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宋亞平式人物

宋亞平接受中央電視台「面對面」欄目採訪（資料圖片 ▼「歷史上，凡搞改革的人大多都沒有好下場。不是對黨對人民對國家的真誠情感所在，不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獻身精神支撐，誰也不會傻乎乎地去當這個『冤大頭』！」

▼「現在縣鄉兩級基層的許多工作領域，困難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如同一條漏洞百出的舊渡船，苦苦地支撐在洪水洶湧的河道上。不改革是『等死』，而改革則是『找死』，這既是一個很難找到切點的幾何圓，又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

▼「如果當官的不抓改革，不把著力點放在制度建設上，而是簡單地片面地抓一些招商引資，以求GDP一時的增長，遇到體制性矛盾就繞道走，那就是『好官』了嗎？這種人一個兩個不要緊，十個八個無所謂，一個地方也可以，問題是各地都似乎帶有普遍性。這讓人想不通，也覺得沒意思」

▼「一旦你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你冒著生命危險搞的改革往往便成了一場歷史性的悲劇，並對後來者產生出巨大的負面效應」

人物簡介

宋亞平，1957年生，湖北省赤壁市人

1986年，獲武漢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

1988年，辭去公職，到南方務工經商

1993年，獲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專業博士學位

1999年，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區委書記，陸續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兩推一選、幹部打工等十四項改革措施

2004年1月，調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記者採訪：

我一怔，剛才在省委大門口不是已經登記驗證了嗎？難道這裡面的每座大樓都要再登記一次？不容多想，我忙將記者證遞上去。

「到那裡去登記！」武警戰士看看證件，又看看我，然後用手指了指樓內大廳右側的房間。

「找誰？」登記室的人抬頭望著我。

「我來採訪宋亞平主任，」我一邊說，一邊再次把記者證遞上去，「說好八點半來採訪的。」

登記室的人只是看了看記者證，沒有讓再次登記，只說：「在三樓。」

畢竟是省委機關，走在大樓內，肅穆莊嚴的氣氛撲面而來，你很難在走廊里遇到一個腳步匆匆的人。我也不由地放慢了腳步。

宋亞平在等著我。他的辦公室很簡樸，只有一間，大約十幾平方米。在牆角還放著一張已經收起來的摺疊床。可能是值夜班用的吧，我想。

我見識過許多縣委領導寬闊得近乎奢侈的辦公室，假如宋亞平現在仍然是咸安區委書記，恐怕就不會在辦公室放摺疊床。當然，如果他現在不是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個在省委大院辦公的副廳級官員，那麼採訪他可能也不必經過如此繁瑣的登記手續了。

二

九年前，在南方「商海」暢遊了十載的宋亞平被湖北省委召回，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區委書記。他以霹靂手段，大刀闊斧地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兩推一選、幹部打工、撤消鄉鎮「七站八所」等十四項改革措施。風生水起，湖北震動。

與那些局限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不同，宋亞平的改革舉措主要是圍繞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進行的，帶有強烈的政治改革色彩。於是，媒體雲集而來，「咸寧政改地震」的說法不脛而走，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咸安區實行的改革是 「中國基層政治體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宋亞平也成為繼呂日周、仇和之後的又一位名噪全國的改革家。

2003年年末，宋亞平由咸安區委書記調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6年，從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的宋亞平，曾經被分配到省委研究室工作。17年過去，人生似乎又回到了原點——雖然此時他已經由一個普通工作人員變成了研究室副主任。

據說這種由區委書記直接調至省里的情況在湖北極為「罕見」。有人把這一提拔解讀為 「上級對咸安改革的一次肯定」，也有人分析說這是對宋亞平的一種 「保護性提拔」。媒體對宋亞平最後一次密集報道，也就在這個時期——因為媒體更多的是擔心咸安改革是否會重蹈 「人走政息」的覆轍。

2003年11月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咸安經驗為基礎，聯合下發17號文件——《關於推進鄉鎮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試行）》，決定在監利、老河口、安陸等7個地方進行試點。這或多或少平息了人們對咸安改革的擔憂。

不過，宋亞平從此逐漸退出了公眾的視野，即使常有媒體採訪，他也總是很堅決地予以拒絕。面對社會上的各種議論，他一律淡然處之，置若罔聞。但是媒體人仍然不時會提起這位個性鮮明的改革者：有人說他是近年來湖北鄉鎮改革的 「幕後推手」，也有人說他官場並不得意，仕途蹬蹭……

