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選擇

英軍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攻破鎮江、在南京與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以後，整個晚清七十年，一直把長江流域視為它的既得利益和勢力範圍根據地。所以，當清廷行將滅亡的武昌起義一聲槍響之後，英國駐華公使、領事們首先關心的，是他們在長江流域的利益是否會受損，因此他們密切關注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意圖所在。

當時，同為君主立憲國家的英國和日本支持袁世凱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是，「維持滿洲朝廷，實行君主立憲雖是最良方案，但無法強製革命軍接受。英國在華中、華南擁有貿易上的重大利害關係，英國政府不能無視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擊的危險」（引自楊天石《帝制的終結》）。

用暴動革命推翻清政府腐敗統治，建立一個全新的民主共和國家，是清末革命者十數年來反清的一貫宗旨。但這需要資金。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孫中山在歐洲聽說武昌起義成功後沒有馬上轉途歸國，而是仍在歐洲繼續籌集資金；為什麼當孫中山一踏上上海碼頭，眾多採訪記者詢問他籌集了多少款項，而孫中山留給了民初史冊那句名言：「予不名一文，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議和之可言也。」

民國初年史實告訴我們，民國「臨時政府最困難的時候，金庫僅存十洋」。當時英國駐南京領事偉晉頌在致英國公使朱爾典的報告中稱：「作為臨時政府處境窘迫的一個例證，有人告訴我說，可供行政管理費用的稅收甚至不夠支付各部總長的薪金。」

南京臨時軍政府與主張君主立憲制的清廷袁世凱內閣打仗，需要資金。因此，軍政府試圖說服由英國稅務司把控的上海海關，把部分海關稅收用於臨時政府財政支出，但遭到了拒絕。他們先後聲稱：「如果革命軍擅自挪用，可能會引起同列強的糾紛。」

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南京臨時政府採取了以下七種最終都沒有成功的向外借款方式。它們分別是，江蘇鐵路公司借款；三井洋行借款；陸軍部軍裝借款；漢冶萍借款；輪船招商局借款；租借滿洲借款；華俄道勝銀行借款。其中，「租借滿洲借款」就是最近數年泛起的醜化辛亥革命的所謂「揭秘」者所用史料（但記住：眼見的未必是真實的），而「輪船招商局借款」的大致內容是，南京政府試圖把船局抵押給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以借款一千萬兩。但此舉一遭到了船局內部各股東的抵制，二遭到了已控制長江流域既得利益的英國的反對：如果「招商局為日資控制，觸犯了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傳統利益」（楊天石語）。

一分錢難倒英雄漢。資金匱乏，對於一個創業者來說，是一件棘手的問題，創立一個新中國的宏偉大業更是如此。這也是辛亥革命最終向袁世凱妥協的一個重要因素：用漢人執政，與袁世凱議和，換取傳統君主專制政權的破產（另有因素：皇帝沒有了，但帝王集權專制思想依舊存在——至今依然危害無窮，革命者深知無法一蹴而就）。這是辛亥革命民初政府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最無奈選擇。

當時著名組織南社的柳亞子在《天鐸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反對民國臨時政府和清廷袁內閣議和，捧袁世凱為大總統，他指出：「袁之為人，專制錮毒，根於天性，與共和政體，無相容之理」，「一方面借民軍勢力逼脅虜廷，而另一方面又挾虜廷名號劫制民軍，俾虜廷退位與南都臨時政府取消，同時並行，彼得坐收漁人之利，由大總統進為大皇帝」。

袁世凱「由大總統進為大皇帝」，柳亞子先生一語成讖，被預料到了。後人可以產生聯想，預料到「袁大總統」必然成為「袁大皇帝」的，不會僅僅是後來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非常著名的柳亞子先生，因為這種預料一般是基於整個社會的認知體系的——個人思想一定來自社會。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孫中山在推翻清廷帝制後就一再宣言：有帝制自為者天下人共擊之；為什麼革命者宋教仁被袁世凱指使殺害後孫中山立即發動「二次革命」，因為他深深懂得，袁世凱一蹶屁股，會拉出什麼樣的屎，就像柳亞子預言那樣。那些最近數年泛起的言論認為「二次革命」是以暴制暴錯誤的觀點，違背了事物總有多重因素的人類認知原則（而非簡單思維的是非、對錯觀），只是一種另有他圖、混淆視聽的蒙人說辭而已。

2015年8月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