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影響我的九本書

歷史現實往往相通，吳思：深受9本書的影響

鍾潤生

關於新概念：造一個新概念是因為過去的概念不準確

記者：先說說怎麼想到出這麼一本訪談錄的？書里收錄的訪談，做了哪些調整？

吳思：《我想重新解釋歷史》這本書收入了29篇各個媒體對我的訪談，時間跨度從2003年至2010年。編這本書，完全是編輯的創意。他收集了文章，分類整理，編出了初稿。在此基礎上，我補了幾篇，刪了幾篇，然後調整分類，重做標題，補寫序言。一些近似的提問和答覆，刪了許多。原作有個別誤解誤記之處，還有筆誤，我也改了。

記者：在您的這本訪談錄里，讀者再一次通過您與媒體記者對話過程中，讀到很多您常說的概念，如潛規則、血酬定律、官家主義、元規則。這些新鮮、有趣、深刻的概念，不僅體現了您的一種巨大的文化創造力，也大大擴展了我們的原有的視野與思維，令人耳目一新。我估計很多讀者和我一樣，想知道當初您是怎麼想到要製造這麼有點古怪的名詞、概念？

吳思：每一個新概念都是對大家熟悉的一個對象、事物、現象的描述。要造一個新概念是因為過去的概念不準確，比如說秦朝一直到滿清建立的社會，你說叫什麼社會，歷史描繪是封建主義社會，但是歷史書上又說秦始皇破封建，建立了君主立憲制。你說這樣的社會當家作主的不是封建貴族，還能是封建社會嗎？面對這樣一個社會形態，就得找一個新詞怎麼儘可能的準確描述。我就找了一個詞叫官家主義社會。秦朝之後封建貴族當家作主，立法定規的就是皇帝和衙門。官員個人各種「潛規則」，他們合起來構成一個官家集團，這個集團他們當家作主，立法定規。如實的去描繪這樣的社會秩序，就會發現封建主義不夠用，於是我就杜撰一個新的，叫官家主義。多數的詞都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因為看到一些問題，但是原來的辭彙無法解釋，所以就創造一個新的詞，「潛規則」也是。

記者：您的這些新概念，讓讀者對歷史有了新的認識。

吳思：重新理解中國歷史，重建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過去的解釋不足以回答當代人的疑問，結果，中國人面對自己的歷史陷入了失語的境地。我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不容易說清楚自己是從哪裡來的，現在走到了什麼地方。因此我們就不容易說明白自己是誰。對一個民族來說，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說不清楚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關於歷史與現實：有的時候歷史和現實是通的

記者：您所有的概念，無論是潛規則、血酬定律、還是元規則，等等，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秘密通道：生存法則。

吳思：我努力構建的歷史觀的核心支柱，是一個從行為生態學借來的概念：生存策略。採集漁獵是生存策略，暴力掠奪也是生存策略，游牧、務農、做工、經商，都是生存策略。所有生存策略，從單細胞生物到人類各種職業，其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是：所得≥所付。在等式之上，得付比越高，發展潛力越大，反之則衰亡。各種生存策略集團互動演化，好像不同物種互動演化一樣，在自然環境的基礎上形成世態平衡——人類社會各種生存策略的得付比平衡。換句話說，人往高處走，直到力盡計窮或得不償失為止。

這種歷史觀，接著生物進化的故事，講述人類生存策略的演化，又關注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我稱之為造化史觀。本書一再提及的血酬史觀，只是造化史觀的一個特型，一種描述暴力集團主導的世態變遷的理論。

記者：您怎樣看待現實與歷史的關係？有一種說法是，您的書再怎麼寫，也不能打到滿分，因為您似乎都在談歷史，迴避現實。

吳思：有的時候歷史和現實是通的。比如說你看醫書，醫生說這個人什麼什麼病，然後吃六味地黃丸。一千年前這麼說，現在還在說，你說醫生是在說歷史還是說現在。比如說「潛規則」，1000年前有，100年前有，現在有，未來還有。當我們描繪潛規則的時候是歷史還是現在。我們說葯、病都沒有時間性，時間的標籤說這個人是清光緒年間的人，跟1990年的人，這是無所謂的。

