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感與知識的較量 ——由哲學學科現狀引發的憂思

摘要：在中國現行的基礎教育制度中，沒有建立起獨立的哲學教育體系，這種教育戰略上的偏差所導致的主要問題，在於混淆了知識與智慧。這種混淆使受教育者難以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與能力，缺乏懷疑與批判精神。這些問題積累到我國高校哲學教育和研究機構中，出現了長期以來影響教育與科研成果質量的種種頑疾：學問成了工匠式的個人作坊、隱形的抄襲、獨斷論、學術共同體的缺失、缺乏公正獨立的學術批評氣氛及其評價體制。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切實有效的解決，將對以哲學為主的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前景造成嚴重傷害，也不利於提高國民的精神素質。

關鍵詞：靈感 教育 知識 哲學 獨斷論

作者尚傑，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732）。

從形式上看，目前中國的「哲學」學科似乎是「繁榮」的：所培養的哲學博士的數量越來越多，出版的論著和譯著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與國際哲學界的交流日益頻繁，國際上正在流行的哲學觀點和重要的哲學著作，也能很快流傳到國內。但是這些現象僅僅是形式而已，表面的繁榮掩蓋著束縛哲學學科發展的眾多問題，這些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包括教育制度、學科體制、評價機制、學者的知識結構、信念、研究方法甚至文體風格等等。我這裡就這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理解。

一

在中國現行的基礎教育制度中，從小學到高中階段都缺乏哲學教育，這是一種教育戰略上的失誤。這種現象，不僅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基礎教育現狀不符，而且也背棄了中國古老的教育傳統，值得我們深思。教育最基本的功能，是把人培養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但是，怎樣才算是真正的人？如何培養真正的人？在應試教育下，一個充滿童趣的孩子，從踏入校門到18歲高中畢業，在他人生最美好的階段被灌輸的，都是一些事先就被判定為「正確」和「應當」的觀念。這種教育理念認為 「管」是「培養」的同義詞。這樣的教育制度，使我們的孩子在起跑線上就註定成為別一種人：缺乏好奇心和自由想像力、對「沒用」即沒有功利性好處的事情不感興趣、容易輕信現成的具有標準答案的東西、缺少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把一切事情都等同於算計、輕視精神科學的價值、相信權力就是真理，如此等等。我這裡列舉的這些現象，並非出自我的杜撰，而是得到了驗證的事實，即幾十年來從中國高考制度中走出來的各個學科的人才，在國際創新人才的比拼中，總體上是落下風的。原因在哪裡呢？就在於我們的教育制度過於偏重傳授知識（即現成的有標準答案的東西）而忽視激發人的靈感與性靈，而後者，恰恰來自人之為人的最為根本性的東西，它的名字叫哲學，也可以按其本義分而叫之：愛與智慧。關於愛的教育所涉及的其實是信仰，而智慧絕不能等同於知識。

上述問題並非我自己的發現，事實上，近年來，每年法國中學會考的考題都會成為國內教育界（尤其是在互聯網上）熱議的話題。這種熱議的核心，是將當年法國中學會考的考題與國內高考作文題目加以比較，其中的根本差異每每令人感嘆，前者考的其實就是哲學卷（文理科的考生都要通過這張卷，才有資格成為大學生）或者是獨立思考能力，後者考的是語文或者是語言表達能力。如果語言表達能力特彆強，卻缺乏思想，還能算作「好的表達」嗎？依我看只能算作是華麗辭藻的堆砌。根據法國教育部頒發的大綱，哲學課的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並建立理性分析坐標以領悟時代的意義」。說的通俗一點，就是要讓學生髮現自我價值，學會對周圍司空見慣的現象說「不」（即不是在思考和行為之前，有某種預先「正確」的東西束縛自己的頭腦），從而在未來的實際工作中養成創造性的獨立思考習慣。

「語言表達能力特彆強」怎麼會缺乏思想呢？因為沒有哲學思維能力。思想的培養是由哲學教育來「解決」的，而我們的基礎教育中，幾乎沒有哲學課，尤其是沒有閱讀哲學經典著作的課程。這種情形，甚至不及中國古代的讀經傳統。本來意義上的「哲學」是舶來品，中國的「哲學」其實就是「四書五經」。讀經和讀哲學，就人類精神文明和智慧本身而言，其重要性是殊途同歸的，所要解決的，都是修養與品性的問題，即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