三

不久前，我隨中央編譯局的考察組到湖北咸寧市咸安區考察當地的鄉鎮管理體制改革。

出發前，我就與這場改革的發起者宋亞平通電話，希望能夠在武漢採訪他。他說自己已經不 「在其位」，不便再「謀其政」。後來經多位朋友從中撮合，他才勉強同意聽聽記者在咸安考察改革後的一些想法。他的意思是咸安的改革已經成為過去，是好是壞亦由不得他自己評價，「要讓事實說話」。

「事實」是，咸安區的區財政收入由1999年的5400萬元上升為2006年的2．6億元。當地的官員說，今年咸安區的區財政收入將超過3億元。在全省一百多個縣（區）中，咸安區已經由過去的第80多位躍升為第20位，進入了全省縣域經濟發展的「第一梯隊」。咸安的事實證明，政治體制改革可以促進而不是阻礙經濟的發展。

咸安沒有忘記宋亞平。當地的一位官員直言：「在咸安改革中，宋亞平是靈魂人物。他的許多改革措施當時並不為幹部群眾所理解，認為他只搞改革不搞發展。現在看起來，如果沒有當年那些大刀闊斧的改革，咸安就不會有今天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

咸安的政治體制改革收穫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咸安區委黨校校長講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

「咸安區是湖北咸寧市下屬的一個區。我到中央黨校學習，在做自我介紹時，我說我是湖北咸寧市的，人們沒有反應。我說我來自湖北咸安區，立刻有人就說：『知道，就是那個搞咸安改革的咸安嗎？』」

當我向宋亞平講述在咸安的見聞時，宋亞平似乎並不激動，心境十分平靜，反覆強調那只是後來幾任主政者的功勞，還幾次有意岔開我的話題：

「2003年底，我調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這裡工作環境十二分地優美。窗外是綠茵茵的大草坪，華蓋一樣的參天古樹。鳥語花香中的辦公樓，彷彿身處蓬萊仙閣。」宋亞平指著外面的環境對我講，「直到現在，還經常有人問我適應不適應？我聽了頗為惱火，問題問得太欠水平，那小孩兒都知道啃蘋果比吃地瓜有滋味，這從基層轉到大衙門還能不適應？除非有『賤骨頭』的毛病！」

看他現在的神情，我真的很懷疑——他曾因不滿於機關工作的沉悶，辭去公職南下「淘金」，他在廣東扛大包、賣盒飯的經歷也常為媒體所津津樂道；他在咸安區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其「涉水」之深、範圍之廣、影響之大，前所未有——昔日商場的拼殺、政壇的磨練，現在是否已經讓他那顆躁動不安的心平靜下來？換句話說，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改革人物，是不是開始變得有些 「世故」或叫「成熟」了？

我有種筋疲力盡的感覺

經濟觀察報：你平時的工作是什麼？

宋亞平：搞政策調研。

經濟觀察報：作為當年一個很有影響的改革者，你現在給人一種「淡出江湖」的感覺。你對現在的改革有什麼新的想法嗎？

宋亞平：我現在的任務是認真做好所分管的農村工作的調查研究，主要是詮釋和宣傳黨的政策，一般不大去想自己對改革開放的看法，這些東西太沉重，很難把握。

經濟觀察報：是不是有點心灰意冷？

宋亞平：不能叫心灰意冷，只是有種筋疲力盡的感覺，想休整一下，也需要認真再學習和再補充。

經濟觀察報：經濟日報的一份內部刊物上在連載你寫的 《咸安政改》，有些自傳性質。

宋亞平：這是我去年業餘時間寫的，寫了一年左右，大約有20多萬字，是對我當年在咸安為什麼要搞改革的一個比較系統的交待。如果這本書有機會出版，我將改一個名字，叫《改革真難》。

