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邏輯的崩潰》25：「中國模式」初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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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國模式」的形成與演變）

第一節「中國模式」初長成

中國邏輯在漢武時代有個突破性的成果，就是完備了「中國模式」的基礎構架。這一中國特有的，或商鞅主義的國家模式，湊齊了三個基本要素：除了商鞅邏輯的鮮明導向以外、還配備了儒家道統和經濟壟斷兩大支柱，因而區別於一般的古代專制。有人把它稱作「古典的極權主義」或「東方專制主義」，也有人認為不妥——因為「極權主義」是個現代性的概念，怎麼能套用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呢？但中國體制的獨特性則是各方公認的。趕往21世紀，眼見中國GDP迅猛增長，國內國際出現了一種當作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宣揚的「中國模式」。實際上也超不出漢武時代的基本面，不過是世界市場條件下一種低人權和強控制的國家主義經濟形式，撒上一些現代性的佐料，再和盤托出到新時代華麗的餐桌上。所以，有學者從這個意義上否認存在一種「中國模式」是恰當的，它只有在國家傳統結構的特殊性上才能成立。

一是商鞅主義邏輯方向的固定。「弱民強國」的顛覆性理念屬於商鞅的發明，並且創製了一套相應的制度。它促成了秦國的崛起，以至帝國的統一，但卻沒有實現功德圓滿。總的說來，它是在戰時指導原則層面發揮作用的，也就是孝公所說的「出奇計強秦者」。一旦超過了這個限度，就與秦帝國一起埋葬了。西漢初期在總結亡秦教訓的基礎上，統治集團推出了「無為而治」的新思路，由此開闢出一個自由主義的新時代。這既說明商鞅邏輯存在某種致命的弊端，也說明當時處在國家邏輯的摸索階段，無論是商鞅主義還是黃老主張都沒有固定下來。不過商鞅邏輯在「漢承秦制」的繼承關係中留有殘餘影響，而黃老主張恰恰沒能象它那樣達到制度化的程度。漢武帝追求「大有為」，就充當了喚醒幽靈的那個巫師，並將「弱民強國」的原始直率，包裝成精緻的「屈民伸君」或「尊君愛國」的專制主義倫理，讓這種戰時原則在和平時期復活。商鞅邏輯經過創立、發展、滅亡再到復活這樣一番反覆，獲得了更加廣泛的適應性。漢武帝時期，又正處於中國專制主義的成熟階段，藉助這一歷史契機，商鞅邏輯得以沉澱為一種國家統治的思維定勢。

二是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相適應的建構，即儒學正統的確立。整個秦朝和西漢初期，專制統治始終缺少「用思想的統一維護政治的統一」這樣一種大框架。而按社會學的解釋，一個大社會系統的穩定，需要內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與文化結構（或意識形態結構）三個子系統的相互適應。其中經濟結構取決於現實的生產方式，本身具有與生產方式一樣相對平穩的特性，尤其在前現代社會，發展緩慢是其總特徵。並且它處於基礎地位，除了中*共執政前期大搞「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外，歷史上絕少有人為改變經濟結構的事情發生，都是其它兩個子系統適應它，而不是它適應其它子系統。因此，在一定的歷史生產條件下，意識形態結構與政治結構的吻合就成了大系統穩定的關鍵變數。秦朝的失敗，與缺少意識形態的支持就不無關係。漢初黃老思想由於沒有做到制度化，與制度兩張皮。直到武帝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彌補了這一重大欠缺，讓思想與政治兩種結構完美對接。金觀濤認為，這種搭配實現了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結構的「一體化」，即把兩種結構中的組織力量融合起來了。在可見的官僚組織之外，意識形態提供了統一的精神要素，讓儒家官僚有了共同的靈魂，讓分散的小農社會有了一種粘合劑，因而獲得了超越任何一種單一組織能力的「超級組織力量」，帶來這種社會的「超穩定」系統（參閱金觀濤、劉青峰著《興盛與危機》）。

三是國家壟斷或干預的經濟形式。這種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直接效果自然是「與民爭利」的，但在整體上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利益索取和經濟獨佔的範疇，而是出於更深刻的商鞅主義政治故意，為了適應弱民強國的系統性需要，對經濟和社會生活實施與其自發成長反方向的干預與控制。具體表現為從打壓民間經濟與擴張政權支配能力兩頭著力，追求官民力量對比的最大化，以期取得專制政權的絕對優勢，打牢超穩定結構的物質基礎。在其它國家和地區該歷史階段普遍出現的自由經濟，在中國被國家壟斷和官商勾結的灰色經濟所取代。這導致商品經濟的畸形和獨立商人階層的歷史性缺位，成為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轉型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因而鎖死了社會的變革與發展，帶來了中國歷史的長期停滯。當然，也實現了專制政權的垂而不死。

以上三個方面，意識形態問題在上一章第五節《儒學改造工程》中，我們已經做過專題討論，不再贅述。下面分別談談另外兩個方面的歷史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