當我們找到病因時，就可以對症下藥了。在哲學上就是，當我們意識到某關鍵問題時，已經大大拉近了與解決這個問題之間的距離。

二

與基礎教育階段缺乏哲學課的情形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近十多年來，國內略有些名氣的理工科類的高校紛紛辦起了哲學系，而且教育部似乎也在大力扶植哲學學科，甚至在速度上搞起了大躍進。例如，一些師資力量算不上雄厚的高校，近年來獲得了「哲學博士授予權一級學科」的資格。這個資格的意思，即是指在「哲學」這個一級學科下的所有二級學科都有博士學位授予權。這也就意味著，一個學生只要選擇了這個學科中的任何一個專業，進了校門就可以從本科一直念到博士。但這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如果某一個二級學科領域缺少師資，也就無法培養出這個學科的博士了。但對於具體的高校來說，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拿下「哲學博士授予權一級學科」的資格，而如何才能「拿下」呢？具體的情形我不知道，但競爭肯定是激烈的，因為這個資格對於該高校的排名以及獲得相應的利益是非常有好處的。

做任何事情都很難完全不考慮功利後果，但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如果只剩下功利，這對於「哲學」這個以凈化人類心靈為己任的最古老的學科，不啻一場人為的精神災難。

但無論如何，以上的情形令人深思並具有諷刺意義。病因是全方位的，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所謂「全方位」，主要是指中國的青少年在高中畢業之前，從學校所能給予的教育中，基本上沒有機緣培養起自己的哲學興趣（既沒有閱讀哲學經典的課程，也很少有課外閱讀的時間）。這不是簡單的個人興趣問題，基礎教育的目的並非是培養天才或者精英，而是培養全體未來公民的精神修養和良好的品性、並使其具有與國際接軌的現代意識——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至少在教育制度上應該要有哲學課。也許有人會反駁我說，我們在高中是有一點哲學課的。我的回應是，也許在形式上是有一點哲學課，但從高中到大學，從本科到碩士和博士階段，我們的哲學教育與研究深深陷入了某種困境難以自拔，那就是我們實際上把哲學當成某種類似物理化學一樣的知識，而沒有看成智慧——如果境界更高一些，沒有意識到哲學的真諦涉及愛與藝術。一個哲學家首先是一個有信仰的人，研讀哲學的人應當人如其人（而不是成為他人眼裡自己應該成為的人）、即「怎麼想就怎麼說、怎麼說就怎麼做」的人、一個超越世俗利誘的人、一個懂得愛他人和尊敬他人的人，如此等等。

以上我指出了國內教育部門以「非哲學的方式」大力發展哲學學科的情形。事情都是需要人去辦的，我們可以設想那些功利心很強的具有哲學專業背景的校長、院長、系主任們怎麼能懷著一顆純凈淡然沉思的心態去從事自己的哲學研究和培養自己的學生呢？我堅決相信，這些「學官們」其實本來大都是有哲學才華的書生，但是，現有的教育管理和評價制度使他們去做起初他們未必喜歡的事情。人同時要過精神與物質兩種生活，這兩種生活並非總是相互促進的和諧關係，在很多情況下甚至要以放棄其中一方作為獲取另一方的代價。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哲學家們甘於貧困，事實上我們的哲學教授們已經不貧困了。我的意思只是要哲學家們耐得住寂寞、經受住外界的名利誘惑，而要真正能做到這一點，精神必須是強大的、精神生活必須是豐富的。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從「本來大都是有哲學才華的書生們」做了校長、院長、所長、系主任等等之後，他們大量的時間所從事的事情，其實與哲學本身沒有真正的關係。於是，他們的哲學才華被浪費了、哲學沉思的時間少了、他們作品的質量在下降。但他們不知不覺中被另一種滿足所誘惑——他們在學界擁有最終的話語權，我指的是以評選「社科基金」項目為典型代表的各種研究課題的決定權、學科評議權、職稱評審權，還有就是各種項目資金的分配使用權，等等。

三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種本來是非常嚴肅的哲學工作，成為「走形式」。例如：研究課題的立項與結項、博士生答辯、職稱評審，等等。所謂「走形式」，說得輕一點，就是不認真；說得重一點，就是其中免不了有暗含的利益糾結甚至利益輸送。

「走形式」的具體表現很多，這裡先排除涉及赤裸裸的抄襲甚至賄賂等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的方面，因為這兩種行為屬於明顯的「過街老鼠」，是真正的學者不恥於去做的，也不具有典型意義。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叫「認認真真走形式」，說得很生動。這裡所謂「認真」，就是認真按照程序執行，沒有違反程序的規定，但確實是在「走形式」。「小事」例如寫與學術有關的推薦信（學位、出版、職稱等方面的推薦），時下早已流行的、不是秘密的秘密的做法，是先讓被推薦人自己草擬一個「推薦信」的初稿，然後再由推薦人簽名。但行為總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在做出相關的決定之前，極少有人相信推薦信上寫的話（還有讚美類的書評）。「大事」如博士生的博士論文答辯，哲學博士生越來越多了，博士論文的質量卻不見有明顯提高。但博士論文答辯極少有通不過的，換句話說，也是在走形式。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哲學博士們找工作越來越困難。在我看來，現在的哲學博士生與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初期畢業的哲學博士比較，有這樣的差異：現在哲學博士生中的很多人，讀學位的功利性目的很強，而且未必就真心喜歡自己的專業（很多是從別的專業轉讀哲學的，哲學學位的門檻似乎很低），只當成一個跳板；而20多年前讀哲學學位的學生，大都有濃厚的哲學興趣。現在的哲學專業攻讀者的外語普遍較好，20多年前讀哲學學位的學生自由思想的主動性更強烈、對思想的純粹性和精神啟蒙更加熱愛、更具有使命感。我覺得這裡的差異不是智商方面的，而是精神時尚的不同所導致的。但是，嚴重的問題恰恰在於，哲學是一件非常嚴肅的精神科學事業，哲學決不應該像流行時裝一樣去迎合什麼。