經濟觀察報：改革真難？

宋亞平：一直有人認為，落後地區的幹部在發展經濟上沒有本事，只好轉過頭來搞改革。在他們看來，落後地區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窮折騰」和「瞎胡鬧」。如果說這是出於對落後地區改革艱巨性的擔憂也就罷了，問題則在於：他們往往是理直氣壯地認定縣鄉基層幹部素質差，水平低，搞改革的動機無非出於「政績工程」的一己私利，能夠吸引社會眼球，容易從中沽名釣譽。這些人自以為很了解縣鄉情況，其實並不知道基層工作的錯綜複雜，更不理解基層幹部的艱辛疾苦，往往憑據某些報刊或網路上不全面甚至不真實的傳聞，隨便懷疑縣鄉基層幹部的黨性真誠，任意踐踏縣鄉基層幹部的道德人格，惡意誹謗縣鄉基層幹部為改變落後貧困現狀所付出的努力。聽起來他們好像是在「為民作主」，討伐不義，實際上完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甚至是類似古代羅馬「角斗場」外觀看奴隸們血肉撕殺的一群典型的「冷血人」。

「改革」是天底下最難做的事情。因為改革不僅是對傳統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的突破，更是對既得權力與利益關係的再分配，它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人們一定程度的抵觸情緒與各種不適應，甚至招致某些部門、某些階層因權力受損所形成的憤慨與仇恨，從而很容易對社會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產生負面影響。改革越動真格，這種風險就越大。一旦稍有不慎惹出點事兒來，今天群體上訪，明日抱團攔路，接著還有那些你無法預料、無休無止、層出不窮的各種亂象。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氣候下，改革者極易成為「謝罪」的祭品。歷史上，凡搞改革的人大多都沒有好下場。不是對黨對人民對國家的真誠情感所在，不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獻身精神支撐，誰也不會傻乎乎地去當這個「冤大頭」！

經濟觀察報：作為一個改革者，我覺得在這些方面你很有發言權，應該出來說話。

宋亞平：絕大多數人都知道，現在縣鄉兩級基層的許多工作領域，困難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如同一條漏洞百出的舊渡船，苦苦地支撐在洪水洶湧的河道上。不改革是「等死」，而改革則是「找死」，這既是一個很難找到切點的幾何圓，又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所以，一些地方的幹部害怕改革，視改革為「猛虎」，即使上面強烈要求的改革任務，也會堅決不當先進，而是左顧右盼，自甘落後，能躲則躲，能拖則拖，有的甚至虛張聲勢，暗渡陳倉。但這不能全怪下面的幹部，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現在的評價體系有問題。

經濟觀察報：不改革和不干事兒的幹部可能不會犯任何錯誤，也不得任何罪人，仕途可能走得很順。

宋亞平：當然，改革者本身不一定是十全十美，也可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所推行的改革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不是說改革就不能被批評，但動機必須是善意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動改革。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應該維護公平正義，我們的幹部管理體制應該支持、鼓勵和保護改革者，讓幹事兒的人放開手腳去創新，這個社會才會有活力，各種矛盾與困難才有可能被不斷地突破，改革、發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環的局面。如果任憑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去刻意攻擊改革者，人們對此都表示一種沉默的態度，實質上就是引導大家恐懼改革、躲避改革，都去當老好人了。

經濟觀察報：你是研究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對改革者抱有一種敵意的態度，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保守社會。張居正給明朝立下不朽的功勞，如果沒有他搞變法，我估計明朝到他這時候基本就完蛋了。但是因為搞了改革，明朝又延續了幾十年。可是張居正屍骨未寒，就被掘墳鞭屍。

宋亞平：我不敢用歷史來影射。如今對於改革者的攻擊，並不完全是因為文化保守，我覺得有個道德觀的問題：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價值觀去評價改革者？並不是你侵害他的利益就反對你改革，現在甚至跟你沒有任何聯繫的人，就認定你是「政客」，搞改革是在「撈政績」，這讓我感到不可思議。我不知道「政客」和「撈政績」的標準是什麼！小平同志講，改革是解放生產力，是為經濟發展開闢道路。因此，搞改革正是抓根本、管大局、圖長遠的事情，應該是衡量政績的重要內容。如果當官的不抓改革，不把著力點放在制度建設上，而是簡單地片面地抓一些招商引資，以求GDP一時的增長，遇到體制性矛盾就繞道走，那就是「好官」了嗎？這種人一個兩個不要緊，十個八個無所謂，一個地方也可以，問題是各地都似乎帶有普遍性。這讓人想不通，也覺得沒意思。

