把它置換為錢鍾書，施蟄存，張愛玲，甚至王朔、郭敬明等等。魯迅的寫作是同他的寫作環境糾纏在一起的，是一種純粹的論戰式的、政治性寫作。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對手或對立面當然是魯迅作品歷史實質的內在構成因素。但這並不等於說，在某時某地同魯迅糾纏在一起的作家，或被特定的批評範式、學術時尚、或意識形態潮流推上去同魯迅「打擂台」的作家，都能在一個充分世界性的、歷史性的框架里，經受同樣的批評的細察和理論分析。有時候拉開距離，問題反倒能看得更清楚。

　　魯迅顯然從來沒有把梁實秋、林語堂、新月派、《學衡》派他們當真正的對手，他們可以是一時的對手，但終究不在同一量級上，所以「估」一下，挖苦挖苦就完了，對胡適基本上是調侃。海派在魯迅看來只是兒戲，洋場惡少更不在乎。魯迅真正的對手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京派」。他後期寫作很在意周作人的存在，很多帶刺兒的話是以周作人為假想敵的。

　　不過最後上海灘上還是殺出一幫讓魯迅沒有想到的人，就是創造社的幾個理論家、太陽社、四條漢子那種人，他們雖然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但他們所代表的東西還是非常有力量，馬克思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後面有一整套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支撐，有蘇聯的成功實踐，當然還有上海提供的大城市經驗，所以這個背景對魯迅還是有吸引力的。魯迅對這些人也許比較怵一些，所以他一直強調自己是在學，客觀上是在被新的社會因素和思想因素推著走。魯迅同瞿秋白、馮雪峰等人的關係也很有意思。在認識論意義上，瞿秋白對魯迅雜文的分析在當時看是極有見地的，就「理論」或「見識」上講「高」於魯迅--至少高於魯迅所屬的社會類型。但那些遊戲最終也許並不是魯迅的遊戲，那些概念都是年輕人從蘇聯引進的，而魯迅的世界，很大一部分永遠留在了未庄、魯鎮或S城，留在了日本、北京、廈門、廣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於魯迅是一個認識論問題，但同時也是一個希望和烏托邦問題，但並不構成魯迅生存體驗和文學寫作的底色。他到上海以後面對是一個不同的世界，而真正屬於他的文學空間的，則是他的童年記憶、少年記憶、「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的記憶；是辛亥革命失敗後「走投無路」的苦悶和寂寞的記憶。

　　對於魯迅生活在其中的黑暗和絕望來說，任何一時一地的敵人或對手，都是暫時的、漫畫式的。這些後來需要在《魯迅全集》注釋裡面去查找的人物，當時當然都或多或少地構成了魯迅環境的索引，但他們至少在文學意義上，只能是魯迅寫作的灰暗背景的一部分，作為魯迅內心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這些人物當然可以從新的學術史的角度去作鉤沉或者翻案文章，但只要魯迅的寫作在整體上不失掉它最為現代中國的終極「民族寓言」的地位，這種「不平等」關係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當然這並不是說被魯迅罵過的都不是好人，都不值得在他們各自的語境中被認真看待，這樣的例子有顧頡剛，李四光等等。

　　姜：在從事現代文學研究時，無論做什麼題目，都很容易追問到文學究竟是什麼？注重文學審美性的人會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從一誕生起就是一種反文學的文學，因為文學不能承擔過多的負累，在文學領域談論興邦之大業，為社會立言，是嚴重越權行為，是文學功利論。因為在人文領域還有很多實實在在的學科好像是可以為社會立言的，比如社會學、歷史學等等。魯迅的文字是時代的記錄，有著堅定的政治性，這種強調對他文本的文學性是否會產生遮蔽或者誤導？請具體談談魯迅雜文中的政治性和文學性的關係。

　　張：讓魯迅的文本自己說話，並不是「回到魯迅本身」，而恰恰是強調魯迅寫作或魯迅文本的不可替換、不可逾越的中介性。這就觸及到重讀魯迅思路的第三層意思，即重新分析和界定魯迅的「文學性」。在目前國內的魯迅研究界乃至文學研究界，「文學性」好像是同歷史、政治、思想等等對立的，好像談文學性就是要從這些重大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中退出來，退回到作為藝術品的文學作品中去。但面對魯迅的寫作，任何狹義的、職業化的、唯美的、形式主義的「文學性」概念都是無法立足的。因為魯迅的文學實踐本身對這種文學性概念是一種強有力的、不斷的顛覆。就重讀魯迅而言，強調文學性無非是強調魯迅首先是、最終還是一個文本。我們一方面固然可以通過強調文學性來更新和保持閱讀活動內在的張力、活力、含混性、靈活性和創造力。另一方面，強調魯迅的文學性，是強調文學性概念內在的突破，擴大和重新界定，是要通過魯迅的寫作實踐，來幫助我們理解文學性這個概念在文學本體論意義上的不穩定、開放，和混雜。在這個意義上，強調魯迅的文學性不是去找一個文學拜物教式的關於審美，關於形式，關於靈魂，關於作家的自我和文學形式自律性的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恰恰是通過魯迅的文學性去理解文學性所包含的政治性，歷史性，這一切內在於文學性，而不是外在於文學性。這一點我覺得沒有比魯迅文本更好的例子來幫助我們理解了，所謂文學的外部關係實際上恰恰只能通過文學的內部關係來把握，去理解。這兩者之間的內外的辯證法恰恰是文學本體論的最核心的一個關係，或者說是一對矛盾。離開這個矛盾的話，不是陷入一種——最極端的例子，如——庸俗社會學的理解，就會陷入一種唯美的或者是形式主義的理解。