受「走形式」危害最深的人，就是那些認認真真做學問的老實人，因為你刻苦認真做出來的東西，所受到的評價和獎勵，很可能還不如那些與評價人關係搞得好的人。人們做事情總盼望著受到鼓勵，其中包括獲得公共評價機機構的肯定與獎勵，也包括獲得與能力相符的學術職稱。如果「走捷徑」就能輕易獲得這些肯定與獎勵，那麼對認真做學問的老實人，將是巨大的精神打擊，形成無形的精神壓力，這樣的老實人的數量會減少，我認為這種現象，也是導致國內哲學界這些年來的科研水平並沒有伴隨「哲學成果」出版的數量而獲得相應明顯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

以上的情形，直接導致了哲學界的科研現狀。一言以蔽之，大體上說，是技術性的、知識性的、工匠性的、「個體戶性的」，而且我們的學術界還缺乏「學術共同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缺乏真正具有建設性意義上的學術批評風氣與氛圍。在這種科研狀況下，很難出現具有獨立精神個性的思想家。

我長期從事哲學科研工作，不同於高校教師有慣常的教學任務，我以發表學術論文與學術著作為己任，以下也可以說是在「第一線上」的直接體會。除了撰寫自己的著作之外，我每年都要閱讀一定數量的國內同行學者的論文著作，同時還經常作為社科基金項目的結項鑒定人。由於要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多年來我也閱讀了不少博士論文。在以上各種學術活動中，我發現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問題，現在講出來供學界參考。

首先談語言，文章觀點的正確與否暫且不論，學者（這是一個統稱，也包括文科博士生）首先是一個以使用語言表達思想作為職業的人，我在這裡指的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文筆。寫好文章，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評價。所謂文筆，指的是文章的形式方面。在我們中國的文人傳統中，一向是講究文筆的，也就是文章寫得要有文采、耐讀、耐看、具有美感——其實這並不是人們狹隘理解的一種寫作技巧方面的要求，而是精神氣質與精神個性的體現。文如其人，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評價一篇文字作品的優劣，一向是以是否具有獨立的精神風格作為評價標準的。錢鍾書先生說，古代大文論家劉勰的思想很有代表性，中國傳統上所謂的文章，指的就是風格。j這裡的風格，並不是指思想立場本身。文章所表達的立場與文章是否具有顯示獨特的精神個性的能力，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同樣，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討論「精神」時，就像說「神魄」、「神采奕奕」一樣，指的是美感和精神風格方面。既然我們是在用漢語寫作，就要保持和發揚漢語的獨有風格，這並不是技術上的要求，而是哲學上的要求。語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質承擔者，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即使我們是在闡述「哲學思想」，也不要忘了我們是在用漢語表達哲學思想。哲學在說漢語，這已經在改造哲學了。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哲學永遠是對詞語的辨析與解釋。所有這些，都在暗示我們，對於中國的學者來說，使用漢語的能力是從事哲學思考的基本功。

而時下學界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即中國的很多學者文人們使用漢語寫作的能力或思想表達能力在下降。表達能力方面出現了問題。何以見得呢？首先在文章風格上，說得刻薄一點，我們學者們的風格，就是沒有風格，文章幾乎千人一面，去掉作者的名字，單從文章內容本身，幾乎看不出是誰寫的。「千人一面」暴露出什麼問題呢？這「千人」的知識結構不同、學科背景不同，但他們在怎麼寫哲學文章上的方式和態度方面是相同的。其中所暴露的問題，絕非只是語言技巧方面的，而是思想能力方面的。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欣賞一個女人的美，但我們所能想到的描述美的辭彙或方式極其有限，只會說「美麗」和「漂亮」，根本不會使用大量的同義詞和隱喻之類，更不會把美與漂亮加以細微的區分。於是，伴隨使用差異詞語的能力之喪失，辨析細微思想之間的差異之能力也就喪失了，難道這不是思想能力之喪失嗎？在這裡，「差異」其實指的是一種含蓄的能力，思想中的含蓄與自由想像力密切相關，猶如雖然我們表面上提到的是A，但會迅速地聯想到與之類似的B、C、D等等。語言乏味的基本特徵，就是辭彙貧乏、不會從「上下左右」「拐彎抹角」敘述表面上似乎同樣的事情，沒有轉換思想鏡頭的能力。語言貧乏和語言呆板是連在一起的，貧乏必然導致呆板。我曾經注意觀察很多80後或90後的中國年輕人在正式場合如何去敘述一件事，在這裡我同樣發現了語言貧乏現象，無論怎樣的敘述連接，他們總是用「然後」這個詞，其實這是個書面語，不但可以被眾多其他詞語替換，而且在口語的場合完全可以捨去。總之，伴隨語言表達的貧乏與呆板，幽默感也會喪失，而這些都會妨礙思想能力——因為思想能力是語言表達能力的直接體現。