經濟觀察報：互聯網也給人們提供這種方便，對各種人的心態展示提供了舞台，有些人就願意惡意揣測，這沒辦法。

宋亞平：最關鍵是社會的主流力量如何對待改革。因為搞改革會有各種各樣的反應，很多都是無中生有，你完全可以不去管它。但是對組織和領導人來講，他往往很容易受這種社會輿論的影響，認為你至少是有爭議的。一旦你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你冒著生命危險搞的改革往往便成了一場歷史性的悲劇，並對後來者產生出巨大的負面效應。我不是說我自己有什麼悲劇性，我作為一個小人物已經是很幸運了，而是說像商鞅、張居正等人，為什麼老是只有後人才緬懷他們，而同時代的人們卻一而再、再而三犯這種錯誤？

經濟觀察報：「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宋亞平：我們應該認真總結教訓，不能讓這個悲劇再繼續演繹。

經濟觀察報：我覺得作為改革者來說，惟一聊以自慰的是對得起自己，這是沒問題的。

宋亞平：幹了也沒什麼後悔的。我在咸安搞的改革，儘管不完善，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大方向不錯，這裡成效如何我認為自有後人來評價。中國不改革能發展嗎？任何一個地方都在改革開放，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打開發展的康庄大道。即使有的地方改革比較滯後，但遲早還得走這條路。

「我本應該做一個完美的謝幕」

經濟觀察報：有人說，當初一些改革者搞改革都是迫於財政壓力。而現在中國財政收入急劇增長，中央轉移支付很大，導致一些地方更不願意改了，反正能夠過得去。

宋亞平：政府的財政困難只是某些改革的一個原因，但不是決定性的。現在財政轉移支付佔到地方財政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達到了三分之二。但縣鄉兩級財政保障水平非常低，即使中央加大財政轉移力度，許多縣鄉級仍然是「討米財政」、「要飯財政」。基本工資就千把多塊錢，各種津補貼發不出來，包括民生的各種社會事業你沒法去做。導致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不夠，是任何一個書記、縣長和幹部群眾都不滿意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通過改革開放來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改革開放是時代進步的歷史潮流，也是廣大幹部群眾內心深處的真情嚮往。即使當時人們不大理解，但我相信一句老話：叫「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經濟觀察報：你說的改革真難，是不是也包括操作過程中的方式方法問題？

宋亞平：歷史上很多失敗的改革，並不是改革本身缺乏成功的必然性，而往往是因為改革者準備不足、組織不力、程序不當、操作失誤引發出各種問題，導致改革半途而廢。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去許多領域的改革活動如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醫生治病，缺乏系統性、整體性，不能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結果相互衝突、相互抵消，按下葫蘆又浮起了瓢。我個人的看法，只要牢牢把握住了五點，我們就可以「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大膽地去試、大膽地去闖。

經濟觀察報：哪五點呢？

宋亞平：一是改革必須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時代大潮。在這個不可抗拒的時代大潮面前，任何改革活動都將遵循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規律。否則，今天的改革就是真正的「瞎胡鬧」，不僅不可能成功，而且必將成為明天改革與發展的新障礙。

二是改革必須符合黨中央、國務院既定的方針、路線、政策，符合省委、省政府有關改革工作的基本精神。這是一個地方的各項改革能夠名正言順地獲得群眾的理解和上級支持並取得成功的重要政治保證。

三是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實施方案必須是整體性、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千萬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搞那種「按下葫蘆又浮起了瓢」的改革，務求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相得益彰的效果。整個過程必須精心策劃、精心組織、精心操作，這叫「成事在於善謀」、「細節決定結局」。

四是改革的目標與結果必須並且能夠使絕大多數幹部群眾，在根本利益上得到實惠，這是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幹部群眾關心改革、參與改革、保護改革最重要的基礎。凡是不按照「以人為本」的原則辦事，藉機「甩財政包袱」為動機的改革，最終必然得不到幹部群眾的擁護。

五是改革者的個人品質必須廉潔、正派、公道、無私和敢於犧牲、敢於奉獻。自己的「屁股」乾淨，心態便剛正不阿，就能夠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人，不給任何反對改革的人以任何攻擊改革的借口。