　　魯迅寫作的主體是雜文。某種意義上講，再沒有比魯迅的雜文更不「純文學」的了，因為它完全不是為形式，為審美 ，為不朽，或者為藝術而藝術。但另一方面，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去讀魯迅的雜文，那些投槍匕首式的，被敵意的環境「擠」出來的，那些作為「攻守的手足」的，「一個也不寬恕」的文字，不可能不是被魯迅雜文寫作的內在的文學性所吸引。我不相信讀者一次又一次回到魯迅的雜文只是為了去查一查他在跟什麼人打架，去證實一下他的立場，或者滿足一下考據癖。閱讀魯迅本身指向魯迅文字的文學特質，其中的期待、判斷、刺激和愉悅感都是不可替代的，它們都提示我們，我們同魯迅的關係確實是被文學性這個概念所中介、所界定的。這個紐帶在最具體的意義上，是一種文學閱讀經驗，是文學性，脫離開它去談魯迅，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因為那樣就把魯迅的複雜性和單純性都過濾掉了。這樣的魯迅，無論政治上或「思想」上如何，意義都是大打折扣的，都不是魯迅本身。

　　他的雜文的語法同時適用於他的小說、散文。唯一不太一樣的是，「藝術品」必須有鋪排有設計，有烘托情緒和有意象的，這固然是一種成就，但對於更大的存在的鬥爭和語言的使命來說，又只是一種雕蟲小技，甚至是一種浪費時間。魯迅並不是「文以載道」派，但即便在「詩言志」的意義上，也有大志和小志，大言與小言，大詩（「詩史」）和小詩的區分。魯迅的這種選擇，既是一種存在的政治選擇，也是一種文學的政治選擇，但我更要強調的是，這本身也是一種文學的審美選擇，通過這種選擇，魯迅告訴我們他心目中真正的文學是什麼。他也有比較閑適和奢侈的美文，然而又恰恰沒有採取抒情詩和小說的形式。在雜文空間里也有一部分是比較特殊的，是在舔傷口、休息，也有溫情，邊界很模糊，但分明又確實還是在戰鬥。實際上，對魯迅來說，休息也是一種戰鬥方式，是為了符合一個更大的戰鬥的需要，是搏鬥前的一次深呼吸。在精神層面上，個人心理、文學技巧層面上，魯迅建立的一些結構，具有特殊的層次感、縱深感，布滿了「手筋」，像下圍棋一樣，好像是個小動作，但內功很了得，在最短的雜文裡面都能體現出來。神出鬼沒，基本上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強度。這種語言的強度是魯迅文學性的基點。除去那些純粹實用性的流水帳式的日記，當他真正要寫點兒什麼的時候，那種文字，從來不僅僅是語言學意義上的文字和交流溝通意義上的文字，他那種質地非常細密的表達，對當今文學概念的學科化、技術化、唯美化、小資化、瑣碎化等等傾向，都有一種衝擊力和顛覆力。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重讀魯迅要為自己開闢一個嚴肅的新方向，就不得不歷史地、批判地正視魯迅寫作的整體性和政治性，通過分析魯迅文學性與政治性的辯證關係，把這兩者同時重新確立起來。可以說，我們今天面對的魯迅文本，是政治闡釋學的對象，是歷史分析與形式分析的雙重對象。這同當代中國知識界日益明確的大問題，即打通改革傳統、革命傳統、近代化傳統和以儒家普遍主義為核心的「天下」傳統，是息息相通的。

　　姜：最後能否談談美國魯迅研究的現狀。在紐約大學東亞系的研究生中以魯迅為畢業論文選題的比重有多大，是否構成一個熱點？

　　張：近十多年來美國中國文學研究界的研究興趣趨向瑣碎化，一般學生不太會去碰魯迅這樣的大作家、大問題。在海外，材料和學術氛圍上並不很有利於學生做這方面的題目。當然，新的理論視野和問題意識落實到魯迅研究中也是可以出成果的，但現在還沒有構成熱點。目前我這裡以魯迅為畢業論文選題的都是國內來的博士生。在我的美國同事中，反倒是搞比較文學和批評理論的對魯迅更有興趣。總體上說，英文學術界還不能像日本那樣感受到魯迅穿透性的影響。美國學院市場里流行的各種理論、話語、話題、做派，乃至專業小圈子的封閉性和職業主義傾向，也都會妨礙青年學者持久地關注大問題、致力於人文學科里的「基礎研究」。但很明顯，基礎研究是為各個學術研究領域提供基本動力的所在，最需要長期的知識積累和思想積累，也最看得出個人能力、判斷、境界和作為學者的自我期許。

　　在英文世界，現在最全的譯本還是五十年代楊憲益、戴乃迭的譯本。他們的譯本非常好，但是畢竟語言風格、篇目取捨、導讀的取向等方面都受當時特定時代的影響。最近，美國「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要求我們幫助編一個關於魯迅作品的新的英譯本。這家出版社雖然不大，但卻是龐德和艾略特他們當年建立的一個以出版先鋒派詩歌為主的出版社。它有自己的私人基金，不需要過度依賴市場，直到今天還在繼續出包括小說、散文在內的純文學，而且範圍也遠遠超出了英美現代派。今天能有一個新選本和譯本加上新的導讀，就可以把魯迅介紹給新一代的讀者，把他重新放在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運動脈絡裡面來讀。

　　原載《文藝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