目前國內哲學社會科學類的學者的學術成果，雖然在數量上逐年增多，但質量令人堪憂。一個嚴重的現象就是雷同（既包括我以下談及的隱形抄襲，也包括很多著名的學者在自己不同的文章中變相地自己抄自己的現象），鮮有真正屬於學者個人獨創的思想。雷同有各種各樣的表現，例如選題，不是通過自己的研究去發現有價值的題目，而是一味追求所謂熱門的題目，上世紀80年代學者們以研究「異化」和「人道主義」為時髦，那時被國內哲學學者關注最多的西方哲學家是薩特，而近20年來，國內研究歐洲哲學的同行們紛紛熱衷於海德格爾研究或現象學，而研究薩特的文章和著作，在國內已經近乎絕跡。這裡我不是一概否定某一時段的學術潮流具有時代精神的合理性，但選題上的雷同暗含著某種討巧的考慮，即出來的成果相比更孤僻的選題，所花費的氣力要小得多。

我個人的主張，也是我自己做學問的經驗，學者在選擇研究題目時，要勇於向自己的思維能力挑戰。我的意思是說，用經過自己大量的閱讀與獨立的思考，挑選那些最困難的問題進行研究，而要盡量避開那些流行而時髦的題目或選題。也就是說，要另闢蹊徑，而不要總是想著走捷徑。要盡量去說自己的話，而不要直接重複或者變相重複別人已經說過的話（即使這些話來自思想大師）。最困難的問題往往沒有現成的答案、甚至沒有現成的資料。最困難的問題往往隱藏在思想的最柔軟最細節的地方，難以被發現，但它們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學術問題。在這個時刻，我們所面臨的一切思考都是新鮮的，沒有現成的思路可循。我的意思是說，接下來需要我們去做的，是真正的學術勞動。那些一心想走捷徑的人，是不想勞動的人，他們不懂得思想勞動所帶來的趣味與快樂。極其艱難的思考與寫作怎麼會有趣而不枯燥呢？因為思考者與寫作者已經完全沉浸其中了，它與旁觀者無關，與旁觀者是否理解無關。

「做學問」過程中總想走捷徑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對自己所研究的對象缺乏真正的興趣，因為當一個人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具有濃厚的興趣時，他總是忍不住要對自己所閱讀的文字「動手動腳」，也就是有一種想按照自己的願望去改寫的思想衝動，就像熱戀中的情人一樣。如果沒有這樣的衝動，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做學問或者戀愛呢？

時下「做學問」中的「走形式」，有一種被忽視了的形式，那就是隱形的「抄襲」，尤其是涉及外國哲學的學術成果。只要用外語閱讀西方哲學原著的能力足夠好，隱形的抄襲是很難被發現的，而且轉述與抄襲之間的界限也很難界定。當下國內發表的研究西方哲學的文章或者著作中，我們經常發現晦澀詞語滿天飛，明明是用中文寫作，但寫的卻不像中國話，使人讀不懂——恕我直言，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來自這種隱性的抄襲。我們去讀一部哲學作品，覺得讀不懂，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文章作者的水平高而讀者的水平低；其二，就是作者自己沒有把所研究的問題搞懂，用中文表達或轉述原著思想的能力又不夠。嚴格說來，隱性抄襲只是對所讀著作的一種轉述，儘管並沒有標明思想的來源，但並不算學術違規。靠隱性抄襲而來的學術成果，在效果上，就是讀者很難識別哪些是文章作者本人的思想，哪些是文章作者所論述的那個哲學家的思想。這種混淆也是一種取巧的表現。

我們去讀一篇學術著作，如何去辨別哪些是作者在隱性抄襲別人的思想，哪些屬於作者自己的思想呢？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只有所屬領域裡的專家才具有這種辨別力，就像只有古董鑒定家才有能力鑒別真品與贗品一樣。應該指出，嚴格說來，「隱性的抄襲」並不屬於違反學術道德的行為，好的轉述也是必要的，因此要與製造贗品的行為區別開來。但無論怎樣，「隱性的抄襲」也是一種取巧，它既省力氣，又能在讀者那裡製造出一種思想深奧的假象。普通的國人提起西方哲學，第一個感覺就是深奧，即使去讀中國人寫的「西方哲學」，如果讀不懂，我們那些善良的讀者們的第一個感覺，總是埋怨自己的水平低，很少會去懷疑作者。