經濟觀察報：按我的理解，重點是不是有正確處理上級精神與群眾利益的關係問題？

宋亞平：范仲淹曾經說過，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這也是我們今天當幹部的座右銘。「憂君」和「憂民」永遠是對立統一，缺一不可的。現在不僅是搞改革，作任何工作，都要處理好兩者的關係。我覺得，社會上有許多人在評價改革者的時候，應該堅持辯證的觀點，也要正確理解當政者的難處。

經濟觀察報：改革者在改革的位置上，就得把「憂君」和「憂民」統一起來。在你身上，似乎更多體現了傳統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宋亞平：我當年不是看不到改革有可能給自己個人命運帶來的危害性。正因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才給了我們一個「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的時代。我認為，作為領導幹部敢不敢進行改革創新，能不能帶領群眾衝破困境去趕超發達地區，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有沒有條件與機會的問題，而關鍵在於有沒有一種不怕丟「烏紗帽」的民本精神，有沒有一種搶抓機遇的風險意識，有沒有一種「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責任衝動，有沒有一種對人生不甘平庸的事業追求，有沒有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敢於獻身的堅強黨性。遇到了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拼搏機會，無論是講黨性、講良心，還是講知識分子為國為民的傳統，都應該轟轟烈烈抓住機遇做點事兒。

我當年曾經對省委組織部的領導說過「組織上給我一個適當的舞台，不管幹得好與不好，我五年之後都撤」。2003年底咸安書記換屆的時候，我應該做一個「完美」的謝幕，徹底地離開官場，重新「下海」。

經濟觀察報：當時省委領導提拔你到省委研究室，人們說這是一種「保護性的提拔」。你的意思是說你那時應該徹底地告別這個舞台？

宋亞平：我並不留戀廳級幹部的崗位，因為我知道自己從骨子裡並不適應官場。同時，我「下海」多年，也有些積蓄，吃飯已不成問題。從南方回來只是想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負，實踐一下正統教育給予我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既然已經過了一把「癮」，就應該急流勇退了。但當時湖北省委希望通過對我的提拔來給廣大幹部傳遞一個信號，即只要大膽改革創新，真正為民做事，就一定會得到組織上的肯定。於是，這種傳統知識分子「士為知己者死」的軟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拖了我想謝幕的後腿，我一直好後悔。

經濟觀察報：到今天還有點後悔？

宋亞平：全國很多朋友都在關心我。今天我如果再辭職，人們就會懷疑我可能受到什麼打擊，或者說我肯定有什麼不滿情緒，甚至揣測湖北省委對改革開放政策是否出現了什麼變化。如果是這樣，我就會給關心、支持、愛護我的湖北省委領導造成一種忘恩負義的感覺，也會給湖北的改革開放環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再說了，現在從事政策研究工作也挺好的，正確的表述是為領導決策提供服務。

經濟觀察報：作為一個改革者，你一定注意到，從2004年以來，出現了對改革的很大爭議。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宋亞平：恐怕不能說有段時間社會上出現頗為強烈的「反思改革」的論調，就簡單地認定它是一種時代的逆潮，它充分反映了某些人對於我們過去某些改革的「負效應」所引發而來的擔憂和不安。胡錦濤同志曾經講過：「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沒有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就沒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要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勝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體制創新，以改革的新突破、開放的新局面來贏得各項事業的新發展」。所以，這些年，改革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些領域的改革也的確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把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借改革給推掉了，有些政府應該提供的社會公共產品，也借改革之機削弱了。因此，相當一部分人民群眾感覺到，改革也好、發展也好，自己並沒有真正地或者說是充分地享受到其成果，於是對改革產生了「疲勞」，甚至提出質疑和懷疑。要「正名」的說法，也不見得就是整盤否定，並不是籠統地反對所有的改革，只是反對改革中的某些具體的作法。

我認為，要使我們的改革事業更好地往前推進，往深入發展，對過去的一些改革作認真的反思並不是壞事。對某項被認為或者經實踐證明是錯了的改革，吸取經驗教訓，為今後的成功奠定基礎，有什麼不好？例如我就一直認為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有些毛糙，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大量職工下崗，貧富不均甚至是貧富懸殊現象嚴重，就應該好好地總結一下。再一個，我們把教育、衛生事業產業化、市場化的改革，也導致了絕大多數幹部群眾的一片怨聲，我看也應該冷靜地反思，興利除弊，另擇佳途，不能到撞斷南牆還不折路的地步。(來源：經濟觀察報 馬國川)

（責任編輯 袁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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