關於研究：影響最大的還是歷史唯物論

記者：我還有兩個感受：您在書里解讀歷史，和很多寫歷史的作家不一樣——剛才您自己也說了——您會把經濟學融入到您的分析里，甚至還會體現行為學，總之在方法論上，你是多種多樣，捉摸不定；還有你的文字也是一樣，說文學有文學，說歷史有歷史，說社會問題有社會問題，很難界定到底是隨筆書、還是史學書，還是社會研究。

吳思：先說我的方法論。微觀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對我有影響，博弈論和進化論也有影響。生物學、行為學、生態學中的許多觀點對我也有影響。中國古代的聖賢，譬如韓非子和孫子，很擅長利害計算，他們對害的計算也對我有很大影響。不過，作為一種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最熟悉的，是學校教育塗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寫作時，一定要處理與歷史唯物論的關係問題，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調整，則需要想出道理來。在這個意義上，影響最大的還是歷史唯物論。

再說文字。我的書說文學不是文學，說史學也不是史學，說社會理論又不是社會理論。我的同一本書第一版的分類號是隨筆散文，屬於文學類，第二版分類，改為社會問題。但是到國家圖書館去查，又擺在歷史通論的架子上。我不靠體制化的學術吃飯，敢由著性子寫，根據我的興趣和我對讀者興趣的了解寫，於是就有了這種「非驢非馬」的東西。

關於閱讀：深受9本書的影響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有點老套，關於閱讀。有哪些書對您有深遠影響？

吳思：有9本書，對我深有影響。

第一本，我很不情願，但是又不得不承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我影響極大。十七歲那年，我就把保爾那段「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記本的扉頁上。二十歲前後，我把這本書放在枕邊，經常翻看保爾修鐵路的那一段。當時我在山裡修路，乾的活和保爾差不多，瑣碎而艱辛，還吃不飽，很需要用人生意義之類的說法來支撐自己。

第二本，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烈、彼爾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靈魂。我覺得托爾斯泰的句子可以直達我的心底，讓我在不同的狀態中再生活幾遭。

第三本，《唐詩三百首》。這本書是中國古典詩詞的代表，我已經翻爛了一本，以後還會一讀再讀。古詩詞可以迅速調動起我的人世滄桑感，呼喚出我的「根本性焦慮」。人生短暫，年華易逝，這種感覺讓人的心境深遠厚重，超越蠅營狗苟，進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語寥落，欲說還休。古詩十九首、宋詞、元曲、《紅樓夢》也有類似的功能。

第四本，貝克爾的《反抗死亡》。這本書對我的影響超過各派心理學的作品。這本書，還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氣》，幫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動物的獨有特性。10年前讀畢此書，嘆為觀止，從此不再看心理學方面的書。

第五本，《莊子》。莊子描繪的人生和宇宙圖景很精彩，可以把我們拔出自負和局促的泥潭，讓我們面對那些最要緊的問題，同時又不至於沉溺太深，忘記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實位置。

第六本，《微觀經濟學》，任意一本。儘管書中分析的是市場，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對我理解人生的一般狀態和人際關係的均衡狀態大有助益。讀後有散光眼配了眼鏡之感。

第七本，《制度經濟學》，任意一本。用微觀經濟學的清明理性來分析制度變遷，這是一門歷史學可以借用的好手藝，一旦領會了這種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難。

第八本，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1986年初讀此書，便生出歷史還可以這麼寫的感慨。數年後我也轉向歷史，多少受了這本書的影響。我還模仿過這本書的筆法，但不如我原來的寫法順手，只好作罷。至於寫作深度，《萬曆十五年》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給讀者留下了見仁見智的餘地，大體沒什麼問題。不過，真到了說幾句硬話解釋歷史的關頭，黃老先生的概括往往傷痕纍纍。

第九本，林達的《歷史深處的憂慮》。這本書讓我領會了美國及其政法制度的實質和演進歷史。最難得的是，我覺得自己似乎隨著林達在那個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2011年10月22日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