那麼「隱性抄襲」的習慣是怎樣養成的？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學者是中國教育制度的產物，是在應試教育的環境基礎上被培養起來的。這種教育環境自覺不自覺地使國人形成這樣的集體無意識，即把智慧與知識混為一談——認為只要是寫在書上的就是正確的——我們決不能低估這樣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要成為一個體制內的學者，其成長過程中必須經歷無數次考試（中考、高考、研究生、博士生入學考試，等等）。對於文科學生來說，這些所謂考試，等於考考生的記憶能力，也就是背誦的能力。在應試過程中，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寫在教科書上的觀點都是對的，即標準答案。如果有這樣一個特別任性的考生，他不相信寫在教科書上的觀點都是對的，他不屑於去背誦標準答案，他想在考卷上自由發揮，那麼，我們事先就可以斷定他必然在考試中失敗。換句話說，在這種應試教育制度下，被選中的「聰明的才子」，不過等於一架記住了很多知識的記憶機器。

要把有知識和有智慧區別開來。如果一定要我二者選一，那我寧可選擇喪失好的記憶力，而絕不放棄智慧。智慧是知識的來源，而知識只是一些現成的結論而已。知識本身並不構成智慧。有智慧的人，是那些能把不同領域裡的知識聯繫起來自由思考並做出創造性判斷的人，而這種判斷能力，是我們的應試教育無法給予我們的。

在當下的互聯網時代，如果我們「聰明的才子們」不過是一些記住了很多知識的人，那註定會被時代所淘汰，因為有一得必有一失，由於我們的學者長期養成了這樣的心理習慣，即認為寫在（教科）書上的觀點都是對的，無形中就喪失了在讀一本書的過程中應該具有的批判精神和判斷能力——例如，是否值得讀？書中哪些話有道理或無道理？為什麼？書中基本觀點所隱含的沒有明確說明的思想前提是什麼？類似觀點之間的細微而本質的差異在哪裡等等。如果我們的學者只是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只是清楚記得哪本經典著作中說過哪些著名的句子或者命題j，即使他們的頭腦裝得下一座圖書館，也不會自動轉化為擁有智慧的能力。在互聯網時代，具備好的記憶力再也不是優秀人才的首要標誌，因為記憶不過是一個操作技術問題。我們只要在「谷歌」或「百度」里搜索，任何知識立刻會浮現在眼前。

那麼，真正的哲學智慧，所需要的是什麼呢？靈氣，廣而言之，是悟性、直覺能力、想像能力、自由意志、舉一反三的能力。總而言之，是獨立自覺的思想力，沒有標準答案，決不能先想著有一個絕對真理。

至於有些學者，尤其是某些經常受到各種學術刊物約稿的著名學者，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很多是「學官」，缺少時間和精力去研讀新著作，他們忙於各種與哲學本身幾乎毫無關係的會議，等等），雖然他們發表的文章數量也許足夠多，但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是，他們經常自己抄自己已經發表過的文章，把原有文章的大小標題換一個，內容相互調整一下，增加一點新內容，一篇新文章就出籠了。新瓶裝舊酒，這種雷同也是學術虛假繁榮的一個重要現象，因為它實際上並沒有提出真正有創見的新的思想。

五

以上種種，表面上看，是學問本身的問題，隱藏在背後的，是精神領域的某種危機，說是文化本身的危機或信仰的危機也不為過。我先列舉一些現象，我自己在「科研第一線」工作，感同身受。國內哲學社會科學類的期刊種類眾多，但讀者甚少，我指的並非專業外的讀者，而是專業內的讀者。即使《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真正能去經常閱讀的專業學者，也是少之又少的。這已經形成了某種惡性循環：你不去讀國內同行的著作，別人也不讀你的著作，老死不相往來，相互之間沒有真正的學術交流尤其是學術批評，有的大都只是礙於情面而寫的具有表揚性質的書評。一篇學術成果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了，作者所收穫只是年終科研成果統計中的一篇、職稱評定中增加的一個砝碼。換句話說，這篇成果只不過等同於一個數字，如此而已。難道學術刊物上沒有優秀文章嗎？優秀文章肯定是有的，但是很難被人發現，大家下意識地不約而同地不相信國內同行「學術成果」的質量，而與此同時，大家卻不分青紅皂白地相信凡是「外文原著」都是有水平的，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國內很多博士論文，在引用資料時基本甚至全部都來自外文著作（似乎是在用這樣的方式暗示自己文章的水平高，至於作者自己是否真的都讀過所列出的外文著作，我表示懷疑）。我也任性，參加博士答辯時事先宣稱除非特別前沿的題目國內學者根本沒有研究過，否則凡輕視或不閱讀國內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的博士論文，我一概不在選票中寫「優秀」。

以上，隱藏著某種精神危機，即很多專業學者的興趣，其實並不在專業之中，而在專業之外。說得輕一點，是職業精神方面的問題。說得重一點，是缺乏信仰的問題。一個職業學者，尤其是一個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他不應該是一個靠哲學謀生的人，哲學應該是他的生活本身，或者說他的生活不應該在哲學之外。這是由於哲學這門學科不同於其他學科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一個原本學計算機的人可以轉而去搞金融，那既可以說是興趣的轉變也可以說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質量。但是，哲學自身就已經意味著信仰，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首先應該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的職業和他的信仰以及他的興趣，應該是一致的。這種情形，就像笛卡爾說的：我只意味著思想。只有在思想的時候，我才存在著（「我思故我在」）。哲學家是一個滿腦子充滿問題的人，他只對思想本身有興趣，這當然不僅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更主要的還包括別人的思想、人類曾經有過的思想等等。我們的哲學學者，如果不在乎思想本身而在乎思想之外的身外之物，這對哲學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我想起了魯迅說過的「文人相輕」，但至少在批評方面，我們落後於魯迅那一代文人了。那一代文人之間的相互批評是不留情面的——在我們這些晚輩眼裡，當年那些批評人的人和被批評的人，很多在今天都可以被稱為大師。不要害怕被別人批評，被批評意味著受到了關注。這種相互之間的學術批評，對於學科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被批評者應該感激批評者，因為正是這些批評文章，使自己被其他讀者所關注，從而有更多的讀者。學者之間的思想有差異，就像一個人有不同於他人的偏好一樣。如果一個人沒有個人興趣，就是一個無趣的人。如果一個學者沒有學術和思想的偏好，如果所有的學者在精神上「齊步走」，那麼這將是一群無趣的學者。所以，不僅要鼓勵學者之間的學術批評，也要允許建立不同的學術流派。所謂「流派」者，「思想偏好」而已。沒有這些，將是學界真正的悲哀，那將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一篇文章發表之後，猶如掉入死海，沒有任何反響。這種沒有反響，與文章寫得好壞已經沒有關係了。因為人們已經對思想本身喪失了興趣。如果學界長期處於這種狀況，受傷害最重的，就是那些老老實實做學問的老實人，但我認為，正是這些老實人，才是當下和未來中國學術的脊樑。

以上種種，所傷害的不僅是學者本人，也包括學術刊物和整個學術界，因為很少有刊物只是想混日子而絲毫不關心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在學界的反響。至於學術界，沒有頂尖人才，在國際學術界競爭能力不強，總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

六

我以上列舉和分析了國內哲學界具有普遍性的某些值得擔憂的學術現象，以下我想就具體的方法論問題談一點意見，既然我在上文中主張公開而嚴肅的學術批評，我就準備迎接其中的挑戰。國內哲學界乃至社會科學界存在著一種與我以上的分析有著非常潛在的暗含關係的現象，我用哲學的術語概括，就是獨斷論。對獨斷論的批評，來自經驗。在哲學史上，康德批評他之前的哲學論斷中存在著形而上學獨斷論。這裡我用自己的語言概括一下我心目中的獨斷論：喜歡使用全稱判斷、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喜歡從事物外部給事物本身貼上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標籤、完全撇開事物真實的細節，如此等等。

例如，在選擇論文題目時，流行多年的所謂「文化比較」研究，尤其是中西比較。這種比較的出發點，或者說在方法論、在思路上有一種非常值得商榷的假設，就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視為一個整體，其實就是一個總體性的概念，而這個整體、總體或者說概念，究竟意味著什麼，似乎論文的作者在進行具體論證之前，就已經知道了，就已經預判好了。在這種預判之下無論作者繼續說了些什麼，都不過在現有立場的基礎上去為這個立場找例子而已，而只要去找，例子總是找得到的。這就好像我們通常說中國的北方人如何，中國的南方人如何，然後再找例子說明自己的觀點。但問題在於他心目中的北方人或南方人的精神性格形象可能是錯誤的，事實上一個北方人完全可能像南方人，反之亦然，這就像一個男人像女人反之亦然一樣。這些，才是問題的細節，而只有思想的細節，才會涉及到問題的關鍵、深刻、有趣的方面，關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關係的討論，也是如此。學術的突破口或者創新之處，往往並不來自我這裡所談到的總體性判斷，而來自我們發現了例外，或者融進了意外，倘若一個強悍而健壯的東北漢子同時具有南方女人般的細膩體貼或敏銳的觀察能力，難道不更有人格魅力嗎？我這裡不是在做假設，而是來自生活中的事實，每個有生活閱歷的人都知道我這裡所描述的情形是真實的——這與學術研究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係，它啟發我們，學術問題需要從問題的矛盾性或悖謬性、從自身的異質性著手，這些思想的細節提醒我們：同一性思維或者獨斷性思維，既簡單又空洞，它沒有告訴我們新東西或新思想，就像說「一個單身漢是一個未婚的男人」，這不是廢話嗎？但我們有些學者就喜歡這樣的廢話，通篇都是類似的廢話。

獨斷論是簡單空洞的，在思想上是一種偷懶的做法，也會讓人漸漸養成精神偷懶的習慣，使精神的敏銳度降低。它太形式邏輯了或太遵守A=A的同一律了，結果卻遠離了活生生的人性。人性太複雜了，我這裡挑出人性中的一個關鍵詞，靈感。靈感也太複雜了，我再從其中挑出一個關鍵詞，趣味。凡是真正有靈感的思想，除了是深刻的，還會伴有思想自身所帶來的趣味。「一個單身漢是一個未婚的男人」，這話是同義反覆，聽者學會了一個同義詞，但引不起好奇心，沒有樂趣。「一個像女人的男哲學家」，這就有點意思了，因為它說出了一點新東西。思想要有趣，就得有製造有趣思想的能力。具有了這樣的能力，學者才能樂在其中。孔夫子早就意識到了思想要有趣：「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裡的「學」與「習」都是廣義上的，泛指一切思考、寫作、談話等等與語言有關的因素，也就是善於思想，從思想過程本身獲得快樂——這怎麼可以做到呢？唯一的途徑是：我所思考的問題是我自己在忘情狀態下想出來的，浸透著我自己獨有的精神個性，它是我「親生」的，與別人的不一樣。

獨斷論是粗暴的，它的力量就在於它的簡單粗暴，破壞力大而建樹性不足，它破壞或摧毀了某樣東西，但其主張的東西卻並不足以替換其批評的東西；它只圖一時痛快而不去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本身；它只想走捷徑，想用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學術回報；在形式上它並不完全像一個學術命題而更像是一句思想口號，這種思想口號往往以偏概全，不能歷史地看問題，使自身置於歷史之外。這種急功近利總是以學術問題作為某種借口，但是在對學術問題本身缺乏細緻的梳理考證的情況下，就匆忙做出了極端判斷。它在效果上是社會政治的，超出了學術本身的範圍。這種標語口號式的獨斷論，並沒有推動學術思想本身的進展，我們所收穫的，不過是提出口號者的某種立場而已。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打到孔家店！」。至今已經快100年過去了，「孔家店」是否真正被打倒了，這個問題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主旨，我這裡也不去分析以這句口號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的積極與消極後果。但這句以口號形式表達的思想，具有一切獨斷論的基本特徵，而且它在之後的中國思想啟蒙運動中，開了這樣一個先例，其影響廣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即以口號式的思想代替思想實證（或思想事實）、代替經驗。以口號形式出現的思想所暗含的獨斷論之最危險的部分，在於它忽視了喊出這個口號的人也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有著具體的人性。真正的啟蒙，是人性本身的啟蒙，而獨斷論者身上所缺乏的，就是遠離對人性本身的具體分析。與此同時，獨斷論者自身的人性弱點，也被掩蓋起來了。這種被掩蓋起來的東西，卻可能是與精神質量和生命質量休戚相關的大事。這使我想起一部名為《德里達》的哲學家傳記電影中的這樣一個場面：一個採訪者問德里達，假設有機會只向黑格爾和海德格爾各自提一個問題，你最想問什麼。德里達回答說，我想問他們的性生活，因為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從來沒說過這事。我這裡引用這段採訪，目的並不僅在於說明哲學家和我們的獨斷論者們也是人，性本身對他們來說並非是無關緊要的事情，更在於揭示脫離人性的哲學沒有生命力，空洞乏味，簡單粗暴。

獨斷論、思想口號、總體性或整體性思維，這三種表述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它們還有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也是一種學術取巧或思想懶惰，就是給所分析的事物進行簡單的歸類或者貼上一個標籤了事。最常見的，就是貼上「某某」主義的標籤。當然，貼標籤的人事先已經知道這種「主義」意味著什麼了，於是，他接下來要講到什麼思想，好惡如何，他不用說我們也都知道了。我認為，要把「主義」與「偏好」區別開來。「偏好」大體上與天賦的興趣或者才華有密切關係（這些興趣與才華，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感官或身體上的，例如作家對文字特別敏感能從某詞語表面的意思入手想入非非、音樂家有一雙異於常人的耳朵，能更精緻地分辨音色音調）。有偏好才有興緻與興趣，沒有思想偏好的人做學問時難以從思想本身獲得樂趣。但「主義」是另外一回事，它與知識和立場有密切關係，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精神傾向。立場、動機、目標性思維，從嚴格意義上說，它們來自教育和別人影響的結果，但不是人性與生俱來的成分。它們最基本的表達公式，就是「應該如何」才是正確的。但是，這並沒有涉及更為關鍵的問題，因為人類過去、現在、將來永遠不會在「應該如何才是正確的」這一點上達成「大家一致認為」的共識。我覺得這並不是人類的悲哀，恰恰相反，有了這樣的共識才是悲哀的，因為隨著思想偏好和思想差異的喪失，靈性之間的衝突也將不復存在，思想的快樂也就無從談起了。

「事物應該如何」與「事物實際如何」之間，永遠存在著差異，前者叫理論，後者卻不叫實踐，我寧可稱其為思想事實，或者叫做真正有內容的思想，而獨斷論，卻只空有思想的殼子，殼子裡面，沒有真實的內容。

最後，作為全文的總結，我在這裡想提出一個沒有現成答案的問題，我覺得它不僅是我內心的糾結，也是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法繞過去的一再湧上心頭的想法，那就是「在中國的哲學」與哲學本身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j限於篇幅，長話短說：毫無疑義，「在中國的哲學」應該是哲學本身的一部分——但這只是理論上的判斷，也就是「應該」，能否實現這樣的「應該」，取決於中國的哲學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水平。這個能力與水平，不可能是自封的或自評的。我這裡提出三點意見供學術同行參考：第一，我們的眼光必須是世界的，就像數學與物理學是普遍的或「只有一個」，即你不能說有「中國的數學或中國的物理學」，而只能說數學或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或研究水平。同樣，只要是人，就有共同的人性，如果說中國人有不同於外國人的獨有的人性，將鬧出違反人類常識的笑話。那麼，我們學術工作的出發點，就應該是高度尊重思想事實：我們不是在研究「中國的哲學」而是在研究哲學本身，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中國人。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在這裡只是在重複常識，但忽視乃至忘記這樣的常識將導致精神的災難。第二，哲學社會科學乃至文學藝術，畢竟不同於自然科學，一般說來，前者具有文化民族心理的特殊性，而後者具有十分明顯的普遍性。但是，我們容易陷入的一個誤區是，在強調前者的特殊性時，沒有看到哲學社會科學乃至文學藝術，具有另一種普遍性，這種普遍性乃是基於人性的共同性，因而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普遍性。那麼，問題就來了，人是環境的產物，具體說，人是教育制度的產物。以上我反覆強調的，一言以蔽之，首先要在基礎教育制度中引導受教育者對精神生活本身（首要的是哲學）的興趣與重視，以培養起受教育者獨立自由的思想能力與習慣，有了這種能力與習慣，無論受教育者將來從事何種職業，都將受益終生，即成為現代社會文明中合格的公民。熱愛哲學與熱愛精神生活，其實是一回事。人表面上過的是物質生活，其實過的是精神生活，只不過很多人不自知而已。我以上指出的各種學術弊端，實質是對真正的精神生活本身無興趣、無追求、無信仰的表現。在我看來，興趣、追求、信仰之起源，只有一個，那就是愛，恢復這樣的愛之本來面目，這才會導致學術繁榮、才是我們終極幸福之所在。第三，無論來自國外的哲學社會科學乃至文學藝術的現有成就多麼巨大，都不會完全自動適用於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或精神生活，很多中國學者看不清這一點，於是，儘管他們的理解力和表達能力都很強，但很難在中國人民中間產生思想共鳴。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科研成果的「精神空氣」與中國現狀水土不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關鍵的問題，它需要極其細膩而獨立的思想表達能力，它涉及到一種非同尋常的思想轉化關係。關於這種轉化關係，要有漢語世界的表達方式。我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在學術文章中使用人們耳熟能詳或中規中矩的學術語言「自由」，就遠沒有使用「任性」這個詞所能立刻達到的在國人中的心理效果。Freedom能對應很多中文辭彙，其中也含有「任性」的意思，但我們只是熟悉而下意識地自動想到「自由」，但我們對「自由」已經沒有心理反應了，但如果你說「任性」（「任意」乃至「意外」等等），聽者就覺得有點新意思了，其實，實情只是我們並沒有完全讀懂Freedom而已。眼下「任性」這個詞的流行，絕對不只是一個網路娛樂現象，敏感的學者會立刻想到它會引發創造性的學術思考，它是某種正在漸漸興起的並且已經在蔓延開來的精神渴望，普通國人只是即興興奮了一下，而展開其中的原因與系統化的創造性思維，就是中國學者的使命了。

j參見《錢鍾書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401頁。

j我們在評價一個學者「很優秀」時，其實總是在下意識地誇獎這個學者有出色的知識記憶力，而不是去具體分析他們著作中的思想與智慧能力。例如對陳寅恪和錢鍾書的評價。我還認為，「外語好」也不能自動轉化為或者直接等同於思想能力強。

j我這裡說「哲學」，只是因為本文以分析國內哲學界（尤其是我的專業研究方向「西方哲學」）所存在的問題入手的，但其意思是廣義的，由於哲學所涉及的問題具有普遍性，因此這句話中的「哲學」當然可以被其他學科（例如文學、藝術、美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取代而不失去句子中所分析問題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